图像叙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转型与多重困境

张慧双

(中央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回溯人类历史进程可知，图像先于语言出现。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就开始使用图像符号记载和表达事物，如图腾、壁画、器物纹饰等。图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传播视觉信息的重要介质，其感官特性要远优于文字符号。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图像的生产力、传播力和文化影响力得到强化，逐渐从纯粹的符号存在演变成重塑人与世界关系的中间纽带。随着图像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使用，海德格尔提出的“世界图像”(world picture)预言正在成为现实，这说明图像对人类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当图像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与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关联，便具有了方法论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方式开始由单一的文本叙事转向图像叙事与文本阐释的互动，进一步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发生结构性变革与功能性升级。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图像叙事与数字技术合谋共生，高度数字化、视觉化、动态化的图像叙事，将自身塑造成为文化先锋的形象，导致了精神产品的物化倾向。图像叙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催生了诸多新的“生长点”，但在赋能过程中的现实梗阻仍未消除，面对图像叙事带来的现代性隐忧，***明确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图像叙事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表现和现实问题，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图像叙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范式转型

伴随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加速创新，图像叙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型叙事方式，为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提供了新契机。图像叙事是指运用图像符号讲述故事，本质上是将文字的抽象思维逻辑转化为图像的具象认知逻辑。因此，图像叙事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抽象理论问题通俗化、简明化、具象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勾勒出新图景。

(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革新：基于“封闭性”文字文本到“开放性”图像文本的迁移

文字文本和图像文本都属于信息传播符号，具有价值传递功能。但是，二者在承载信息方式、传播特点及效果等方面各有优劣。现阶段，伴随视觉文化的发展，各类图像呈爆炸式增长态势，为顺应信息图像化发展趋势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由纯粹的文字叙述转化为鲜活可感的图像。

一方面，图像文本凭借感性形象呈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文字文本代表着思维的线性化、结构化和层级化，它所推崇的是关于普遍意义和终极阐释的叙事方式。而图像文本所表征的是非线性、直观化的叙事内容，它消解了宏大叙事的链条，“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2]。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机械的概念辨析、理论识记为主，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的文字文本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通过“解释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依照从教育者到受教育者自上而下的单向线性传播链完成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但是，文字文本无疑增加了受教育者的认知负荷，降低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吸引力。而图像文本凭借“图像的直观性把自己装扮成永远的在场”[3]，通过感性形象直接触及受教育者的感官和心灵，经过思维加工转化为思想意识，并被长久地保存在记忆中。因此，图像文本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和逻辑表述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图像文本肩负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本质规定，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图像文本具备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当图像文本进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它便不再纯粹作为一种感性材料而存在，而是成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物质载体。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不可视”的存在物，必须借助某种物质载体出场。思想政治教育图像文本恰好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可视化传播的现实需求。诚然，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图像文本具有选择权，并非任意图像文本都能进入受教育者的视觉思维运作程序，这意味着图像文本内蕴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能被及时有效地传递给受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图像文本要想吸引受教育者，就需要提升图像文本的开放性和感染性，促使受教育者实现从“旁观者”向“共在者”身份的转换，达到主客合一的状态。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基于“游离式身心对立”到“沉浸式具身参与”体验方式的转换

具身认知理论起源于哲学上身体与心智关系的思辨。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具身认知理论被应用于各学科领域。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具身认知理论强调情境创造及身体在场，为弥补教育思维的“离身”缺憾提供了有益借鉴。传统的认知理论主张身心二元论，即身体与心灵相分离，身体游离于认知过程之外。这种认知理论认为仅通过人的大脑就可以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完全忽视了身体感知的作用。鉴于此，沉浸式具身参与体验超越以往单一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输出模式，通过创设立体化虚实相交的教育场域，实现受教育者多维感官体验。可以说，图像叙事嵌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沉浸式具身参与体验，既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有益探索，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的应有之义。

沉浸式具身参与体验突破了物理空间限制，实现了教育空间虚拟向度的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是一种特殊的人之生存空间。图像叙事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使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拓展出新场域，即不再局限于学校、家庭、社会等具有物理性质的场所，而是延伸至虚拟空间。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以身体非在场的形式在虚拟空间对话、互动、交往，将个人的意识、感知、情感、注意力等全部投入其中，实现沉浸式在场。

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中，教育者通过全景搭建为受教育者提供了一种沉浸式具身参与体验。所谓“沉浸”，可以通俗地理解为“身临其境”，这意味着受教育者绝不仅是通过视觉和大脑介入图像场域，而是以完整的生物个体融入其中，包括任何可感知的行为。沉浸式具身参与体验是个体所有感官最大限度相互作用创造出的深度体验模式。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验活动相比，它超越了地理边界和场所限制，通过特殊装置、技术或布景，叠加虚空间与实空间，实现虚实空间互构，使受教育者产生强烈的在场感。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数字研究所利用虚拟技术呈现太和殿场景，虚拟故宫游随之出现，参观者打开太和门，进入太和殿，近临宝座，俯观内景，激活“我在场”的具身体验，弥合了传统意义上“在场”与“不在场”的对立。如今，多元化的沉浸式具身参与体验创新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裸眼3D技术展现的党徽、红色云游博物馆、“信仰的味道”气味电影等，都大大激发了受教育者主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的兴趣和意愿。

(三)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优化：基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锚定“靶向”的调适

当整个世界被图像所充斥，以文字叙事为主的信息传递方式便开始逐渐让位于以读图解码为指向的认知方式。图像叙事凭借其特有的隐喻性和象征性进一步塑造受教育者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把握图像叙事过程中受教育者的新特点，遵循图像叙事的逻辑，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精准滴灌”的必然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精准滴灌”既要有深度，也要有温度，唯有此，才能实现理性认知与情感沉浸相交融。

图像叙事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滴灌”更有深度。思想政治教育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得益于现代技术的应用。依托现代技术建立用户画像，实现思想政治受教育者精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精准定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精准配置，满足了受教育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增强了其深度学习的能力。任何叙事方式都需要锚定目标，图像叙事的目标在于实现叙事者的价值传播意图。从图像叙事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来看，图像叙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促发、受教育者的成长以及教育者价值理念的传播等方面。因此，只有选择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社会发展要求、遵循受教育者认知规律的图像叙事，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滴灌”。

图像叙事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滴灌”更有温度。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触发受教育者情感的方式是多样的。图像叙事作为激发受教育者情感的方式之一，以受教育者的兴趣点和情感需求为出发点，借助生动可感的图像传递思想观念。相较于文字叙事而言，图像叙事由于缺乏文字的逻辑佐证，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需要受教育者充分调动视觉感官、生活经验等个人信息处理系统，解码图像符号，获得图像叙事所传达的情感体验。情感体验为受教育者预留了宽广的理解空间，使受教育者在读图过程中与世界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形成新的图像化认知和社会交往逻辑。需要说明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动之以情，也要晓之以理，因为情感浸润和理性思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情感是理性的先导，理性是情感的统率，只有二者相互交织、相互渗透，才能防范情感过度沉浸。

二、图像叙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困境

图像叙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正向驱动力。但是，图像叙事作为一种利弊共在的叙事方式，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主体困境、价值困境、技术困境等诸多现实挑战。

(一)主体困境：对媒介的过度依赖阻碍人的现代化发展

读图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从静态的文字阅读转向动态的图像狂欢，从对未来的向往转向当下快感的即时满足，人们享受图像的欲望远超享受文字的欲望，图像传播大行其道，为“图像人”的诞生创造了时空条件。

图像叙事通过迎合受教育者的感知需求，挤压文字叙事的生存空间、异化人的发展。随着媒介的智能化发展，人对媒介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一方面，人们对于媒介的工具性依赖是合理的，即通过媒介而获得社会生产生活信息，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媒介的工具性依赖发生异化，即过度依赖媒介，使人处于被信息支配的地位，缺乏对自我需要的客观认识和对信息的批判性审视，在信息泥沼中人的主体性迷失，日渐沦为“信息动物”。在此背景下，人的精神交往只能靠媒介来完成，媒介成了统治和奴役人的工具。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出了“沙发土豆”“电视人”等概念，日本学者中野牧在《现代人的信息行为》中提出“容器人”的概念，无论是“电视人”抑或“容器人”，都是媒介异化后人的现实表征。马歇尔·麦克卢汉将在社会生产中因图像技术和人的身体器官之间交杂而产生的现代人称为“图像人”(Graphic Man)。“图像人”作为依靠吞噬信息为生的人，是现代信息技术塑造的异形人，反映了读图时代被图像湮没的现代人之集体症候。其产生原因在于：第一，认知浅层化。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和消费主义文化浪潮日渐盛行，去中心、去深度的图像叙事正在消解受教育者的认知能力和理解水平，使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知停滞于浅层的表面，无法向深层次递进。“信息狂侵蚀了我们对于意义的容纳能力……我们逐渐习惯抱住知识的碎片而丧失对知识后面那智慧的感悟。”[4]人们即时性、浅层化的感知需求，使图像呈指数级增长，大量文字叙述被转化成图像释义，以满足信息的可视化输出。第二，情感情绪化。当今社会各种亚文化思潮层出不穷，并受到青年群体的追捧。图像叙事借此制造吸引眼球的奇观影像，使人们在应接不暇的图像流中获取感官愉悦，为饱受精神高压的人们提供宣泄情绪的窗口。但是，短暂的情绪释放并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反而易造成非理性化的情感表达。第三，行为盲动化。现代技术催生的大量虚拟图像，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开辟了一个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可以利用虚拟身份将自己“伪装”成理想中的自我，并按照“自由”意志行事，旨在摆脱现实世界中的规则与束缚，因而易产生盲动行为。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要素，人的现代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尺度，人的存在和发展形态成为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的深层动因。图像叙事孕生的“图像人”严重阻碍了人的现代化发展，同时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为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应警惕被图像叙事所“俘虏”，不断提升自身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情感需求，以人的现代化持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建构。

(二)价值困境：图像叙事泛娱乐化偏离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导向

人们对图像的追求、享有与代价的付出、承担之间存在永恒的矛盾，即创价与代价的矛盾。人们在获得图像价值的同时，也要承担其产生的负向效应，即副产品，这种负向效应(副产品)是“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约束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意愿的物质力量”[5]。

图像叙事娱乐化语境消弭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崇高性。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属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体系的范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基于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认同。这决定了图像叙事不仅要陈述事实，更要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但在视觉文化的冲击下，图像叙事呈现“泛娱乐化”倾向。为了追赶流行图像更新换代的速度，图像叙事流于形式快感，图像制造者不惜生产低俗、浅薄的娱乐图像以博取受教育者的关注，忽略了对深层意蕴的追求和表达。尽管这些图像暂时充当了“减压阀”，但其副作用不容小觑。部分受教育者由于长期精神空虚与意识虚无，主动向外寻求稍纵即逝的视觉冲击以及各种娱乐至死的“奶头乐”。他们只习惯于图像化的叙事方式，对文字阅读避而远之，缺乏兴趣和耐心去阅读经典著作，注意力总是被引向视觉、听觉等可以直接感知的图像上，陷于图像世界低位的漫游徘徊。图像叙事正是利用人性成瘾机制，使人形成“图像成瘾症”，“这是精神污染最难以抗拒的形式”[6]293。抛弃传统审美旨趣、疏离主流价值导向的图像叙事大肆蔓延，势必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崇高性，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偏航。

图像叙事的“流量为王”倾向导致资本逻辑僭越教育逻辑，其后果是图像叙事在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出现功利化倾向。当资本蔓延到图像叙事领域，便会制造“流量至上”的各类图像，而“观众凭借图像获取的知识总是廉价的‘特价商品’”[6]293。这些“特价商品”逐渐占据人们的物质生活空间和精神生活空间，引起人们的疯狂追随和盲目崇拜，进而产生图像拜物教。基于图像符号价值所形成的“图像拜物教”代替了“商品拜物教”，悄无声息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图像叙事本应以弘扬社会正能量为价值主导，但由于资本为其自身增殖夸大图像叙事的功能，导致视听狂欢的泛滥，加重图像拜物教现象的负面影响，对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造成巨大冲击。

(三)技术困境：算法推荐技术削弱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以图像叙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借助现代技术整合图像资源，融合现实图像与虚拟图像，形成同向发力的传播格局。但是，在技术媒介主导的图像叙事背景下，受教育者却面临深陷图像孤岛、沉溺拟态环境等困境。

图像孤岛会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递，固化受教育者认知结构。智能算法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技术支撑。但是，算法推荐技术往往基于受教育者的个人喜好持续推荐同一类型的信息，导致受教育者的认知结构趋于固化。算法推荐技术是互联网时代的典型产物，通过搜集用户网络活动印记，系统分析个体行为、习惯和偏好，精准推送图像内容，营造“千人千面”“私人订制”的美好幻象。但其实质是为了迎合受教育者的审美趣味、抢占受教育者的消费时间、提升受教育者的关注粘性。智能算法技术一味地推荐受教育者“想看”的而非“应该看”的图像内容，企图将受教育者包裹在价值趋同的“图像池”中，势必会阻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抵达，削弱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图像叙事在拟态环境中会削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信息鉴别能力与价值判断能力。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宰制下，图像信息被不断遴选、加工、过滤、复制、重构，形成了一个拟态环境。拟态环境并非真实世界的延伸，也非真实世界的镜像呈现，而是人为制造的处于人与真实世界之间的信息环境。质言之，拟态环境与真实世界之间存在偏差，受教育者不能真正把握图像叙事隐含的真正意蕴，陷入单向度的图像幻境无法自拔，忘却观看的目的和意义。在网络拟态环境中，协同过滤和群体极化现象凸显，在各种主观目的和私欲的作用下，图像信息内容良莠不齐，趋向于对现实环境的“负向偏离”。可见，“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7]。虚拟现实技术在营造拟态环境真实感的同时，也在受教育者与真实世界之间设置壁垒，使受教育者沉溺于线性的图像传播世界。事实上，在以图像叙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进程中，过度依赖智能技术、沉浸于技术幻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情感异化，具体表现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图像叙事过程中的不自由状态，主体性力量受到约束和压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被动地接受图像叙事所传递的信息和价值，信息鉴别能力与价值判断能力不断弱化。

三、图像叙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突破

面对图像叙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尚存的诸多现实困境，可以从素养提升、价值内嵌以及技术规制等方面入手，寻求突破之策。

(一)素养提升：规范图像叙事行为，提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图像素养

人类与图像相伴而生，“透过图像建立意义”的基本图像素养早已存在。具备图像素养的人能够把准图像叙事的主流意识形态方向、聚焦现实生活创作图像文本、辨别图像叙事中的图像符号以及善于运用图像传播技巧等。在以图像叙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需提升图像素养，以迎接现代技术带来的媒介冲击。

一方面，要提升图像生产者的图像生产能力。图像生产者在图像叙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图像构成、图像编辑、图像表达、图像传播等都与图像生产者直接相关。首先，图像生产者要提高政治觉悟。图像生产者要把准主流意识形态方向，确保图像叙事与主流价值观同向同行。其次，图像生产者要立足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实践开展图像叙事。图像生产者要聚焦受教育者关切的现实问题，构建立足时代、植根本土、面向生活的图像图本，有针对性地解决受教育者在实际生活中的堵点和痛点。最后，图像生产者要提升图像传播技巧。智能媒介打破了时空限制，为图像叙事提供了古今相连、虚实相生的多元化场域，图像生产者要想在多元化场域创造性地运用图像传播技巧进行图像叙事，就应用新的事实、新的经验对传播技巧加以补充、丰富、整合以及修正，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图像叙事。

另一方面，要提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解读图像文本的能力。结构主义创始人弗迪南·德·索绪尔把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图像文本是图像符号的集合。面对图像文本，首先要辨别“能指”，再辨别“所指”。前者对应的是对图像文本的感知，后者对应的是对图像文本的认知。图像文本将各种象征主义、视觉隐喻和文化结合在一起，解读图像文本应先从最基本的图像识别开始，到解释象征意义，最后进行内在分析。因此，提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解读文本的能力，实质上是提升其对图像文本的“所指”能力，即培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性审视图像文本的能力。图像叙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产生诸多风险与挑战，根本原因不在于图像文本本身，而在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于图像文本的解读。因此，要防止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于图像文本的过度解读，避免图像文本价值意涵的偏离。此外，解读图像文本还需要借助语言文本。解读图像文本虽然不受语言差异的影响，但是完全排除语言文本的图像将难以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解图像“所指”。因此，图文互释能够实现叙事互补，有助于提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解读图像文本的能力。

(二)价值内嵌：整合图像叙事资源，强化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力

整合图像叙事资源是建构图像叙事文本的重要途径。图像叙事资源的整合应选取具有普遍价值认同的图像，打造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图像文本。实践中，要充分挖掘和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的思想精髓，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优质的内容来源。

一方面，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整合图像叙事资源。“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图像叙事资源，应从中提炼具有生长性和包容性的图像文本，结合时代特征和教育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输送优质内容。例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系统化、模块化地收录了中华民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人们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博物馆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借助图像叙事的方式，使人们感知技艺之美、匠心之美，感悟中华文脉、增强文化自信。相较传统叙事方式，图像叙事以感性体验推动受教育者与图像文本双向互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无意识嵌入，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显”与“隐”的张力。

另一方面，要从革命文化中整合图像叙事资源。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实践中形成了极其丰富的革命文化资源，包括革命成就文化、革命精神文化、革命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其中蕴藏了诸多经典图像。如根据革命历史创作的图像文本、悬挂在美术展览馆中的油画创作，高度还原、再现了当时的革命场景，以图像叙事的方式将过去与当下相连接，在时空变换中使受教育者感知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和舍家为国的无私精神。再如，在现代技术的应用下，物理空间美术馆被复刻成线上展厅，传统的油画展实现了“云参观”，受众范围愈加广泛。又如，百家讲坛推出的《党史故事100讲》系列微视频，以党的发展历程为顺序，以党的重大事件为线索，以不同时期的典型事例、历史人物、精彩故事为主干，全景式回顾了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此外，还有一些混剪MV，如《山河已无恙》《辛亥革命》《红色足迹》等，以动态图像带领人们回顾革命征程，重温红色经典。革命文化资源受时空、地域的限制，应用和辐射范围有限，利用现代技术整合图像叙事资源，将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多内容选择。

(三)技术规制：加强图像叙事监管，营造思想政治教育良好生态环境

营造思想政治教育良好生态环境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思想政治教育良好生态环境的建构实质上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环体的优化发展，其中主要涉及人如何改变和创造环境，以及环境如何反作用于人的问题，旨在为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创造合理有序的环境。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图像叙事在新技术赋能下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技术座架”，但同时也存在技术隐忧。为此，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应理性运用技术开展图像叙事。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既要看到技术的工具性价值，即提升运用媒介的能力，以增强图像叙事的优势，更要清醒地认识到技术背后隐藏的风险，以优避劣，持续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动力。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图像叙事的法律法规。对图像叙事进行法律规制，目的在于实现图像叙事的法治化管理。但仅依靠于此并不能使法治化管理达到最佳效果，还需要结合技术管理，形成合力，以进一步优化法治化管理。技术管理是图像叙事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因素，它致力于通过信息过滤等技术手段来规范图像叙事，这对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正确性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强化技术管理，坚决依法打击谣言、暴力等不利于图像叙事的传播方式，将技术规范、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图像治理的宣传教育并制定教育指南，为图像叙事营造健康、文明、有序的生态环境。

另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图像叙事的监管机制。在图像叙事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伊始，就应根据图像叙事的特征，建立健全对图像叙事的监管机制。尤其是在新技术的加持下，更需要制定图像叙事的规则框架和规范路径，以此助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创新。智能技术应用于图像叙事领域，要求使用者善于运用智能技术，通过建立一系列合理、有效的监管机制，降低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技术不可控风险和伦理道德风险。例如，在各社交媒体设立监督机构，利用大数据技术智能监测以追踪负面图像叙事，及时拦截网络空间违背主流意识形态的图像叙事，对已经形成传播链的不良图像叙事加大打击、管理和处罚力度。此外，还要协同平台用户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举报虚假、负面或带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图像叙事，发挥图像叙事的正向效应，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图像叙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