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模式创新与实践策略

王瑞芳，徐艳玲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济南 250100)

***总书记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1]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广泛渗透到各领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力量融合交织，共同塑造出我们称之为“数字时代”的全新文明形式，即“由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文化与数字社会等一系列核心概念与议题，进行理论聚合和分拣内生而成的文明形式”[2]。在这个时代，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思维已经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和创新源泉，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转型和升级。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面，智能故事、场景故事、体验故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新模式。然而，面对个性化与分众化的需求交织，人机交互的智能化叙事仍在制作模式、故事创意与呈现形式等方面较为滞后，数字平台的大规模创造叙事既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提供了广阔的传播渠道，同时也深藏“算法”操纵叙事的暗流，这些都成为我们再次探寻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本质与生产的动因。

一、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模式的创新

聚焦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特征转变，能够为讲好中国故事奠定理论基础。叙事，即通俗意义上的讲故事，而数字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不仅包括呈现的文本与图像，更是一种复合型媒介，也是一种以故事为核心，以数字平台为依托，传播承载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文学作品、书籍、影视、游戏等跨媒介产品的实践活动。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媒介特征凸显，需要从叙事的交互方式和技术应用入手，对叙事模式的变迁进行考察。

(一)智能故事：人机交互的故事生产方式

数字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不再单靠教育主体自身经验与信息技能进行叙事创新，区块链、元宇宙、超级应用等数字技术在数字资源、数据分析、数字传播等方面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提供了新的知识、视野和方法，使得我们介入故事创造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增加。

一是叙事故事创作初阶段。作为该阶段的重要辅助工具，数字技术体现了人的工具性的延伸。数字技术能够通过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轨迹变化规律进行精准画像，借由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能够实现精准化的主题选择、选题依据与方向启发，进而选择合适的叙事模式。具言之，智能技术在叙事中发挥的主体性，是在人的引导下对故事创作进行辅助。例如，它可以“将字体、语言、颜色、文案、图片等以碎片化元素进行类别化、标签化，逐步替代一些低端的重复性劳动内容”[3]，实现不同要素的自动组合，完成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的粗加工，从而提高叙事内容创作的效率和准确性。

二是故事内容加工阶段。“教育人，这很好，但困难在正于正确挑出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4]如何准确地识别并选取受教育者“最重要的东西”，并利用图像、视频等多种方式满足其精神需要，成为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面临的重要挑战。“互联网把记录的颗粒度和细致程度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5]，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数据世界的理解和操作方式。在此背景下，仅依赖传统的教育经验与信息处理技能进行叙事创新已难以满足智能化场景下人们的信息需求。教育主体通过对教育对象的相关数据进行多重分析，如网络高频词汇的词性分析、情感分析、主题提取等，并通过聚类分析呈现个体叙事中的情感倾向与语言偏好。这不仅能帮助创作者更深入地理解和表达教育思想，也使其能够深入学习并掌握教育对象的价值愿景和网络舆论对话中的深层意图，从而对叙事的内容进行交互性、精准性以及审美性方面的内容调整，提高叙事的精准度和可读性。

三是故事创作机制优化调整阶段。在此阶段，人工智能能够对算法模型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数据进行排列，自动生成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方式提供更多可能性。通过监测用户在阅读或观看过程中的行为数据，如阅读速度、停留时间等，智能算法可以实时评估用户对故事内容的反应，从而发现叙事线索、预判叙事效果，并反向推进教育主体的叙事创新。同时，根据用户当前的情境和情感状态，动态调整故事情节、角色设定和叙事风格，构建多模态叙事和场景交互叙事，实现从线索发现到效果监测的自动化。智能化叙事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在线社区让用户参与到故事的创作过程中，以故事情节建议、角色设定、场景描绘等方式生成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反馈式创意”，在数据挖掘与智能算法的交互中建构计算式故事生产链条。通过多平台数据推动的多元化和智能化故事内容创作，助推故事在平台节点间以算法推荐、评论点赞等形式流动。这种流动不断产生的新数据流，以及可再利用的资源为新的故事创作提供了素材，进一步推进了叙事创作的智能化和多样化。

(二)场景故事：分众化场景化的“立体叙事”空间资源

数字时代，智能技术将整个社会带入数据化、关联性、可跟踪的生活场景中，这使场景叙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重要维度。场景叙事是指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不同领域的数据、信息、资源整合在一起，并以场景的形式呈现出来，最终建立一种能充分激发个人参与互动、表达情感和价值诉求、体现个性化服务的时空情景。数字技术激发了受众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也助推了新的叙事逻辑的生成，“即以用户为中心、以场景体验为指向，进行内容的生产、关系的连接、信息的推送、交互共享的维护，最终实现价值的共享共创”[6]。随着场景在智能化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中的应用，智能化场景叙事的预测性、社交性、定制性得以被深入挖掘，智能化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叙事的内容价值更加丰富。

一是细分场景叙事。“场景细分程度越高，场景数据获取越细致，信息适配度会越高，信息传播的效果会越好。”[7]场景细分形成的个性化数据与个性化定制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提供了数据支持。场景叙事涵盖用户的感受、思想与参与，更加注重用户对场景的感知了解，这需要深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所处的时空环境和主观感受，以及其所处的各种不同场景，如休闲娱乐、生活学习、工作开会等场景。场景叙事通过图像传感技术，LBS定位技术、三维立体显示等技术，分析教育对象的位置变化、场景流动等信息轨迹，捕捉教育对象在不同场景中的心理期待，适配不同的叙事内容、叙事框架与叙事风格。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中，讲故事的能力是核心要素。受众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地缘关系，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适配性也会有所不同。这就要求叙事主体充分了解受众的位置和场景，并在叙事中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二是拟真画像叙事。数字时代，教育对象对叙事的需求呈现越来越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借助数据可视化、社交媒体、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等技术，教育主体可以全面采集与分析教育对象的政治倾向、思想观念、兴趣爱好、心理需求等数字轨迹，实现对教育对象个体或群体的多维度精准画像。一方面，这有益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实时选择叙事主题、优化叙事表述、提升叙事效果，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从观照社会整体到聚焦具体个人的转变。另一方面，有益于教育对象获得差异化的即时体验。不同认知体系的教育对象在不同场景下的解读互动共同建构了故事的意义，这些数据通过网络平台和智能传输设备等迅速反馈至故事的“创作大脑”，使故事创造者能够基于新的用户认知推进新一轮故事的续写。在这一过程中，场景成为构建传播者与接受者关系的新节点，主客体在开放的语境中共建话语意义、构建叙事话语系统。

三是场景成为新的故事创作空间。场景应用对数据、信息、资源进行了多角度的关联，并以场景的形式进行呈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为丰富与多元的教学资源。例如，在历史故事领域，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将战争的空间结构、事件背景、社会文化等信息整合在一起，形成战争的3D数字化场景，以更加直观、立体的形式展示历史故事情节，传递历史事件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在此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通过智能化的场景实现了受众的深度参与，这一过程也是多元主体共创共享的过程。教育主体的专业性、智能技术的数据分析、具体场景的视觉化呈现、教育对象的情景化交互，共同构建了场景叙事的多元协同，从而创作出新的叙事产品。

(三)体验故事：可视化可触摸的“虚拟叙事”

虚拟化的维度布局、构造方法、互动形式正在重构现代社会的联系和框架，以及重塑人类生活和进步的根基。虚拟叙事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社交媒体叙事以及多线性叙事的互动性、动态性和沉浸感，将传统的被动、单向、一元、固定的传授关系转为主动、双向、多元、动态，促进故事性的探索和叙事的扩展。通过代码和符号形式创建的思想政治教育虚拟空间，能够准确模拟现实世界的物理规律和社会规则，从而使得故事世界具有极高的真实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现实，创造出一种“超真实”的故事世界。这种新的叙述方式为用户提供了更为丰富和深入的体验，开启了叙事艺术的新篇章。

一是互动性。虚拟叙事允许观众或读者直接参与到叙事过程中，他们不仅是旁观者，更是参与者。在虚拟叙事中，教育对象的行为与反馈可以被实时捕捉，虚拟叙事可以提供实时反馈，对用户的选择和行为作出回应，使叙事富有个性化与动态性。教育对象既可以沉浸于计算机选择与编排的内容，通过算法推荐机器学习合力打造“故事”在数字空间中的呈现形式，也可以通过决策参与、角色扮演、社群互动、自主内容创建等行为参与故事的创建或影响故事的情节和结果。互动性的虚拟叙事赋予思想政治教育以生命力，增强教育对象的参与度、主体性以及个性化体验，使其成为叙事文本的生产者、叙事话语的参与者，能够有效提升教育对象记忆和理解所要传达的知识和理念。

二是多线性。数字技术的介入使故事能在多个时间线和空间之间展开，这种叙事形式相比于传统的线性叙事更具复杂性和丰富性。虚拟叙事的多线性表现在其能够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来构建多元化的叙事情节。在时空构建过程中，虚拟叙事既能完全摆脱现实的束缚而构建一个完全独立的虚拟世界，也可以通过创造沉浸式的体验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紧密相连，让受众在现实世界和虚拟叙事的世界中同步行进。此外，多线性虚拟叙事场景扩展了叙事的范围与深度，使叙事不仅是对故事的讲述，而且能够在虚实同构中引发教育对象的思考和情感反应。这进一步深化了人们的数字交往行为，并赋予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在场意义，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更具创造性。

三是沉浸性。依托VR、AR、MR、CR等技术支持与穿戴设备，虚拟现实弥合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进一步增强了叙事的沉浸性。这一沉浸体验通过深度的共情连接和逼真的视听触体验，实现叙事内容的高效传递与内化，创造出价值传递的溢出效应。在此过程中，受众个体沉浸于内容丰富的价值叙事中，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解读，实现了与古今世界的融洽通联，增进了对古圣贤哲与人杰楷模价值观的认识。这种体验启发人们将自我生命体悟、情感体会与实践体验融入国家社会的发展与家国情怀的构建。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这种沉浸体验不仅延展了实体空间的范围、提升了叙事内容的质量，同时也填补了人们的情感空缺，增强了人们的互动意愿。

二、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面临的现实困境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是故事、事件、人物的综合体，融合了事、理、情和文，承担着价值引领、情感调控和社会凝聚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建立在人们的情感共鸣和审美体验的基础之上，借助文字、图像、影音技术的综合呈现，通过数字平台进行传播和互动，进一步强化了其影响力和吸引力。然而数字时代的技术交互、审美变更与资本介入，使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在情感、审美、价值方面面临新的现实困境。

(一)技术叙事的交互风险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情感真空

情感表达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重要支撑，一个成功的叙事需要鲜活情感的唤起与在场。教育对象的直接感知和情感共鸣不仅可以促进其形成正确认知，也能激发其将正确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然而在数字社会中，由于数字技术与数字传播的应用风险，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可能面临缺乏情感教育和人文关怀的风险。这些因素阻碍了共享意义的传递，使得叙事效果难以达到最大化。

一是技术介入的数据偏离导致叙事内容的情感削弱。由于多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发生场所依赖于数字平台，而“数字技术设定的价值意蕴和意义假设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色彩”[8]，这导致叙事的内容生产中产生了价值偏颇。智能技术对教育对象数字生产中所蕴含的价值倾向、生活行为、学习消费轨迹、社会关系等进行全面的数据化与模型化，并基于此呈现教育叙事的内容。在此过程中，教育对象不再是现实中的人，而成了数据标签下的集群。叙事重点中难以为技术所表征的部分(精神与情感世界)被排斥在外，即“非理性”数据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生产与主客体交互中的作用被人为排斥了。教育对象的精神与情感世界被数据驱动的叙事内容所忽视，这削弱了叙事中的人文关怀与价值情感，降低了主体交互的亲社会性，导致教育对象安全感缺失和归属感不足，可能会使其在繁杂的信息中迷失。在此种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价值目标和核心追求变得难以实现，可能被娱乐化的图像流所吞没，从而使得叙事的主旨难以明确传达。

二是技术互动的主体离场引发主客体情感疏离。“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思想交流，是有目的地自觉组织起来的思想交流。”[9]这一思想交互有赖于教育实施者与教育对象间的紧密联系与深度的情感交流。然而，过度依赖模拟技术会导致教育主体陷入单向的情绪互动。在人机叙事的趋势下，智能技术逐渐代替人具有了叙事的主体性，教育者的离场与人机单向交流的模拟情感共同导致了教育主客体缺乏在场性情感表达。交互性的叙事模式正逐渐让位于数据信息、屏幕和网络。网络虚拟技术阻隔与遮蔽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对故事的情感表达、情感共鸣与情感交汇，导致其具身性的情感体验在符号化的数字交互环境中无法得到有效激发。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对叙事的统一观念难以达成，二者的情感交互也难以实现共振。

三是数字媒体的风险扩散加剧情感信任消解。数字媒体的信息传播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其风险信息扩散速度和范围显著增加了价值风险的不确定性。这种多样化媒介、立体化传播、虚拟现实传播生态增加了受众对价值风险感知的普遍性与真切性，并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放大了风险信息的影响。这一方面增加了教育对象的怀疑与恐慌，另一方面又为谣言的产生与传播提供了温床，增加了不同价值叙事的风险治理成本，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权威与正向价值链。数字时代，公众的跨时空联合力量促进了信息的生产传播，他们对特定叙事的偏好、情绪与刻板印象以及面对特定事件所形成的社会运动力量，推动了新的利益博弈与话语权力竞逐格局的形成，增加了颠覆权威与解构主流价值的风险。总之，由数字科技引发的观众信息接触方式，已经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和社会响应方式，进而引发叙述风险的非理性扩散和社会行为的激化。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创意形成传播过程中，稍有不慎，更容易导致负面信息在数字媒体环境下被恶意解读与急剧扩散。如《后浪》发布后网络中涌现出的讽刺与批判，“这一话语饱含乐观主义的宣传基调，过分强调时代和年龄对于个体成功与社会发展的作用”[10]，反而消解了《后浪》在议程设置与情感动员中的作用。

(二)现代性的审美取向引发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审美抵制

审美体现在对美的感知、追求和创造，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中扮演着塑造叙事形式和内容的重要角色。通过运用文学、艺术、影视等多种审美形式，教育者可以将抽象的观念和价值观具象化，使故事讲述变得更生动、更具感染力。而大众审美现代性的时代转向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在叙事偏好、审美格调等方面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元素审美元素产生冲突，引发对社会叙事的抵制。

一是审美趣味的个性化与深度叙事之间的矛盾。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写道，“在广大浩瀚的宇宙中，数字化生存能使每个人变得更容易亲近，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11]。数字平台构建的算法式社会交往场景赋能个体叙事的机会与能力，“以个体为基本单位的传播力量被激活”[12]。个性化、分众化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需要面对的新传播格局。数字时代，传播媒介的数字化使得图像、音乐、文本等各种形式的艺术都能以数字、虚拟现实和游戏化元素等形式存在和传播，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和分享这些数字作品，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审美体验。社会个体在片段化的叙事中阐述、展示自我，形成个性化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观。网络场景对个体叙事的赋能，释放了个体叙事的潜能，促进了跨阶层、跨地域的交流与互动。这种现象在电子商务、微视频、信息平台等个性化算法推荐中显现的价值偏差已经非常显著，导致用户的自我导向、娱乐泛在化以及主体地位弱化。在追求审美的“意义”时，传统的同质审美失去了效力，审美对象的特性成为个体主体的自我展示，这使其在互动性、个性化和多样性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要求逐步增强。

二是审美环境的数字化与社会叙事特性的矛盾。在虚拟助理、实时语音、推荐引擎等技术的突破性发展驱动下，传播媒介的形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产生活、交往沟通方式。同时，网络知识资源井喷、智能搜索更新迭代、网络新媒体融入生活等因素，极大地拓展了教育对象获取多样性知识和海量资讯的路径。然而，这种审美环境的数字化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智能算法的“受众取向”“流量取向”使大众媒介的话语权发生转移。美国后现代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作为一种文化表现的现代传播将迅速溶解精英文化和大众化、商业化文化之间预先存在的分界线。大众媒介、资本逻辑和大众文化汇集所产生的新的富有视觉效果、互动性和趣味性的叙事方式，使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快速浏览和消费轻松、快捷、有趣的信息，而对复杂深刻的政治教育叙事则浅尝辄止。另一方面，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导致教育对象处于信息过载的状态，这使他们更倾向于欣赏短平快之美，而对传统叙事方式的宏大之美产生疏离感。因此，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依赖于逻辑严密的论证、一以贯之的叙述和长期积累的知识，难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信息源优势与话语权威弱化。

三是审美观念的即时性流变与叙事创意的矛盾。数字时代，审美观念呈现出小众化、快节奏和及时性的特点。数字化社交媒体的广泛传播使得新的审美趋势和流行元素快速扩散，个人的审美取向也随之迅速改变并适应新的审美趋势。审美的即时性流变不仅扩大了教育对象审美取向上的差异，也增加了教育者适应各种审美取向的难度。教育者需要对新的审美趋势保持敏感，并迅速将新的审美元素融入教育叙事中以保持故事吸引力。然而，过度追求新颖性可能导致故事内容浮于表面，从而影响教育的持久性和深度。在应对这一叙事场景变化时，思想政治教育者虽已在用户洞察、精准推动等环节施加影响，但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故事创意环节可能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原有的创意模式和制作流程已无法适应个性化的审美需要与内容需求，“传统许多运用社会记忆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方式，面临被‘out’和被‘孤岛’的危机”[13]。

(三)数字资本的权力运作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价值实现

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核心和基础。叙事通过表达和强调特定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思维理念，为个体提供价值层面上的认同和行动方向。数字时代，数字平台已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时空语境，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价值性实现要借助大数据与算法在数字平台上发挥叙事内容吸引力与黏附力，以议程设置的方式展开话语竞争。而数字资本主义是“一种以平台为中介的权力叙事”[14]，借助其数据权力、算法权力、资本权力的权力谱系发现、利用、制造价值分歧，使数字主体的选择权在“信息茧房”“过滤气泡”等算法机制的宰制下受到限制，极大削弱了数字主体的叙事创造性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价值性的实现。

一是数据权力对叙事的量化塑造。这里的数据是指数字平台数据，即由平台收集、存储和处理的各种类型的信息和数字内容。这些数据可以包括用户的个人信息、行为数据、交易记录、社交互动、用户生成的内容等。平台通过收集、存储、分析和清洗转换等方式将数据整合到统一的数据库中，以深入分析整合后的数据，识别用户的行为模式、兴趣偏好和个性需求，并形成用户画像，描述用户在数字平台上的行为和需求。随后根据用户画像对用户进行需求内容分析，掌握用户的浏览习惯，感知用户的价值偏好，推荐传递、定制个性化服务等，连接用户的同温圈层。在数据权力的支配下，各个平台通过多种方式争夺用户数据，占据用户注意力时间，以“数据—流量”的技术模式实现对人类生活世界的宰制。数据流量的关注逻辑使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异化为数据商品，加剧了叙事的数据量化与抽象化。数据流量的多少成为评估叙事成功的最重要标准，其实质是数据资本权力构建的技术理性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宰制。

二是算法权力对叙事的深度调控。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背景下，算法被赋予了 “权力”，超越了其作为纯粹数据技术的角色，即根据数据化模型，通过计算、预测、转码等运行过程对收集的数据归类调控。算法引发的“信息茧房”效应、偏好迎合、泛娱乐化加剧意识形态操控，从而实现资本对社会价值的影响。与明显的外部权力强制不同，算法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碎片化的特性，对主题明确、构架完整、思路清楚的宏大叙事进行更隐蔽、更彻底的冲击与解构，在人们叙事自由、选择自由、表达自由等表象下实现对价值内容更确切、更全面的调控与支配。算法技术的应用使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同一性、整体性、稳定性进一步被肢解，失去了完整背景和逻辑结构的个体叙事与主流价值的宏大叙事之间存在着持续性的结构性矛盾，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有效精准供给不足，其话语必然会遭到削弱。

三是资本权力对叙事的隐性消解。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5]不论是算法权力还是数据权力，其本质都是资本权力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延伸，以获取利益的支配权与话语权，实现对社会大众价值观施加影响的目的。资本、技术与权力的合谋形成以影像矩阵、音频矩阵等为代表的景观霸权，企图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构。福克斯指出：“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往往具有一种商品美学意识形态，其欺骗、隐藏和重新编码了实际的血腥与汗水，使其变成具有娱乐性、充满欲望、外观漂亮、吸引人的设计和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16]在景观霸权的影响下，一套隐含的逻辑话语悄然呈现，“看似个性化的创造和表达，也只不过是景观早已预设的，伪装的主动性展现”[17]。资本权力的意识形态削弱了人们的理性思考和批判思维，遮蔽了教育对象的真实需求，使他们依从这种认识模式进行生活。基于资本权力逻辑基础上的个体叙事形成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宏大叙事、真理叙事、生活叙事的背离，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权威性与价值性因此被消解。

三、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困境的突破

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领域，情感、审美和价值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一个有深度和感染力的叙事体系。在数据与技术的影响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越来越强调两个并行的趋势：一是积极运用技术增强教育效果，二是坚守内容本体，保持教育的核心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叙事的成功源于其充分契合与满足教育对象在审美、情感和价值方面对叙事内容的需求，应在对教育对象审美取向的深入理解上推动叙事创新，通过叙事内容的情感共鸣，强化教育对象在精神层面的接纳与理解，通过叙事的价值性实现与教育对象价值感知的匹配。

(一)情感线：从技术反噬回归技术反哺，推动数字技术为情感叙事赋能

一是以智能选题对标具体需求，构建情感共鸣的正循环。重视教育对象需求，进而利用智能工具分析用户需求，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获得关注并引发共情的第一步。建立在信息与数据基础之上的叙事行为能更有效地满足用户需求，并为进一步获得信息指导和推动叙事内容迭代奠定基础。数字时代，教育主体借助智能工具如数据分析、智能算法，来选择最符合教育对象需求、最具吸引力的叙事主题。这种智能选题策略能够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独特优势，使其能够更好地吸引教育对象的注意力资源，与其他非主流的叙事方式形成有效竞争。首先，针对教育对象接收图像的特点，选取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本质目标直接相关的数据，其应为既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意图，又隐含叙事原因趋势的客观有效数据。其次，根据教育对象的思想特点、视觉习惯、观看特点来选择适宜的故事模型，故事叙述过程应从维度、场景、目的等多重角度展开，简化冗余情节，提炼故事中的核心价值与本质寓意。最后，创造能够引发教育对象情感共鸣的故事内容，以实现教育对象与故事内容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价值传递。总的来说，要借助数字化工具的智能选题和对教育对象需求的深度分析，进一步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使其更加符合教育对象的接收特点和价值追求，从而增强其在信息海洋中的影响力，实现有效的情感交流和价值传递。

二是以数字叙事重构价值交互场景，形成情感共鸣新媒介。引人的故事、价值的共鸣离不开共同场景的塑造。数字叙事是以数据科学、叙事学为理论基础，“以三维建模、模拟仿真等为技术基础，采用一定的叙事策略和故事呈现方式，促进知识发现、见解传递的信息传播活动”[18]。其重点关注故事与情感表达，旨在传递思想、情感和价值观。“数字叙事更能模拟人物的意识，表征人类的心理经验”[19]，能够有效扩展叙事的表达方式，满足教育对象的个性化与互动性需求，完美契合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在注重情感与人文关怀的基础上利用数字技术讲故事的需求。数字叙事的内容是吸引教育对象的关键，要以“人”的价值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本质为交互设计原则，以“自然交互”与“智能辅助交互”为教育对象创造出更为直观、易于理解和获取信息的三维叙事环境。在内容表达方面，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的开放性与多元性，构建互动型的多样化叙事辅线，为特定内容搭建个性化的场景并确保各场景间的联系性和交互性，为教育对象打造动态的身临其境的叙事场景。在叙事互动方面，注重教育主客体的双向互动，注重在叙事场景中激发感官体验和回馈，赋予教育对象数字身份融入故事并塑造全新的故事线，在意义世界互动的基础上实现价值观念的革新与价值结构体系的完善。总而言之，要利用数字叙事沉浸性、趣味性与互动性等多重优势，触及教育对象的意义世界，促进目标价值理念融入教育对象的生命经验和感知记忆。

三是以技术驾驭控制风险扩散，重塑情感信任正反馈。首先，赋予数字技术应用情感温度，探寻数字技术与叙事的契合点。在选择技术和构建叙事结构时，教育主体应该以国家认同、价值关怀、生命体验为核心，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精神内涵，并充分利用沉浸式叙事、场景叙事和数据叙事的引导作用，以解决现实中的突出问题。其次，驾驭数字技术以规避价值风险。要建立有效的信息审核与监管机制，对网络暴力信息和谣言及时进行辟谣和舆论引导，限制虚假信息的传播。同时，教育主体要加强对受众的数字素养和媒体批判能力的培养，鼓励叙事者从理性视角分析不同观点，提高其对虚假信息与倾向性叙事的识别能力，并提供相关工具和资源，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信息筛选和评估。最后，提高教育主体图像符号的建构能力，强化其价值赋意的主导性。在图像事件生成凝缩符号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叙述者需要主动建构叙事话语，生成社会议题，平衡情感与客观事实的表达，促进互动和沟通。同时，要确保叙事内容的质量，发挥其正向作用，避免让情绪宣泄淹没价值反思，从而导致价值观念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二)审美线：构建用户需求的叙事取向，驱推用户同一性的创意叙事

要让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活”起来，关键在于提高其审美价值。审美需求反映了用户现代化、多元化的思维与接受方式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供给滞后性之间存在的矛盾。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教育主体在叙事策略上保持与时俱进，在尊重传统和吸收现代元素之间找到平衡，通过叙事形式创新与文本强化并重寻求同教育对象的文化共鸣，并充分运用数据工具深入解析用户需求，实现主流价值叙事与满足教育对象审美需求相融合。

一是以智能辅助交互设计促进叙事内容综合性创新。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创新包含了话语符号、媒介载体、跨界融合等方面。这些创新需要在形式、内容及审美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强化不同叙事元素、叙事载体以及叙事风格之间的整体协调性。智能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精准画像成为教育主体进行叙事设计的实践参考。教育主体应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理论性、政治性、思想性为依据，并遵循教育对象的心理发展规律、信息接受特点与思想行为逻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可视化设计。这将有助于打破叙事内容的同质化与流量化倾象，以具有感染力的角色、情节和环境以及生动丰富的内容精准地触及教育对象的情感价值核心，引起受众共鸣并激发其情感反应。

二是以经典叙事建构教育对象的精神家园。文化本质上的包容性和动态性及其对个体价值观、认知行为和情感的深远影响，使其成为一种能够有效缩小教育对象的审美取向与教育者叙事风格之间差异的重要策略。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要注重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相碰撞产生的蓬勃生命力，挖掘经典历史故事，将传统故事文本中的经典元素深描放大，对传统故事进行现代性解读。另一方面，教育主体应从现实生活中收集感人故事，通过融合多种话语形式的叙事续写时代故事，寻找教育对象、教育者之间的共情点，赋予叙事内容精神上的生命力。

三是以多维空间感知塑造叙事的审美景象。数字技术的进步已将真实的地理文化景观与虚拟的媒介景观紧密连接，实现了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有机融合。面对碎片化的叙事生态，教育主体应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的分解与标记，通过在叙事场景中建立相关概念与重要信息的关联，帮助教育对象形成知识认知地图。教育主体应通过文化符号的创造丰盈教育对象的文化精神空间，并利用数字技术整合时空，借助创新的表达形式打造沉浸式审美体验。在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交叠的基础上，教育主体可以构建起连接现实与未来的新世界景观，丰富人们对故事内容的想象，从而在光影世界中构建教育对象的精神家园。

(三)价值线：破除数据资本权力宰制，唤醒教育对象的主体意识

数字化平台为叙事内容的传播与互动提供了极大便利，有效促进了叙事内容推广与反馈机制的建立。通过规范化的数字平台，教育叙事主体能够更有效地触及、满足教育对象的精神需求，从而彰显叙事价值。破除技术宰制回归技术制约是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消除数字技术对叙事负面影响的现实路径。

一是合理规制数据资本权力。这意味着教育主体必须设定数据资本权力的应用边界，并建立健全数字媒体管理制度。这就要求规范数字媒体企业的数据收集、存储和使用行为，以确保个人隐私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其中，建立相关机制鼓励数字媒体企业自律、加强行业规范和自我约束，是确保数据安全的重要措施。要制定内容管理制度和信息推送策略，以切实保障教育对象的数据隐私权、掌控权及使用权，使教育对象成为数据的主人，而非数据资本权力管控下的 “数字躯体”。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主流价值叙事在数字媒体平台上的优势地位，从而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二是破除资本逻辑对数字技术的宰制。马克思指出：“科技文明发明了机器，却使工人成为工作的机器；生产了智慧，却让工人变得愚钝和痴呆。”[20]这为观察数字技术提供了独特视角，即数字技术具有“赋能力”与“破坏力”的双重属性。数字技术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带来赋能效应，也可能被资本逻辑利用来加强对人们的控制和剥削。这些问题往往源于资本逻辑的驱动和利益追求。因此，教育主体需要通过有效手段，如依据相应的法规与政策，驾驭数字资本的力量，消除数据隐私泄露、信息污染、虚假信息传播等负面影响。教育主体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丰富媒介渠道、促进信息共享、提升叙事效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限制算法对个性化推荐的过度依赖，防止“信息茧房”过度阻碍人们多元视角的交流和理解，使数字技术真正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服务。

三是提升数字素养对抗数字资本权力。数字时代，加强人们的数字素养教育，提高公众对数字媒体的认知和应对能力是应对数字资本侵害的关键。深入剖析、批判与超越数字资本权力是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必要步骤。资本和技术合谋以电子化方式占领了人们的时间和注意力，逐步将人们引入由数字技术塑造的意识领域。因此，社会大众应养成批判性思维，持续提升自身的科学素养，加强识别真伪信息的能力，强化主体意识。教育主体要引导大众识别并反对资本逻辑宰制下的不良社会思潮，主动摆脱网络资本的意识形态控制，自觉扬弃数字化助长的虚假叙事、极端叙事与消费叙事，通过挖掘和揭示生命价值的新方向，推动主体叙事回归到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