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党独有难题的现实表征、生成机理及应因之策

柳宝军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大会对推进自我革命、破解自身难题作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部署，彰显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长期执政的深切忧患和战略清醒。***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1]63首次提出了“解决大党独有难题”这一重大课题，鲜明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党对于解决自身独有难题的忧患意识与高度自觉。迈向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思考大党独有难题具有怎样的现实表征、大党独有难题是何以生成并如何有力有效地予以应对解决，不仅对于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推进世界政党治理现代化、构建新型政党文明形态具有重要示范引领作用。

一、大党独有难题的现实表征

“大党独有难题”本质上指的是世界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共性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长期执政必须予以正视和解决的重大实践课题。***指出：“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同时大也有大的难处。”[2]“大党”不仅表现在政党组织规模之庞大，更表现在政党理想之远大、功能之强大、影响之重大。科学研判、准确识别大党独有难题的基本形态和现实表征，是有效解决难题的重要前提。

(一)政治上保持高度团结和集中统一的难题

保持政治上的高度团结和集中统一，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是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实现存续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对于肩负崇高使命、立志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战略性与紧迫性意义。如何在政治上保持高度团结和集中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大党面临的首要难题，这一难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就会通常表现为党内思想上、政治上不集中、不统一，行动上不协调、不一致，形形色色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滋生，各种党内小圈子、小帮派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阻塞与冲击，党就会变成“一个自由散漫、派系林立的俱乐部”“一个争权夺势、勾心斗角的权利场”[3]122，进而由战斗堡垒沦为“堡垒里战斗”。这一点不仅为世界政党发展史的共性规律所证明，也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个性逻辑所印证。

世界政党兴衰史表明，能否政治上实现高度团结和集中统一，直接关乎大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生命力。历史上一些大党老党在政治上缺乏核心、丧失权威，内部产生形形色色的派系，难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最终导致政党变质蜕化、分裂垮台甚至分崩离析，这样的例子数见不鲜。可以说，能否实现政治上的高度团结和集中统一，是时刻悬在大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长期艰辛探索，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才形成了集中统一的领导集体，初步实现了组织上的统一。延安时期，党通过思想整顿、整党整风、纪律建设等举措，使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为取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在全面执政以后，党深刻总结执政兴国的历史经验，清醒认识到 “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党，肩负着这样繁重艰巨的历史任务，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政治上涣散是十分危险的”[4]205。迈向百年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对于巩固自身团结、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有了更加高度的自觉和自信，***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3]154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党面临的各方面风险考验依然严峻复杂，如何持续保持并巩固政治上高度团结和集中统一，确保党始终拥有强大而持久的向心力、凝聚力、组织力，是党需要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的难题之一，“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5]。

(二)思想上实现永葆初心、勇担使命的难题

政党是由具有共同政治信仰、政治主张与政治理想的个体结合而成的政治组织，拥有彰显本党鲜明主张的思想和主义是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实现统一的重要基础。“世界各国大的政党，一般都有一以贯之的主义，并将其主义反映在党的纲领之中，体现在党的具体政策之中。”[6]世界政党史表明，一些大党老党在执政初期尚能励精图治、顺应民心，但是随着执政环境发生变化，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政党纲领主张和价值取向越来越趋同化、模糊化，容易将原先作为先锋队的政治组织降格为一般性社会组织。在大党巨大政治影响下，党员容易出现党性观念淡薄与身份意识模糊，“内部成员就可能会在所谓大党光环的照耀下产生骄傲自满的情绪，缺乏斗志、忘乎所以，久而久之便形成工作惰性”[7]，将作为先锋队战士的党员降低为一般群众，作为整体的党也会逐渐违背初心、丧失信念，与大党成立初期的立党宗旨、初心使命与政治本色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自身建设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高度重视抓好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并将其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永恒课题。***指出，“社会多样化发展使人们思想多元化、复杂性的特征越来越明显，这必然增加党内统一思想的难度，我们党是一个大党，统一思想历来不易”[3]7。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如何给党的初心使命“保鲜”、时刻保持大党在思想上的包容性、开放性、先进性？如何不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与时俱进，为全党乃至全社会树立起团结奋进的思想旗帜？如何使党在不同时代条件和历史方位保持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以及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如何有效规避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滋生的多元化社会思潮对党内思想统一形成的消解与冲击？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层面上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战和现实难题，也是党实现长期执政需要时刻加以解决的建党难题。

为此，***深刻指出，“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8]，“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9]他还提出了“四个不容易”[10]的经典论断，即“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就是警醒全党，高度警惕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出现的思想僵化、精神懈怠危险，永葆党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先进性、纯洁性和进取性。

(三)作风上始终坚守本色、自我监督的难题

自从17世纪末英国正式诞生现代政党组织以来，世界政党政治经过了三个多世纪的发展演变。从当前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与时代特征来看，一些大党不同程度出现了脱离民众、正当性危机、政党极端化等趋势和现象。有学者观察到，在政党极端化趋势下，“政党不再是国家公器，而是狭隘社会利益的维护者，是固执己见的政治派系，全然忘却了国家的总体利益”[11]135。

这一问题也对中国共产党构成现实挑战。以革命起家的党，随着执政环境的变化，对党的生存构成直接威胁与考验的因素已经不存在，积极进取的革命精神、立党为民的政党宗旨和大公无私的政治本色也可能随着承平日久而弱化。全面执政以后，党执掌大量执政资源、创造辉煌执政业绩，但市场经济中的利益交换原则也不同程度渗入党内政治生活，产生了不良影响，官僚习气、脱离群众、特权现象滋生，政党认同度、公信度有所降低。如何有效规避脱离群众、滋生特权的难题，如何严肃约束和严格规范自身执政行为，不仅关乎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关乎现代国家治理的效能与前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12]511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持续探索中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但是如何在未来长期执政中坚持好、运用好两个答案，发挥出其应有治理效能，依然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大挑战。

(四)组织上确保体系健全、功能强大的难题

从世界不同类型政党建立、成长的基本规律来看，“政党在产生之际能获得的资源越少，就越渴望大规模的党员队伍，越注重组织建设”[13]128。随着其规模越来越大，政党就越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影响力，反过来 “就越是需要大量党员和更为严密的组织结构”[13]128。扩大组织规模就成为强化政党政治影响力的重要环节，“但是任何一个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都会在内部出现组织问题。党员人数的增长使得政党机构开始变得臃肿，政党领导层与基层组织之间的层级也逐渐增多”[11]149。组织层级的增多、管理链条的增长就会导致党内高层与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的脱节现象，形成党的各级组织体系尾大不掉、行动涣散的突出问题，进而对政党功能的持续增强产生消极影响，形成“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大党难题。

著名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指出：“随着组织的不断发展，组织为了伟大原则采取斗争的可能性越来越低。”[14]294政党发展普遍经验表明，政党功能不会简单线性地随着组织体系和政党规模变大而增强，反而会呈现出随着组织体系和政党规模变大，其政党功能出现弱化的逆相关性现象。从组织层面上看，大党难题通常表现为组织体系上的持续扩大、臃肿松散，党员作为先进分子的身份意识、宗旨意识及思想觉悟的消解弱化，党员队伍中“搭便车”效应的产生，党的组织结构产生离心化、松散化、空心化倾向，党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紊乱失调、政党能力衰退羸弱，以及党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渐趋削弱丧失，由此出现“大政党病”而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现象。

正因洞悉到大党发展的这一现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高度重视健全自身组织体系，同时也高度重视增强党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力图实现两者的良性耦合、协同提升。因此，如何在党员人数和规模持续增大、体系结构不断健全的同时，实现政党功能的同步激发与政党能力的同步提升，是中国共产党在未来执政实践中必须持续探索并作出回应的重大建党难题之一。

(五)纪律上坚持法纪严明、政令畅通的难题

当今政党政治时代，既是一个政党成为世界各国政治舞台主角的政党林立时代，也是一个政党治理面临信念动摇、纪律松弛、组织涣散、矛盾交错等现实困境的政党危机时代，特别是对于世界各大党而言，内部组织管理、利益协调的难度持续加大。

世界大党发展史表明，大党要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始终保持队伍上的严整性，离不开政党纪律的持续约束。政党队伍和规模的持续增大客观上对优化政党内部管理、严明政党纪律规矩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政党对于纪律规矩的坚守并不必然随着其队伍规模的扩大而增强，在很多情况下反而会随之而弱化。比如，“苏共早年在有二十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政治纪律被动摇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那还叫什么政党呢？那是乌合之众了”[15]。

长期执政条件下，我们党也受到市场经济、物质利益、外部环境对组织体系的巨大冲击，党内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同时，在纪律执行上出现“破窗效应”，一些“潜规矩”消解了“明规矩”，政党纪律对党员的约束和规范作用出现一定程度弱化，在一段时期内个别党组织俨然成了各自为政、各取所需、各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得到坚决有力的贯彻执行，对党的执政根基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在纪律上保持法纪严明、政令畅通，如何能够通过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必须面对的大党难题。

二、大党独有难题的生成机理

大党独有难题之所以难，其重要意涵就在于难在长期、难在持久，不仅难以有效解决当前难题，长此以往，也会使一系列难题由量变引起质变，严重时导致大党变质变色变味。这些难题的生成来自于各种因素互为因果、相互作用，既有时代发展变化、执政环境变迁等客观原因，也有大党革命意志消退、疏于内部治理等主观因素。

(一)使命性指导思想的消退

政党因使命而立，因奋斗而兴。就大党而言，完成特定时期内的阶段性的执政目标并不难，最难的是长期保持励精图治的进取精神、敬终如始的奋斗姿态与舍我其谁的强大意志魄力。对于执政环境发生变化、处于长期执政条件下的大党老党，若缺少解决自身存在难题的清醒坚定和有力举措，其革命意识和进取精神难免会随着执政方位和时代环境的转移而弱化，对于那些层级日益增多、组织体系日益庞杂、运行程序日益复杂的大党老党更是如此。大党使命被大量繁琐的事务性工作所掩盖，使得大党治理产生“目标置换”效应。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党改旗易帜，放弃党的指导思想、丢弃党的理想信念，这与一些大党老党由强变弱、由盛极一时到黯然垮台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苏共放弃马克思主义而选择资本主义、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放弃革命民族主义而选择社会自由主义等等，大党在思想上、意志上的革命性、使命性色彩逐渐淡化。由此，一些大党不再是为了崇高使命与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先进组织，而蜕变为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精神懈怠的特权利益集团与官僚机器。对此，有论者指出：“政党的革命性并没有随着其组织规模的扩大与组织力量的提升而得到提升。事实恰恰相反，根据我们的观察，随着政党的发展，政党在政治上越来越倾向于谨慎与保守。”[14]295-296社会民众的呼声诉求得不到及时反映，重大时代课题得不到及时回应，党内隐藏的大量问题矛盾、风险隐患得不到及时化解，最终导致组织体系的崩溃瓦解。有的世界大党虽然党员人数众多、规模巨大，比如印度人民党，号称党员人数过亿，但是因受到激进的印度教教派主义、民粹主义的鼓动，如何保持其意识形态统一性，制定反映时代特征、体现全党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依然是印度人民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使命承担有着高度自觉，对人亡政息、使命消退的历史殷鉴保持高度清醒，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明确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其作为代表既具有代表的广泛性，又具有代表的自主性和长期性，坚定不移地按照历史规律和时代大势发挥代表作用”[16]。***深刻指出：“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忆，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忆；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17]使命性指导思想的消退是滋生大党独有难题的关键因素，能否永葆党在思想的先进性、进取性和时代性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基础性环节。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通过加强理论武装和思想教育擦亮党的初心使命、永葆党的使命自觉，强调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二)时代性调适变革的弱化

现代政党组织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催生下的民主政治浪潮的一个产物，是区别于封建君主专治制度的一个显著标识，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政党承担着对现代国家政治生活和文明进步发挥持续性引领作用的重要职能。然而，政党的引领作用的发挥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其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推进社会革命的同时必先改造主观世界、推进自我革命，并以此不断深化自身意识形态、组织体系与治理结构的调适性变革，使政党先于国家、社会和民众而提出反映时代要求、引领时代潮流的思想主张和执政纲领，永远奋进在时代前列。

由于大党普遍承担更为长远的执政目标与历史使命，要随着时代条件和执政环境变迁持续推进大党自身时代性调适变革与内部治理，不仅仅是限于一时的问题，更是一个长期性、历史性课题。***强调：“廉，重在自觉，贵在持久，难在彻底。”[5]这就指明了解决大党自身难题的自觉性之难、时效性之难与程度性之难，任何一项课题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轻松应对解决的，都需要发扬彻底改革创新精神与强大的自我革命精神。大党之所以生成其独有难题，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以改革创新精神和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内部治理，难以通过自身执政方式和执政纲领的变革创新及时有效回应社会需求，特别是对政党意识形态、组织体系和治理结构的调适性变革止步不前。“世界历史上一些大党、老党、执政党失去执政地位甚至消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自身建设。”[18]正因如此，那些在历史上盛极一时的大党、老党、执政党，日渐滞后于现代政治潮流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趋势，不再葆有革故鼎新、锐意进取的历史主动和先进品格，由时代潮流引领者变为消极追随者、被动附和者，最后被社会所孤立、所抛弃。大党先进性的丧失则必然导致大党政权衰朽，20世纪一些大党、老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历史教训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世界上一些曾经执政多年的大党、老党先后丧失执政地位，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些政党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丧失了先进性”[19]。

(三)革命性自我锻造的缺失

大党独有难题通常是由党内党外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但通常来说，外因是通过内因发挥作用的，能否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关键还是取决于大党能否依靠自身力量、能否锻造坚强有力百毒不侵的强大肌体。***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12]531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凡是能够成功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大党，都是敢于正视问题、敢于刀刃向内、敢于自剜腐肉的党；凡是未能成功解决这一难题而最终走向垮台的大党，都是任其堕落而不纠正、任其腐化而不整治、任其变质而不挽救的党。

回顾20世纪世界政党史，“一些长期执政、规模庞大的老牌大党之所以纷纷失去执政地位、走向分化瓦解，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政党未能适应急剧变迁的执政环境，未能顺应时代发展和执政环境变迁进行内部治理和革新完善”[20]。率先打破资本主义一统天下格局的苏联共产党曾是盛极一时的世界性大党，但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逐渐把列宁主义神圣化、教条化，随之而来的是对集体领导原则、党内民主集中制、监督执纪和权力制约机制的践踏与破坏，党内官僚化、行政化习气滋生加重，党内形成了“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21]。大党独有难题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一种主观产物，“严重的问题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不愿不敢直面问题、不想不去解决问题”[22]。面对形形色色的突出难题与党内矛盾，苏共没有选择正视问题、刀刃向内、自我革命，从而逐渐“丧失了无产阶级政党应有的战斗力，失去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能力”[23]。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苏共缺少自我锻造的强大勇气、彻底精神和清醒坚定，久而久之积重难返，最终 “温水煮青蛙”式地走上了“自断股肱、自毁长城”的绝路。放弃党的领导、大搞“多元化”“民主化”的苏共在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攻势面前妥协退让、屈从迎合，最终导致政权垮台、大党覆亡。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在反思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时就指出：“如果内部没有一个实际上完全奉行苏联的敌人所树立的目标的‘第五纵队’，而只是依靠外部力量，谁也不能把我们的国家怎么样。”[24]中国共产党穿越百余年岁月，之所以饱经沧桑而初心不改、历经苦难而基业长青，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永葆勇于自我革命的强大政治勇气和高度历史自觉，始终保持大党肌体的纯洁性和组织队伍的先进性。可见，“一个政权建立起来后，要保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不自省、不警惕、不努力，再强大的政权都可能走到穷途末路”[25]。

(四)常态化制度规范的缺位

亨廷顿认为：“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26]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永葆蓬勃生命力与强大战斗力，与注重运用系统化、规范化的党内法规制度管党治党密不可分，“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27]。一般而言，一个大党能否始终通过自我革命解决自身问题矛盾，首先是一个“愿不愿”的问题，其次是一个“敢不敢”的问题，最后关键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在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政党制度的国家，且不说这些政党是否具有敢于正视问题、直面矛盾的强大勇气和政治魄力，更为根本性的问题在于这些政党普遍缺乏解决自身难题的常态化的制度规范及工作机制，面对“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一大党难题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近些年来，欧美各国政党为了上台执政而相互攻击、相互倾轧，形成“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否决性政体。西方大党难题既是竞争性选举的政治体制使然，也是西方社会长期形成的历史因素与政党基因使然，“西方政党制度作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和利益集团博弈的历史产物，其人民性不足的内生痼疾和基因缺陷决定了无论是传统政党还是竞争性组织，除非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否则，均难以避免在此制度性架构中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28]。美国前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在一次访谈中指出，美国共和党没有形成一个内部机制或者组织来解决政党本身存在的问题，缺乏政党内部的反思机制，如果要做成某个事情就“必须要跨过政党的走廊，使政党之间能够沟通和交流起来”[29]，通常通过政党之间的竞争选举、付诸公众辩论、媒体的舆论宣传等方式而非构建科学完备、常态运行的制度规范体系来协调利益冲突、解决大党难题，而有的大党即使制定相关政党规范，其执行效力与实际效能也乏善可陈。

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百年大党，之所以能饱经沧桑而永葆初心、铸就辉煌仍基业长青的内在奥秘在于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注重同步改造主观世界，使党始终成为能够担任领导国家建设与为民谋取福祉大任的先锋队，并基于此构建了一套完善的解决自身难题的工作机制和治理体系，这突出表现在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拒腐防变、强身健体的独有秘籍。

三、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应因之策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不仅需要有高度的清醒和坚定，也需要科学可行的对策与路径。***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30]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表现在方方面面，要通过理论武装、政治统合、优化策略、制度供给等多种方式多管齐下、协同推进。

(一)理论武装：提升体系化党内教育的显著效能

卓有成效的党内教育和党内学习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基础性、战略性任务，要通过学习教育和思想引领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强大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其一，与时俱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守正创新，勇于突破安于现状、墨守成规、思想僵化形成的思维惯性与路径依赖，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及时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坚持不懈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凝心铸魂、强基固本、武装全党。

其二，持之以恒加强政党学习。早在1939年5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31]要积极倡导大党大学习，学习党的章程纪律、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学习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学习党的伟大精神、学习岗位所需专业知识等等，将学习成果不断转化为党强大的理论武装力、思想聚合力。

其三，以史为鉴激发精神力量。“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十多亿人口、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大国，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精神支柱。”[4]120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离不开科学理论指引，更离不开强大精神力量的感召和鼓舞，强大的政党必须拥有坚实深厚的精神支撑和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要从世界政党兴衰史中汲取解决难题的历史经验教训，从政党自身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勇毅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要大力培育涵养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的唯物主义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艰苦奋斗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斗争精神等等，始终挺起大党应有的精神脊梁。

(二)政治统合：维护长期性团结统一的政治领导

政治上的团结统一是大党治理的根本要求与重大原则，“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这样一个大国，要维护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办成一些大事，保持社会团结和谐，必须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32]875。解决大党独有难题，首先要强化政治统合，维护大党长期性团结统一的政治领导，确保大党始终发挥把方向、谋全局、统大势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

其一，维护党在政治上的高度团结与集中统一。实现政治上的高度团结与集中统一是大党解决独有难题的首要原则，“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33]，必须坚定不移维护大党领导核心。

其二，确保大党组织与思想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认为，只有实现组织上与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才能建设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始终保持善于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和审视大党独有难题的高度自觉，倍加珍惜“两个确立”的重大政治成果，确保大党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使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其三，完善大党领导体制机制。大党团结统一需要健全的体制机制支撑，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有利于维护政治团结和集中统一的优良传统和体制机制，“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三位一体这样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形式，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党、大国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当的办法”[34]。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将党的领导贯彻到政治、思想、组织等各方面，落实到决策、执行、监督等各环节，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以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提升为指向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使党的领导始终做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三)行动策略：运用科学化管党治党的方式方略

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百余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实践成果与制度成果，其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方法启迪和丰富的智慧结晶。在新的前进征程中，要真正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建设世界上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还有赖于运用科学化的方式策略将管党治党的科学真理落到实处，将管党治党的科学真理转化为巨大实践伟力。

其一，集中治理与渐进调理。对业已显露的大党难题坚持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及时果断予以集中整治，也要“注重对苗头性、倾向性、动态性因素的监测掌握，尤其是要加强对隐而未发、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党内问题的关注和治理”[35]。同时，要运用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践方略、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的科学策略等，以最小治理成本获取最大治理成效。

其二，短期惩治与长期预防。提升大党治理的针对性、精准性，坚持“有什么病、开什么方、用什么药”的基本导向，“治病去疴，有些病症需要采取保守治疗、慢慢恢复元气，有些病症需要动手术、及早切除病灶，不然就会危及整个肌体健康甚至危及生命”[3]16-17。因此，既要注重解决好出现的新问题，又要注重解决好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更要保持强大战略定力，构建和完善大党治理体系，使一系列党内治理法规制度体系时刻在场、时时生威，充分发挥法规制度的震慑预防、规范约束、正向引导功能，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常态化、长效化大党治理局面。

其三，从严治标与固本培元。大党难题具有一定的变异性，不同问题在同一情势下具有不同表现形式，同类问题在不同情势下也会有不同表现形式，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洞察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矛盾。对于大党独有难题，在保持从严从实抓好治标的同时，不能仅仅停留于解决突出表象问题的层面，而应当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固本培元、增强体质，加强政党领导、提升执政水平、提高政党本领，增强大党自身抵御病菌、拒腐防变的政治免疫力。

其四，永葆适应性自我革新的先进品格。大党大在规模、大在影响，更是大在责任、大在使命，大党更应当勇于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开风气之先、领时代之新，为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人类文明形态演进提供大党方案、贡献大党智慧。要顺应时代发展变迁，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自觉承担起为本国人民谋福祉、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使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大党自身先进政治品格和强大政治优势应对和引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变趋向。

(四)制度供给：完善自我革命的制度规范体系

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向强大的成长史，也是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建设史。胡锦涛同志曾指出：“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36]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法规制度建设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剑，成功走出了一条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中国特色政党治理之路。中国特色政党治理的成功经验充分表明，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实现政党治理常态化、长效化、现代化，在根本上离不开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规范引导功能。

其一，维护党章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总规矩、总遵循，“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七千万党员的大党来说，把全党同志的思想统一到党章上来，自觉按照党章行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32]173。要坚持党章面前人人平等、贯彻党章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党章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其二，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规范体系。***提出，“对我们这么一个大党来讲，不仅要靠党章和纪律，还得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1]324，要高度重视发挥法规制度对于解决党内难题的刚性威力，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治党理念，织密织牢解决自身难题的制度规范体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其三，丰富经常性自我革命的实践载体。丰富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实践载体和工作抓手，要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规定为基本遵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优化党内政治生态，运用好“八项规定”这一铁规矩、硬杠杠，使其时时带电发威，“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1]66。

结语

重视以党内自我革命引领和推动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显著特征。早在1939年，中国共产党就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经过80多年的系统演化，这项伟大工程已形成了要素健全、功能齐备、成熟完善的体系结构。“大党独有难题”并非基于个别政党而提出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大党治理进程中出现的普遍性、规律性课题的高度关注与理性省察，体现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世界政党治理规律的深邃思考和勇于直面自身问题矛盾的高度自觉。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作为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大党治理非一招一式的治理举措与治理模式所能真正解决，为了使党能够永葆青春、基业长青，亟待建立完善系统化的政党治理体系。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科学思路与行动指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管党治党的一系列思路理念、实践举措、治理载体、实践机制等已呈现出较为成熟、显著、定型的模式化与体系化特征。对于“大党独有难题”的解决，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政党治理体系，将为世界政党治理和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智慧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