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记忆再生产：智能传播场域研究的新视角

邵潇涵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1]***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2]这表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深厚滋养，集中彰显了本民族的国家记忆。“国家记忆”是当前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学界多从国家记忆理论介绍和阐释两种视角开展研究，理论介绍以文献综述形式展开探讨，如严茂亮较早从新闻传播学视角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集体记忆的现状，并指出理论研究匮乏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3]。理论阐释则涉及对国家记忆理论本身的探讨，多是对国家记忆理论在中国的运用进行探究，这些应用领域分别覆盖新闻传播学、档案学、思想政治教育学，既观照到记忆对象的能动性，也呈现出一定的学科特色。新闻传播学侧重探讨数字时代的国家记忆危机及其未来走向[4]；档案学侧重探讨国家记忆是构建个体身份感、安全感及意义感的媒介与工具[5]；思想政治教育学侧重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维度探讨集体记忆是意识形态叙事的可靠媒介和重要目标[6]。总之，学界对国家记忆的应用研究较多，理论研究深度不足，对国家记忆与新媒体的关联研究分析较少。研究智能传播场域国家记忆再生产的发展契机、潜在挑战及化解策略，对于我们固基国家认同、增强国家力量、担当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智”慧联结：国家记忆再生产与智能传播关联的学理阐释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随着智能传播的深度拓展，国家记忆再生产的场域发生了新的变化，需要全面把握，不断厘清智能传播与国家记忆再生产的内在关联。

(一)国家记忆再生产述要

在对国家记忆的传统理解中，学界倾向于认为“国家记忆就是一种作为社会强制力量的集体记忆”[7]，主要聚焦于记忆建构主体的作用发挥层面，相对忽视记忆要素和记忆目标的阐释。国家记忆作为人类思维活动的重要产物，选择与建构、发展与变化是国家记忆形成的基本特质。理解国家记忆再生产的关键在于厘清其再生产的前提保证、要素构成和目标诉求。

第一，国家记忆再生产的前提保证是“国家记忆”。对国家记忆概念的界定是理解国家记忆再生产问题的首要前提。从字面看，国家记忆是指关于国家的记忆或以国家为主体的记忆。前者从本体论角度厘清了什么是国家记忆，重点观照国家记忆的生成；后者从认识论角度指明国家如何记忆的问题，强调国家作为权力主体在建构国家记忆中的重要作用。综上，国家记忆是权力主体借助国家强制力量对国家历史选择建构、对人们的思想发展施加影响并形塑国家认同的精神性实践活动。第二，国家记忆再生产的要素构成是“国家记忆关系系统”。国家记忆的关系系统内在蕴含“意义象征的符号记忆、定位内容的情节记忆和主体诠释的价值记忆”[8]。“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9]符号记忆承载着国家记忆的内容指向和价值意义，包括国家象征符号、国家文本符号等，具有严肃性和传递性。情节记忆保持和再现一个国家特定时期的时间、地点和情境，展现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既是对这些人物和事件的记忆，也是对事件发生、高潮和结局的客观呈现，具有客观性和完整性。相较于符号记忆和情节记忆，价值记忆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集合体，致力于在情感熏陶中达到对记忆内容的理解认同，具有情感性和传承性，反映了记忆主客体之间的情感互动和价值传递。第三，国家记忆再生产的目标诉求是“再生产”。国家记忆再生产并非对当前国家记忆内容、载体的否定，而是权力主体在已经生产的国家记忆基础上利用有效的叙事媒介如智能传播提升国家记忆效能，使其发挥更大功用，由此，国家记忆再生产的目标归宿是实现“再生产”，实质是一种“增强”的叙事策略，这种“再生产”集中表现为记忆主体的扩展、记忆中介的优化和记忆目标的坚定。“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0]420每一时代的思想观念总是特定时期权力主体意识形态的表现，权力主体是推动国家记忆再生产的领导力量。伴随着阶级意识的觉醒，不同阶层的人们因共同利益结成共同意识，形成共有的社会记忆，经过权力主体肯认的社会记忆不断转为国家记忆，形成国家记忆的主体力量不断增强。科技的发展变化推动记忆中介的升级，“记忆载体由简单的文字记忆逐渐影像化、存档化，对社会记忆的保存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对社会记忆挖掘整理即再生产”[11]。形塑认同是记忆的重要功能，“记忆是认同的前提，没有记忆就不能形成认同”[12]，国家记忆再生产的独特价值目标在于以共有的国家记忆凝聚国家集体意识，固基国家认同。

(二)智能传播与国家记忆再生产密切关联

“构建意识形态是大众媒介的重要功能，大众媒介亦是意识形态构建的主要场域。”[13]智能传播作为大众媒介发展的最新成果，表现出与作为意识形态再生产重要方式的国家记忆的强关联性。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传播场域应用的日渐成熟，为拓展国家记忆再生产内容传播媒介带来巨大机遇。记忆本身是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20]。传统的记忆内容传播主要依托历史书籍、博物馆等线下方式进行，再生产灵活性和情感性不足，一定程度阻碍了记忆温度的提升。将智能传播特有的符号互动优势引入国家记忆再生产框架，有助于丰富国家记忆情感温度。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x2检验，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用t检验，两组以上比较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时，采用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或者方差不齐时采用秩和检验。

近年来，民族国家记忆在流量思维诱导下被歪曲解读、贬损戏谑现象时有发生。一是革命历史在流量思维诱导下被歪曲解读。革命历史是国家记忆得以建构的精神积淀与历史基础，传承革命历史是国家记忆再生产的题中应有之义，对革命历史的正确认知与评价则是国家记忆再生产的重要条件。而在流量思维的负面导向下，网民很少关注革命历史本身，很多高流量的网络历史议题并非都建立于客观历史事实基础上。在智能传播场域中，算法机制无法辨别不同个体的媒介素养，只是机械化计算出引发流量变动的内容进行推送，而一些零碎、片段、残缺的史料往往存在历史背景模糊、历史事实不完整甚至歪曲误读等问题。在盲目的流量跟风中，一些歪曲解读的革命历史内容不断被分发，模糊网民对革命历史的国家记忆，久而久之易引发部分群体的记忆混乱，甚至造成信仰危机。二是革命先辈在流量思维诱导下遭受贬损戏谑。革命先辈是特定历史时期国家记忆的承载者，“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23]，在缅怀中唤醒对革命先辈的记忆是国家记忆再生产的重要途径。那些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而牺牲的革命先辈，像永不褪色的旗帜深深地烙在人民群众的国家记忆里，向社会传递着积极的精神正能量，并成为人们心中的行动标杆。而在流量思维的鼓噪下，部分智能传播平台不惜利用智能技术与热点事件制造流量，甚至为博人眼球公然诋毁、恶意抹黑革命先辈以迎合一些人的猎奇心理。这既是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抗争史的严重亵渎，更是对国家记忆的严重污损。

二、“智”造机遇：智能传播场域国家记忆再生产的发展契机

“智能传播是以技术为驱动，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通过智媒体进行智能、个性、交互的信息传播活动。 ”[16]彰显了机器算法、数据筛选、符号互动等技术优势，为有效提升国家记忆传播信度、批判力度、情感温度带来了新机遇，能够有效推动国家记忆再生产。

(一)算法价值提高国家记忆传播信度

“算法作为智能传播时代平台媒体发展依托的重要技术”[17]，内蕴算法运行价值。算法价值依托数学公式，遵循程序公正原则，能够客观呈现国家记忆内容，对提高国家记忆传播信度意义显著。

算法价值提高国家记忆传播信度主要通过算法工具理性价值和技术中立价值来实现，这符合忠实反映国家记忆对象和客观呈现国家记忆结果的需要。从记忆对象来看，算法工具理性价值推动国家记忆传播真实性。手段真实是国家记忆传播真实性的形式要求，即要求呈现国家记忆对象的方式应是恰切的。国家记忆再生产总是尽可能通过真实的手段来呈现国家记忆对象。而算法作为一种获得目的效果及利益的手段，基于特定目的要求推送信息，其具有的工具理性价值保障了国家记忆再生产避免主观倾向与态度立场的侵扰，从而将真实提取的国家记忆忠实准确地推送给网民，使国家记忆再生产更符合传播真实性。从记忆结果来看，算法技术中立价值推动国家记忆传播客观性。结果客观是国家记忆传播真实性的目的要求，即要求国家记忆结果的呈现应是公正的。对算法而言，公正透明是算法技术中立价值的集中体现。基于数据输入和结果输出公正程序，算法技术中立价值旨在运用算法公正技术真实再现事实特别是公正呈现历史真相，最大程度避免历史偏见。在国家记忆再生产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有可能造成对历史的误读，从而引发信任危机。而算法技术中立价值改变了传统信息生产机制，能够用客观性矫正因主观性造成的信息信任危机，其具有的公正透明特征使得国家记忆再生产的共识度与信服度较高，进而国家记忆再生产以客观公正取得不同知识背景个体的信任，使得国家记忆再生产更符合传播客观性。

(二)数据筛选提升国家记忆批判力度

“人工智能具备精密的动态记录、高速计算与终端分析功能”[18]，推动了数据筛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从哲学角度看，数据筛选是对数据信息的扬弃和批判性选择，由此能够作为“共同体权威立足当下需求对过去进行选择和重构的结果”[19]，为国家记忆再生产提供内容选择加工的技术工具，保障国家记忆批判力度。

数据筛选提升国家记忆批判力度主要通过推动国家记忆的批判性生成和批判效果提升展现出来，这是记忆内容选择加工和选择结果的应有之义。从记忆内容的选择加工看，数据筛选遵从的整合标准保障了国家记忆的批判性生成。国家记忆的批判性生成实质是一种记忆再生产行为，涉及记忆资源的收集整理、形成新的国家记忆，并决定了哪些记忆要被清除或屏蔽，哪些记忆得以筛选、加工、过滤进入公共记忆。数据筛选遵从全面、忠实、完整的整合标准，可以冲破不同地区间封闭的文化障碍，同时将之前的一些表层文化转变为价值观念等深层文化内容。它能在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基础上对国家记忆进行选择重组，不断整合国家记忆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考察国家记忆是否满足时代和人民群众的切实需要，从而使处于封闭和休眠状态的国家记忆得以唤醒，促进国家记忆的批判性生成。从记忆内容的选择结果看，数据筛选所发挥的前瞻功能有利于掌握国家记忆的批判效果。由于传统媒介渠道单一和滞后，对于负面信息的处理往往出现时间间隔并影响其澄清。而智能传播场域的数据筛选能够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存在的国家记忆活动数据中，找寻到信息之间的规律性与相关性，筛选出与国家记忆相关的正向与负面传播倾向的内容，并由可视化分析技术归纳其特点，从而预测现在到将来的国家记忆发展态势。通过发挥数据筛选的前瞻功能，及时分析在某一时段内历史数据与热点的相关性，能够对预测分析过程中任何要素变化的关键性节点进行及时掌控与反馈，将真实客观的国家形象在第一时间送达给记忆主体，实现舆论引导的“首发效应”，并及时发现和规避损害国家记忆再生产的传播内容，避免流入智能传播场域，以维护国家的正面形象。

(三)符号互动丰富国家记忆情感温度

智能传播是网络环境下国家记忆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国家记忆作为一种精神性客体，要将附着其上的意义象征、记忆内容和价值观念顺利转化为记忆主体认识的一部分并完成内化式再生产，必须发挥实践中介的作用。而智能媒介的发展推动国家记忆的实践中介向信息技术转型升级。智能传播作为信息媒介演变的最新成果，能够作用于国家记忆主体、内容和介体。从记忆主体看，智能传播所特有的深度交互优势给予了不同圈层的记忆主体参与国家记忆再生产的能动性。“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教育系统的教师”[14]是国家记忆再生产的主体力量，伴随智能传播场域介入，社会上以个体形式存在的网民都能参与记忆再生产。如智能传播平台提供的以人民网、中国政府网为代表的聚合类媒体，网民通过特定栏目的评论转发就可能形成智能传播场域特定时期的国家记忆。从记忆内容看，“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特殊思想体系”[14]。智能传播作为一种资源要素，为国家记忆再生产贡献了数字国家记忆。如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智能转播的“祖国万岁”阅兵方阵既激发了全体人民对国家历史的追忆，也生成了新时代背景的国家记忆。从记忆介体看，智能传播扮演了国家记忆主客体之间的中介角色，能够隐性地发挥引导网民思想价值观念和政治倾向的功能。

这一矛盾在资本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主要表现为两种状态：从智能国内传播看，算法偏向主要表现为资本介入放大虚假传播，消解国家正面形象。在传统媒体处于信息终端地位时，权力主体可以依赖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介，通过控制版面和频率频道对记忆主体进行记忆干涉和操控，完成强制性国家记忆刻写，从而使国家正面形象得以传播。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红色电影下乡村活动改造国民对旧中国的记忆，从而将新的对国家的认识融入人们的记忆中。而“信息找人”的智能媒体时代，信息来源多元且信息把关不够及时，智能传播场域中往往会存在一些未经筛选的信息，其中资本是推动信息传播的重要一极。一旦算法为资本所控，其就有可能制造具有偏向的信息，甚至推送虚假信息，迷惑网民对国家的评价判断，严重侵害国家真实形象。从智能跨国传播看，算法偏向主要表现为西方意识形态数字化渗透，限制国家正面形象传播。与传统媒体相比，智能传播进一步跨越了地理空间的边界，异国的观察和评价得以介入国家记忆再生产。“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我国进行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渗透”[21]，他们利用算法在信息来源中的隐蔽性与分发传播中的灵活性，将一些极具迷惑性的以历史虚无主义为典型代表的错误思潮通过技术“黑箱”对我国进行多方位的思想渗透与分化。而一旦政治偏向渗透到数据库，可能会加剧国家形象认知偏向。

三、暗藏“危”机：智能传播场域国家记忆再生产的潜在挑战

作为国家记忆的新兴叙事媒介，智能传播给国家记忆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算法偏向、“信息茧房”、流量思维等负能量磁场使国家记忆再生产也面临一定的潜在挑战。

如图3所示，各相的有功功率是通过对去直流分量后的电流、电压信号进行乘法、加法、数字滤波等一系列数字信号处理后得到的。电流电压采样数据中包含高达21次的谐波信息，所以依据公式计算得到的有功功率也至少包含21次谐波信息。有功功率的测量原理图如图3所示，合相有功功率Pt=Pa+Pb+Pc。

(一)算法偏向与国家记忆强化国家正面形象传播的矛盾

形象记忆是记忆的起点。加拿大心理学家安道尔·托尔文认为，形象记忆是指人们在以往生活经验中形成的一幕幕记忆，记忆画面较为分散，记忆再生产的重要效能便是巩固历史形象。国家记忆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强化国家正面形象传播是其再生产的特殊价值。而智能传播推动国家记忆再生产空间由“单维度物理空间”走向“多维度网络空间”，并进入无边界的时空场域，这难免会掺杂部分虚假信息及错误的价值观念，由此产生算法偏向与国家记忆强化国家正面形象传播的矛盾。

符号互动丰富国家记忆情感温度主要通过情感定位和分享传递展现出来，这是满足记忆对象感性需要、延展记忆内容传递空间的内在要求。从国家记忆的情感产生看，符号互动所发挥的情感定位功能有助于激发国家记忆的情感力量。纪念符号从产生开始，就已经内蕴了深层次的内涵，彰显着创造者的理念与信仰。如国旗是一种具有集体属性的国家符号，实质是人们信仰和精神寄托的象征，具有提供国家记忆、定位国家情感的政治功能。国家记忆植根于具象符号之中，国家记忆的情感力量在符号互动中不断生成，智能传播场域中的各种符号互动活动则为人们定位国家情感提供了符号化牵引。如央视新闻曾设置“彭湃的绝笔信”“杨靖宇半年与日伪军战斗200余次”等人物符号的网络历史议题，定位了崇敬英雄的情感记忆。从表面看，英雄是情感定位的符号，不断再生产的实质是人们对英雄的深厚情感。革命英雄作为特殊的人物符号，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与崇高理想，记录了集体情怀，当异质化个体接触到国家符号时，便可以与符号所呈现的往昔形成时空交错，国家情感在时空的双重定格中得以定位，而正向情感的定位则能激发集体的斗志，增强集体凝聚力，进而激发国家记忆的情感力量。从国家记忆的情感过程看，符号互动所特有的分享传递优势有助于提升国家记忆的情感体验。从实践论角度看，国家记忆既是一种认识活动，亦是人们对国家历史的情感体验过程。而通过发挥符号互动特有的分享传递功能，异质化个体可以自由地记忆言说，这使国家记忆不仅变得像历史画面一样清晰可见，也丰富了多样的情感体验。符号互动所带来的分享传递提升网民情感体验的同时，国家记忆的情感温度也得以丰富。

国家记忆再生产使智能传播具有价值承载性。“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15]意识形态再生产活动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并赋予其强大的时代鲜活力和生命持久力。国家记忆再生产作为承载权力主体价值要求和价值选择的记忆再生产活动，具有传播价值记忆的特殊使命，能够反作用于智能传播并赋予其价值承载性。一方面，国家记忆再生产能够为智能传播持续注入价值导向。国家记忆再生产作为权力主体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国家认同的精神性实践活动，将社会主流价值的再生产作为重要准则，表现为对社会主流价值的接续维护与追求。而智能传播并非超越价值的技术，其应用要体现社会价值。国家记忆再生产通过不断生产符合时代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的社会主流价值，能够为智能传播持续注入价值导向，引导智能传播始终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记忆再生产能够持续纠正智能传播的价值偏向。智能传播遵循流量逻辑和用户至上的传播信息理念，可能会忽视对传播内容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发掘与利用，由此产生一些以戏谑历史博取眼球为典型代表的科技负面效应。而国家记忆再生产通过持续挖掘国家记忆内容，彰显主体诠释的价值记忆功能，以价值引领不断纠正智能传播的价值偏向，增强智能传播的价值判断力以及对社会主流价值的践行力。

(二)“信息茧房”与国家记忆提升主流价值共识的矛盾

为了凝聚思想共识和国家认同，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都需要通过国家记忆来教化其他阶级成员。“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10]420国家记忆再生产重要的政治功能就在于通过整合差异化价值来凝聚多元主体对主流价值的共识。在中国，提升社会主义价值共识是国家记忆再生产的独特价值。而智能传播场域中的智能推荐通过对不同圈层的精准画像，将网民束缚在信息相对封闭的“信息茧房”中，由此带来“信息茧房”与国家记忆提升主流价值共识的矛盾。

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国家记忆所内蕴的政治共识性历史图景难以进入算法化个体的认知领域。以追溯共有的历史达成政治共识是凝聚主流价值共识的重要法则。与其它类型的记忆相比，国家记忆的政治价值尤为突出，本身属于特定时期历史记忆的政治共识性产物。如通过再现百年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的国家记忆，便能在展现革命功绩和革命精神的过程中引导人们凝聚政治共识。而智能算法遵循所谓的“个性化定制”，背后隐藏的却是统一而固化价值立场的信息流，网民与算法的互动则进一步固化了既有的个体价值，陷入信息孤岛中。当这种个体价值遇到孤岛之外的主流价值时，就会拒斥不符合自身价值的异质化信息，甚至导致价值分裂格局。二是国家记忆所塑造的政治身份认同遭受“信息茧房”冲击。政治身份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自我身份的认知与政治归属感，并在实践中表现为自觉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构筑政治身份认同是国家记忆提升主流价值共识的重要表现。而“信息茧房”的存在使得异质化个体或群体所得到的信息限于一定范围，已有的政治身份确证也有可能被特定圈层的群体身份所替代，形成同质化严重的圈层，由此人们的政治身份认同不断窄化。

Sp是指施工项目在考核期内的计划安全保障水平；Sa则是指施工项目在考核期内实际安全保障水平。Sp与Sa的取值范围均为(0，1)。

(三)流量思维与国家记忆充盈革命精神血脉的矛盾

国家记忆作为一种独属于某一国家的、反映国家历史和精神的文化现象，内在包含了一个国家的精神发展历程。“精神所在，就是血脉所在，就是力量所在。”[22]鉴于国家记忆的精神属性，国家记忆再生产具有充盈革命精神血脉的独特功能。而智能传播依托智能算法、人机交互等新传播技术，以高浏览量、点击量和触达率等极大满足网民的感性需求，其暗含的流量思维实际正在蚕食网民的革命精神根基，与国家记忆充盈革命精神血脉相冲突。

2.企业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应用不够，与现代文化气息的结合不足，也未能够形成系统化和持续性的模式。以往多数企业在进行管理的时候，都是从制度角度和指令角度出发的，关于文化建设，更多的也是当前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企业的经验，所以很多企业都没有对自身发展以来的各种历史资料进行保存和建设。企业文化也是一种文化，稳定性和持续性才能使其具有更高的信服力。很多企业在当前的企业文化建设时，也没有利用当前文化的各种新特点来提高创新力。比如，当今各种文化之间都在全面、深度地融合。因此，企业文化得适应这一新的时代特点。

没有强度标记的深凹槽型螺栓是六角头上有减重凹槽的法兰螺栓，是按法兰外径进行的分类(图8)，它们的法兰外径比带有法兰头的标准螺栓的直径要大。安装这类螺栓应小心地装在正确的位置并施加规定的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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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智”为“治”：智能传播场域国家记忆再生产的应对策略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4]面对智能传播场域国家记忆再生产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立足生活实践，从承载国家象征符号、优化历史纪念空间、依托精准推送技术等方面综合叙事，才能真正发挥智能传播场域的技术驱动作用，有效推动国家记忆再生产。

(一)承载国家象征符号，确保国家记忆询唤的可信性

借助智能传播场域承载国家象征符号，确保国家记忆询唤的可信性，是国家记忆再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在美国符号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看来，集体意义的象征不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更是人们借以交流思想的公共符号。符号作为人们交流互动的工具，以其特有的形象叙事发挥着唤醒记忆的独特功能。智能传播场域承载国家象征符号能够提升记忆询唤的严肃性与传递性，使人们增强对符号记忆的自然认同，从而推动国家记忆再生产。

其一，构建主流算法标识国家象征符号，提升记忆询唤的严肃性。国家记忆再生产是由权力主体所主导，从国家历史的真实面貌出发，对国家记忆的客观呈现与忠实阐释，提升记忆询唤的严肃性是增强可信性的关键。当前，智能传播主要依托基于内容和协同过滤的推荐算法进行推送，而国家象征符号的严肃性要求智能传播场域构建基于政治内容热度和符号协同过滤的主流算法。一要构建基于政治内容热度的主流算法。这要求智能传播场域通过时政热点、微博热搜及时获取政治热度内容，准确识别带有国家象征的符号类型，客观公正地向网民推送政治内容。二要构建基于符号协同过滤的主流算法。所谓符号协同过滤，是指利用某类兴趣、关系、浏览过相同符号喜好来推荐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国家象征符号。如人民日报在建党100周年推送《山河岁月》视频，该视频融入了国旗、国徽、国歌等多种象征符号，涵盖开国大典、抗美援朝等重要事件，通过震撼人心的图像叙事，在再现国家象征的本义、转义与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