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现实样态与价值遵循——基于科学社会主义视角

周芷如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州 510275)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造与理论探索，其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前提，以坚持人民至上为价值取向的本质内涵体现在社会建设的各领域。其中，社会治理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框架下推进发展的。由此，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应成为一个独特的时代命题。鉴于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以科学社会主义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应然的理论视角。科学社会主义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缺陷，勾勒出社会主义发展蓝图并揭示其实现路径的理论学说。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中，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进行的一种路径探索。依此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从“构想”转向“实现”的成果。据此，本文尝试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论析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现实样态与价值遵循，以期勾勒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独特图景。

一、从理论构想转向阶段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框架指导下的创新实践，其从理论构想转向阶段化实现，是理论观照现实、历史承接现实的结果。据此，应当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探析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

(一)科学社会主义擘画的社会治理蓝图

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历史性、现实性、时代性。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治理的理论构想以历史为参照，以现实为依据，以未来为旨归。回顾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人类聚群而居的生活特性，使治理活动成为维护社会良性运转所必须讨论的经典议题。这一议题的发展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蓝图从“构想”走向“实现”。治理的本质是在协调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改善人的生存境况并促进社会良性发展。进言之，治理的演进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变化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关系的变化。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发展，治理主体的变化使人类的治理活动呈现出“氏族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发展进路。首先，在原始社会，既没有阶级的存在，更没有国家的概念，社会关系的协调主要依靠以“氏族”为治理主体的原始集中型治理。之后，正如恩格斯所言，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级出现分裂，那么“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1]193，人类社会随之迈入以“国家”为治理主体的国家治理时代。但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揭示，人类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此时国家将会消亡，而国家治理也将不复存在。这样，国家治理将失去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2]338。在那时，人将真正成为治理主体，社会治理亦将完全服务于人自由自觉的活动。

当前，人类社会普遍处于国家治理阶段，治理模式主要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为样态划分。对于社会治理而言，这两种样态的划分主要以“谁来治理”“为何治理”，以及“治理成果由谁享有”为依据。资产阶级政党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本阶级利益。尽管他们在政治上宣称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不承认私有财产是个人获得治理权利的障碍，但实际上，“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3]30依然成为划分社会成员治理权利高低的标准。如此一来，所谓社会成员普遍获得平等参与社会治理的地位，以及享有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社会治理权利，不过是一纸空文。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政党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立场，坚定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着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真正联结，始终致力于推进公平正义、平等共享的社会治理局面形成。现阶段，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开辟一条“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同向并举的新路。这表明现阶段的中国并不是要以社会治理取代国家治理，而是要以国家治理为依托探索出有利于协调多元社会关系的社会治理方案。这既是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探索，也是对未来社会治理样态的前瞻预见。

(二)中国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4]50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协调社会关系的需要呼唤社会联合的行动，而这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出场。但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总是被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管理所遮蔽。从广义上看，“社会管理”属于“社会治理”的范畴。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具体内涵虽然有别，但两者的意义也存在相近之处。从狭义上看，社会管理以政府为主体，其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措施来协调区域内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从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社会治理则更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其治理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社会组织、公众个人等，且治理范畴也更为宽广。长期以来，社会管理一度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标识。例如在20世纪中后期，“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城市管理”等西方管理概念在中国得到普遍推广，“社会管理”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重要职能标识。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前，中国社会管理的特征是以政府为主体。直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5]，由此，整合社会管理资源、丰富社会管理主体成为中国社会管理的发展所向。经过后续的实践探索，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而完善社会管理是其中的重要方面[6]。可见，社会管理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曾扮演重要角色。

(三)现代化发展难题推动社会治理升级

实现现代化是18世纪以来的世界主题。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为了缩短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往往成为一个“压缩”过程。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会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果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一种选择。然而，随着经济增长乏力、国内外局势动荡不安、贸易摩擦与地缘冲突增多等情况的出现，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难题日益凸显。在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方面，随着国际间的博弈愈演愈烈，单边主义、封闭主义日渐显露，国际间社会治理的整体绩效由此降低。这同时也给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社会治理带来了难题。尤其在后疫情时代，多国的社会治理也由于疫情防控成本加大而出现弱化的倾向。此时，西方发达国家本应在维护社会稳定秩序、推进社会资源有效配置、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然而，失衡的医疗防疫保障、缺位的社区网格化管控、有限的生活服务提供等无不暴露出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治理缺陷。显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道路，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有模式。***深刻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2]。可见，破解现代化社会治理难题、优化升级社会治理效能，既需要遵循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要立足本国的实际国情。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10]22，而由这一特征所引致的社会治理难题鲜明体现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国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13]，显然需要立足于这一现实国情。具体而言，当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使得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平衡不充分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发展的区域与领域不平衡、发展的成果分配尚欠公平、发展的整体效能较低等。尤其随着产业的集聚效应加强，社会资源愈益集中在大城市，这使得人口密集、交通拥堵、资源不足等社会治理顽疾在大城市中日益显现，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质言之，社会发展在改善民生短板方面的积极意义尚未充分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中，要使普遍社会成员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则必须使每一位社会成员“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2]460。对于社会治理而言，就是要通过多元主体合作共建来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性效能[14]，而其题中之义是要发挥每一位社会成员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以保证社会成员获得平等的社会治理权利，促进社会成员在资源配置、成果分配等方面享有权利公平、机会公平。总之，这既是规避西方社会治理缺陷的突破口，也是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难题、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升级的切入点。

二、理论指导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现实样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国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立足自身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正建构起以核心领全局、以协同破壁障、以精准除盲点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实践样态。而这使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在与西方社会治理的治理领导、治理目的以及治理层级的比照中，日渐显现出筑牢政治保证、释放治理势能、补齐民生短板等方面的优越性。

(一)以核心领全局：筑牢社会治理的政治保证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专政是以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形式而出现的[15]。这表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社会治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中国而言，“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16]。在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17]。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所内蕴的党与人民的关系，充分体现在其对民主集中制的坚持与运用上。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生动诠释了民主集中制的核心要义，构建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统一的治理方案。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8]的隐喻，揭示出大国的社会治理离不开强有力的核心领导。对于有着14多亿人口的中国而言，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为构建社会治理的上层建筑提供根本遵循，由此保证社会治理有方向可循、有章法可依。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与西方在发展阶段、制度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使得两者的社会治理存在本质区别。众所周知，西方社会深受自由主义影响，其现代化社会治理模式也呈现出“轮番而治”的特征。“反对政府过多干预”是自由主义框架下社会治理的主基调。然而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19]120，因而，与“有约束”的自由相比，“过度的”自由危害更甚。“过度的”自由不仅使政府解释失效、应用不灵，更使政府在社会治理的决策制定、资源配置、问题处理上愈发乏力。

细究西方社会治理的弊端，缺乏强有力的核心引领，是造成西方社会治理“肌无力”、风险抗击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显著优势彰显于其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贯彻落实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创新性表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显著标志。中国具有较为完善的党组织体系，这为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基础保障，而将党组织融入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则是发挥党组织社会治理引领效能的重要举措。其一，在引领社会组织方面，党组织通过激活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的调节和运转能力，促进了组织多元、联系紧密、行动自主的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其二，在引领基层社区方面，党员骨干通过下沉至基层社区，与基层社区建立“结对”关系，增强了党组织与基层社区的联系，推进了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复杂性社会治理难题的解决。其三，在引领人民群众方面，党员通过与人民群众建立“驻点直联”的关系，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平等沟通、诉求汇集，以此预防与化解社会矛盾、回应与执行社会治理任务。总体而言，在党的领导下，各区域的社会组织、基层社区、人民群众都能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获得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也就是说，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促进各区域社会治理的平衡充分发展，筑牢社会治理的政治保证。

(二)以协同破壁障：释放社会治理的强劲势能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436是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实质上，“各尽所能”是“按需分配”的前提。为促进“各尽所能”的达成，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正在缔结由不同系统的多元主体构成的横向关系[20]，建构起以协同破壁障的社会治理方式。具体而言，就是促进社会成员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实现“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9]299。而在现实层面上，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也确实有走向“协同”的必要，其主要原因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从中国的基本情况看，各地的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发展层次参差不齐，这使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倘若缺乏协同的作用力，就容易出现畸重畸轻的局面。尤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化壁垒逐渐消弭，由空间转换、人口流动、资源调动而产生的社会治理需要与治理机构扁平化、治理层级复杂化、治理职能分散化的社会治理现状之间存在一定矛盾。疏解上述矛盾，需要以协同的方式打破治理主体、治理资源、治理空间的阻隔。其二，从世界现代化的进程看，中国是现代化的“迟到”国，但却在全速奔向现代化过程中通过采用并联式的发展方式，一跃成为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增长极，其具有的启发性意义之一就是善于将协同嵌入现代化社会治理，从而释放各个社会领域、各个社会成员所内蕴的社会治理势能。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中必然涉及社会各领域的结构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再分配。而协同的社会治理理念主张建构人的自我悦纳、人与人的融洽相处、社会各系统之间互相促进的理想范式。运用协同的社会治理方式，是打破当前社会发展各领域壁障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在促进社会各领域的功能发挥上，以协同的方式搭建多元社会治理架构，有助于改变单向、一维的治理模式，继而有效整合与利用社会各方的治理资源，锻造出共生型的社会善治格局。另一方面，在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发挥上，以协同的方式厘清社会矛盾的根本点，有助于激活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1]，从而释放受无形之“墙”阻隔的社会治理强劲势能。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在发挥党的领导力量、政府的主导力量的基础上，还着重培育、整合多元的社会治理力量。当前，随着数字中国的建设，数字技术正推动万事万物从“互联”走向“智联”，这使得数据共享与资源整合、联合决策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对此，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正着力以协同的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数据的丰富性、共享性，从而以打破数据壁垒的方式，消弭社会治理的层级边界，为编织起万物互联的社会治理网络迈出关键一步。

(三)以精准除盲点：补齐社会治理的民生短板

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社会追求的繁荣是共同繁荣，而非西方社会追逐的少数人利益最大化。西方社会治理是资本逻辑指导下的必然产物，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西方社会治理的内容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所需，而被统治阶级则显然遭受差别待遇。这意味着，西方社会并不能全面、精准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治理需求，而只能是狭隘、片面地以社会治理为手段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3]542。也就是说，进行彻底革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置性条件。以此观之，由于改革具有革命的性质——“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22]，因而“彻底改革”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跃升发展。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而言，“彻底改革”表现为精准型的社会治理，其内在要义是要补齐社会治理的民生短板——解决好在社会治理中易被忽视的“最后一公里”盲点问题。其中，全方位关注与满足人民的需求，是“精准除盲”的必要前提。这不仅是对人民享有更合理的收入、更优质的教育等 “硬需求”的关注与满足，还是对人民享有更贴心的社区服务、更优美的生态环境等 “软需求”的关注与满足。据此，构建精准型的社会治理，是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23]治理样态的超越。

在实践层面上，精准定位社会治理的关键问题是构建精准型社会治理的前提。具体而言，其一，在对不同地区治理缺口的关切上，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做到了精准到“位”。例如，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更加注重帮扶对策的制定，聚焦产学研结合、引才育智；在环境污染较严重的地区，更加注重发展道路的选择，坚持绿色发展，以治愈高能耗、高污染、高成本等粗放型发展病症；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地区，更加注重社会分配的公平调节，通过缩小收入的“瀑布落差”，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落地。其二，在对每一个社会成员治理需求的关注上，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做到了精准到“人”。精准型社会治理是对人的需要、利益、诉求的充分把握。以精准型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发展，同时也是在为实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从而避免以整体覆盖部分、以平均掩盖差距、以总体繁荣遮盖局部贫穷的现象发生。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还坚持以实践调研为基础，并结合上文提及的数字技术，实现追踪与研判人民生活期待的变迁，从而把“因需而起、因事而异、因势而变、因地制宜”作为行动准则，精准突破各个区域、各类人群中存在的治理盲点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防”也是“治”的一种方式。对于“苗头性”“倾向性”“潜伏性”的社会问题，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以精准预测、防治结合、重点突破为工作思路，实现“事后处理”向“源头治理”的转变，将社会治理的盲点问题消弭于萌芽状态。

三、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价值遵循

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引领，彰显出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概括来讲，在科学社会主义引领下，“治理依靠人民”“治理为了人民”“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回答了“谁来治理”“为何治理”以及“治理成果由谁享有”等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价值命题。

(一)价值主体之聚合：明确社会治理的责任共担

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理论基质。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视域中，社会治理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3]683的集体性实践活动。因之，人民是社会治理的价值主体，社会治理的目的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利益。然而，西方有关理论认为，社会治理的目的是以“治民”的方式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换言之，西方社会的普遍成员即便参与社会治理的建设，也未必能真正享受社会治理的成果。迥异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社会治理，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遵循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正如***所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24]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以“人”为价值主体，满足人的发展需求是其根本所在。为贯彻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重视发挥“人”这一价值主体的作用。具体而言，人民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享受者，也是社会治理的创造者，承担着社会治理的主体责任。在操作层面上，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以明确人民的主人翁地位来强化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意识、以鼓励人民出谋献策来汇集社会治理的集体智慧、以动员人民参与治理实践来夯实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引领下，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以“人”为价值主体，这实质上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要依靠人民来进行，也就是需要聚合社会治理的各方主体力量。与西方社会治理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之所以能够聚合各方主体力量，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基于共同文化基因所产生的情感共意，构建起“治理依靠人民”的思想共识。当前，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已深入至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然而，使社会治理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依然任重道远。尤其是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背景下，诸如社会结构重组、社会阶层分化、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等问题接踵而至。因而，如何让人们从义利、公私、情理的社会治理局囿中解放出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面对的难题之一。破解个人与集体的两难困境，需要重视文化的深厚力量。在中国，家国一体的文化基因是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聚合社会建设力量的精神纽带，其蕴藏了论证主体的奋斗、家庭生活的改善、国家现代化的发展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依据。家国一体的文化基因使人们将社会治理看作共同的责任担当，继而使人们建立起自觉投身社会治理实践的行动意识，由此促进个体生活与社会治理的有机融合。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正在深入挖掘与继承发扬家国一体的文化基因，以期在家国一体的文化持续作用下，不断聚合各方主体力量。

(二)价值诉求之整合：坚持社会治理的利益兼顾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域中，社会分工的出现带来了社会利益的分化，从而导致社会阶级的分化与阶级矛盾的产生。而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社会治理作为调适阶级矛盾的产物应运而生。显然，社会治理具有阶级属性，统治阶级的利益立场主导着社会治理的根本方向。回溯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历程，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之前都如出一辙地标榜其阶级政权是维护普遍利益的。然而，历史却真实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虚伪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往往“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3]537，因而社会治理在他们看来也只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这体现在，随着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社会的财富积累越多，西方社会的矛盾与冲突越发尖锐。可见，资产阶级当初的政治承诺是苍白无力的，其社会治理的真正意图昭然若揭。区别于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社会治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社会治理以实际行动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多元社会治理价值诉求，从而在根本上“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3]689，缔造真正意义上的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社会治理。

维护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阶段化体现。赓续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因血脉，中国“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9]352，充分彰显出人民在社会治理中享有的主体性、基础性地位，并由此明确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 “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也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人本意蕴。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各项实践都是围绕人民的现实所需而进行的，以人民满不满意、拥不拥护作为检验社会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25]。回应人民普遍关注的利益问题，有利于达成社会治理的群众共识。 “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26]，才能真正提升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继而增强共治共享型社会治理的持续性。然而，现阶段中国社会群体间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状况，潜隐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胶着点。社会治理作为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连通点，正在着力解决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痛点、难点问题，以满足人民的各种现实诉求。例如，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提供多层次公共服务、搭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改革应急治理机制、健全信用评估制度等。显然，这些举措都是以满足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需要为根本目的，内蕴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实质性内涵。

(三)价值目标之凝合：推动社会治理的成果共享

实现发展成果共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表明，“共同生产—共享资料”是人类原始社会中“生产—分配”的关系表征。其内在机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共同的生产”主导着“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1]193。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出现，打破了“共同生产—共享资料”的平衡局面。“劳者不获，获者不劳”[4]48的资本主义分配原则，使公平正义问题先在经济领域凸显，后逐渐波及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乃至生态领域。逐渐地，“当人们强烈感觉到不公正的时候，治理困境就会出现”[27]。列宁深刻指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可能通过“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28]，进而让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即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阐述，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是在这一阶段确保分配诸环节能尽量做到公平公正的科学性分配原则[2]435。具体而言，按劳分配原则能促进人们的劳动权利与劳动义务之间达致相称的状态。所以，坚持这一分配原则有利于充分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持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并进一步为实现社会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目标保驾护航。

推动社会治理的成果共享，是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人际距离不断缩短。然而，由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分配调整所带来的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居民生活水平差异较大等阻碍社会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而言，解决这些难题的关键是在多元的群体关系中形成社会治理的价值共识。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治理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风险”[29]来实现利益结构的平等重组、利益归属的公平整合、利益机制的公正建构，从而满足人民共享社会治理成果的诉求。而在现实生活中，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来促进社会治理的平等、公平、公正发展。具体而言，其一，切实保障人们平等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消除因出身、职业、性别、民族等差异而产生的治理特权。其二，创建人们在社会治理中展现自身所长的平台，剔除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的治理顽疾。其三，完善社会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治“提篮子”“打牌子”“钻空子”等治理弊病。通过以上做法，日益提高人们对社会治理的共意程度，继而促使其逐步形成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自觉。

结语

当前，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将在对标“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30]的总体要求下，实现与国家治理的效能联结。纵观世界的现代化发展进程，西方社会的现代化道路依然占据重要地位。然而，无论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还是现实逻辑上看，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这必将反映在其社会治理层面上，并表现出不可弥补的治理缺陷。因此，国际社会对形成新型现代化社会治理方案的诉求日渐强烈。对于中国而言，“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9]9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治理正朝着为中国人民创造良好社会治理供给、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新动力、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治理方面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