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契合

程立涛，武娜娜

(河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石家庄 050024)

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在大多数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鲜有论及，即使某些教材对此作过一些介绍，劳动也大多被归入教育载体的相关内容，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载体”形态呈现出来。活动载体是“以活动为载体”，即融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于某种活动之中，使受教育者在活动中受到教育，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1]。然而，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呈现的劳动范畴，严格意义上讲应当是体认劳动教育的价值并由此延伸到对劳动价值的再发现、再确认。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多种多样的，劳动教育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载体。与语言载体、管理载体、组织载体等相比，劳动载体具有特殊地位和无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但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仅仅把劳动视为载体则是对劳动育人功能的弱化，它没有根本区分“劳动的价值”和“劳动教育的价值”，因而不可能准确理解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学生成长的必要途径，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2]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以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目标，深入探讨劳动、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内在关系，正确认识彼此间的深层联系及其当代价值。

一、从主体看，劳动者既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力量和重要条件

固然，劳动不等于劳动教育，然而脱离劳动就无法真正把握劳动教育的实质蕴涵。恩格斯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劳动既是人类社会的起点，也是逻辑思维的起点，没有劳动就没有人和社会，也不会有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可以讲，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人类历史的钥匙。在此意义上，劳动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远远超越一般载体价值，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发展和创新具有更根本、更深远的意义。劳动教育是对劳动育人价值的充分肯定、高度自觉并为此而采取的制度化实践。

第一，劳动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唯物史观认为，与动物本能的生存方式不同，劳动构成人的存在方式。在劳动中，人将自身从自然界提升出来，成为宇宙间唯一的主体(主导)力量——劳动者，作为“生命之根”“立命之本”的劳动从此具有了本体论意义。迄今为止，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在劳动中创造的，无论是迫于生存需要而进行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还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再生产以及艺术创作、科学实验和技术发明等，都是劳动者按照预定的行动计划和理想蓝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将自身的本质力量投射到客观对象，所实现的精神向物质的能量转换过程。劳动者把自己的目的、理想、知识、能力等本质力量外化为客观实在，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在解决自然与社会、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矛盾过程中，充分彰显了自身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4]156-157劳动者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同时也是自身价值的实现过程。劳动锻造、完善并发展了劳动者的主体性，不断丰富和完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劳动者感受到劳动的伟大与崇高，形成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良好风尚，享受着劳动的荣光和收获的喜悦。

第二，劳动者既是劳动教育主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之间的思想政治关系也是在劳动中形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天然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尽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具有主体性的人，都是教育、教学的主体”[5]。在私有制条件下，作为劳动者的人民大众人格尊严被践踏，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没有真正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权利。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劳动大众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劳动者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主人，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地位得以根本确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是一对具体矛盾，劳动者的主体性是在认识和处理这对矛盾中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主导性和创造性。劳动者作为教育主体的辩证本性，体现为自身既是教育者又是教育对象。一方面，作为教育者要依据不同时期党的中心任务和工作重点，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教育对象施加影响，不断探索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式和载体，取得契合时代需要的教育质量和育人效果。这个过程是以承认劳动者作为教育对象在层次、类型、素质等方面的差异为前提的。另一方面，作为教育对象的劳动者又不是纯粹被动的客体，而是具有思维能力的“主体性”客体，具有与教育者平等的地位和相同的权利，对劳动教育的意义有充分认知。无论是劳动教育还是思想政治教育都表现为劳动者思想道德素质的自我完善，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辩证统一，共同构成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力量和重要条件。

第三，现代技术进步推动劳动者思想政治素质完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6]作为“社会存在物”或“有意识的存在物”，劳动者思想政治素质完善提升的实践，反映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在要求，表现为作为主体的劳动者其精神品质与社会进步要求的积极主动适应，即在正确把握历史潮流基础上将“小我”自觉融入“大我”的社会实践。如果说人通过制造和使用工具推动“人猿揖别”、语言形成和交往拓展，由此把自身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历史性跃迁”；那么，随着现代劳动的深度、广度、程度的变革，劳动者的认知水准和生产技能日益进步，与技术文明相伴随的是不同劳动者的兴趣、见解、个性等差异在扩大，以及所导致的彼此平等对话、理解交流的障碍也在增多，由此强化着劳动者对思想政治教育“交互主体性”的反思，进而自觉接受正确价值观熏陶、获得新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的愿望更迫切。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劳动者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主动完善和提升思想道德素质，理应看作文明史上“第二次历史性跃迁”。在社会加速进化大背景下，信息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使其主体、内容、环境、载体、方法等发生历史性变革。然而，这种变革不会动摇劳动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地位，也不会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矛盾和运行规律，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二、从内容看，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根源于劳动过程的矛盾及其规律，是社会实践和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

第一，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源于劳动过程的矛盾。劳动者自觉自愿地推进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源于劳动在社会这个特殊的物质体系中的结构、功能和运动规律。劳动对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决定作用，内在蕴含对人类意识和精神生活的根源性、派生性，人类意识归根结底是在劳动中形成并随着劳动趋于成熟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4]524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其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解决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矛盾，使主观正确反映客观、认识正确反映实践，形成真理性认识和经验性结论。无论是主观反映客观，还是反作用于客观，都必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多样化的劳动才能实现。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劳动孕育着社会有机体的一切活动的萌芽，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过是劳动过程的展开和具体化，认识了劳动也就认识了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把握了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源头、丰富内涵和根本动因。劳动中的复杂矛盾反映到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形成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与核心议题。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一定社会的思想道德要求与人们实际思想道德水准之间的差异，根源于劳动实践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第二，以劳动为主线才能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意蕴。不同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复杂多样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锤炼出鲜明而独特的政治品格，锻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革命斗争虽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劳动，但它依然是人类实践的重要形式，且与劳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史本质上是劳动发展史，其具体内容是由劳动的形态、特点和发展诉求决定的。“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7]革命斗争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尖锐化的表征，源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在矛盾运动。劳动是一切社会矛盾形成和发展的总根源，革命斗争不过是劳动冲突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只有紧紧抓住劳动这条主线，才能正确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也才能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演变的成因与路径。以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为例，在日本侵略者实施“三光政策”的严峻形势下，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审时度势、英明决策，号召并带头开荒种田、开展生产自救。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根据地军民摆脱了暂时的经济困境，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还增强了劳动观念和组织纪律性，密切了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军民关系，培养了一批既会干革命又懂经济的干部，壮大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主体力量——劳动者队伍。大生产运动形成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劳动观念和优秀品德，成为革命队伍保存实力、发展壮大、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具有深厚持久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蕴。

第三，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共同服务于社会需要。劳动的社会历史性要求人们以大历史观认识劳动，把握作为主体的劳动者的存在状态及其意义，更有效地实现劳动者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在互联网与融合媒体发展的背景下，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新方法的诞生，是现代劳动制度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反映。由大数据构造的数字化社会，推动劳动者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层变革，关涉其娱乐趣味、情感投向、思维变迁、价值依托等精神生活领域，新的劳动关系、劳动伦理的形成及劳动保障制度的完善构成劳动教育新领域。作为劳动者的人是在劳动中成长的，而成长起来的人又推动劳动进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的每一个单个成员来说，它就不再适用了。”[8]582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必须打造优质高效和多样化的供给体系，为大众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社会服务，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劳动新格局。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契合构建现代劳动制度的新要求，推动自身内容、载体、路径和方法的全方位变革，以积极主动的变革服从和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新发展阶段深化改革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

三、从过程看，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二者统一于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实践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劳动教育。依据传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二分法，思想政治教育总体归属脑力劳动范畴。脑力劳动作为人类特有的优秀智力品格，是以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为运动器官，以体力受脑力支配和主导、脑力与体力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4]162。思想政治教育是自由自觉活动的突出表现，通过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相互影响、互补互促，实现教学相长、共同进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的一种对象性活动，与劳动者的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相关联，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脑力劳动。在人类文明进程中，随着劳动形态多样化及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化，个人逐步超越生命的内在局限，所获得的社会性结构力量成为自我重塑的重要依据。由此，劳动者的思想政治素质越来越受重视并转化为相应社会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实践，“这种特殊性，在于它是从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促进人的精神和意识发展着手，进而促进人们更好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过程”[9]。在长期劳动经验积累基础上，劳动者充分意识到改造客观世界必先改造主观世界，思考“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什么目的”等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循着准备阶段、信息交流、理论内化、外化应用、反馈调控的“五阶段”逻辑理路，科学规划与合理安排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诸环节的顺序，以思想观念改变和品德提升为目标，引导教育对象的思想和行为向社会所要求的方向发展。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为劳动教育提供动力支持。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思想政治教育，借助理论知识传授实现对教育对象的品格塑造。教育学视域下的脑力劳动，实质上是从事知识和技术传授的教育实践，劳动成果表现为知识的转移和增值。落实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对教育对象实施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教育和引导，使其产生内在思想矛盾运动以提升思想道德素质，也必须以丰富的思想理论知识为前提。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思想道德水准的差异性、教育环境的复杂性决定思想政治教育是高质量的脑力劳动。这个过程不仅需要深厚的科学文化知识、高超的教育艺术，还需要教育者持续不断的情感投入，具有鲜明的历史继承性和文化累积性。它意味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要不断学习、向历史学习、向实践学习，以获得继续前进的思想智慧和不竭动力。从历史上看，我们党十分重视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历史经验包括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两个方面，总结历史经验就要注意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当然，我们首先要总结成功经验，因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总体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伟大实践，成功经验是它的主要方面，是主流的方面。同时，也要适当注意党的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某些失误及其所造成的损失。这也是历史经验的重要方面，这对于后人吸取历史教训，变得成熟起来，更为重要。”[10]

第三，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人、塑造人的铸魂工程，致力于教育对象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健康成长。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处于身心发育期的学生，这些在校的大中小学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准劳动者”，要使他们顺利成长为合格劳动者，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重任，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首位，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原则，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身心成长规律，充分发挥智力劳动所特有的广延性和创造性，通过满足学生对身心成长的渴求加强价值观教育。***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教学是一项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要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善于运用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抓住关键、找准重点、阐明规律，创新课堂教学，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11]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引导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正确看待、辨证认识、理性分析现实问题，不断强化行为的规范性和主动性，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讲深、讲透、讲活，以知识传授强化信仰认同，以坚定信仰认同助力知识升华，实现知、情、意、信、行的完整统一，在塑造合格劳动者的道路上循序渐进、“步步为赢”。

四、从目的看，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高度一致，都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一，由“隐性劳动育人”到“显性劳动教育”的跃迁。劳动具有“先在的”价值，任何意义上的劳动都有对于人类的生养、化育和引导功能。威廉·配第“劳动是财富之母，土地是财富之父”的说法是对劳动自身价值的某种肯定。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4]531“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最初的劳动形态，它提醒人们注意劳动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及其价值，强调一切意义的根源只能到劳动中去寻找。随着社会进步和人类认知的深化，“劳动的价值”不断得到反思与肯定，“劳动的育人价值”由隐性逐步转化为显性，“劳动”与“教育”的结合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机器和大工业》一文中，马克思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与教育分离所导致的恶果，强调指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8]556-557提高生产和造就优秀的工人需要劳动与智育相结合，相比之下后者显然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在这里，马克思深刻阐述了劳动之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

第二，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科学规划与制度实践。从马克思“劳动”与“智育”“体育”相结合，到新中国教育方针“要重视劳动教育”“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符合学生年龄特点，以体力劳动为主，注意手脑并用、安全适度，强化实践体验，让学生亲历劳动过程，提升育人实效性”[2]，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对“劳动的价值”和“劳动教育的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拓展。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站在新时代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高度，对全面构建新时代劳动教育制度体系、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实践以及切实加强劳动教育的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科学规划、合理安排，强调要不断创新劳动教育的体制机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把劳动教育贯穿大中小学各学段、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相互支撑、协同发力的综合育人体系。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围绕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引导学生深刻体验劳动过程的甘苦，强化学生的劳动认知和劳动意识，实现对劳动价值的再确认并升华出深厚的劳动情感，接受锻炼、磨砺意志，树立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态度，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努力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和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第三，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互补互促、协同发展。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其思想道德素质和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技能水平，直接决定能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劳动者。一些青少年存在不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问题，既是劳动的独特育人价值被忽视、劳动教育被淡化弱化的结果，也是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劳动载体”缺位的突出表现。与思想政治教育聚焦学生思想品德培育的“点”不同，劳动教育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全“面”育人优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最终要落实到劳动实践中，并通过“培养什么样的劳动者”“为谁培养劳动者”“如何培养劳动者”等进行检验。劳动教育的本质不在于动手实践、出力流汗的单纯体力付出，而在于对劳动价值的再发现、再确认。唯有在踏踏实实的劳动实践过程中，青少年才能真切感受劳动教育的价值，进而延伸到对劳动价值的充分认知，在深刻体验劳动的快乐和幸福中形成对劳动的有效价值认同。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方向，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当前，伴随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全面展开和持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应及时调整育人格局和价值定位，努力推动教育内容、媒介载体、方式途径、说理艺术等的探索与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点”与劳动教育的“面”互补互促、协同推进过程中实现二者的内在契合与动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