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张震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报刊部;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杭州 311100)
***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讲话中提出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命题,并阐明了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他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又进行了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章程》也再次强调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提出了“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的要求。相较于党内法规的刚性约束,党内政治文化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和规约党员个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倾向,发挥价值引领和凝聚共识的导向作用。因此,深入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建设、趋势与成效,从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能够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方法论基础。
党内政治文化是政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集合,深刻影响着党员干部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判断和政治行动,具有更为基础、深层、持久的作用,是党的政治文化建设的关键。党内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概念的衍生和发展,理解并把握政治文化的概念是认识党内政治文化的基础。尽管党内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但其与政治文化在研究对象、主题和内容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同样,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文化,它有着鲜明而独特的价值取向,以及自身的生成逻辑、使用情境和评判尺度。因此,新时代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需要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党内政治文化内涵,而政治文化、政党文化、政治生态是三个重要切入点。
“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提出并使用,他认为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其所在地域的政治系统产生认知的、情感的、评价的种种取向[1]。由此可知,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属于主观价值范畴,侧重于探讨公民对政治系统的主观态度取向。同国外从政治社会心理学角度入手研究公民主观态度取向的方式不同,国内学者对政治文化的探讨视域更广,涉及制度、思想、体系、价值和心理等层面。从整体性视角来看,政治文化概念的生成主要包括以下核心要素:其一,在特定思想文化和经济制度环境中诞生;其二,是公民政治社会化进程中形成的主观态度和价值倾向;其三,倾向于心理层面的政治价值取向和评价;其四,是政治制度生成和存在的价值源泉[2]。政治文化研究聚焦于对不同民族文化的政治维度进行探讨,以便更加全面地认识政治生活变化、明晰政治价值观并遵循政治规律,党内政治文化则把这一视域限定在政党范围内。从研究对象方面来看,政治文化所研究的文化单元相对封闭,特定文化区域的民众无法自主选择自己的地域身份和政治系统,对区域政治系统的态度更加多元。党内政治文化则更加具体,仅聚焦中国共产党这一单一对象。政党是更为开放的文化单元,人们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接受某一政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一旦成为正式的政党成员就拥有或选择了基本一致的政治取向。从生成逻辑方面来看,政治文化在西方行为主义革命与比较政治运动中产生[3]。西方学者采用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政治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最终指向分析某个政治系统的政治态度或政治发展。党内政治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成熟,以服务于党的政治建设为落脚点,并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从研究内容方面来看,政治文化侧重于对政治态度和情感倾向的关注。旨在对特定区域的个体政治价值取向进行分析从而归纳政治系统的发展规律,以达到“见微知著”。党内政治文化的逻辑理路十分清晰,遵循着“党的建设——党的政治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逻辑主线,以党的建设作为研究内容和出发点,在提升政治认同的基础上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注入持久且稳定的价值要素。
政党文化属于政治文化的分支,但两者在主体方面存在很大不同。政治文化的主体是政治系统中的公民,而政党文化的主体则是政党及其成员。对于政党文化内涵的界定,比较典型的有:政党特有的为政党成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和宣扬的价值理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党形象[4]。从中可以看出,理解政党文化有两方面重点:其一,政党文化侧重于将政党成员看作一个整体,从整体上把握政党成员的行为倾向和心理取向;其二,政党形象和意识形态是政党文化的关键组成要素[5],而政党形象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价值尺度。对于政党文化和党内政治文化的差异,国内已有学者作过相关概念辨析。如王卫兵认为,党内政治文化侧重于党员的“属人特性”,突出党员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6]。肖政军则从要素结构入手,认为党内政治文化应包含政党的意识形态及政党形象[3]。但学者们对于政党“共同的价值取向”与政党成员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以及政党“宣扬的价值理念”与政党成员“实际践行和拥护的价值理念”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作出充分的分析阐释。对于两者的差异,应该从研究视角、评判尺度及使用情境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其一,研究视角方面。不同的政党组织,有不同的政党文化[7]。政党文化的研究视角多是外部的整体性考察,即从外部对政党的组织形态、价值理念、特征形象的观察评判,使得政党呈现出不同于其他政党组织特有的精神气质和理念宗旨。而党内政治文化则更侧重于对内在文化属性的自我审视,是一种内在的对党组织成员的规训和引导。其二,评判尺度方面。政党文化的评判尺度是政党形象。政党形象是外部社会对政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特征气质的总体认识和综合评价。每个政党都受各自政党文化影响而呈现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独特政党形象。一个政党能否为外界社会所认同,能否拥有稳固的执政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文化的外向性表现状况”[8](即政党形象)。其三,使用情境方面。政党文化多用于政党间的比较,主要服务于西方的选举政治。为了争取选民,政党在选举过程中会强调自身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特有的政治主张,因此政党文化建设主要作用于选举过程中,其主要目的是夺取选举胜利[9]。而党内政治文化则产生和使用于单一政党内部,并不存在比较和竞争关系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最终指向是在文化层面加强党的建设。笔者认为,政党文化和党内政治文化在广义上属同一概念,只是包含内向和外向两个维度,实际上没有办法将两者按照向内和向外的区别完全割裂开来,党内政治文化在广义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
加强党的政治文化建设,既是加强党的政治生态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是必然逻辑。新时代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仅需要严明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强化党内政治生活的刚性力量,也需要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的柔性力量,刚柔并济、相辅相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可以看出,规范党内政治文化对涵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发挥着价值引领作用。实践证明,党内政治文化、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三者紧密联系,并互相影响、相互依存,是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组织力的外在显现,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党内政治文化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既是规范党内生活、营造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总的来说,对于党内政治文化内涵的把握,需要注意党内政治文化既有别于分析不同区域对象政治态度的政治文化,也不同于以“政党形象”为核心的政党文化;既不同于外在的“政治印象”,也不完全是内在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10]。因此,党内政治文化内涵应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从狭义上看,党内政治文化是指通过引导、规训等方式,使全体党员对党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价值原则产生基本认知,并经过党组织成员的集体确认后内化为全体党员共同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全体党员对党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等内化后形成的党员实际拥护和践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而广义上的党内政治文化除了狭义的党员政治取向和政治价值观外,还应包含对外在整体形象的观照,即党组织对外宣扬和提倡的价值观。政党提倡和宣扬的价值理念与党员实际上拥护和实践的价值观之间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如何消弭两者之间的隔阂,使得政党提倡的价值体系真正成为党员积极拥护和践行的价值观,就需要进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2]。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根据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在不同时期也产生了许多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施行了许多新措施、出现了许多新亮点。具体表现为: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证,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全面深入发展;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注重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增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活力;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与法治相结合,强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注重党员教育,加强党内培训和理论研究,提升党员政治文化素质,使党员更好地担当起新时代的历史使命。总体呈现出内容不断充实、体系不断完善、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的新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点是基本模式和体系的建构以及各类党纪党规的制定和完善。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到1927年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从1950年《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到1951年《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从1980年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包括2004年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2010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11],实际上都是党纪党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表现,体现出党的十八大以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还是“依规治党”,即通过及时规范和考核党员的行为和作风,树立严明清正的党组织形象,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12]强调建设党内政治文化,既要注重严明纪律、考核惩戒,也要注重道德教化、教育引导。“规德并举”的建设方式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不断形成的新理念。2015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就集中体现了“规德并举”的模式。前者以“廉洁自律”为主题,突出正面倡导、强调理想信念、关注优良传统,可以说是“以德治党”的生动体现;后者则从规则制度入手,阐明党员行为的纪律底线,是典型的“依规治党”。这两部法规的颁布为党组织和党员提供了行为作风的标杆和底线。另外,同样体现“规德并举”的还有2016年颁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部法规从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规矩和完善监督体系两个层面,体现出“硬约束”和“软约束”以及“治”和“防”的协同发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颁布并修订多部党内法规[13]。在“依规治党”层面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制度约束。同时,在全党多次开展学习教育,通过思想教育、引导教化提高党员的道德素养和党性修养,做到了预防与惩戒相结合、威慑与感召相统一、德治与规治相呼应。
党的十八大以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经历了“积蓄力量”“开放变革”“不断完善”几个阶段。随着党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党组织建设的不断完善、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学习教育、统一思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党的五大加强党的建设和党内教育开始,到抗战时期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培养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师资,再到改革开放后强调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加强干部培训的强度和力度等,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以学为主”,旨在通过学习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素养和政治觉悟。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通过学习教育将思想政治建设贯彻到日常生活当中,坚持基础在学、关键在做,真正做到学做结合、落地生根。具体实践包括: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既抓思想引导又抓行为规范,增强党员干部纪律意识和红线意识。同时开展一系列党内集中教育实践活动,并将学习教育落脚在具体实践中,注重学用结合、以知促行、知行合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打虎、拍蝇、猎狐”,坚持反腐败不设禁区,真正做到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切实规范和约束全体党员的行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注重自上而下的价值引领和实践导向。价值引领方面,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侧重顶层设计的强化和完善。党中央对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原则、目标任务等进行了合理布局和规划。再自上而下,由各级地方党委深入领会精神实质依据本地区实际进行方案细化[14]。这种自上而下的价值传输和理念传播路径,能够保证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稳定性与持续性,确保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价值理念和理论生成的统一性和科学性。实践导向方面,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注重以上率下、率先垂范,发挥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领导干部当好党内政治文化的参与者、践行者、示范者,才能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使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成为时代风尚。”[15]无论是学习教育还是制度约束,都沿着从中央向基层延伸、从领导干部向普通党员扩展的路径,确保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实效性和长效性。同时,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由党内向党外延伸的趋势。这种由党内向党外的延伸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实际上体现着执政党的政治立场、宗旨、价值理念,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政治立场、价值理念以执政党的政策、方针等方式呈现出来,并成为全国、全社会共同遵循的理念、策略。例如,中国共产党重视和强调价值观建设,对于价值理念的遵循从共产党人价值观扩展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通过我国特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交流和传播。通过协商交流,将自身的价值理念传递至各民主党派,获得其他党派的认可和效仿,达成了一定的政治共识和文化共识。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地区的基层党组织出现了“经济放开—干部思想放松—组织管理放任—少数干部放任—党组织责任放弃”[16]的现象,并出现规矩意识淡薄、价值观念动摇的情况,一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也出现了“宽、松、软”的现象。党的十八大以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呈现了“紧严并行”的趋势和特点,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党的学习教育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学习教育活动在理论学习的深度、广度以及实践的强度、力度方面,都呈现出高标准、严要求的态势。其次,在制度完善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或修订党的制度规范数量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各项规定之严都是前所未有的[17]。从2012年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开始,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包括新的《准则》《条例》的颁布,促使党内制度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最后,在反腐败斗争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反腐败斗争从高层领导延伸到基层党员,从“打虎”到“捕蝇”,从个案的惩处到全方位的巡视,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的清查、不避讳任何高官的权威、不放松任何环节的把控,这都体现出党在反腐败斗争上的坚定性和根本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挥党内政治文化的引领作用,以增强党员的党性观念和使命意识,不断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为重要抓手,进一步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在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基础上,采取多种措施,全面整治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严肃查处各种违反党的纪律和法规的行为,加强党内监督和制约,形成深入推进管党治党的强大合力。在这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学习教育不断深化,党员的政治认知和认同度不断提升,党组织的建设更加规范,党内关系更加积极健康,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到保持和提升,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呈现出新气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在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8],深入解读了党内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活、政治生态之间的密切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不断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也呈现出风清气正的新态势。《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颁布对党内政治生活进行了制度方面的规范。将“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活动纳入党组织的制度安排中,进一步规范党员行为,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同时,注重常态化的学习教育,严纪律、守规矩,使党内政治生活不断规范化、科学化。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从人民关心和反映强烈的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抓起。从改进党的工作作风角度来看,党中央把集中解决“四风”问题作为突破口,加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建设。一方面,积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持续深化破除特权思想纠治“四风”,另一方面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抓手改进工作作风,同时积极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以“治标还治本”的态度将党的作风建设推向深入。反腐应“致广大而尽精微”,要以人民群众诉求和社会关切为出发点。“打虎拍蝇”的力度前所未有,体现出党中央坚持反腐倡廉的决心和勇气,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得到全面巩固,人民的满意度不断提升。党的二十大提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19]的重要论断,腐败是关乎长期执政的深层次根本性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与生态系统一样,党内政治生态中的各种关键性要素时刻同外部环境之间保持着能量守恒和能量互动,在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和激发之下产生的整体性效能,对党内政治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价值引领、政治教育和行为规范等功能作用。党内政治生态反映着一个集体、一个部门或一个单位政治生活的总体面貌,共同塑造了全党政治生态的大气候,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积极作用。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是如何形成的?从总体上来看,这是党中央对新时代党的建设进行总体布局、协同推进取得的成果。具体而言,这既是推进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刚性手段所取得的成效,也是涵养党内政治文化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结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党内政治生态得到持续净化离不开党中央所采取的一系列创新性举措,促进党内形成了四个面向的良好生态。其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形成了团结统一的“组织生态”。党中央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提出了“两个维护”“四个意识”“两个确立”,在思想和组织上为形成团结统一的组织生态提供了政治保障。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进一步规范了加强和改进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营造了党内政治生态的全新气象,比如重新强调“党内一律称同志”[20],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等。其二,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形成了崇廉尚实的“反腐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开展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三不腐”同向发力,将“蔚然成风”引向深入、做真做实。其三,严抓“关键少数”明确政治标准,形成了任人唯贤的“用人生态”。选人用人工作如果出现问题将会极大地影响党的公信力,要坚持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扭转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为净化党内政治文化环境奠定了组织基础。其四,厚植党内政治文化根基,形成了健康向上的“政治文化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党内法规,集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推动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走深走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建工作。从常态化制度化的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到不断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再到压倒性的反腐败斗争,都是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升的体现。其一,党员干部的政治素养和党性修养不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连续性、高频次开展的学习教育,使得党员领导干部对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的认识和认同不断加深,其党性修养得到了加强,并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增加智慧、增强本领,处理矛盾、驾驭风险、群众工作、改革创新等方面的本领不断增强。其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严明。管党治党光靠思想教育和政治觉悟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的“硬约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迈向新台阶,各项法规制度不断完善,为全体党员划定了“红线”“底线”和“高压线”,让党员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保障都有制度作为保证,党员的管理更加科学,党组织的建设更加规范。其三,巩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通过党内政治文化的“引导”和“规训”、思想教育的“软约束”和制度法规的“硬约束”协同发力,党员作风不断改进、素质不断提升,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的意识不断增强。通过制度和道德的双重保障,人民的政治参与度和公平感不断增强,对党的认同度和信任度也不断加深。全面从严治党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则是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历史命题[21]。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初期就十分重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思想建党”“制度治党”到“文化强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在形式、内容、范围、程度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趋势、新特点,也取得了许多阶段性的成果。党内政治文化从本源上决定了党内政治生态的优劣,同样也是衡量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融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党的事业发展和自身建设提供了丰厚滋养。
综上所述,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从党内政治文化的作用机制来看,其对于党的政治生活、党的政治建设和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强的价值引领和战略导向作用,党内政治文化既渗透于政党的内部,也通过文化自身潜移默化的影响上升为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其影响层面来看,它是关乎一个政党能否顺利生存、发展和成长的关键所在,正如***所强调的“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2]。党内政治文化的稳定性、统一性与广大党员的政治信仰、政治认同和政治情感紧密相连,作为***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汇聚起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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