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可能——基于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分析视角

钟香妹，李海青

(1.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2.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南昌 330108)

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优势。***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1]。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密钥何在，这是当前国内外广泛关注和讨论的热点话题。中国共产党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领导核心，分析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可能必然绕不开政党因素。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集中力量办成大事，归根结底是由其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特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因使命而生、因使命而在，整个政党内部靠“使命”联结一体，更多体现为“使命”共同体，而非利益共同体，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承担这四重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依据，是其“出生”的合法性证明。因而，实现使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办大事”的目标归宿，集中力量办的一切大事都是为了一个统一的目标——实现政党使命。

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从规划的接续跃升、决策的科学民主、资源的整合调配、组织的严密高效、执行的监督调适五个方面来把握。在这五个方面中，规划的接续跃升排在首位，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政党类型和特质决定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的所有大事都是为了实现政党使命，但使命实现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需要通过规划来将使命细化分解为阶段性目标任务、确定阶段性大事，进而围绕阶段性目标，通过科学民主程序作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策部署。正确决策部署的确定，依然还只是前提性工作，关键要落实，不然决策部署只是镜中花、水中月。中国共产党拥有对核心资源的高度整合调配权并建立了严密高效的组织体系，确保决策能够得到坚决有力的执行。但是需要看到的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制约，决策意图与决策执行效果存在张力，为缓解张力，避免决策执行过程“走样”，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决策执行过程和效果进行监督，通过监督反馈，调节决策和督促执行，确保集中力量办成大事。从以上分析可知，规划的接续跃升、决策的科学民主、资源的整合调配、组织的严密高效、执行的监督调适这五个方面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有机整体，将使命型政党如何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式呈现。本文着重从这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行分析探讨。

一、规划的接续跃升

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使命的提出与认定、恪守与践行、承诺与兑现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政党运行中的鲜明主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行为逻辑的本质遵循。使命不是束之高阁任其生灰蒙尘的“图纸”，而是激励共产党人奋进并且能最终实现的理想目标。事实证明，对使命的自觉清晰确认不容易，实现使命更是难上加难。为了消解现实与使命之间的巨大张力，就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坚定使命必定实现的信心。同时，依据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时代特征，细化确定一定时期内可以实现的使命目标，阶段性的使命目标是达致最终使命目标的桥梁和枢纽。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基于本国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的使命目标，清醒明晰最终使命实现的长远性、艰巨性，以规划的方式确定阶段性目标任务，并锚定目标接续实现。换言之，使命的实现是一项长周期、系统性工程，延续性与生命力是确保使命实现的重要保证。使命的实现必须在最高使命与现实目标的完成中找到一个稳妥的平衡点，而这个平衡点就是规划。规划为使命实现提供了协调机制与动力机制。一方面，规划标定政策的延续性。使命的实现是一场宗旨明确、目标不断提高、一代接着一代为之奋斗的“接力赛”。中国共产党在使命驱动下强调“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件接着一件干”“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决心与境界。政策的连续性有助于集中资源、精力干成大事。另一方面，规划为使命目标完成提供方向。规划将使命浓缩为清晰、易懂、直接的路线图，有效地将使命目标转化为政党行动，将未来美好图景转化为社会现实。规划发展目标，可以有效摆脱眼前利益和短期目标的束缚，始终保持长远眼光和战略定力，也能帮助中国共产党检视一段时期内国家的发展状况、预期目标是否不折不扣地实现。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阶段设定了执政兴国的目标远景和使命任务。这些阶段性使命任务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战略眼光、负责任的担当形象、远大的政治抱负，又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长期目标，对阶段性目标进行聚焦和调适，使远景目标愈益务实。“当远景目标、战略目标、五年规划、重大举措确定后，地方规划与中央规划对接，部门规划对标整体规划，全国上下一心、全方位协同推进战略规划实施。”[2]简言之，中国共产党在使命驱动下不仅科学制定规划，还确保了规划的价值性、稳定性与有效性。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集中力量办成大事的重要秘诀。相比之下，大多数西方政党相互攻讦，拘泥眼前、一心一意为“选票”、集中精力求“胜选”，缺乏担当魄力，对国家发展方向漫不经心，更无法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达成共识。恰如许多西方学者自嘲：“在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为下一代制定五年、十年规划时，西方政客最关心的，却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下次选举中获得足够选票。”[3]中国共产党在使命的引领下，将注意力放在中长期战略规划上，聚精会神、群策群力、稳扎稳打，集中力量办成各阶段的大事要事，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二、决策的科学民主

使命型政党围绕阶段性目标，通过科学民主程序作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策部署。大多数西方政党将赢得选举作为最高原则，一切行为聚焦选举，“政党成为单纯组织大众投票的选举机器。这样造就的职业政客，他们将政治视为个人借以谋生的一种交易。政党便成了‘工商企业’，拉选票和谋取公职变成了目的本身，不再是实现某些良好政策的手段。只要能够赢得选举，确保自己的权位，他们可以不择手段”[4]77。在这种情况下，“政客日益成为‘胆怯的’应声虫，不愿意说任何可能冒犯其潜在支持者或资助人的话”[4]78。选举型政党的目的决定了其决策大多仅为了本党狭小的、眼前的工具性利益，难以兼顾公众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别于西方大多数政党决策中人民的“缺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决策不仅考虑能否推进使命实现，同时兼顾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可见，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决策理性，不是服务于短期目标的工具理性，也不是不顾现实追求最终使命实现的先验理性，而是基于把握历史规律、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的自主性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政党决策既要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又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条件以及把握、整合群众的利益诉求，更要具备强大的自主性。如果政党决策拘泥于短期利益，为了特殊群体，这个政党就丧失了决策的自主性，缺乏自主性的政党也就无法科学决策。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其决策广泛征求民意、充分汲取民智，在保持决策开放性和参与性的基础上，体现出很强的自主性。正是党的自主性使党的决策不被特殊利益集团所俘获，能够有效回应群众的利益诉求，切实保障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凡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享有最终的决策权，“这个决定权就在党中央，只此一家，别无分店”[5]。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党中央拥有最终拍板权，有效地避免议而不决的现象，确保党的意志贯彻到决策制定中，保证决策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服务。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到，党中央享有最终决策权并不意味着任性决策，也不意味着关门决策，而是要科学决策。

群众路线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与西方的“否决政体”导致的“议而不决”不同，中国共产党是“基于‘开门’型参与结构和‘融合’型互动机制有机耦合产生的‘共识型’决策模式和政治体系”[6]。在决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决策方式，一方面，从群众中来，主动将人民的建议意见“引进来”，向普通群众“开门取经”，在政策制定的各环节、各阶段广泛听取群众建议；另一方面，到群众中去，主动“走出去”，深入基层，倾听民意，凝聚最大共识，铸就最大同心圆。具体而言，集中民意民智办大事强调经过上下贯通的民意吸纳机制，将基层意见建议广泛纳入决策程序中，汇聚成办大事的合力。在此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普遍意愿和利益诉求、好办法、好措施被及时转化为具有权威性的公共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过程遵循“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和“主动求应”相结合的逻辑，决策具有回应性，显著区别并超越了选举型政党“‘胆怯的’应声虫”的形象，克服了绝大多数西方政党有民主形式、无民主实质与效能的通病。

新型政党制度是科学决策的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它能有效地防控决策风险，是确保决策“求是求实”的安全阀，能够保证不在重大决策上犯颠覆性错误。在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依托政党协商制度平台和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开展政治协商，进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坚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共同利益的最大共识。在决策过程中，统筹考虑和充分协调不同群体和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健全民意吸纳机制，实现科学民主决策。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驱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双核，正是凭借这两个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规避了西方政党间因合作协商不够导致的党派利益冲突甚至恶性竞争、相互拆台的现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科学民主决策，找到了共同利益的最大同心圆，有效整合了各方利益诉求，化解了社会各层面的矛盾冲突，凝聚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磅礴伟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决策正确与否、科学程度怎样，直接决定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败和效能。换言之，决策具备科学性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前提，决策不科学，集中力量反而会办坏事、错事。科学决策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找到共识、整合共识和创造共识的能力，只有把握共识，才能制定出既符合规律又符合民意的决策，也只有具备广泛社会共识基础的决策，才具有权威性并获得认同。对于科学决策还需要强调一点，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在试点——反馈——推广——共识等环节反复实践。试验的方式可以有效规避整体性重大风险，避免决策发生战略性、颠覆性错误，提高决策效能。

三、资源的整合调配

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完成历史使命和阶段性任务，“关键在非常规地调配资源的能力和权威”[7]。政党权威是政党调动、整合资源的保障。在获得权威的方式上，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截然不同。西方政党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其权威获得往往带有强制性或者利益诱导性，具有暂时性、不稳定性和弱约束性，因为这种权威不是大众发自内心的心理认同。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权威的获取来源于其追求人类崇高使命的吸引力、纲领路线体现人民意志的感召力、党员为人民牺牲奋斗的影响力等等。因而，中国共产党权威具有统领性，能够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大事服务。

国有经济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重要支撑。在使命型政党的领导下，国家具备强大的资源掌控力和统筹力，国有经济为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资源基础和经济保障，国有企业成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胜的精干力量。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主导主要体现在关系国计民生领域分布、产业链关键位置布局及影响人民日常生活和抗击外部冲击、维持国家经济稳定安全等诸多领域”[8]。进言之，国有经济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实现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的战略性工具，在集中力量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修建重大基础设施、攻关高精尖创新技术和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因如此，在大事面前，党中央一声令下，四方积极响应集结，集中力量办成大事。可以说，国有经济如同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国家经济部队，是实现党和国家意志和重大决策部署的主力军。

党员干部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键力量。使命需要人来完成，承诺需要人来落实。党员干部是中国共产党使命的主体承担者，也是人民群众道德品质的示范者。培养和储备一批德才兼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选贤举能，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和执政能力，是使命型政党一贯的组织路线。不同时期，党组织会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对党员干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但是始终将政治忠诚摆在首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导向始终如一。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履行党的执政使命的根本保证。贯彻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就是将政党的政治信念、价值伦理通过干部选拔过程嵌入干部队伍中，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政策、党的重要主张在选人用人上的集中体现，通过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并有效传承党的政治价值观”[9]。与西方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将理想、信念、价值、道德要求注入干部培养、选拔、任命全过程，有效避免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取向对干部的侵蚀，而且依靠路线的力量，引领干部超越“经济人”取向，培养担当使命的伦理精神和干事本领。百余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十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培养造就能够担当重任的干部队伍”[10]。关键时刻，广大党员干部基于内心的人民情怀和党组织的号召，以“我是党员，我先上”的政治自觉，以“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精神气概，挺身而出，站得住、顶得上。

四、组织的严密高效

组织是政党力量发挥的载体，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离不开组织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的使命目标，设定了纵向层次分明、横向设置齐全，纵向与横向坐标共同构成了一个内容复杂、要素多样但层次鲜明的组织体系，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严密的组织性、严格的纪律性。面对完成“国之大者”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借助严密的组织体系，整合组织资源、协调组织关系、减少组织内耗、释放组织效能、激发组织活力。与一般的社会团体和经济组织完全不同，政治性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的根本属性，政党使命和理想是组织体系凝聚的目的，集体行动是组织体系的功能和外在表现。组织体系中各个层级的组织虽然在职能和履职方式上存在差异，但都需要高度一致地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践行党的宗旨，完成党制定的目标任务。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庞大，既有向心力又有覆盖面；既有核心也有外围和边缘。有学者用“中心化”与“节点化”概括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首先是权力架构的中心化，即保障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其次是层级功能的节点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是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关系建立的，但各级组织之间并非简单的‘命令与执行’关系，而是各自拥有管理本级事务的相对自主权。每一级党组织并非科层化组织链条当中依上级指令行事的被动‘环节’，而是功能完备、能够独立运作的‘单元’，在整体组织网络体系中发挥着纵向沟通、横向联结的‘节点’作用。”[11]179-180通过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分层管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呈现“同心圆”特征：“地方党组织围绕在党中央四周，党政社群组织围绕在本地党委四周，一圈绕一圈。党是‘圆心’和领导核心，体现为一致性和向心力。党员受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基层组织受上级组织领导，地方受中央领导，从而形成统一协调的组织渠道，使党的决策能够强力执行。”[11]114“中心化”与“节点化”相结合的“同心圆”式的组织架构超越“金字塔结构”的科层体制，确保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各地方各部门的主动性，优化各方力量，最大限度整合、调度资源，进而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

作为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脱离群众的“孤军”，只见先锋队，不见先锋队后面的人民群众，如此就不能带领和依靠人民群众办成大事。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要办成大事，单靠党自身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十分幼稚的想法”[12]。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集中力量办成大事，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与配合。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与其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密切相关。党注重以宣传教育、价值输入和其他手段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办大事，在“润物无声”中积蓄组织力，在“一呼百应”中形成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披荆斩棘、战胜风险挑战的战略选择。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没有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可能实现伟大梦想，因此需要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起想、一起干。中国共产党能够组织动员群众，与其代表性地位分不开，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者出场，是基于党自身的先锋队属性而非外在化的程序化授权，一旦党率先示范正确理念，就会自然产生感召效应，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响应，并与党的先锋模范作用形成一种自发的联结。通过群众路线，在与群众的持续互动中，党员和群众形成了一种鱼水情、骨肉亲的关系，为组织动员群众提供了独特的情感优势。换言之，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办大事，不是党强加给人民群众的结果，更不是权力性支配和迫使人民群众的结果，而是其使命与道义的影响力吸引人民。集中力量办大事全过程都体现党鲜明的人民性：“大事”的利民导向，“办”的过程公开透明、人民知情，“集中力量”的手段科学合理，情感化的方式使“集中力量”暖民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人民性强化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权威和情感的认同，进而也使人民群众能够对党的呼唤作出有效回应。

五、执行的监督调适

使命型政党推进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基于不同层级组织主体的广泛共识形成的整个组织体系的“合意”开展。集中力量办大事既是使命型政党领导各方力量、整合各方资源、聚焦“大事”、团结奋斗的过程，也是资源、权力高度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突发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挑战，需要党对集中力量办大事全过程进行监督。西方选举型政党价值目标就是赢得选票、获取执政地位，政党间也因此疯狂相互抹黑、互相攻讦，无暇也无力跟踪政策执行情况。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没有任何私利，所办大事均是为了人民的大事，自觉主动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过程进行监督调适。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反馈机制，判断决策是否科学合理，避免集中力量办坏事；另一方面通过监督机制，确保党的决策在执行过程中“不走样”，保证党的决策得到坚决贯彻执行。自上而下的督查和自下而上的反馈高效互动，助推集中力量办成大事。

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通过反馈机制，对政策进行及时纠偏，避免集中力量办坏事。反馈过程就是为政治主体提供政策执行信息，让其全面掌握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价值标准等的贯彻程度。中国共产党能够集中力量办成大事，离不开畅通高效的反馈机制。畅通的信息反馈系统使党对潜在性危机有较早的警觉，能够及时调整政策，保证政党的灵活应变能力和尽可能小的信息误差。可以说，反馈机制本质上是自我补救机制，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及时有效的自我调节能力。一方面，党通过组织系统内部反映，了解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决策的修正和完善提供基础，推动决策与执行更高程度的协调与整合；另一方面，党通过贯彻群众路线掌握政策执行情况。作为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政策层层传导的原因，导致传导链条越长，信息越容易失真，致使政策执行者执行政策的效力打折扣。从这方面来看，政策制定的利民导向并不直接转化为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的利民性。所以，收集政策执行的反馈至关重要。那么如何收集反馈信息、全方位掌握政策执行的效果？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因为人民群众对政策执行的情况有最深的感受、认知和体会。通过民主反馈机制党能够及时掌握政策实施情况，进而对决策进行调整纠偏，提高政策实施的适用性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权力高度集中体制下的反馈滞缓。

中国共产党通过督查机制促进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集中力量办成大事。作出科学决策只是执政第一步，只有推动决策落实才是领导力的完整体现。决策一旦制定，就要确保决策得到坚决贯彻和高效执行。需要看到，决策执行是一个复杂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由于执行环境、能力、目的等因素，决策执行与决策主体、决策意图之间往往存在张力，为消解张力，避免决策“走样”和“空转”，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决策执行的监督。为了实现战略规划决策和执行效果的一体化，政策执行需要有效的监督机制来贯彻实施。监督机制是连接决策与执行的中间环节，通过监督把上级对决策目的、执行标准的要求带下去，确保执行过程不偏离正确轨道，进而提高决策意图与决策落实的契合度。具体而言，通过直接派驻人员进驻执行部门的空间场域和“一沉到底、全面覆盖”的组织方式，减轻上下级政府信息不对称，避免行政压力传导失效、政策实施目标移位，使党的科学决策部署得到正确贯彻执行。正如***所说：“督查工作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督促检查工作的薄弱环节，鞭策后进，纠正各种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党委决策的行为，……通过督查就能够及时发现决策有不符合实际和需要完善的地方，或执行决策有偏离走样甚至南辕北辙、打着贯彻落实的旗号另搞一套的情况。”[13]简言之，监督机制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对行为主体的行为约束，更在于对行为主体执行结果的预期，督促其完整、准确理解政策意图，提高政策执行力，实现政策目标。中国共产党通过严格的督查督办确保重大目标的实现，努力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成事关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大事要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职人员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过程中，如果出现差错，理应自觉承担责任，并根据责任的大小和结果的危害程度来承担相应的责罚。问责的目的在于构建不作为、乱作为、胡作为的惩戒机制，对行为主体产生心理震慑，不在于约束行为主体。集中力量办成大事，不可避免要做些前人未做过的事情，需要党员干部敢于担当、敢闯敢干，这就对建立健全容错机制提出了迫切要求，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放开手脚，施展功夫。***对问责和容错划定边界，提出了三个“区分开来”①，为党员干部在办大事过程中敢于担当、敢于实践提供政策空间。问责机制和容错机制，互为补充，形成合力，让政策执行主体敢为而不乱为。

结语

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攻克艰难险阻、创造丰功伟绩、取得历史成就。中国共产党与集中力量办大事存在深刻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党通过自身强大的领导力、组织力和动员力，能够有效集中力量办成大事；另一方面，通过集中力量办成大事，党能够有步骤推进阶段性目标实现，进而实现党的使命。集中力量办大事过程中展现的党崇高的使命情怀，创造优秀的“成绩单”，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进而积累长期执政的合法性。新时代新征程，集中力量办大事要紧紧围绕实现党的使命，聚焦“十四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以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集中力量办成一件件大事、一桩桩要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释：

① 三个“区分开来”：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