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的学生更有智慧

陈少峰

摘要：本文根据作者对于高校教学方法的思考和自身教学经验的总结，提出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和注重学生分析问题能力培养的教学宗旨。在文章中，作者还根据自身对传统因材施教、与时俱进的教育思想的借鉴和创新，提出了针对不同学生需求、教师应当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和实现教学针对性的具体方法。

关键词：智慧；分析问题；跨学科

北京大学有着优良的教学和人文传统。老一辈教师无论从教书育人还是在科研、社会使命方面都做出了榜样。而今，针对“学生为本”的新理念，对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既要继承优良传统，也要对教学方法和培养人才的方法进行适度的革新，才能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总之，我希望在继承前辈教师职业化精神、优秀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在教学内容改革和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上有所突破，以帮助学生不断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教学理念：以学生的前途和发展为中心

目前我的研究与教学主要包括伦理学和管理哲学，具体的研究和教学领域比较宽，包括中国伦理学史、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正义论与公共管理、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管理哲学、文化产业管理等。我的课程都是我自身在研究心得把握之后的课程，都包括相应的出版和未出版的著述。研究和课程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专门化的研究，一部分是应用研究。两个层面都有许多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内容。

专门化的研究就是在一些具体的领域里面达到专业化深度和广度，比如说研究课题比较前沿，对研究问题的把握比较深入，以及形成自己的分析方法等。例如，在研究中国伦理学史时，我提出“身份性伦理”来把握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本质，似乎比较容易分析问题。当然，我希望我的表达方式能够做到深入浅出，研究成果的受众包括学生和社会其他各界都能够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在分析反向思维的方法及其应用时，我提出“倒决策”，即无论是在政府管理的民主集中制方面还是在企业提高下级员工的决策水平上，上级对下级的要求都不是命令执行型，而是启发指导型，让下级做具体的决策，由上级拍板决定是否可行。这不仅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在分析方法上具有创新价值。

应用研究领域，我把它叫做应用哲学，如企业管理哲学、正义论与公共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领域。应用哲学的研究需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要对理论的本质性内容掌握比较准确，二要了解研究对象、应用对象，三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必须是跨学科、前沿的，还要了解实践中的具体情况。

我本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学史，逐步转向今天注重理论指导实践方法领域也就是应用领域的哲学方法，主要是考虑到学生大多数要在非学术领域就业的需要。不仅如此，我还主动开设公共选修课“管理哲学”、“文化哲学与文化产业”的课程，以帮助学生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专门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两方面可以对应教学上的两个需求：一种是对今后可能成为专业领域里专家的学生，这时教学就要为学生成为专家奠定基础，要深入训练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第二种则是要考虑。学生总是要在非学术领域就业的，因此一定要有一些就业所需能力的训练。能力的训练不仅仅是技能，它实际上是一种综合的能力。首先要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其次是看问题要善于抓住要点，三要有理性分析水平，四要有一定的情商和其他综合素质。

从应用型的角度来讲，教学要重视以学生为本。大学，不管是综合性大学还是普通大学，学生的地位应该高于教师自身研究的地位，不管从哪個角度来说，这都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是为了帮助学生。虽然研究也承担了一些国家的课题，承担一些社会服务的功能，但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学生培养好，研究尽量转化为教学内容。虽然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谈以学生为本的教育问题，但究竟什么是以学生为本?我理解以学生为本就是教学工作要围绕学生的前途和未来发展来设计，教育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方法和扎实的分析问题的技巧，而不是灌输死记硬背的知识。

我一直在思考用什么方式来帮助学生获得智慧。例如，教一般的可以指导实践的哲学方法，而不仅是理论。我比较重视把哲学的分析跟生活中的例子结合起来，否则讲得太抽象了，很多学生没有办法理解。比如讲应用伦理学中的安乐死问题，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都要把理由摆出来。要摆出理由首先要充分地了解支持或反对安乐死有哪些伦理上的理由(比如不道德、有害生命)，哪些非伦理上的理由(比如经济价值)。在讨论的时候，有西方的背景，有中国人的背景，不同背景之间有什么冲突、区别?这样讨论，学生就能够知道，考虑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分析，要考虑哪些细致的背景和角度。再比如讲“管理哲学”的时候，先介绍几种一般的思维方法或分析方法及其特点，然后举一些例子来应用。比如争论教育能不能产业化?我们把教育分为两类，一类叫做基础教育，一类叫做继续教育。基础教育不能产业化，继续教育一定要产业化。教育能不能产业化这个问题实际是个假问题，真的问题就分为两类问题，就是基础教育能不能产业化?继续教育能不能产业化?那么前面的基础教育不能产业化，继续教育能产业化，就非常清楚，不用争论。这种分析方法叫分类分流，我把它叫结构化的方法。这样他们既能认识一般的方法，又有具体的例子，就能够让学生深入把握分析对象。

文化产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哲学跟大学生就业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上过这样的课程，学生不仅容易就业一些，而且在企事业单位晋升的势头也很好。此外，我教的正义论、中国伦理学史专题研究则主要针对硕士研究生级别以上的学生；但是我可以给本科生讲授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

二、课程建设：不断进取，课程常新

如果说我的课程有什么经验的话，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比较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第二是做很多跨学科的探索。就前者来说，我不仅可以讲授许多理论指导实践的课程如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哲学方法与企业管理、正义与公共管理、文化哲学与文化产业等等，每个课程中都包含许多具体的实践案例。就后者而言，跨学科的知识是讲授这些课程的基本要求。比如说我研究管理哲学的时候，既要懂中国哲学、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产业结构、一般的哲学方法，又要懂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还涉及政治学、法律学的问题。这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有跨学科的知识，不仅要前沿要跨学科，还要了解实践。通过跨学科研究，每个学科的本质我都能越来越准确地把握，同时这些知识又能交融到课程里面去。

这个研究就是你自己要不断努力，天天综合，天天要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去读报，去做研究，然后讲课的时候用最新的例子讲，甚至今天发生的事情都能讲。这种交融对我自身很有帮助，对学生来讲也很有帮助，使他知识面更加广博，又能够抓住要点。这两个特点，也是我追求的目标。

根据这个目标，我的课从来没有固定的教材。我的教材都在更新，两三年修改一次教材或者重写教材；而课件差不多半年到一年就要更新一次。一个原因是涉及跨学科的研究越来越多，自己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另一个原因是许多新的信息和实践案例我经常要更新进来。有那么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包括很多读者和学生的反馈，我就不断修改教材和课件。

研究和教学中还包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体现对我们中国自己学术发展和对学生思维创新的贡献。这里我一直在探索两个做法。一是我讲授的内容都是我自己深思熟虑的内容，有自己的理解、感受乃至补充，几乎没有照搬别人的观点。不仅如此，还要求自己有创新，如我提出“活动经济”的概念，可以很好地分析现代旅游和文化产业的特点。二是这几年我一直尝试在研究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中挖掘中国伦理学独特的方法。我们讲伦理学的原理，现在很多原理都是按照西方的方式来研究，我希望结合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来研究，比如说中国人对伦理道德的理解，是和西方人很不相同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教学生伦理学的概论、伦理学的知识，包括我们怎么应用伦理学理论去分析问题，就需要结合中国的特点，包括中国现在的、当代的社会环境等等。

我用的教材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材，传统意义上的教材都是要给学生灌输一个知识系统，而我希望学生掌握一种方法或者一种分析能力，能够自主地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很多情况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于你能不能分析问题，如果你分析问题很透彻，你按照这个分析问题的方法往前做，大部分问题就可以解决，而且解决的效果很好。这尤其是对本科生教学还有在职研究生、培训课程等方面具有针对性的特点。

我自己在教学中有两个可以归结为特点的东西，一个是信息量比较大，二是要先自己进行比较充分的研究，有了专著，或者有很多论文再去上这个课。

三、教学工作：注重能力，面向未来

以面向未来的角度来培养学生的能力很重要。比如我讲“管理哲学”，都会强调学生一定要会做分析趋势，因为能否把握各种发展趋势是决定你能不能在未来取得成功的关键。我们过去教的很多内容都是教以前怎么样，或者现实的现象如何。而我们实际上最需要教给学生的是：你怎么样去分析，判断未来会怎么样，你怎么样为它做准备。你现在需要掌握什么东西，你今后才会具备更强的竞争力。我在教授学生时就当作他们正在培养能力，需要培养应对未来工作和人生挑战的能力和素质，而不是在记忆东西。这样的训练经验使学生更务实，更重视前沿性问题和未来趋势。

现在很多老师和很多学科的设置不大关注学生今后怎么就业。特别是许多人都在谈人文素养和通识教育，这些都是需要的。问题是，他们对于学生怎么就业不关心，或者只是谴责大学扩招，显然，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学生谋生的问题。可是，不管你讲什么，学生要什么素质，将来做什么，他首先都要就业。如果没有抓住这个中心就不是以人为本，是以自己为本。你恨不得把脑子里面所有人文的东西都塞给学生，哪怕学生对社会一无所知，你也很乐意。我觉得这违背了以学生为导向的教学体系和学以致用的教学思想，这个问题我们要反思。

现在我们一些研究机构都把历史知识当成真学问，把应用技术、应用文化、社会交往、商业实践等都当成“无足轻重的小技巧”，文史哲学科几乎都变成了历史的研究。哲学大多数变成哲学史了，文学本来应该多研究文学鉴赏，提高写作能力，现在许多人的重点都在研究文学史，所以文史哲三家都变成历史系了，或者说有很显著的学科的同质化。对于人文学科，我认为许多老师对思考创新问题显然理解得不太够，在指导学生去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探索一些问题、探索新的领域方面还不够。

上述提到的趋势判断，对社会对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但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在教学中的一个角度，就是让他们不管思考什么问题，都要经常做趋势的分析，经常思考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什么，中国制造业今后的走向和挑战是什么，今后就业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才有竞争力，我能为今后做什么准备，做什么积累等等。让学生反复做这种方法的思考和训练。比如讲“管理哲学”，假定我现在就是做电脑的，那要分析电脑下一步的趋势，电脑需要具备什么功能?企业需要什么核心竞争力?有哪些人跟我竞争?未来需要的电脑和手机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它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关系?等等。我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娱乐无边界》，讲手机内容产业拉动硬件消费的趋势，现在基本上就按照我讲的趋势在展开。我想一个人如果经常对趋势有判断的话，他就能够更好地为未来做准备。有一些企业被淘汰，因为他们没有对趋势进行分析，像乐凯的民用胶卷和恒基伟业的商务通。通过这些例子给他们一个很深的印象，要不斷去预测未来去跟踪去分析，要掌握相关的信息，不断地去研究。不能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就变成过分依赖预测了。

趋势判断可以用来规划自己的学习道路。举例来说，有个学生就跟我商量到底要不要出国?那我就要他来分析，你的目的是什么。比如文化产业领域的人问我要不要到国外去学传媒，我说你在国外学传媒还不如在国内边学边实践呢。因为第一，中国现在正高速发展，机会很多；第二，国外教的东西不一定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从下一步趋势来讲，中国传媒发展需要借鉴国外一些东西，但是不需要在国外学一般的理论。但你如果出去了以后，你想在国外工作，那你就赶快出去。这里面就要跟个人的成长当中需要的判断结合起来。

我个人认为，大的知识系统不重要，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什么其他工作都用处不大，而能力培养虽然需要一部分知识系统，但有很大一部分是你运用知识的能力，后者可能更重要。我一般比较偏向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知识系统的介绍。学生可以自己阅读一些东西来丰富知识系统，自己找教材看一下就行了。课堂应该教会学生独立思考、教给他们在别的地方听不到学不到的内容。我讲“管理哲学”和“文化产业管理”等课程，内容大多数都是新的，他们在别的书里找不到，即使能找到也是很零散的，是没有经过总结归纳和提炼的。

四、学生培养：因材施教

进一步而言，培养学生能力需要结合因材施教的方法。这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谈，一个部分对本科生，一部分对研究生，两类课程我的做法不大一样。本科生主要指导他们学习和掌握分析问题、处理信息、把握焦点、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好包括指导他们写小的论文。写论文不一定是要探索真理，而是要学会严谨、层次化把握问题。我把研究生以上的学生分为两类，就是做学问的和不做学问的。前者按照做学问的方式来教，后者按照就业的方式来培养。相应地，我开的课也分两类，一类纯粹的学问如中国伦理学史，一类是应用比如应用伦理学、正义论与公共政策、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等。

做学问也分为两类，一类就是专业化的理论；一类是应用型的学问。做学问的学生当中我又分为四类，优、

良、中、不及格。一类是最好的，天资高又很勤奋，我就少管一点；看来素质比较差又不用功的，他入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磨他。所谓磨，就是天天盯住他，要不就是每周盯住他。两年来我有一个学生，虽然不懒，但以前的基础比较差，心理上不够成熟。我辅导他写博士论文开题，至少给他辅导50遍了，等到他论文出来我估计要辅导他80遍。虽然耗费精力，但希望我的学生虽不一定每个都非常好，但没有次品。

我和他们一起研究怎样认认真真去安排他们这几年的规划，怎么一步步走好，要根据他们个人的性格、兴趣研究问题。指导博士生确实要花很多时间，现在有一些老师不太愿意花时间指导学生。有些老师比较忙，有些经常出国，对学生的指导可能要少一点。学校应该经常提醒或出台一些规定，老师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指导学生。因为老师本来就很忙，再出国那么多，或者应酬那么多，肯定对学生的指导不利。

本科生差异比较大，人数也比较多，指导方法的应用上必然受到局限。我现在开公共课，我每次都跟学生说，讲完课以后，你们以后碰到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问我，我Email不会变，手机也不会变。花很少的时间给他们指导一下，对他们来讲，帮助就挺大的。他们比如要做什么活动，不知道活动怎么做，做得对不对，实际上我稍微简单的跟他说一下，他马上就知道怎么做了，效果非常好。我认为本科生应该也采用导师制，学生可以在全校选导师。我建议学生，比如你听过课的老师就可以请他当你的导师。但有可能最后人太多了，有些老师不愿意。但至少我本人会支持，我给50个学生指导绝对没问题。因为学生不是天天找你，有时候你还可以把他们聚在一块，比如一个月一次，学生都来，老师挨个给他们讲，这对他们帮助巨大，我很支持这种做法。

在上课前后，我都花一些时间和学生讨论问题。我每次开公共选修课，都一定提前二十分钟以上到教室，课后让学生和我一起讨论。意见不一致的学生有时跟我辩论好长时间。比如我讲团队的时候说团队的任务设计不能安排“互相帮助”，而是一定要让大家各尽其责。有的学生说这跟过去讲的团队互相帮助的精神违背，有的学生就想不通。最后我们没有标准答案，我并不要求你的观点要和我的一样，只要他自己讲得很有道理就可以。这是一个要求，我主要看他论述完整不完整，逻辑上正确不正确。毕竟很多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是都像科学实验一样能唯一确定的。

不过，我认为目前的大课中缺乏对本科生能力更深入的指导，所以，我每次都提醒学生，无论多少年，我都愿意在课程结束之后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或者与他们进行当面的讨论。

五、关于大学教育的反思

我在前面提到应该把教学，就是把学生的地位高于研究的地位，不是不重视研究，而是认为研究应当和教学结合起来并且重视学生培养才有意义。同时。我支持大学扩招，因为扩招对弱势群体更有利。可能人们认为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但是大学生总比不上大学的人更容易找工作。不过，这里也存在一个偏差，就是很多学生都在找工作，而不少用人单位却对许多毕业生不满意，宁愿缺人也不进不合格的大學生。

对大学教育进行反思，看来是很必要的。我们的大学向学生讲了很多大道理，小道理不讲，比如说德才兼备讲了很多很多，但是一个人就业后怎么和上司处理好关系不讲，所以大学生就业的第一天就给上司留下不好的印象。我们的大学向大学生讲了很多辩证法，包括可以“试错”，但是实践中谁允许你试错?我们的大学给学生灌输了许多知识，但是没有教导和指导他们做事的态度，他们也没有做过一件善始善终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作为就职见面礼的实践活动。总之，我们的老师为学生提供的许多东西和学生走向社会取得成功所必要的基本品质、素质和能力不对称。

比如北京大学提出要培养领袖型的人才，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但是可能好多人误解了，好像有了人文素质就能成为领袖。那完全是两码事。我支持培养学生具有领导能力，让他在各个领域里面成为杰出的人才，既做专业的人才，又有管理能力，这是必要的，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管理都需要。但我们需要去思考、去反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教哪些内容?怎么样培养能力?像本科生导师制，我觉得可以进一步加强或设置。

根据我自己的留学经验和对国外大学教育的理解，学生在书本之外必须学习很多东西。这里固然要学生自身努力探索和实践，但是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学生在书本之外的学习和实践，老师们能不能以及是否愿意予以必要的指导?否则，他们只能暗中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