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教学的当代视野

李建中

摘要：本文作者在高校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的教学已有二十余年，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作者体会到：古代文论教学的成败与教师当代视野的有无有着直接关联。而所谓“当代视野”又具体地表现在人格诉求、文化精神和批判意识三个层面。

关键词：古代文论；当代视野；人格诉求；批判意识；文化精神

大学文科的教师都知道：带“古”字的课难讲。难在何处?一是学生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二是学生缺乏足够的学习兴趣。显然，后者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学生对这门课有兴趣，他们就会通过预习的方式去储备相关知识。那么，学生为什么缺少兴趣?这就与教师的讲授有关了。笔者在高校讲授《中国古代文论》已有二十余年，这二十余年的经验告诉我：带“古”字的课能否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否在授业、解惑之时亦臻传道之境，取决于教师是否能既“资于故实”又“酌于新声”，是否能“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是否能“文律运周，日新其业”。一言以蔽之：是否具有当代视野。

“中国古代文论”又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按照课程的要求，教师只需依时间顺序讲清楚各朝各代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便足矣。二十年前我就是这样讲的，结果是师生双方都陶醉了：我陶醉于古典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学生却陶醉于自带的小说、音乐或者酣梦。讲“导论”和“先秦”，尚未有人缺席；到了“两汉”，已有学生逃课。“魏晋南北朝”是我的研究对象，这一时期的文论家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对他们知根知底，讲他们的文论时，也顺带叙叙他们的人格性情，诸如曹丕的文人气质与曹植的才子派头，嵇康的峻直与阮籍的忧郁，刘勰的耿介与钟蝾的偏激等等。没有想到，听了我的课之后，学生们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家的人格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爱屋及乌地去研习他们的文论，而且逃课的学生也重返教室。

这对初上大学讲坛的我既是一种鼓舞更是一种启示。学生对魏晋南北朝文论家人格的兴趣，无意中显示出他们求知欲背后的人格祈向，这就要求教师的授课应该具有一种自觉的人格诉求。“中国古代文论”这门课程的人格诉求分别指向两个维度：古代与当下。就“古代”而言，是要指出文论家人格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知人论世”地揭示出古代文论的真谛；就“当代”而言，则是要从古代文论家的人格生成及其风貌中获取现代启示，从而为学生的人格塑造提供传统文化和文学理论的思想资源。文学是人学，文学理论也应该是人学理论。而同样是“人学理论”，中国与西方却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古代文论大多是出自哲人的书斋，是形而上的建构和产物；中国古代文论则是出自文论家的生命体验，是个体人格的自然流露。试想：司马迁如果不是因李陵之祸而受腐刑，会提出“发愤著书”这一不朽的理论命题吗?刘勰如果不是夜梦孔丘而立志征圣宗经，会写出《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精之著吗?司马迁的愤书人格和刘勰的孔儒人格，既是他们文学理论之创造的精神动力，也是我们后人理解他们文论内涵及价值的最佳角度。《左传》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古代文论家的“立言”(理论建构)，说到底是要“立德”(人格诉求)。因此，我们今天学习古代文论，便需要从人格诉求的层面去把握文学理论的人文精神内涵。于是，教书与育人在“人格诉求”的层面达到一种自然而和谐的统一。

马尔库塞说“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中国古代文论家的人格是以文论建构的方式承担文化理想，而古代文论讲授中的人格诉求则是要阐扬文学理论之中的文化精神。我在多年的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中，逐渐发现了古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血肉联系，并将这一“发现”贯穿于“中国古代文论”这门课程讲授的始终。我告诉学生，古代汉语中“文学”这个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先进》，意谓文献之学。这种大文学观念使“文学”从滥觞之时就深深地扎根于“文化”之中，同时也使得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从一开始就寄生于经、史、子、集等各类文化经典，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在思维方式、范畴术语、理论形态等方面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我在讲授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时，都要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道、释文化的关系，在中国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粹。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巨制，他的文论书写其实是一种文化行为。我讲《文心雕龙》。从青年刘勰所处的文化生态切入。刘勰当时生活在一个纯粹的佛学环境，他的职业是上定林寺僧佑的助手。而刘勰的文学理论则是以孔子为文学宗师，以六经为文章楷模。佛门之中的刘勰为何要写一部原儒家之道的《文心雕龙》?他发现了并且要回应他的时代问题：外来佛教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和挤压。在佛华冲突的文化背景下，刘勰以弘扬本土文化为己任，以儒、道思想作文学的本原、本体之论；同时又内化外来佛学的系统思维及分析理论，从而铸成《文心雕龙》的体系性特征。就文化及文论的中外冲突而言，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什么?“全球化时代，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下，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由于自身的文化借贷和文化入超而产生心理焦虑”，而这种心理焦虑又必然地导致文化取向的失衡：时而中国化，时而西方化；时而去中國化，时而去西方化……刘勰为何没有焦虑没有失衡?坚定的儒家文化信念和丰厚的经典文化素养铸成刘勰的文化主心骨，而对外来佛学的广博研习和悉心体悟极大地拓展了刘勰的文化宽容度。刘勰的主心骨和宽容度既是他的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又是他的文学理论给予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启示。于是，在“文化精神”这一层面，我和我的学生找到了古代文论与当代文化的内在关联。

古代文论之中所蕴藉的文化精神，不仅可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理论问题，还可以治疗当下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种种病症。就后者而言，我在阐释批评史上的文论经典时，有意识地援引学生所熟悉的当代文艺创作中的例子。比如，讲授清代文论家李渔《闲情偶记》的“立主脑”，我举张艺谋的电影为例。李渔所说的“主脑”，既指作者的“立言之本意”，还指作品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可简称为“三个一”：一意，一人，一事。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标题就是“三个一”，一人：秋菊；一事：打官司；一意：秋菊这位生活在最底层的农妇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讨说法，来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张艺谋上个世纪的成功就在于“立主脑”，本世纪的失败就在于丢掉了主脑，丢掉了“三个一”。只剩下“三个大”：大名星、大制作、大色彩。《英雄》的“意”、《十面埋伏》的“事”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人”都是有严重缺陷的。而且，“主脑”的丢失，在中国当代电影界还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用李渔的“立主脑”分析张艺谋的电影，不仅仅是打通了古代文论与当代艺术，更为重要的是阐发出了古代文论之中的批判意识。古代文论家，从范畴的建立到命题的提出，从理论主张的阐扬到理论流派的标举，都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的。庄子的“得意忘言”是对孔儒“语言中心主义”的解构，王充的“实诚在胸臆”是对东汉谶纬神学的反拨，陈子昂呼唤“建安风骨”是批判六朝绮靡文风，严羽推崇“兴趣”、“入神”是针砭江西诗病……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先秦到晚清，从来就不缺乏批判意识：而古代文论的这种一以贯之的批判意识，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批评尤其具有现实价值。前面谈到当代大学生对带“古”字的课缺乏兴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看不到课程本身与当下生活的关联。而我在“批判意识”的层面打通古今，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文论的思想和方法在今天依然有效，古代文论依然活在今天，活在当下。

我曾经听一位同行抱怨，说他给本科生讲古代文论，几年下来的“收获”是：学生做毕业论文和报考研究生，都不敢选“古代文论”了。这其中的缘由可能多种多样，但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当代视野”的缺乏。依现行的学科设置，“古代文论”是文艺学专业的学科方向之一。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我讲授过“中国古代文论”的本科毕业班上，文艺学专业组选“古代文论”方向作毕业论文的占到60％；而在报考文艺学研究生的考生中，选“古代文论”方向的则在60％以上。2008年暑假，我先后参加了我的学生大学毕业十周年和二十周年的聚会，同学们在发言中提及我十年和二十年前的“中国古代文论”课程，说他们还清晰地记得我讲课的神情我提出的观点，我举过的例子，说令他们受益最深的是我在讲授中所引申出的做人的道理。对于一位教师，这是让人颇感欣慰的事情；而对于古代文论这门课程，则是引入“当代视野”的最大收效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