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极化的意识形态隐忧及破解之道

王安平，徐冰瑶

(西华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一词最初运用于社会心理学领域，指在进行群体决策时，个人先前已有的想法和观点在经过群体讨论之后得到强化，变得更加坚信这个观点，并且有可能比原来更加偏颇[1]。网络群体极化由“群体极化”概念演化而来，在网络场域中表现为极端情绪、网络暴力以及舆论狂欢。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在网络场域中，原本具有某种观点倾向的群体成员在经过协商交流并相互感染后，使得原有观点得到强化的同时进一步发生偏移，最终产生极端化群体意见的社会现象[2]。全媒体时代，全新媒体格局在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网络信息生产、传播与管理的风险，网络暴力层出不穷，极端言论屡见不鲜，网络生态呈现出“一人鼓动，群体狂欢”的疯狂景象。不论是近期的“大熊猫丫丫乐乐事件”“污蔑地铁大叔偷拍事件”，还是之前的“重庆公交坠江事件”“杭州保姆纵火案”“翟天临不知知网事件”，都可以看到在极端的网络舆论之下，社会不同群体借此“发声”，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意识形态风险加剧。由此可见，群体极化在现实和网络中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相互影响、相互催化、反向共生的关系，极化的观点一旦“聚集”，就会迅速席卷现实生活和网络，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深入探寻网络群体极化得以滋生的土壤，把握其现实表征及所带来的意识形态隐忧，不断以主流价值引领舆论，筑牢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3]，成为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孤独与狂欢：全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极化的现实表征

在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助力下，网络群体极化现象迅速“成长”并趋于“成熟”。事件的外在“情绪标签”“情绪价值”取代其背后的理性因素，成为大众关注、讨论的重点。此种情况下，“狂热追捧”“千夫所指”“道德绑架”“人肉搜索”“舆论反转”等极端网络行为层出不穷，压倒性的舆论导向使得整个网络空间呈现出“疯狂”态势，严重影响网络舆论场主流话语的传播及意识形态安全。

(一)“狂热追捧”与“千夫所指”反向共生

纵观网络舆论现状，人们总是热衷于为网络信息贴上一定的“标签”，试图通过“标签”内容来为人物或者事件定性。然而，“标签化”的网络交流方式却会在无形中将人们的认知限定在“标签”范围之内，不允许有反对意见甚至是“中间地带”的存在，这就导致相关人物和事件的全面性、多样性被抹杀，舆论的走向也因此被“标签”所引导，在引来大批关注的同时，逐渐向着“狂热追捧”和“千夫所指”两个极端化方向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并非“正”与“负”的绝对对立关系，而是反向共生于舆论之中，随时都有转化的可能。例如，明星等公众人物总是以“完美”的形象出现在大众眼前，被贴上“帅气”“美丽”等良性标签，再加上一些正向网络评价的引导，引发大量“粉丝”的追捧与效仿。而当这种正向的标签逐渐增多使得这个公众人物的形象趋于完美时，一旦出现质疑或者是中立的“声音”，沉浸在“狂热追捧”氛围中的人们就会立刻将质疑者视为“敌人”，对其展开猛烈的群体攻击。但是，若相关公众人物被爆出行为不端、道德败坏等问题时，又会被网民迅速贴上“骗子”“伪善”等恶性标签，他们曾经被赞颂、追捧过的行为也会被重新解读为“假正经”“弄虚作假”，顷刻间就从“众星捧月”转变为“千夫所指”，成为众矢之的；若此时有维护或者是持中立意见的“声音”出现，同样也会被网络群体视为“异己力量”，群起而攻之。

(二)“道德审判”与“道德绑架”相互叠加

“道德审判”是指人们依照既定的“准则”，用自己内心的“处事标准”来衡量、审视并评判舆论事件当事人的行为。它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权威标准，审判主体也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法律工作者”，还包括所有知晓、围观事件的网络大众。在便利的网络媒体格局之下，网民几乎可以审视和批判一切。但是，“审判标准”与“审判主体”的大众化趋向却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断章取义”“谣言横生”等舆论乱象。比如，谴责某些明星在捐款时“数目与咖位严重不符”，或者指责部分职业人员在突发事件中“未能摒弃个人利益得失”等，这种现实与“道德标准”之间的落差会引起网民的强烈不满，并实时转化为言语攻击对当事人进行恶意解读与批判。在“审判”他人时，网民不断在网络中找寻“同类”，并迅速聚集成具有相似观点的网络大军，高度的情感共鸣和群体盲从心理使得人们心中的“正义感”趋向极端，最终向“道德绑架”演化。“道德审判”与“道德绑架”相互叠加产生的所谓“群体正义”，此时便成为伤人的“枷锁”和“利器”。与此同时，在网络群体盲目的“叫嚣”下，网络个体会在潜移默化中不断调整自我认知并转向网络集体意识，个体思维遭到弱化，盲从心理增强。而处于舆论中心的个体则出于对“道德谴责”的畏惧，在舆论“强压”之下作出公众所期望的“回应”，以将自身置于舆论的“安全地带”。

(三)“口诛笔伐”与“人肉搜索”一触即发

“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4]“情感性”越来越成为传播、叙事的首要需求和风格取向，但也更易带来极端情绪的蔓延和不良舆论的发酵。个人情感体验在“群体狂欢”之下被不断放大，理性被情感掩埋，“口诛笔伐”与“人肉搜索”既是网络群体极化现象所导致的直接后果，也是网络暴力最极端的两种表现形式。“暴力群体”既“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5]。一方面，网络场域中的“口诛笔伐”具有比现实争吵更可怕的力量与后果，加之网络匿名性的保护，每个人都可以躲在“保护伞”下畅所欲言，谁也不用为自己的言语承担责任。“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6]50-51另一方面，极端言语必然引发极端行为，部分网民为了伸张所谓的“正义”，不惜触碰法律“红线”，擅自曝光舆论当事人的隐私信息，“人肉搜索”一触即发。例如，在“污蔑地铁大叔偷拍事件”中，随着舆论的发酵，网民们的关注点逐渐从“地铁大叔”是否被污蔑转移到制裁“造谣者”的言语狂欢之中，涉事人的学籍信息、社交账号被各大营销号争相转发，有的博主甚至直接将涉事人照片恶搞为遗照，其一切言行遭受更深层次的恶性解读，有的人还借此上升到对整个高学历群体的敌视和批判，掀起了新一轮的“舆论风暴”。

(四)“舆论反转”与“情绪反转”循环往复

从本质上看，网络舆论反转现象指网民对于热点事件已经形成大规模的群体共识后，伴随着真相的曝光，舆论风向迅速扭转，群体共识朝反方向发展的舆论现象[7]。“舆论反转”是群体极化现象的“二次效应”，即网络群体在舆论刚爆发时已经通过激烈的讨论产生了第一次极化现象，后又因事实真相的突然反转，再次引发网络群体的“纷争”，从而引发第二次更激烈的群体极化反应，“对弱者的同情”“对权力的监视”“对正义的热忱”是网络舆论民众聚集的心理归因。通常情况下，“舆论反转”总是伴随着“情绪反转”，网民的“情绪反转”将带来更多更复杂的不良后果。就社会事件而言，无论舆论如何反转，涉事人都永远处于网民讨论的中心。或许当真相曝光后，之前被网暴的当事人能够获得澄清与安慰，但他们却早在“昏天黑地”的舆论风暴中身心俱疲。就社会秩序而言，当情绪极化的网络群体知晓事件真相“并非如此”，第二次极端情绪就会爆发，而经历过两次极化效应的网民将表现出比以往激烈百倍的极端情绪，极端的同情变为极端的厌恶、极端的支持变为极端的反对，有时甚至妄图干扰司法公正，从而导致事态的发展更加难以控制。

二、冲突与消解：全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极化的意识形态隐忧

网络群体极化的内在逻辑是现实社会各种矛盾所引发的群体社会心理在网络媒体信息技术加持下进行的意识形态“动员”，“原本由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所掌握的传统媒介资源在影响力与控制力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式微态势”[7]。网络群体极化程度的加深使这种群体社会心理逐渐超出了单纯的社会心理学范畴，越来越频繁地融入意识形态话语情境中，成为影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给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带来了多重挑战。

(一)“畅所欲言”消解群体理性，冲击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

在现实世界，有限的社会资源导致竞争压力增大，整个社会陷入“内卷化”漩涡，“鸡娃”“社畜”正是当代年轻人从校园到职场的真实写照。而数字信息技术搭建的网络“乌托邦”世界正好为被生活重担所累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放松的娱乐场所。一方面，“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与“低门槛”的传播主体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 。“不设限”的网络空间将人们身上的“枷锁”打碎，话语权前所未有地被放大，即使在现实中“人微言轻”的小人物，在网络中也一样可以“大胆发声”。在这里，所谓的话语“权威”被解构并重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陷入主导力、引领力减弱的危机之中。另一方面，多元化的信息内容稀释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统摄力与感染力。“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即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8]当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在网络上故意用夸张的、半真半假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是描述事件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网络群体的注意，这些最初的观点就会由点及面扩散开来，极化现象因此蔓延。网络空间的匿名特征更是将个人意愿隐藏在集体结果之下，个人的言论表达变得更加没有负担，这种责任分散的效应削弱了群体中的个人责任感，加深了个体的盲从心理，使网络舆论呈现出所谓的“一边倒”态势，最终演变为极端的网络暴力。

(二)“信息茧房”窄化认知范围，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

在网络群体极化的过程中，网民们的观点、思维等常受制于主客观协同过滤打造的“信息茧房”，极化群体企图将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异质信息”隔绝在“茧房”之外，以阻挡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渗透，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空间。而与此同时，极端负面言论却趁机大肆“开疆扩土”，网络群体深受“羊群效应”裹挟，陷入“群体盲从”中无法自拔。一方面，算法推荐技术凭借自身在挖掘信息、快速过滤、精准推送等方面的优势，操纵并控制着网络舆论生态。在这个过程中，算法机制会利用屏蔽信息、持续推荐、控制流量等方式，使其内容能够跻身于各大平台的首页、热搜、推送、弹窗等重点栏目。此外，信息发布者还能根据用户“浏览量”“点击量”来不断调整内容以迎合不同用户的兴趣需要，向他们持续推送和投放相似内容。对于初次“投喂”不成功的用户，信息操纵者就会及时调整内容、变换形式，反复进行“投喂”，直至引起广泛关注。这就导致人们即使一开始对某事件、某观点表现出无感或中立态度，也会在不断接收“同质”信息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其影响，最终在群体压力和闭塞的信息环境中改变自己最初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另一方面，群体中的“羊群效应”导致在网络群体极化的语境中，群体“意见领袖”的“权威地位”使其能够引导并控制整个群体的意见走向。但是，“当一个群体丧失判断力的时候，群体思维就容易受到群体中意见领袖的偏激和目的性引导以及极端感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群体意见的形成实质上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群体作出的选择和决策并不一定比个体更理性、更适合”[9]。而且，群体会对外部“声音”加以排斥甚至是抵制，已有偏见在算法技术的加持下得到进一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在极端言论中面临失语风险。

(三)“深度伪造”试图以假乱真，抢占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声先机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升级以及广泛应用使得其使用门槛大大降低，而技术使用的普遍化、平民化必然会引发技术滥用，造成技术混乱。一方面，别有用心的舆论制造者为保证“以假乱真”的伪造效果，会在网络舆论危机突然爆发时，利用网民的“兴奋点”和“易怒点”，捏造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件或者是歪曲部分内容，并多以短视频、小说电影等为载体，借用极具煽动性的叙事口吻与手法煽动网民情绪，试图挑起网络争端并激化社会矛盾。此外，有些人甚至还打着“知情者”“网络专家”的旗号大声“叫嚷”，企图引导舆论朝着极端化方向发展，以达到掩盖“真相”的目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各种敌对势力就是想利用这个逻辑！他们就是要把我们党、我们国家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诱使人们跟着他们的魔笛起舞。”[10]另一方面，ChatGPT等新技术的出现使得信息内容的生成也变得愈发快速与便捷。海量虚假文本信息被更多、更快地“生产”出来，特别是人工智能换脸、视频剪辑、音频合成等功能的出现，更是为不法宣传者提供了“有利武器”。例如，他们或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过度娱乐化的短视频，为其贴上“大智慧”“国学”等正向标签，混入主流话语中“添乱”；或是制作一些猎奇的、半真半假的小故事文本，用以颠倒黑白、模糊是非、错位荣辱，抢占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声先机，致使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陷入被动之中。

(四)“网络圈层”强化言语狂欢，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认同

现代媒体技术构建了虚拟的、能够跨越时空且隐匿性极强的网络社交平台，为在生活中背负考试、就业、人际交往等诸多压力的人们提供了“缓释空间”，观念趋同与情感归属是这些特定圈层能够形成且壮大的重要因素，“黏合度”高且排他性强是这些“同质圈层”的突出特征。但是，“网络就像一个巨大的回音室，网民置身于相近的看法中，会强化原有的观点，变得极端，最后会导致群体极化的后果”[11]。反之，不被“圈层”认可的意见经由群体讨论和攻击后，会变得更加沉默。在这种网络语境和群体心理压力的作用下，自发形成的“优势意见”压制了其他声音，并在圈层受众的追捧下加速向外扩散。人们对“圈中”优势意见的服从取代了以往对主流话语的“单向度”依赖，致使事件本身的多维考察视角在网民无理由的追随或“讨伐”中逐渐趋向单一，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执着于“真相”，而是过多地追求“快感”“共鸣”。近年来由“饭圈”对立、“邪教式”追星等话题所引发的社群冲突、谩骂攻击，就是“网络圈层”强化“言语狂欢”的最好例证。正如凯斯·桑斯坦所说：“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的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会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6]47这种网络圈层之间的观点较量、极端对峙与群体声讨，大大弱化了个体思辨的能力，网民在“盲目跟风”中沦为舆论的“附庸”，且沉溺于其中无法自拔。

三、应对与治理：全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极化的破解之道

“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12]29面对网络群体极化带来的舆论乱象，需要秉持“扬正抑负”的治理思路和原则，坚持“把握主方向”“唱响主旋律”“优化主渠道”“筑牢主阵地”的治理方向，全面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网络传播力与凝聚力。

(一)把握主方向，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3]网络本身是客观的，但当使用网络的人将自身价值倾向源源不断地向网络空间输送时，网络仿佛就变成了一个“血腥的屠宰场”。因此，必须壮大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队伍，发挥主流价值观的价值引导作用，把握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方向。

第一，培育具有强大引领力与凝聚力的主流意见领袖，聚焦社会热点问题不“失踪”。 主流意见领袖在网络中扮演着“引领者”的重要角色，因此，必须提升主流意见领袖的监管与引导能力，加强他们对网络舆论风向的辨别、判断与筛选能力，以充分发挥其“话语优势”，引导网络舆论朝着积极正向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以“官方媒体”为代表的“意见领袖”要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与高度的政治认同，时刻谨记自身的政治责任，找准定位、把准方向，巩固主流话语在网络空间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要强化主流意见领袖的主体责任。主流意见领袖作为“权威”信息的发布者，应当及时掌握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活动轨迹，同一切反对、否定、歪曲主流价值观的声音作斗争，从源头上廓清迷雾、纠正谬论，为大众铸就“精神屏障”。

第二，充分发挥主流意见领袖的正向传播力，聚焦社会热点问题不“失语”。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中价值引领的“空场”，是导致人们思想偏向与言论极化从而引发网络暴力的诱因之一。对于网络群体极化带来的舆论乱象，要充分发挥主流意见领袖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引领作用，对表现出“极端”“恶化”倾向的网络舆论要做到实时发声，给予及时的反馈和统筹指导，面对网民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不“失语”。各大主流媒体应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增强实践意识，提升引导舆论的能力，及时通过“官方声明”“央视点评”等方式还原事件真相，积极回应大众的现实关切，做到“先声夺人”“先发制人”，正面回击网络“恶语”，引导网民树立责任意识与底线意识，远离网络“红线”。

第三，高度重视并规范网络意见领袖言行，聚焦社会热点问题“不掉队”。微博大咖、网红明星等网络意见领袖具备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和“粉丝”动员力，在网络中拥有极高的地位和话语权，他们的行为与措辞比普通网民更易引起“舆论风暴”。所以，要抓住“关键少数”，规范网络群体中意见领袖的行为，进行适时监管和引导。高度重视在网络群体极化中起“领头羊”作用的意见领袖，增强其社会责任感，使其成为网络舆论的正向“领航员”。

(二)唱响主旋律，优化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供给

随着网络群体极化的程度加深，网络群体日益深陷“信息茧房”不可自拔，受此影响，严肃的新闻报道不再受大多数人青睐。所以，要想重构网络价值“共同体”，借助群体“黏性”将负面极化引向正面极化，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凝聚力，就必须优化内容供给，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全面“破壁”、完美“出场”。

第一，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并引领网络群体，提高网民政治素养。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引导功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囊括了丰富的时代精神。为此，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正向价值观的教育，整合网络各群体、各圈层的多元价值诉求与分歧，让先进理论、主流文化在网络群体的头脑中“扎根”，有效提升网民捍卫主流话语的自觉性，培养他们明辨是非、敢于斗争的能力，勇于对错误思潮、歪风邪气说“不”，争做正向舆论的维护者、意识形态的捍卫者。

第二，创新叙事方式，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感召力”。“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13]全媒体时代，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大众的“情绪感召力”，一方面要善用“接地气”的话语，巧用倒叙、插叙等叙事方式进行内容输出，通过设置疑问和揭露真相吸引网络受众的注意力，使他们“愿意听”“听进去”，在激发情感共鸣中推动主流话语实现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另一方面，要注意与网络群体的“双向互动”，及时掌握并化解网民因突发事件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为此，应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网络群体当前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追踪，同时给予正向针对性引导，将其有机融入网络群体日常话语中，凝聚起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力，最大限度地激发其情感共鸣。

第三，转换话语范式，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亲和力”。意识形态话语要想实现真正的“进头脑”，就必须转换以往平铺直叙的话语范式，让充满“烟火气”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走进群众、走进生活，让“马克思讲中国话，让大专家讲家常话，让基本原理变成生动道理”[12]100。一方面，要坚持“宏观话语”与“微观话语”相结合，善于从大处着眼、在小处着手，努力寻找网络舆论中与主流价值观相契合的地方，将“大道理”变为“家常话”，以“小故事”讲述“大道理”，让网络群体沉浸于有趣又蕴含深刻哲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另一方面，坚持“大众话语”与“分众话语”相结合，精准定位和考察不同群体的需求，“供给”与“需求”协同发力，最大程度实现“精准推送”与“价值引领”，以满足不同群体的现实需要，拓展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辐射范围。

(三)优化主渠道，放大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声量

现阶段，要占领网络空间，就必须利用算法优势将“主流话语”融入“推荐池”中，持续向网络群体输出多元、正向信息，扩大他们的信息视野，帮助其摆脱“群体压力”和“群体束缚”，以达到纠正思想、肃清“恶言”、防止网络群体“恶性”极化的目的。

第一，要“驯化”算法，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技术支持。要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群情激昂的网络舆论中掌握领导权，就必须利用算法优势打造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防火墙”。在内容生产方面，提升信息质量与价值，起到“定基调”的作用；在内容推送方面，反向利用“用户画像”，向网络群体推荐主流优质信息，以避免他们因沉溺于“信息偏好”而屏蔽主流话语现象发生；在内容纠偏方面，要善用技术来“规制”舆论，算法要精准识别不良信息并迅速采取“禁言”等相关措施，增强对群体极化现象的“把关力”“控制力”。

第二，打造“一体化”的主流话语传播平台，“做大做强”主流舆论。一方面，传统主流媒体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传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另一方面，依托大数据、智能算法等现代技术崛起的新兴媒体，在信息生产、话语传播中有着不可比拟的技术优势。为此，要加快推动传统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实现二者的优势互补与管理互动，充分利用智能技术优势，联手打造专业的、自上而下的网络主流话语团队与信息传播平台，让正确的声音始终占据高位，赢得“话语”先机。

第三，加速培养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工审核队伍，形成“人机协同”的把关机制。智能技术在提升话语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容易引发“技术异化”“唯技术论”等问题。因此，应对网络群体极化，还需要培养一支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工队伍，以弥补智能技术的“先天不足”。一方面，人工“把关人”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觉悟力与政治敏锐度，增强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强化“前置把关”机制，摒弃事后治理的错误模式。“把关人”要做到让“正向内容”出现在推送中、让“负面内容”屏蔽在推送中，实现“人”的主导地位与智能技术辅助功能的有机统一。

(四)筑牢主阵地，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话语空间

面对网络群体极化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的风险挑战，不仅要增强引领、优化供给、放大声量，还要坚持“监管为底”，以科学的监管手段构建起强有力的监管体系，全面提升网络群体极化治理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设的实效。

第一，构建立体化的网络舆情预警机制。预警机制的高效运行有赖于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一方面，构建以政府为中心的、立体化的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机制，政府要设置专门的网络舆情预警监测部门，吸纳大量专业人员加入风险预警队伍。另一方面，社会要积极培养具备计算机技术和相关知识的人才，对网络舆论和极化现象进行综合分析和专业把控。二者共同组成网络舆情治理和群体极化现象防范的后备力量，协同发力，提升网络群体极化治理实效。

第二，构建动态的网络舆情监测机制。一方面，实时监测并及时处理网络平台的流动数据。重点关注网络评论、转发和点赞数量多的信息，及时掌握网络舆论最初的发展动态，以把握关键“节点”，及时介入并予以积极引导。同时，还要迅速锁定不良信息发布者，屏蔽、删除错误言论，做好源头防治工作。另一方面，要设置监测预警的“红线”，拟定科学合理的预警“阈值”，设置低、中、高等预警级别，提前做好舆情风险评估，有效防范和规避舆论乱象。

第三，把握好“三个地带”，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主阵地。首先，占领并拓展“红色地带”。多措并举，加大财力、物力与人力的支持，发挥人民日报、人民网等主流媒体的作用，将权威话语牢牢掌握在党和国家手中，以红色文化、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来增加“红色群体”的黏性，保证“红色地带”永不褪色。其次，争取“灰色地带”。“灰色地带”作为中间地带，既有向“红色地带”转化的可能，也有向“黑色地带”滑落的风险，因此，必须树立“疏为上策、阻为下策”的理念，既要用主流价值观、科学理论及时引导“灰色地带”中立场模糊、意志不坚的网民，唤醒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也要及时回应与化解他们的不满与“怨气”，努力提高其对网络舆论的辨别力和判断力。最后，坚决打击并消除“黑色地带”，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斩断不良信息的传播渠道，完善网络“反社会”“反主流”等敏感词的治理系统，提高网络“黑名单”实施效率，健全网络举报平台，同“黑色地带”斗争到底。

结语

全媒体时代，网络群体极化作为群体意见和行为的一种“非理性”表达形式，具有极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它的演变方向或是“极度的正义”，或是“极端的恶意”。应以辩证的眼光看待群体极化现象，摆脱片面的、全盘否定的“经验主义”，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能够最大限度发挥“极化”正面效应的治理方案和措施，把握主方向，找准主道路，将“变量”化为“增量”，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