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缚与勃兴：文明形态的变革与历史性展开

陈庭翰，吴定海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 国际化城市研究所，深圳 518038)

文明在上万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态几经重塑。过去500年，西方资本主义是主要的现代文明形态，但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频发于西方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暴露了西方现代文明形态的局限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西方文明形态危机，到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其背后是文明和文明形态发展规律。

一、嬗变的规律：文明何以兴衰？

从唯物史观来看，文明的根基在于人的实践。文明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实现“人化”自然的结果，也是“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文明植根于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受生产力的制约，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适应能力决定了文明的兴衰。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能力强的文明将枝繁叶茂，反之则凋零枯萎。生产关系体现于生产和生活，文明本质就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或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1]。静态地看，文明是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动态地看，文明是人类生产方式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状态。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中，国家、政府、社会的体制安排和阶级、文化、习俗、艺术等一系列文明成果的繁衍，形成了各异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具体结构逻辑，这就是文明形态[2]。

作为文明具体结构的逻辑，文明形态发展来自生产力发展推动下生产关系的变革，文明形态“新与旧”的标尺在于其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文明形态是主客观的统一，蕴含了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的统一关系。历史规律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是伴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逐渐提高而循序渐进的，生产关系的每次飞跃都基于人类在以往实践中对生产力发展规律认识的突破。主动选择体现为不同的文明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能力，更具体地讲，体现为文明自我否定的能力。唯物史观认为，文明无时无刻不在应对与解决内部矛盾，通过自我否定的方式开辟前进的道路[3]。文明内部矛盾的核心是阶级矛盾，阶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核心组成，只有当阶级关系在文明自我否定过程中不断调整和重组，生产关系才能够不断演化以适配生产力发展。因此，阶级关系变化推动的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是文明形态演进的最基本内容。

文明形态的演进首先来自于文明内部的演化，是生产关系演进和文明传承延续的统一。文明内部矛盾的不断积累和爆发，对生产关系变革提出了核心需求，生产关系的变革一方面可以重塑文明具体形态，另一方面也受既往文明形态的影响和约束。既往文明形态的物质和精神内容凝聚了人类既往的实践经验，是文明自我否定的生发地，往往决定了更高级文明形态的形成途径及其具体样貌。文明形态的演进其次来自于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和不同文明财富之间的嵌合互动的结果。没有哪个文明可以不受其他文明的影响而独自发展，而且文明之间的联系和发展是朝着世界文明发展趋势前进的[4]，这可以理解为外部压力为文明自我否定提供了关键推动力。文明之间在合作、冲突、对抗中加快了新生产关系的扩散和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扩展了文明发展的可能性，促成了文明间的共性和共识，这对于打破文明内部结构、提高文明创造性、引发文明反思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人类文明形态正是在内部演进和外部交流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形成了继承性、关联性和开创性的统一，随着历史螺旋上升的发展规律不断演进。在关键的发展节点上，文明所处的特殊历史情境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特殊历史情景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是一个文明实践所遭遇的物质世界的反馈以及针对该反馈的能动反应。因此，从唯物史观来看，文明形态的演进可以通过规律性来认识，其受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规律制约，是螺旋上升的；受到文明具体实践的制约，不断发生着新旧的转换。

二、文明的束缚：现代西方文明形态的演进困局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一种现代文明形态，也处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筛选中。近年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长乏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不适应程度不断加深。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在于推动了“人的依附关系”的社会形式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式的转变，但资本主义依然是人类通往“人的全面发展”道路上的过渡阶段。对资本主义而言，人的发展在于实现资产者在物的发展中加强对物的支配，因而是受限的。西方既往文明形态加强了对人有限发展的剥削性，西方理性主义是崇尚工具理性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源头[6]。这种剥削关系和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大趋势相抵触，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二战后，西方国家信奉新自由主义，通过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改革，以市场的锤头打通全球政治经济屏障[7]，为资本提供了更强大的结构权力。资本受约束更少，剥削性进一步增强，内在矛盾进一步失控，导致了各个领域的严重问题，暴露了现代西方文明形态困局。

1.资本本位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存在本质冲突，威胁全球治理。资本增殖的首要前提在于资本对要素配置具有支配力，因而西方国家无法容忍新兴经济体崛起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对西方资本本位的挑战。为保护本国资本，西方各国纷纷改变了经济自由化策略，强调产业链韧性建设，推动产业链布局的区域化、本土化和集中化重构。根据各自的产业链结构性权力，欧美发达国家以“再工业化”和排他性产业链为重心，推进产业链自给自足并打击竞争对手。欧洲强调产业链自给自足，在欧盟范围大力完善数字、低碳、能源等产业链，试图以欧盟一体化代替全球一体化[8]。美国大力推进高科技企业制造链回归，并搭建“美墨加三国协议”“印太经济框架”“芯片联盟”等全球产业链“朋友圈”，即针对中国等主要竞争对手的排它性全球产业链[9]。无论是“再工业化”还是排他性产业链，都是西方产业链向国内或本阵营内部收缩的过程，舍弃海外盈利空间意味着加强对国内剩余价值的剥削，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双输局面。

2.资本逻辑推进数字技术，造成了更危险的垄断。资本增殖形成于资本集中，早期资本主义的资本集中发生在生产要素原始积累阶段，进入现代以来，生产技术取代生产资料成为核心要素，资本集中发生于“先发优势”。过去二三十年来，技术外溢削弱了西方在先发优势上的收益，数字技术成为新突破口。数字技术相较于传统制造业，固定成本极高，可变成本极低，规模经济和网络外部性强，其先发优势带来的边际成本可以低到近乎自然垄断，并且可以通过用户互动训练自身算法，实现更强的马太效应。如此增长模式让数字技术走向独立化和非对象化，在信息社会中扮演主体角色[10]。西方资本借此实现了资本权力的扩张，使数字拥有了资本属性。比如，美国总统大选和区块链平台都成为新的资本权力场域。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数字技术替代人类劳动的过程，是社会再生产中活劳动价值降低的过程，会导致劳动价值无限趋近于零。当资本主义生产不再创造价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完全对立状态，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将失控。近年来，西方国家虽从用户隐私保护和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角度抑制高科技企业垄断性发展，但都无法抑制资本在信息社会的权力扩张，效果有限。

3.民主政治持续极化，极大降低国家治理效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由多元的资本主体共同构成，资产阶级借鉴古典民主制度搭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框架，通过民主制度实现规范化的利益交换，各政党并不是人民的党，根本上是“代表—分利性政党”，多党制改革只是扩大了“分利”的范畴[11]。一直以来，西方政党对外炒作地缘冲突、进行价值输出，对内操弄新自由主义引发社会问题，摆弄民意，维持资本利益。近年来，西方资本利益的不稳定加剧政党倾轧，“分利”变为“夺利”。他们开始发展身份政治，推动“党派分权”取代“机构分权”，政治极化慢慢形成[12]。在极化状态下，各党派成员在议案表态、弹劾程序、问询机制等民主政治环节中均以维护本党利益为重，而非出于维护民主价值或履行职责，民主规则被破坏，选举成为政治游戏，民主决策和国家治理脱节，政府效率降低甚至失灵[13]。《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政党已经“邪教化”，政治已经“部落政治化”。

4.社会文化冲突不断，社会共有价值观逐渐收缩。资本主义用财富衡量人的价值，商业贸易、法律条文、民主政治等资本主义制度共同规训了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14]。从本质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来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既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秩序对人的塑造，也来自于资本主义对法定权利和思想的新诉求。新兴资产阶级将资产阶级思想与西方基督教社会相结合，通过宗教化途径宣传思想，以“民权神授”代替“君权神授”[15]。正如美国《独立宣言》所指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资本主义思想成为造物主的“新旨意”，使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存在着原教旨主义倾向。比如，在殖民时代，非基督徒得不到耶稣的赐福，因此可以不被视为“人”，这为西方在全世界实行殖民扩张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到了现代，西方依然摆脱不了原教旨主义，社会思辨往往容易陷入概念偏执。比如，在西方平权运动过程中，人权争论甚嚣尘上，权利定义被泛化，个体诉求表达干扰了正常的社会诉求表达。西方政党在这一过程中推波助澜，西方社会共识不断坍缩，变得愈加脆弱和不稳定。

5.文明论层面自我封闭，阻隔西方文明的持续进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兴起阶段，呈现出一种多元文明融合的景象，很好地实现了文明外部交流对内部演进的推动。欧洲地中海地区长期保持着开放性的地缘环境和脆弱的权力结构，希腊和两河文明长期对峙，北欧蛮族和亚洲游牧随时入侵，文明在不断解构和重构，汤因比称之为“革命的不断发生和新文明的不断产生”[16]，因而带来了相较于古典文明的颠覆性。但是，多元性并没有转化为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特质，马克思在文明论述中阐述了西方文明论的狭隘性。他指出，西方将“文明”作为他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标准，而非学习世界的标准[17]。西方国家以放之四海皆准的衡量尺度，根据自身样式将世界划分为不同文明层级，并通过“帝国主义文明史书写”叙事体系予以刻画[18]。现代西方的文明观影响了其内部演进和外部交流的能力，维持西方式文明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才是他们所关切的问题。任何提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举措，对于西方而言，都是从文明层面提出的挑衅。

三、文明的重构：中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必然

中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必然展开，在特殊探索场景中达成了对古老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的双重反思，完成了对封建文明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扬弃，打破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19]，获得了突破西方文明对现代文明唯一解释的能力，延展了现代化发展的物理边界和文化边界，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必然，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释放了强大的工业生产力，将人从古典时期的大分裂中联合起来，把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连接起来，形成了涵盖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极大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社会内在矛盾。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对人的解放是片面的，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推动也是“片面且限于矛盾中的”。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代表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由“人类社会”取代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是人进一步迈向全面解放的必然过程，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20]。中国跨越 “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致力于破除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剥削状态，实现社会秩序的自由平等，符合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方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重塑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其形成的文明新形态必然高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在全人类范围具有先进意义。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类发展共识的关涉。既往文明形态对于新文明形态的孕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中国既往文明形态最显著的在于其独特的“天下”体系。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分裂是常态，国家一般充当文明发展的一个子单元。中华文明则不同，早在秦汉时期，中华文明就统一于一个政治实体。“国”只是中国的子单元，“天下”才是中国治理的维度[21]。汉族和多民族、汉文化和多元文化、中央王朝和羁縻政权如何在中华文明框架内共存共兴是贯穿2000多年中华史的主线。正是得益于长期的“天下”治理实践，“天下大同”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永恒追求，兼容并包和海纳百川深入中国人的精神内里。在国际关系中，中国秉承天下理念构建了“父子结构”的朝贡体系。中国作为“大家长”，从各方面维护“愿从王化”的大家庭，提供多种公共物品，而不衡量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得失。以明代朝贡体系为例，在安全公共物品上，明廷通过劝和、武力干涉、断绝朝贡和不承认等手段调和各国间矛盾、打击海盗、保护商路、制裁非法军事行动、维护各国政权合法性；在经济公共物品上，明廷广泛开展朝贡贸易，给予外国优厚经济利益，鼓励各国互通有无[22]。可以说，天下治理维度下的多元一体演进和“父子结构”朝贡体系培育出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怀天下的独特精神内核，蕴含着对和平、发展、共存、共赢等全人类发展永恒话题的独特追求，具有宝贵的时代价值，为中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经验积累。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刻的文明层面意义。“化马克思主义”体现的是文明与外界的交流，是中国先驱者们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中国的过程；“化中国”是文明内部的演进，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引领时代创新和民族勃兴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了中华文明内部演进和外部交流的再次统一，为中国创造完全属于自己、完全适合自己的新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基础。正是基于此，中国实现了四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第二次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第四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第一次和第二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强调的是革除中华文明中封建愚昧的部分，推翻国内反动政府和国外帝国主义双重压迫，是推动中华文明自我否定之发展，通过人民监督改造当时的腐朽国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次飞跃和第四次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属性的结合，强调的是持续深化改革，进一步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一切有益成果，凝聚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成果，是推动党自我否定之发展，通过自我革命不断增强党的现代化治理能力。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正是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表明了中国在自我否定之发展过程中逐渐锤炼文明形态，文明新形态由此渐进形成。

四、现代文明的再度勃兴：中国式现代化形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对资本主义文明困境和对中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使命的分析可以发现，现代文明的再度勃兴，必然来自于中国式现代化对文明形态的形塑。从根本上看，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所塑造的新现代性，是中国所构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较于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形态在性质和特征上的区别[23]，其扬弃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是更符合人类共同追求的现代性。它切中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矛盾，一方面体现在革命性上，反抗一切对人的压迫[24]，另一方面体现在解放性上，将人作为价值标度[25]，实现人的发展和生产力发展规律、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解决人类面对的共同性问题与根本性困境。具体来说，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新现代性形塑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使命责任、理论创新和全局领导三维统一的整体性政党，形塑了人类文明新政治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起点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其演进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建设过程[26]。中国共产党作为政党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不同于世界上任何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性政党，它脱离了职业政党和阶级政党的局限性，实现了使命责任、理论创新和全局领导的三维统一。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追求整个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挥理论创新主体作用来履行使命责任，分阶段、分步骤地提出并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内涵和构建机理，并通过建立民主协商、集中高效、总揽全局的政治制度保证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方向正确性和重大理论成果的落实，让一个国家从精神、理念到实践都朝着伟大彼岸前行，这是中国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原因。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地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加强和完善党的执政能力，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构建人类文明新政治形态的核心，也昭示了拥有民族振兴使命感，自觉将现代化道路、人民解放道路和生产力发展道路相统一的坚强领导核心对于后发国家的重大意义。

2.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新发展理念，形塑了人类文明新生产形态。共同富裕一直是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式现代化生产方式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建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完善了兼顾效率、强调公平的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新生产形态。其一，它抑制了资本的权力属性，激发资本的生产要素属性，赋予了资本在社会主义生产框架下的科学定位，是一项伟大的创举[27]。其二，它抑制了技术逻辑，消除技术理性对于大自然的无限索取和对人的异化影响，大力推进和谐、绿色、低碳发展。以数字经济为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没有走西方垄断资本发展道路，而是实现政府绩效、创新绩效和社会绩效的有机统一。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塑造政府部门的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微观激活之间的双向耦合[28]，加强科研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激励[29]，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系统转型，强化数字等新要素对全产业链劳动生产率促进效能，驱动产出效能升级和消费变革，充分调动高科技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破除数字鸿沟和消费不平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更有动力、更为公平、更为全面。

3.中国式现代化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形塑了人类文明新生活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生产方式为全体人民提供了物质和发展性保障，在精神方面则承载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层面，从个体叙事和生活叙事上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生活形态的超越。其一，宣扬正确的劳动精神，扬弃资本主义人对物的依赖性，推动为实现个人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劳动活动。杜绝机会主义、唯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颓废文化等不正之风，坚持将劳动的主体价值贯穿每个人工作和生活的过程[30]。其二，培育“美好生活”的健康范式，摒弃资本主义腐朽生活价值取向和中国传统糟粕。通过更凸显“人”的经济生产体系、价值观培育、文化引领、教育传播和个体互动，在社会上广泛促进科学健康、朴素节俭、积极乐观等新生活方式，遏制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媚俗文化、粗鄙风俗和封建迷信等生活方式。其三，发展高品质文化艺术，加强现代文明对市民生活的正向熏陶。中国的文化艺术产业发展不是西方过度产业化、庸俗化的模式，而是从满足人在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上的正当文化需求出发，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创新发展内容丰富、内核高雅、受众广泛的优质社会主义文化和艺术产品，为每一个个体提供高水平的文化生活场域，从文化层面上扩展现代美好生活的个体叙事和生活叙事。

4.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塑了人类文明新合作形态。全球化时代，全球治理对一个国家或文明的内在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国际的倡议是中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中国共产党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胸怀天下，摈弃文明、意识形态和传统地缘对立思维和资本主义主客对立逻辑，呼吁共同树立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整体意识，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代发展总体趋势和全世界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期望结合起来，以全世界人民如何共同建设和平和睦和谐的美好世界作为国家之间合作发展的落脚点[31]，为长期处于权力争夺的国际社会构筑关乎文明存续繁荣的共同利益，建立真正相互依存的新型国际关系。具体来说，中国倡导“以人为本”和多维度对话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霸凌，高举人文主义与和平主义旗帜，支持世界各国探索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兼容并包、求同存异、和谐共生、多元并进、协商共治的互助合作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