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超越：马克思政党思想的价值意蕴

黄龙

(北京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627)

作为高度专业化的现代政治组织，政党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标志和现代政治运行的核心要素。现代政治是一种政党政治，政党成为区分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重要概念。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政党逐渐开始脱离原有的议会派系色彩而转型为现代政治组织，而无产阶级政党也在阶级斗争大潮中孕育而生。在早期政党政治运行过程中，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暴露出的问题与当代西方政党政治非常类似。尽管马克思没有专门的著作去建构其政党理论体系，但他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都涉及了对于政党政治的思考。当今世界，政党话语仍然被西方世界所主导。如何科学看待西方政党政治，破除对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迷信，以及应对西方国家政党话语强势输出的挑战，确立中国政党的话语自信，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毫无疑问，马克思政党思想是我们批判西方政党话语体系以及确立自身政党话语自信的理论参考和思想基础。

一、价值批判：马克思政党思想为批判西方政党话语提供理论武器

在对待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制度的问题上，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入分析了资产阶级政党以及政党政治产生、运行的阶级根源。马克思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在肯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对于人的政治解放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揭示出资产阶级政党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存在的体制性弊端。马克思政党理论是我们祛魅和解构西方政党话语霸权的重要思想基础，有助于进一步认清西方政党话语的意识形态色彩。

其一，阐明了资产阶级政党以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多篇文章中都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斩断了束缚在人身上的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关系与羁绊，将人从传统的前现代政治制度下解放出来，极大地推动了人的解放的历史进程。而在这其中，包括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等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都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马克思肯定了资产阶级政党在推动人类政治解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但他也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政党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即资产阶级政党所推动的人类解放带来的只是资产阶级的解放而非全人类的解放，所带来的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广大无产阶级而言，所获得的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1]，所获得的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2]。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政党政策纲领的出发点仍然只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在对英法等国资产阶级政党分析后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使是资产阶级政党做出包括选举改革等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政策决定，那也是迫于无产阶级的政治压力而被迫推动的。通过资产阶级政党组织在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体制内的政治运作，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3]。因此，资产阶级政党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政治工具，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政党排斥在社会治理之外。

其二，揭示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集团属性。资产阶级往往将资产阶级政党以及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标榜为“民主的”“自由的”“进步的”“全民的”，企图掩盖资产阶级政党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资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发展和资产阶级利益密不可分。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着不同派别的资产阶级利益，共同维护着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马克思通过对英国托利党、辉格党、皮尔派、自由贸易派以及法国吉伦特派等资产阶级政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进行分析，深刻地阐明了资产阶级政党赖以生存的物质利益基础。虽然英国托利党标榜自己是“旧英国传统的卫道士”，但是马克思揭示出托利党背后所保卫的是土地贵族这一利益集团。马克思指出，1846年托利党人的反谷物法举动“赤裸裸地暴露了构成托利党的现实基础的物质的阶级利益”[5]416，即土地贵族的阶级利益。英国辉格党更是宣称自己依据的是“自由的、道德的和开明的原则”，但是马克思认为“辉格党的实际作为同他所宣布的‘自由的、开明的原则’完全是两回事”[5]418。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辉格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集团，认为“辉格党人是资产阶级的，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代表”[5]418。马克思区分了“集团”“派系”和“政党”，并且认为一旦资产阶级政党丧失了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基础，就会由政党退化为没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纯粹利益集团。以英国辉格党为例，马克思认为“随着资产阶级独立性和力量的增长，辉格党也就由一个政党退化为一个集团”[6]386。即使当时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党还处在诞生初期，但是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政党正逐渐沦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日益丧失为人类未来发展提供政治保障的基本功能。

其三，揭示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总体性政治危机。资产阶级政党的诞生虽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但是客观上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作用。随着历史的演进，资产阶级政党所具备的这些政治功能也在逐渐弱化，呈现出包括政治原则丧失、治理能力低下、代表性不足、政党认同弱化等总体性政治危机。对此，马克思在多篇文章中都指出了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运行中存在着的这些危机难题。马克思这样评价辉格党人，认为“他们的贵族核心是由一伙贪图私利的人组成的”[6]434，强调他们背离政治原则作出不体面的事是不足为奇的。这些资产阶级政党放弃原则、奉行利益至上，党派之间进行各种利益交易是司空见惯的。因而，马克思评价道“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们同德比派联合起来”[5]462。由于资产阶级政党抛弃了必要的政治原则，为了个人以及党派利益随时可以牺牲国家利益，导致国家治理经常陷入危机之中。国家公共部门职位的不合理任命甚至私下交易，导致经常出现“党团的每一个著名的活动家，被委派到对他们很不恰当的岗位上去”[6]558，甚至“连来复枪和火枪的区别都分辨不清的蒙塞耳被任命为军械局秘书”[6]558，这些国家重要职位的不合理安排导致国家治理效能低下。再加上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为了各自利益相互恶斗，“各政党又会照旧相互削弱，英国的政治又会重新陷入兜圈子的境地”[5]588，加剧了国家治理效能恶化的状况。当国家治理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处在两党制政党体制下的两大主流政党相互推卸责任，马克思写道：“要末是由辉格党把自己的不负责任的职责移交给托利党，要末是由托利党把它移交给辉格党。”[7]659资产阶级政党还限制无产阶级参与政治生活，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性明显不足。即使是在选举改革之后，房产财产的限制等等仍然成为拥有选举权的前提条件。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出现了这一系列问题，当时人民对于资产阶级政党的认同也逐渐弱化。其中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即使拥有选举资格的选民越来越多，但是真正参加投票的选民却越来越少。马克思在分析选民选举冷淡的原因时谈到，“他们只是对结果多半不是帮助托利党赶走辉格党就是帮助辉格党战胜托利党的这样一种政治抱淡漠态度”[5]438。从处于内核的政党政治原则丧失一直到外在的政党政治认同弱化，资产阶级政党面临着一种总体性政治危机。

其四，揭示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腐朽性以及最终解体的命运。作为代表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当时资产阶级政党在选举舞弊、贪污腐化等方面都展现出其腐朽性。选举是资产阶级政党参与政治的关键一环，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政党集中体现其腐朽性的主要事件。在托利党掌握政权期间，其虽然进行了多次选举改革，但是仍然发生了大规模选举舞弊现象。对此，马克思认为“理论上宣布了最纯洁的选举，而在实践中却发生了最大规模的选举舞弊”[5]433。比如，选举贿赂是当时英国下议院选举中的常见现象，马克思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下院的真正宪法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贿赂”[8]。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政党进行选举舞弊的手段还有所差异，托利党等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政党主要采用恫吓、行贿等手段，而代表工商业中等阶级的政党派别则更倾向于运用道德手段以及法律手段等更为隐蔽的舞弊做法。资产阶级政党内部还经常进行利益交换，如不同政党利用国家公共部门职位进行交易。在当时，马克思提到包括印度总督、五港总督等高薪公共职位都成为党派交易的对象。他在《政党和集团》一文中，分析了旧的资产阶级政党集团化导致英国内阁组阁危机的历史事件，进而得出结论“掌握着管理国家的垄断权的旧的议会政党，现在只不过是一些集团罢了”[9]。“英国这两个执政的寡头政党，早已变成没有任何明确原则的单纯的派系了”[7]539，这揭露了当时资产阶级政党逐渐集团化和派系化的现象，这些在马克思看来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正在走向瓦解的重要表征。马克思在谈到当时资产阶级政党的走向时，认为“各个议会政党十分平静地完成着它们自己的解体过程”[6]433。总体而言，他在多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丑恶事件，揭露了资产阶级政党逐渐成为丧失基本政治原则的利益集团或派系，指出了资产阶级政党丧失历史进步性从而走向最终解体的历史命运。

二、价值超越：马克思政党思想为超越西方政党话语提供思想资源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英国两党的批判不仅仅是简单地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要在批判中找寻出人类解放的未来新路。以资产阶级政党作为镜鉴，马克思通过创立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对资产阶级政党的超越，实现了政党史上的伟大变革。

其一，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是追求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自由解放的使命型政党。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党时明确了“政党”和“集团”“派系”之间的区别，并且认为资产阶级政党正逐渐变为利益至上的集团或者派系，日益丧失了成为政党的资格。而与资产阶级政党完全相反，无产阶级政党追求的是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的自由解放。对此，马克思指出共产党“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10]44以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0]44。无产阶级政党在诞生之初，就将以实现全人类自由解放为宗旨的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在解放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政党宗旨指引下，早期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跨越区域、国家以及民族等界限，具有非常浓厚的国际主义色彩。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的资产阶级政党只能被称作集团或派系，而只有代表全人类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他认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1]。在马克思看来，英国的托利党、辉格党等政党都属于旧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是属于代表未来进步方向的使命型政党。马克思将无产阶级解放乃至全人类解放的重要使命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而完成这一使命担当最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就是无产阶级政党。

其二，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是推动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革命型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诞生于议会内部建制型派系不同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在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外进行阶级斗争的革命型政党。由于各自政党出身不同，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性有很大差异。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政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指出了资产阶级政党容易与包括土地贵族在内的传统势力纠缠不清甚至妥协退让的倾向。以英国的托利党、辉格党为例，虽然两者都是作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存在的，但是其核心成员都是由旧有的土地贵族所组成的。对此，马克思指出“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一样，也是大不列颠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仅如此，辉格党的核心正是由英国最古老、最富有和最傲慢的土地占有者构成的”[6]384。他在《不列颠宪法》中谈到资产阶级巨头先后向传统势力妥协，并认为英国立法史就是一部资产阶级退让史。与资产阶级政党完全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是追求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完全彻底的革命型政党。在政治层面上，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马克思明确提到，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的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2]384。在经济层面上，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是要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他指出“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3]286，并进一步强调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原则，“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12]480。在文化层面，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推翻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而且还要推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对此，马克思也指出，共产党“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以及“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3]293。从政治层面到经济层面再到文化层面，无产阶级政党是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为了实现伟大社会革命，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从政策领域的《哥达纲领批判》到反对宗派分裂主义、建立一系列严格的组织纪律原则，马克思都对无产阶级政党自我革命提出了明确要求。

其三，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锋队型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腐化堕落不同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共产党是斗争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马克思对于共产党人要始终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整个运动的利益，以及强调共产党斗争最坚决和最了解无产阶级运动，鲜明地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起来的最高政治形式，无产阶级先是在斗争中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力量，逐渐组成团体和阶级，最后组建成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指出了这样一个过程，“无产者这样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12]475。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就是无产阶级从自为到自觉的重要产物，脱胎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并且逐渐成为无产阶级力量的最高组织形式。马克思是包括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第一国际等先锋队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创立者，并且始终主张将先锋队型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自由解放的核心政治组织力量。马克思多次赞赏并肯定了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先锋作用，认为同盟“不论在报刊上、街垒中还是在战场上，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14]。马克思还反复提醒无产阶级要重视建立独立政党的重要作用，督促无产阶级“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10]199。正是因为意识到无产阶级政党在推动人类解放中的先锋作用，马克思在晚年将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指导无产阶级政党自我建设上。

三、价值引领：马克思政党思想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尖锐批判了资产阶级政党以及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弊端，深刻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内涵和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基本规律，建构了以使命型政党、革命型政党、先锋队型政党为特征的人类政党新样态，实现了对传统资产阶级政党的价值超越，其政党思想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引导力，为中国共产党增强政党自信以及中国政党制度自信提供了基本理论遵循。

其一，马克思政党思想为破除西方政党话语霸权、增强中国共产党政党自信以及中国政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遵循。作为超越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党新样态，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坚定的革命性以及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锋性。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杰出代表，集中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优良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创造性地提出了 “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政党自信”“大党独有难题”等一系列重要命题，对认识“党自身独特优势”“党的本质内涵”“如何推进党的建设”等问题展开全面阐释。中国共产党克服了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弊端，破除对西方政党话语的迷信，展示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担当和话语魅力。与资产阶级政党局限于本阶级本集团利益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相继提出“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策纲领，体现出负责任的百年大党的担当作为。同时与资产阶级政党治理能力低下以及腐败堕落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强化政党治理能力，并且将强大的政党治理能力转化成卓越的国家治理能力。与西方政党政治极化分裂、治理低效以及民粹主义等乱象相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系列重大成就，“风景这边独好”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治理能力，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政党自信以及中国政党制度自信。

其二，马克思政党思想为中国共产党自我建设以及中国政党制度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一方面对各种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尖锐批判，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共产党的本质内涵进行深刻阐释，从正反两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以及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明确了未来方向。中国共产党要极力避免陷入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政党“利益集团俘获政党”“政党软弱妥协”“政党恶斗”以及“治理能力低下”等政党治理陷阱，始终确保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革命型政党以及先锋队型政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本色。正是自觉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定位融入党的建设中来，中国共产党才能在百余年发展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取得彪炳千秋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自觉将救亡图存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身使命。不仅如此，实现全人类解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无论是革命过程中推动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带领全国人民进行艰辛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以及改革开放后推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救国兴国作为自身的重要行动纲领。在革命性方面，革命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十分坚定的革命性和斗争性。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保持党的革命性，始终警惕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对于党的侵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保持党的革命性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自我革命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关键词，并将其提升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的战略地位。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而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色彩十分浓厚。总而言之，马克思政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以及构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重要价值指导。

其三，马克思政党思想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以及中国政党制度建设奠定了价值基础。马克思将推动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价值追求，强调“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追求建构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对于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导向不仅贯穿于其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是马克思政党思想的核心宗旨。这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同时也为各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制度建设明确了价值导向。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将人的自由解放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人民在党的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到人民是共产党人的上帝，借助上帝这个宗教偶像来象征人民在共产党人价值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邓小平提出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衡量共产党员的价值标准。江泽民将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三个代表”的首要地位，将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升为共产党的本质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5]，进一步凸显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中的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政党思想中的解放全人类的宏旨，成为当代马克思政党思想的重要传承者。而中国共产党所推动构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样也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进一步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推动构建和谐的政党间关系以及高效的政党治理能力。正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才能突破西方政党政治的极化分裂社会的弊端，真正发挥政党引领社会、团结人民以及服务社会等政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