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守正与创新

黄胤辚，姜洋

(1.哈尔滨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500；2.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杭州 310000)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更好为科学决策服务，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服务，为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服务[1]。百余年来，调查研究成为每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完成党的特定政治任务与中心工作的重要方法。进入新时代，***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调查研究是新时代做好各项工作、攻克各类困难的重要方法，要求牢记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2]。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调查研究，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3]。这表明调查研究“既要落地于实践，也要服务于现实”，以调查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各项任务的如期完成。“史官提笔当观六朝风雨，医者开方需经望闻问切”，深入学习和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历程入手，探思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守正”与“创新”，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提供现实启迪。

一、追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百年回望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守正创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调查研究的历程之中，经过浴火淬炼，呈现出鲜明特征。要厘清调查研究之方法特征，不能脱离历史经纬而进行简单的自定义式回答，而需要在历史语境中进行归纳总结。从历史的范畴来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调查研究历程可划分为“民主革命时期”“执政探索时期”“改革发展时期”与“民族复兴时期”等四个主题阶段。

(一)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革命作为调查研究主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4]。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基本判断，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方向指引、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领导工农运动，在许多地区设立了调查统计的工作机构，以此动员并展开对中国革命客观状况的调查统计。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5]党的调查研究旨在明确中国革命道路及主体力量。在革命主体界定方面，以毛泽东、李大钊、恽代英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多次通过调查研究来论析革命主体，使党认识到工农群体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为论证农民群体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毛泽东深入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进行了为期32天的考察，并撰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回应党内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阐明了农民群体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革命道路方面，党探索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现实经验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为中国革命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阐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基本逻辑与总体思想。

第二，土地革命时期。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反对“本本主义”的具体手段，是形塑党内实践风气的关键因素。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党由于受“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造成连续三次“左”倾错误，致使中国的革命事业一度陷入绝境，反映出这一时期党严重缺乏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调查研究。从辩证视角看，“教条主义”抑或“本本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实质在于，以文本作为实践的指导而不加以调适和改进，不假思索地用文本阐释硬套革命实践，模糊认识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6]的重要论断，是基于党通过调查研究实现对具体工作事项的准确把握。尤其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演变，调查研究逐渐得到重视与完善，逐步呈现出科学、有效和有序等特征。

第三，抗日战争时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潮仍存在于党内，严重影响党内思想和风气。为了肃清这一错误思潮，延安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党员干部不会善用调查研究方法而只会凭主观主义办事，只重形式主义而不会善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客观实际。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评价调查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7]，文件要求调查研究要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历史环境、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8]。1942年，毛泽东先后以《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为题作报告，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环节”[9]。因此，全党在各工作领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重点进行思想整顿和作风整顿，提高党调查研究的能力本领，这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以及巩固抗日战争胜利成果奠定了前提基础。

第四，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是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性胜利的关键，其胜利既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也为新中国的建立夯实了基础。在解放战争时期，党的调查研究随着历史方位的转移不断地进行调适与改进，调查研究的方向不只囿于宏观的革命领域，也聚焦于微观的民生建设领域，比如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阶级划分、群众生产等问题。党在解放区的调查研究，准确把握民主革命与执政探索之间的联系，为执政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支撑，推动党完成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向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者”的角色转换。

(二)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将执政探索作为调查研究主题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党的调查研究主题也发生变化，由“民主革命”向“执政探索”转换，“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4]。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到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者，”角色顺利转换的关键就在于党对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的准确把握，即通过调查研究建立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动态联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尚未掌握全国的基本情况，亟须通过调查研究来摸底国家的实际状况，以制定对策稳定国内局势，促进国内生产秩序有序恢复。为此，党的调查研究重心在于土地关系改革，农村和城市的调查研究交叉递进，特别是农村调查研究取得显著的理论成效，如形成了《湖南农村情况调查》《新区土改前的农村》等调研报告。这些农村调查报告通过实际走访、情况摸底，充分论证农村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农村土地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支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调查研究贯穿各个工作领域。在民族工作方面，党对各民族的民族称谓、土地问题、民族关系、民族文化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并形成了《南疆农村社会》等调查报告，为党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指南。在经济发展方面，党为了纠正“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1962年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从而调整国民经济政策以适应经济发展规律。这一历史时期，党通过调查研究制定相应措施，出台了《农业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工业七十条》等一系列措施条例，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但是，在执政探索的后期，党未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路线，致使党的执政探索停滞不前，党的调查研究方法遭到抛弃，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阶段性挫折。

(三)1978—2012年：中国共产党将改革发展作为调查研究主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改革开放拉开序幕，中国进入改革发展新时期。这一时期，党又重新重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以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为实践导向，将考察走访、政策制定、工作落实等方面全部纳入调查研究的应用范畴，着力以调查研究来诊治改革发展中的疑难杂症，推动改革发展取得重要成效。

第一，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方向的调查研究。如何“开启经济建设、推动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之初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党中央以调查研究作为破题方法，通过调查研究深化认识、寻找答案。一方面加强与国外的交流，从1977年7月1日到 1980年6月30日……部委办代表团出访次数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出访次数达472次[10]；另一方面在国内开展全方位、全覆盖、全领域的调研，掌握国内经济实际发展情况，对症下药地解决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这一时期，党的调查研究立足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在汲取国外经济发展经验的同时准确把握国内经济发展现状，辩证地吸收经验、规避不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发展政策，不盲目照搬照抄国外经济制度。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改革发展”主题式调查研究，把握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本质内涵，回答了改革开放的发展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

第二，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为方向的调查研究。复杂的世界形势引发了党新一轮的调查研究，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式治理。面对如何把党建设好的时代命题，中央组织18个调研小组，抽调100多名干部……先后到22个省、市和有关部委办进行调研，同4000多位同志座谈，其中有省部级干部174名，厅局级干部1300多名，专家学者120多名，并写出3个专题调研报告[10]。

第三，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为方向的调查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是党提出的发展之问。面对这一命题，党中央组织36个部门和单位，围绕多方面建设的20个重点课题进行专题研究，共召开座谈会 1523 次，参加座谈会人员达 20072人次，形成了62份调研报告[10]。

(四)2012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复兴作为调查研究主题

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党中央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解题的路径导向，形成对时代命题的综合式具体回应，回答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问。调查研究作为党的重要解题方略，也以实践诠释了民族复兴是调查研究的时代主题。

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在八项规定中，“改进调查研究”是首条规定，充分彰显党中央对改进调查研究的高度重视，将其作为新时代开展工作、攻克难关的方法论。***强调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11]。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期间，***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亲赴基层考察调研50余次、累计150余天[12]。经过调查研究，***全面统筹、掌舵定向，擘画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指出，调查研究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13]。新时代十年是浴火淬炼的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如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等，这都不离开党的调查研究在各领域工作中的积极引领探索。面对复杂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强化了调查研究的功能属性，以调查研究引领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体系规范化、制度化与科学化。从实践指向看，一方面调查研究扩展了治理主体的范畴，提高了决策科学性与准确性；另一方面调查研究淬炼并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提升了党应对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与危机挑战的能力。新时代新征程的调查研究，是对党百余年调查研究工作实践的传承与创新，产生了超越时空场域的治理效能，有力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回望百余年调查研究历程，党坚持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使之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党和国家伟大事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新时代新征程，调查研究作为党开题破局的重要方法，不能只悬置于学理层面的解读和宣传意义的泛论，还要回归功能属性的应用，以调查研究方法不断优化和提升党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

二、守正：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坚守传承

百余年来，调查研究之所以能够一直成为党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法宝”，很大程度上在于党的调查研究始终能够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观、群众路线宗旨、实事求是原则与解决问题立场的准确把握与坚守。

(一)守正之一：从坚守马克思主义观来把握调查研究方法

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在党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党的调查研究搭建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形塑了调查研究方法的逻辑性，为调查研究的灵活运用提供了基本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是用辩证法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党的调查研究方法充分吸收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精华，将辩证唯物主义纳入调查研究方法的实践体系之中，进一步发挥调查研究在党治国理政中的主动力量，更生动地诠释调查研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意蕴。第一，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立足于“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引领的推动作用。党的调查研究方法不是囿于意识层面的空想，而是扎根于实践，从客观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正如***要求的，“当县委书记要跑遍所有村，当市委书记要跑遍所有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跑遍所有县市区”[14]144-145。在***主政河北正定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多次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情况，调研过25个乡镇、221个村；在主政福建宁德期间，到任3个月就调研9个县；赴任浙江后，他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对全省90个县市区的考察调研；上海主政的7个多月时间里，他又走遍全市19个区县。第二，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充分汲取矛盾运动规律的精髓，创设了“问题引领调研、调研攻克问题”的实践方案，进一步强化了调查研究方法的功能属性。第三，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深入把握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调查研究是我们深化认识、推进实践的重要方法，每一次调查研究实践都在不断深化认识和归纳经验，又以经验认识来推进纵深实践，实现认识与实践的辩证联动、良性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反复的调查研究，不断深化对革命的认识并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积极探索中国革命前行的方向和出路，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引与实践支撑。

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党的调查研究方法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传承百年，也在于调查研究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吸收与优化，以系统、具体和历史的科学视角推动调查研究，达到在“认识中推动实践、在实践中深化认识”，规避单一、分散和平面的认识。***强调，“深入的调查研究，既要总体分析面上的情况，又要深入解剖麻雀”[15]。以寻乌调查为例，毛泽东深入寻乌城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一共持续20多天，考察了寻乌城中的22个行业、130多家商店，掌握了寻乌城的社会经济状况、交通现状以及历史发展情况等。寻乌调查使毛泽东对城市商业、土地分配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为党在日后解决城市问题提供了准确的实践指导。时至今日，党的调查研究方法始终践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思维，以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调查研究，提升调查研究实效性、创造性和预见性。

党的调查研究方法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守运用，是其始终永葆生机、熠熠生辉的关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调查研究应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导向，科学把握调查研究的实践效能，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寻找突围之道。

(二)守正之二：从坚守群众路线宗旨来把握调查研究方法

党的调查研究方法兼具本土化与人民性的政治价值。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16]***指出：“正确的决策，要在人民群众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才能产生。”[17]154调查研究就是走访、认识与联系群众的过程，“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18]，要借助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如果调查研究方法偏离群众路线，就会产生诸多弊端，比如作秀式调研、盆景式调研，调研如同“蜻蜓点水”一点而过，这既造成治理资源的浪费，也未能解决困扰人民群众的问题，进而导致现实的治理困境，弱化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正所谓“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调查研究之所以成为党传承百年、历久弥新的“传家宝”，是因为党始终秉持群众路线宗旨来把握调查研究的主题和主线，通过调查研究走近群众、走进群众，增强调查研究内容的真实性与指导性。百余年来，党的调查研究历程始终坚守群众路线宗旨。革命早期，毛泽东就充分认识到群众路线在调查研究中的重要性，他通过在兴国、寻乌等地调研农民的土地问题，找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现实方案。改革发展时期，党的调查研究践行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路线，如邓小平强调，“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19]，使改革开放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进入新时代以来，***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20]，其中“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党的调查研究要积极践行群众路线，面对面同人民群众交流，关切人民群众之所需所想所盼所急，扎实推动民生状况的系统改善，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党的百余年调查研究历程始终以群众路线作为宗旨，确保调查研究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属性，有效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

(三)守正之三：从坚守实事求是原则来把握调查研究方法

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沿循原则，是决定党的调查研究成效的关键。百余年来，党的调查研究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织密织牢调查研究的求真务实之笼，规避“只唯书、只唯上”的调查研究，把认识、研究与解决问题作为调查研究的价值原则。革命时期，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以反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改革发展新时期，邓小平着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把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重新统一起来，发挥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先后多次深入特困地区考察，亲自走访调研地区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情况，与群众进行面对面的细致交流，询问群众在生活中的急难愁盼。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是互为表里、内生互嵌的关系，调查研究是实事求是的具象化实践，实事求是则是调查研究的实践性要旨。第一，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克服“内容脱节”现象。“内容脱节”现象是指调查研究的形式与内容发生脱节，造成“重形式、轻内容”的现象。“内容脱节”在本质上是对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原则的严重背离。立足于实事求是原则的调查研究，就是要正视矛盾问题，以解决矛盾问题作为调查研究实践的目标指向。第二，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突破“刻舟求剑”怪圈。“刻舟求剑”怪圈是指带着结论找例子，以旧范式思维预设新问题，既造成方法论的束缚，也损害党的公信力与形象。立足于实事求是原则的调查研究，就是要突破“刻舟求剑”的怪圈，在调查研究中不断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革新旧范式思维的固有预设。第三，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规避“调而不研”空谈。“调而不研”空谈是指调查研究只停留在“调查”而忽视“研究”，割裂调查与研究的辩证统一关系。“调而不研”的空谈式调查研究，多是停留在浅层表面的空论，而没有给予实质性的研究性建议，极大钝化调查研究的指导效能与转化成效。立足于实事求是原则的调查研究，既要重“调查”也要重“研究”，推动调查研究成效的正向转化，防止调查研究成果只呈现于纸面而对实际工作无益。

(四)守正之四：从坚守解决问题立场来把握调查研究方法

党的调查研究始终秉持解决问题的方法立场，将是否能够解决问题作为党调查研究的检视标准，促使党在克服重重挑战的过程中实现淬炼与升华。“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14]342，党的百余年调查研究实践，始终以解决问题为出场指向，把问题意识贯穿调查研究工作的全过程，这就要求调研主体“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听真话、察真情，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21]。回望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解决问题的方法立场始终是党一以贯之沿循的优良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以解决“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为调查研究的主题导向，不断克服各种危机与挑战，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改革发展新时期，党以解决“中国发展往何处走”为调查研究的主题导向，探索出中国发展的新道路、新模式和新形态，为中国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夯实了基本前提。新时代，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党以解决“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调查研究的主题导向，探索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解决问题立场的调查研究是党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以解决问题作为方法立场增强了调查研究的可靠性、预见性与实效性。如果调查研究丧失解决问题的方法立场，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之中，调查研究就会演变为浅尝辄止的脚本游戏。丧失解决问题的方法立场，调查研究工作就会沉醉于华丽的作秀，而不肯“俯首看苍生”，致使问题重复叠加、矛盾积累发生质变，进而影响治理主体的公信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党从坚守解决问题立场继续重视调查研究方法，能够较大程度确保调查研究面对矛盾问题时的“不偏航、不转向、不回避”，增强党调查研究的针对性、系统性与科学性。

三、定位：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价值阐释

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方法传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举措与方法指引。从价值定位来看，调查研究既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做好工作的“基本功”，也是确保党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传家宝”。

(一)通过调查研究能够淬炼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初心，探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前景道路

回溯党的百余年奋斗史，作为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沿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践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民族与国家的解放和发展、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使命。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因使命而生、因使命而在、因使命而发展。当然，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其使命认知的不断深化，使命会产生时代化和国别化的不同释义。不论是时代化抑或国别化，使命均源于在本国历史条件与客观国情基础上进行的价值预设。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担负的使命兼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致力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家国层面，另一方面是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层面。这两方面使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始终保持同向而行、相互支撑的良性关系，而并非完全不同的两方面使命。调查研究在中国共产党践行使命担当中起到了积极引领的推动作用。探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前景道路，既是党调查研究的价值旨归，也是党调查研究的实践目标。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历次调查研究都适应了每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需要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体现出调查研究的实效性、引领性、探索性、创新性。党的调查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党对调查研究方法的准确把握与实践运用，保证调查研究的常态化频次运用与效能转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党把调查研究方法置于全新高度，推动调查研究方法由单向度应用到全方位善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结构来看，调查研究内容范畴的全面化特征渐趋清晰，既有宏观层面的战略发展类调查研究，也有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类调查研究，形成了多层次、全覆盖、各领域的调查研究体系，夯实了“调研开路、事实说话”的定策模式。回望百余年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借助调查研究方法强化了自身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不断增强认识问题、把握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充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行”的重要命题，擘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发展图景。

从世界历史层面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探索之路充满曲折、坎坷与艰辛。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所从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历史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和发展范式可以借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探索去开拓。中国共产党勇于把握历史主动精神，深学善用调查研究方法，克服前行道路上的重重困难，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实践镜鉴与经验启迪。

(二)通过调查研究能够构筑党决策体系的现代化范式，实现治理与公意之间的同频共振

调查研究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方法论工具，具有解难题、纾困局的治理效能。***指出，调查研究需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22]。在现代政治语境中，公民意志成为执政者在决策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越过抑或无视公民意志而进行独断式决策，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调查研究是党与群众之间密切互动的中介式“桥梁”，在一定程度上使党群关系更加紧密，保证党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事项中决策的准确性、合理性和规范性。进入新时代，党沿循百余年的经验传承，坚持把调查研究置于兴国安邦的地位，推动调查研究赋能决策体系的现代化，实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平衡治理与公意之间的关系，做到决策与治理之间的相互衔接、集成联动，从而达到治理与公意之间同频共振、互动互嵌。因此，党的决策体系更加完善健全，决策体系全面优化升级，既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指向性与精准性，也促进了决策与治理之间的联动，规范治理运行的张力空间，以实践生动诠释了现代化决策体系的新范式。现代化决策体系有力保障了治理实践与民情公意之间的相互联动、同频共振，规避治理实践与民情公意在时间线上的节奏性差异。节奏性差异是指治理实践与民情公意尚未达成诉求共识，产生相悖性对立，其原因在于缺乏精准且科学的决策指引。面对迥异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现实风险挑战，我们党始终秉持对调查研究的方法善用，做到以驰而不息、久久为功的韧劲来推进调查研究全过程贯通，保持党对调查研究的方法把握与实践善用，实现了治理与公意之间的良性互动，既弘扬了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也促进了党群之间良好和谐关系的形成。

(三)通过调查研究能够增强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打好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之战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国内形势，党以调查研究为具体化战略先手应对复杂敏感的各类风险挑战。***指出：“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23]调查研究作为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方法，是打好战略主动战的关键。百余年来，党凭借调查研究不断规避党内外风险挑战，并提升党风险防范化解的能力。延安时期，毛泽东以调查研究回应党内“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思潮的侵扰，纠偏党内的不正之风，维护党的肌体健康，提升党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通过调查研究制定了一系列国民经济政策，有力推动社会的稳步过渡，化解系统性社会危机，保护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运行曾出现一段时间的波动，党中央以调查研究为开题破局之道，把握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成功找到了破解问题的现实路径，促进改革开放不断前行。进入新时代，党把调查研究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调查研究作为党防范化解风险危机的重要方法。诸如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等，都是新时代党立足调查研究取得防范化解风险危机的显著成效。调查研究使得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均可以准确认识、分析与化解风险危机，淬炼党防范化解风险危机的能力与本领，真正做到激浊扬清、扶正祛邪、正本清源。因此，党坚持调查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将调查研究之风贯通于各级党组织，全面发挥调查研究的功能实效，科学应对各类现实的风险挑战。

四、创新：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

党的调查研究坚持在“守正中创新，创新中守正”，既继承党百余年调查研究的方法精髓，又优化党调查研究的方法形式，不断增强调查研究的功能实效，促使调查研究发挥引领、解题、创新的作用。调查研究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之一，需要与时俱进地保持方法的现实适应力，即在坚持守正的基础上进行方法创新，真正实现以创新“应万变、破难局”。

(一)理论指导：***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引领调查研究

理论是实践的归纳，实践是理论的延展。调查研究是实践与理论的有机统一，它既是立足于理论的实践，也是植根于实践的理论。***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既是对新时代调查研究的方法总结，也是新时代调查研究工作的理论引导，为党的调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视角，推动党的调查研究在广度、深度和远度上均实现大幅度的延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党始终坚持以***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作为理论指引，并将其转化为实践效能，练就党独一无二的调查研究本领，进而达到在“实践中践行理论、在理论中阐释实践”。一方面，要深入学习理解***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方法内涵，提升各级党组织调查研究的本领。***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体现为：在认识方面，***认为调查研究是“求真的学问，实践的科学，讲求方法的艺术”[17]166；在要求方面，***提出调查研究的“深、实、细、准、效”五字要求，即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轻车简从，求真务实”“从谏如流，掌握情况”“透视矛盾，把握规律”“开题破局，真抓实干”；在方法方面，***在《之江新语》中提出“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并强调“要在解剖麻雀、蹲点调查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方法和手段”[17]166等等。对于党的调查研究而言，论述不只是凝滞静止的话语场域，更是党应用于现实空间的系统方法论，为党的调查研究工作锚定前进方向。另一方面，要深刻领悟***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理论指向，挖掘其理论精髓以增强党的调查研究能力。调查研究作为党破解现实中顽瘴痼疾的“手术刀”，其基本定位就是党解决问题的“万能公式”。要在***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指引下，从深层维度探索调查研究方法的应用张力，提升调查研究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成效，增强调查研究在多维度的渗透式介入，诸如政策制定、工作推进、责任落实等方面，更好地发挥其能动性作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4]***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是新时代调查研究的理论阐发，提炼了调查研究的方法论精髓，充分展现出新时代调查研究的理论纵深感。

(二)科技领航：现代化辅助机制提质调查研究

辅助机制是指能够从旁进行帮助、协助的结构工具和运行方式。“君子善假于物”，本文的“现代化辅助机制”特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与智能工具，即借助现代化科技力量促使调查研究更好地发挥引领方向、去芜存菁之作用。在科技领航的时代，党的调查研究应积极运用现代化科学技术，以此展开对其方法的再塑与重构，使调查研究更加深入而有序、科学而有效，并在面对现实难题时进行方法创新与路径突破。一方面，虚拟化的网络技术应用扩容了调查研究的覆盖场域。党的调查研究借助网络技术的功能属性，打破传统“自上而下、层层传递”式的调查研究结构，丰富调查研究的结构形式。党的调查研究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准确定位调查研究的主题信息，收集不同类别的信息资源，为推进调查研究的主题论证提供有力论据。网络化技术的普遍应用，为调查研究提供了双向互动的平台。一是调查研究与网络平台双向互嵌。调查研究借助网络平台扩容实践场景，既丰富调查研究目标信息资源的聚合交汇，也畅通调查研究活动主体与民众的对话渠道，强化调查研究活动的主体互动性。二是调查研究与大数据的互动合作。调查研究借力网络技术对目标主题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共享，既实现大数据对调查研究精准度的支撑，也推动调查研究吸纳大数据而推动成果转化。比如，人民网上线的“人民网+”客户端，整合调查研究的大数据，开辟了“人民维权”“人民好医生”等板块，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真实便利的咨询服务，解决民众各种民生问题。另一方面，实体化的智能技术应用，拓宽了调查研究的纵深空间。党的调查研究凭借实体化智能工具拓宽考察视角、消解理解偏差、勘探问题深度。比如，在经济发展规划主题的调查研究活动中，可以通过导航技术、交互技术、通讯技术等智能技术，提高调查研究活动的精准度，为决策提供科学的参照指南。

(三)模式更始：创新化涌现机制统合调查研究

涌现机制是指通过吸纳各类方式的调查研究来组成一个整体，以此拥有不同类别调查研究的实践特征，进而更好地发挥调查研究活动潜在的实际功效。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实现百年赓续传承，其密钥在于坚持方法论的同时实现了方法创新，以此不断适应千变万化的实践环境。***指出，要“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13]。不同历史阶段的调查研究场景存在明显差异，需要在坚守党百余年调查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方式方法的创新，以消除时空变迁带来的差异性影响。一方面，坚持“入山问樵，入水问渔”行动精神，推动调查研究的方式创新。创新调查研究的方式在于拓展多元化的调查渠道，比如网络问卷调查、电话访谈调查、视频直播调查，等等。这既可以更好地开拓研究空间，又规避了调查与研究之间产生意旨各殊、内涵各异的现象，保证调查研究的整体贯穿力。另一方面，坚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行动精神，再塑调查研究的结构形式。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调查研究风气，着力将党的调查研究之风贯穿全党以及各级党组织。党的调查研究结构体系需要不断根据新形势、新实践、新要求，与时俱进地提高结构的稳定性、贯通性与协调性。党的调查研究结构再塑在于搭建一个相互支撑、互相补充、层次衔接的整体性结构，更好地保障党的调查研究在纵向结构或横向结构上的同心同向、互动联通。从纵向结构上看，党的调查研究实现纵向式全过程贯通协同，从中央到地方完成调查研究层级构建，强化了党调查研究的纵深性、贯通性与覆盖性，提高了党破解治理难题的综合性能力，形成了科学性、完备性与系统性的调查研究体系。从横向结构上看，调查研究主体完成了圈层延展，即不同圈层的主体参与调查研究活动，其中包括政策研究室、高校、党校、社科院等机构，促进了各圈层调查研究之间的优势互补、力量叠加，增强了调查研究的实效性、科学性与针对性。

(四)制度赋能：常态化促动机制护航调查研究

“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机制”[25]，实现常态化的促动机制保障调查研究的执行力、续航力和整合力。从整体运行层面看，调查研究是行动主体在锚定目标方向基础上进行的常态化实践活动。保持调查研究的常态化、持续化和贯通化，能够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因此，以常态化的促动机制护航调查研究，保障调查研究的常态化运用，能够避免调查研究出现运行空场，真正发挥其实践成效。比如，浙江省为完成乡村振兴这一时代任务，出台了《浙江省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清单(试行)》，明确要求县(市、区)委书记“每年把三分之二以上的调研时间用于农村工作，任期内走遍辖区所有村(社区)”[26]，以促动机制保障调查研究的常态化，克服原地空想式的障碍梗阻，实现调查研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全程贯通。同时，还要巩固并强化调查研究的频次与深度，捕捉事实真相，避免调查研究出现效能转化的停滞。“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效果隔座山。”[27]常态化的调查研究能够较大程度提升调查研究与政策制定的互动联通，从而实现政策效果与政策设计的一致性。因此，常态化的促动机制能够较大程度推动调查研究全过程贯通，保证调查研究的动态性、准确性和系统性，从而集中调查研究的整体合力，破解现实治理中的难题。

结语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的守正与创新蕴藏着宝贵的方法认识和实践省思，实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是新时代党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历经民主革命、执政探索、改革发展、民族复兴四个时期的主题式调查研究，其并不是相背而行、毫无联系的独立存在，而是同向而行、彼此联动、脉络清晰的交叉榫接。调查研究对党在每一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工作和中心任务的完成发挥了积极引领作用。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既坚持对历史传承的沿循，又保持对新方法、新工具、新形式的吸收，在方法的演进态势上展现出“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趋势。立足未来，党既要坚持把握党百余年调查研究的历史经验、优良传承、根本准则，也要积极适应调查研究制度化、现代化、创新化的演进趋势，实现调查研究方法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提升党把握调查研究的系统能力，为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完成使命任务提供实践经验和方法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