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道德意蕴——基于现代性的审思

陈辉，马建青

(1.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58；2.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现代性作为对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内在本质规定性，对其内涵的理解势必影响到各国对现代化及其发展道路的设定。***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道路是不同于西方式的现代化新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正是在对传统西方式现代性规定的解构和重塑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彰显出了独特的现代性视野，为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注入了新的内容。而作为人类文明形态基础的道德形态，也必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有新的表达。在此背景下，对现代性进行道德维度审思，既是丰富对现代性多维理解的时代之需，也是深刻认识中国式“新现代性”[2]道德话语的现实之需。

一、现代性的道德逻辑透视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把人类社会形态的历史交替理解为一种自然发生的必然过程。由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更迭，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进程。从这一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所生发的现代性道德形态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因而从道德维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逻辑进行透视，既有助于理解现代性道德形态的生成逻辑，也有益于引起对现代性道德形态未来走向的思考。

(一)现代性的道德认识逻辑

现代性的道德认识逻辑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确立的产物。其一，现代性实现了人类社会从自然道德观向理性道德观的转变。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呈现出素朴性和狭隘性，而这种道德特性集中反映在人们对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的道德崇拜中。换言之，对体现神的意志或命令的“德目表”的服从，或对“人的自然之善”的追求思索，是古代社会人类自然道德观的真实写照。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确立，人们对自身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认识发生了转变。自然界不再被认为是独立于人类世界的自为的存在，而真正成为满足人的需要的有用物，由此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也通过商品经济直接转化为一种价值关系。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所认为的，“道德是独立于个人感情或个人利益之外的‘理性原则的产物’”[3]88，“人们通过对理性的觉察而践行‘善良意愿’”[3]93。在对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价值交换的理性呼唤中，现代性的理性道德观得以确立。其二，现代性实现了从神性到人性的道德目的论转变。在传统社会下，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认知的局限，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人对已知自然的依赖和对未知自然的神性崇拜，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呈现出一种朴素的或蒙昧的状态。对代表未知自然力量或神的意志的宗教教规的服从自然就成为古代社会道德教育的目的。如中国古人将“知天命”视为一种至上的道德境界，将“存天理，灭人欲”奉为道德教化的使命；而在西方世界，人类道德教育活动体现为劝人皈依上帝和对人性的救赎，人人为进入天堂而进行在世的修德赎罪等等。随着西方启蒙运动带来思想解放，人类社会步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确立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突破了原有地域、民族和文化等的局限，个人成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人对自然原有的神性崇拜被对人性的关注和宣扬所替代，培养符合现实社会要求的、具有“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精神的现代人成为道德教育的目的。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对传统社会道德信仰的瓦解中，逐步确立了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的道德认识逻辑，这是其在促进社会道德认识历史性发展中的积极之处。

(二)现代性的道德发展逻辑

道德形态是社会形态的反映。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推进，整个人类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生产力超越的同时，也构建起了具有现代性的社会道德逻辑。其一，现代性的道德发展顺应了社会关系从地域共同体向经济共同体转变的需要。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目标，为我们提供了评判道德发展的共同标准[4]。现代社会相对于古代社会或者前现代社会，不仅意味着政治制度的变革，而且是一场深刻的“道德革命”[5]。现代性作为现代资本运动的产物，其隐含的道德逻辑折射出资本兴起和发展的需要。因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6]36，这不仅打破了地域共同体对人类社会的束缚，将人类社会纳入了资本主义所编织的全球化市场体系中，建立了将人类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共同体，同时也在人们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等方面掀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潮流。其二，现代性的道德在论证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中得以发展。资产阶级对传统阶级社会“合法性批判的过程可以用利益的普遍化能力的对话构想来说明”[7]。组成现代性社会思想价值共同体的道德，在对社会利益普遍化的解读中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能动力量。作为现代性意义上的资本来到世间，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摆脱宗教思想的藩篱及传统观念的束缚。为寻求资本主义模式的广泛接纳和快速发展，以启蒙运动为标志，资本主义找到了以理性战胜神性的思想突破口。在宣扬诸如个性、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思想解放中，契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道德观念和准则逐步形成。对传统社会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不仅要求打破原来社会局部的、偶然的、固化的交往方式，在社会经济层面倡导平等、自由的竞争，而且要求重新确立新的社会关系，因而也产生出了反映其社会利益诉求的新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道德意识等等。

(三)现代性的道德理想逻辑

马克思认为：“人们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8]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里，现代性是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入考察而定义社会形态。其所指向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依据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所作出的，以物的依赖性关系表现人的社会状态的理论表达。然而，西方一些学者据此将马克思误读为一个物质主义者或者说生产主义者。如汉娜·阿伦特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代表未来社会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忽视了劳动和生产以外的却对人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等活动；哈贝马斯也以为，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考察，其衡量社会的合理标尺仅依据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进步，而忽视了指向人与人之间道德—实践关系的合理化等等，这也折射出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道德理想的误解。

现代性具有清晰的道德理想所指。真正理解马克思所推崇的东西，不能只看到马克思对生产或劳作的关注，而要理解这背后更为庞大和全面的社会发展理想[9]。假如把马克思仅仅理解为一个仅试图揭示资本主义体制运作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这无异于无视马克思对当时所处的时代思想的鞭策。实际上，马克思是对其所处的现代性社会道德理想进行诊断和批判的思想家。马克思的工作正是对德国古典哲学所追求的实现人类普遍自由的现代性道德理想的继续，并以“现实的此岸”赋予了实现这一道德理想的具体内容和路径。应该承认的是，马克思是以个体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标准对社会发展进行划分，其所主张的理想社会不只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产品分配的公平，而且有着清晰和明确的道德视野。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所谓“现代性名称之一的资本主义”[10]的全面透视，以独创性的视角揭示了未来社会的道德理想。因此，对代表“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的理解应从社会整体性的角度进行考察，而对现代性进行道德维度透视，有助于丰富人类社会对现代性未来走向的全面理解。

二、现代性的道德隐忧审视

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显示出了其积极的历史意义，但其从诞生之日起就含有天生的内在缺陷。站在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立场，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来看，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推进，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如资本崇拜、正义缺失、理想丧失等困境或危机，势必引起对肇始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道德隐忧的思考。

(一)现代性下社会道德主体性的迷失

如果说西方启蒙运动标志着人类理性对于宗教信仰的胜利，那么现代性社会下资本制度化的运动则标志着人类理性在欲望中的日渐迷失。资本作为一种“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11]，其制度化的运动不仅导致人类理性在“致富欲”下迷失，重新陷入了对“资本拜物教”的宗教式崇拜，而且导致了社会道德主体性的遮蔽和迷失。

其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折射出主体道德定位的日渐迷失。在现代性社会下，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遭到严重破坏。自然作为人类的无机的身体，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人与自然互相依存的道德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将人的需要置于自然之上，在对自然作为人的工具性或对象性的解读中，“资本摧毁了一切阻碍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12]。正如恩格斯所揭示的经验：“我们决不像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不然我们对自然的每次胜利，只会换来自然界对我们的报复，这是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准则的深刻反思。

其二，对资本的盲目崇拜导致了主体道德追求的异化和迷失。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将劳动力变为商品，并与已经物化的劳动相结合，资本家“就把价值，把过去的、物化的、死的劳动变为资本，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13]，通过资本的运动资本成为增值价值的价值，于是人们产生了资本天然就具有增殖价值的魔力的错觉、货币天然具有支配人命运的观念。这样，劳动的价值被资本所掩盖，人的劳动活动仿佛是资本的自我活动，在劳动中发挥主体性的人的力量被资本所左右，因此就出现了“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的怪象[6]46。

(二)现代性下社会道德正义性的缺失

现代性社会下道德主体对“资本拜物教”崇拜的自我迷失，必然引起道德正义性的缺失。当资本的无限增殖成为道德主体的不懈追求时，势必会对建立在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的人与人的关系赋予正当的道德价值。因为他们正是通过雇佣劳动关系掩盖资本增殖的奥秘和对劳动者的剥削。现代性社会比以往任何社会都重视劳动、重视劳动者，因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言，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完全忽视了对劳动及其关系的论证，恰恰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合理性解释。由此“资本家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社会正义观为雇佣劳动制度合理性进行辩护”[14]。资本主义现代性正是在对私有财产具有“天然合理性”的诡辩中进一步掩盖了对无产者进行剥削的社会道德非正义性。

其一，人与自身类本质相异化吞噬了道德正义。劳动作为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类本质”活动，是人的社会性和现实性存在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身类本质的异化，集中表现为工人同自身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同自己所进行的劳动活动相异化，工人挣扎于异化的劳动关系中。劳动成为工人被迫的谋生活动，工人由劳动所创造的产品越多，属于自身所有的却越少，劳动成为资本家不竭的获利源泉。因此，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5]159。劳动者成为纯粹的生产工具，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只能满足劳动者吃、喝、生殖等动物式需求，无法使人在对象化的劳动产品和活动中观照自身，确证自身的意义。作为人的“类本质”存在的劳动与人自身的关系貌合神离，劳动对人的道德意义丧失，也由此吞噬了现代性社会劳动关系的道德正义。

其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折射出社会道德关系的非正义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异化不是自发的。在劳动中结成的劳动关系是人与人关系形成的纽带，同时也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的根源。正是社会劳动关系的异化，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具有不平等性的社会关系，进而在道德关系中转化为对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经济地位和道德权利的维护。“现代性”恰恰是在人们对当时社会主义遭受资本主义绞杀感到无助，对理想社会失去信念之后对资本主义社会缺陷的被动遮盖[16]。换言之，当现代性已经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所主导的全球秩序时，讨论任何非资本主义的道德和社会理想似乎都不再有意义。进一步讲，由资本主义现代性下人与人之间异化的经济关系所折射出的道德关系以及对这种非正义性关系的掩盖都是不正义的。

(三)现代性下社会道德理想性的丧失

现代性下社会道德理想性的丧失是社会道德主体性迷失和社会道德正义性缺失的必然结果。现代性下基于“资本崇拜”而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天然辩护，资本主义制度俨然成为人们最大限度获取自身利益的理想制度。在对雇佣劳动的合理性辩护下，整个社会成员利益的满足依靠并且鼓励个体对自身利益的无限制获取成为现代性下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逻辑。因此，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具有的道德普遍性和合理性的道德辩护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永恒性的臆想。这一逻辑不仅掩盖了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磨灭了利益冲突背后所带来的对社会道德理想的反思，更是给人类社会不断走向幸福的理想世界制造了障碍。

其一，现代性下对道德普遍性的诡辩，掩盖了对代表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道德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5]550在现代性社会下，代表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道德观念和主张，往往采用超阶级的“普遍意识”形式，去掩盖其自身的虚假性。“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15]552。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现代性社会，社会共同的道德价值主张如“自由、平等”等观念，采用越来越抽象的形式进行表达。通过赋予这些观念越来越普遍的、无差别的形式和内容，试图用“普遍意识”掩饰不同阶级利益的对立。资产阶级所“鼓吹的‘勤劳、节约’的美德，实质上仅仅是针对无产阶级的‘伪道德’，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方面的社会道德，实质上只能是资本所有者享有的权利罢了”[17]。现代性对道德普遍性的诡辩，掩盖了不同阶级之间的道德冲突，磨灭了道德冲突背后所带来的对社会道德理想的反思。

其二，现代性下对道德永恒性的臆想，制造了人类社会不断走向道德完善的障碍。人类社会正是在对“道德完善”不断的探寻中逐步构筑人类幸福的理想世界。现代性下的社会理想是传统社会理想的升华，具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合理性，但将其视为是从“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产生的，是“自生的思想”，便陷入了对人类社会理想进行形而上学的解释中。正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鼓吹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而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的；相应地，由资本主义制度所倡导的社会理想和形成的道德秩序，仿佛也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现代性对道德永恒性的臆想，实质上是对资本的社会化活动与私人占有这一固有矛盾的遮掩，也是对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道德粉饰，更是给人类社会不断走向幸福的理想世界制造了障碍。

三、现代性的道德话语重构

资产阶级将现代性设定为充当其所主张的意识形态的符码，同样马克思主义也可以拿起现代性批判的武器，来重新确立社会道德原则和伸张政治坐标[18]。马克思对由资本主义现代性逻辑所导致的社会道德缺陷的揭示，即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道德理想，同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道德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形成了现代性视域下道德的内在张力。由此，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理解现代性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道德视域和现代性话语体系。

(一)以人民为中心的道德立场

道德的立场决定道德的本质，而“为谁服务”则是关涉道德立场的核心问题。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主张，突出了广大人民在道德中的主体地位，体现了维护人民共同利益的道德原则，其既体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也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道德原则的生动写照，为理解现代性社会提供了崭新的道德立场。

其一，突出人民的道德主体地位。“为谁服务”是道德的核心问题。在人类道德发展史上，以人民为中心的道德立场第一次将对道德的立场认识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其鲜明突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主体性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于其他社会形态道德的显著标志。如果说恩格斯关于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的论断拉开了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道德关注，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个人怎么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的观点，则引出了对人类社会道德形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方法。在历史唯物主义道德立场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社会道德宣言。***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重要论述，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人民至上的首要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以人民为中心的道德立场的科学把握和切实践行的生动写照。

其二，体现了维护人民共同利益的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既表现为独立的个体性存在，也是处于一定群体关系中的社会性存在。个人离不开集体，同时集体也是个体的集合。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集体性才是人的现实存在状态。人正是在社会性实践中，在交往互利中求得了生存和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道德立场，强调通过倡导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实现对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维护。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重视国家、社会和个体三者利益的辩证统一，其不仅重视和保障个人的现实利益需求，而且通过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利益，实现对个人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维护。集体主义道德原则通过对个人与集体利益关系的调节满足，也促进了个体与社会两者关系的良性互动。伴随着人们对个体与社会二者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入，必将带来社会道德正义的不断提升和社会利益的普遍满足。

(二)以劳动实现幸福的道德价值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19]，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正是靠党领导团结全国人民在奋斗中实现的。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起点上，新时代的“幸福之歌”依然要靠劳动而且只能靠劳动去谱写。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创造幸福的观点具有深刻的道德价值和意义，为理解现代性社会提供了崭新的道德价值。

其一，赋予劳动积极的道德价值。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让全社会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20]，表明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热爱劳动是全社会应有的道德共识，突出了对一切劳动者价值主体的肯定，赋予了劳动积极的道德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不再被视为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剥削的强迫活动，劳动者不再是作为资本追逐利润的工具性存在。不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是社会的主人，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等都可以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劳动幸福是人在劳动中观照并提升自身，在劳动活动中产生深层次的精神愉悦，进而确证人的劳动类本质意义[21]。对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在社会道德意义上的肯定，就是对作为道德主体的人谋求生存和发展的肯定。正是在对劳动创造幸福的价值肯认下，劳动者的诚实劳动、辛勤劳动和创造性劳动被赋予为社会中“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道德实践。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中国共产党善于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涌现出了一大批劳动道德模范群体和个体，培育形成了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通过劳动创造幸福、实现幸福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道德价值指向。

其二，构建新型社会道德关系。“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5]525在对劳动和一切劳动者积极的道德肯定下，由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为基础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具有了深刻的社会道德意蕴。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消除了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使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在社会关系中达成了统一，这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新型的社会关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虽然由于职业和社会分工等的不同，广大劳动者结成了不同领域或不同层次的社会劳动关系，但劳动者在社会关系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劳动道德关系的真实写照。每个劳动者通过劳动都可以创造幸福的生活成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新型劳动道德关系的实质就表现为“每个人的劳动幸福成为一切人劳动幸福的条件”[22]。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型劳动道德关系的必然呈现。

(三)以美好生活为目标的社会道德理想

如果说“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53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其所趋向的理想社会的经典表述，那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理想社会的现实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不断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论述，进一步体现了新时代下对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社会理想的历史推进，也为理解现代性社会提供了崭新的道德理想视角，丰富和发展了人类道德文明新形态。

其一，体现了人民在社会道德发展中的历史主体地位。“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壮大。”[15]287社会实践的主体不是少数社会精英或占据生产资料的群体，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撬动了历史前进的杠杆，同时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实践中得到检验和成长，形成了驱动社会道德理想发展的根本动能。马克思正是把握到了在历史实践中生成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理想的渴望，探寻并揭示了实现人类解放即人的主体性真正实现的道路。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不断地追求理想社会的具体的、历史的呈现。新时代下聚焦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正是对实现社会道德理想的现实推进。在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对社会理想的道德期待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促进了社会理想的实现。

其二，体现了人类对社会发展道德取向的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体现了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主体地位，同时也是对社会发展道德取向的把握。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不仅是社会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同时还包括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上的精神充盈和道德完满。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美好生活”正是结合社会发展基础对新时代社会发展目标的设定，其既是人类不断追求幸福的道德活动，同时也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走向幸福的路径探索。以美好生活为目标的社会理想，既体现了对人类社会道德发展客观规律的遵循，也折射出社会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接续人类社会道德理想的具体实践，创造了人类社会道德文明的新形态。

综上，在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需要加深对中国式“新现代性”所主张的道德话语逻辑的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对传统西方式现代化所定义的现代性逻辑不断重构中丰富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所主张的道德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解决由现代性固有缺陷而产生的共同社会道德问题(诸如资本崇拜、正义缺失和理想丧失等困境或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道德维度对现代性进行审思，一方面可以对传统西方式现代性的道德逻辑本质进行把握，澄清中国式现代化所特有的道德立场、道德价值和道德理想，以便有效应对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中由传统现代性所带来的“思维定式”挑战；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式道德文明新形态的优势，在构建新型社会道德关系中促进人类社会道德问题的解决，丰富和发展人类道德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