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生存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实践策略

邱程　彭启福

摘 要：数字化生存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构建了一个多元化、开放性的场域，并形成新的特征：在主客关系方面，基于数字赋权的个性彰显消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在信息获取方面，基于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阻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送达；在叙事方式方面，基于“流量为王”的形式优先排挤思想政治教育話语内容；在人际对话方面，基于时空离散的虚拟交流误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含义。政治逻辑和网络逻辑矛盾、技术逻辑和伦理逻辑矛盾、资本逻辑和价值逻辑矛盾、作者逻辑和读者逻辑矛盾是冲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体系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应权衡权威消解和关系再造、技术遮蔽和数字解蔽、工具理性规制和教育供给引导、技术跟进和限度超越等关系，巧用、善用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引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数字化生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数字资本；数字技术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9-0109-07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1］61，当下，人类生存于一个由数字构建的活动空间，呈现出数字化生存状态。数字技术赋能投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成为满足人们物质产品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生存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认知模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劳动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对象也由“数字移民”逐渐转变为“数字原住民”。学术界敏锐地察觉到数字化生存的机遇与挑战，深入研究了数字化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特征、困境、技术、方式、方法、路径等。话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媒介，是决定教育最终成效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深刻剖析数字化生存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场域特征、逻辑矛盾、优化路径，有助于充分把握数字空间话语的生成逻辑和传播逻辑，深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数字化生存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场域特征

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认为“场域”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一个构型”［2］。换言之，“场域”是指受一定行为准则约束并由特定关系（权力关系、对应关系，等等）支配的活动领域。数字原住民的思维方式、认知模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等改变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主客关系、信息获取、叙事方式、人际对话模式，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构建了一个多元化、开放性的场域。基于数字赋权的个性彰显、基于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基于流量为王的形式优先、基于时空离散的虚拟交流，成为新场域的显著特征。

（一）主客关系特征：基于数字赋权的个性彰显

数字化生存具有的“‘赋权本质”［1］232，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权力边界，使个体成为享有实体权力且个性鲜明的主体，重构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在传统的话语传播模式中，社会背景为话语传播划定了清晰的边界，构筑了无形的壁垒，话语传播者（主体）和受众（客体）的权力具有非对称性。话语传播者控制话语传播的流程，享有议题的发起权和终结权。话语传播者往往基于自身需求，面向受众开展“无差别、单方向的话语传达”［3］，受众则无法有效参与话语的生成过程，只能被动地接收话语内容。这是一种主客关系明确、单向传递的“发布式”话语传播模式。数字化生存背景下，数据的流动性、开放性和普及性打破了话语权的界限和壁垒，平衡了话语传播者和受众的权力关系。受众可以有效参与话语的生成过程，影响话语的传播过程，评价话语的传播效果，从而影响话语传播者的行动。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无差别、平等、自主地选择感兴趣的话语。同时，受众被赋予话语权，可自主推动话语生成，从受众变成话语传播者。数字赋权促使话语传播模式由“发布式”转变为“对话式”。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被激活，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双向互动趋势日益明显。“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1］159，“我”不再是被动性的客体，而是具有自主性的主体。“个性”取代“共性”成为关注焦点，个性彰显也成为逻辑必然。

（二）信息获取特征：基于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

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数字化时代，大数据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成为算法推荐的前提条件。算法推荐通过全面收集并深度加工个体的网络行为数据，形成千人千面的个体精准画像，并基于内容、协同过滤、关联规则等多种形式向潜在客户精准推送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算法推荐往往比个体更了解其偏好和需求，帮助个体构筑一座虚拟隔离墙，形成信息“过滤气泡”。在算法推荐逻辑的主导下，个体既可以根据偏好直接订阅相关内容，又可以被动接受人工智能算法的推荐。从本质上看，算法推荐是人工智能代替个体抉择的过程，它自动过滤不符合个体兴趣偏好的内容，程式化、公式化地推送为个体“量身定做”的信息。算法推荐和个体网络行为数据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算法推荐会不断强化个体的偏好，刺激个体获取感兴趣的内容，个体的网络行为数据又会进一步提升算法推荐的精准性。如此循环往复的结果会导致数据剥夺，个体在不知不觉中被剥夺了获取其他内容的权利，沉浸在一个狭隘的信息世界中，被封闭在“信息茧房”中。“信息茧房”促使具有同类偏好的个体相互接近，形成具有封闭性质的“趣缘群体”。“过滤气泡”则促使具有不同偏好的个体相互隔离，形成交往阻碍。两者相互作用导致群体“认知结构圈层化”［4］。群体认知结构圈层化导致群体变成一座座“信息孤岛”，致使社会群体间割裂与对立，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

（三）叙事方式特征：基于“流量为王”的形式优先

“流量”原本是交通领域的词汇，主要指单位时间内通过特定区域的交通工具数量或者行人数量。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流量成为信息技术的专业术语，通常被用来描述网络平台信息的访问量。流量的统计指标包括网络平台独立用户数量、总用户数量、信息浏览数量、单个用户浏览数量、用户平均停留时间等。简言之，流量就是网络行为数据量，它“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和运行秩序”［5］。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日常生活实践和网络平台密不可分。网络平台行为数据就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数字化呈现，是智能算法推荐的前提条件，其数量大小决定智能算法推荐的精准程度，并决定行为数据能否转变成商业利益。网络行为数据量（流量）作为衡量社会关注度的关键性指标，与商业利益构成一个正相关函数。由此，网络平台分析用户数据并不仅是为了方便用户的生活，而且是为了塑造用户生活方式，提升流量变为商业利益的能力。只有掌握了流量，才可以在商业交往中占据优势地位。受商业利益的驱动，现实生活世界“被算法抽象为流量的平台世界”［6］，“流量为王”的理念应运而生，“流量拜物教”［7］由此形成。信息成为一种载体，流量成为目的。信息不是个体生活的“营养剂”，而是个体关注的“触发器”。在个体信息载荷范围内，提高流量产生的效率，制造短小、快捷、新颖、奇特的信息成为最优选择。片段化的消息更易于填充个体的碎片化时间，迎合个体快餐式阅读需求。最终，“流量为王”必然导致形式优先于内容。

（四）人际对话特征：基于时空离散的虚拟交流

“在前现代社会，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动支配的。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8］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人际对话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由“人—人”对话模式转向“人—机器—人”对话模式。“人—人”是一种传统对话模式，它要求对话双方处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整个对话是一个受现实社会伦理规范约束的人际关系互动过程。与此相比，“人—机器—人”是一种特殊的对话模式，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为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由此，整个对话过程被割裂为“人—机器”和“机器—人”两个相对独立的环节。每个对话主体只需要完成其中一个环节，剩余的环节由其余对话主体完成。在自身和机器“对话”的过程中，对话主体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其他对话主体只是一个概念性、虚拟性存在。在此环节，对话主体不但不受制于其他对话主体，而且会产生一种“以我为主”的错觉。由此可见，作为物化存储设备的机器为时空离散和虚拟交流提供可能，对话各方并不需要在同一时间和空间同时出现，而只需要完成自身话语表达和信息传递。从本质上看，这种通过机器虚构形成的关系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它不完全受制于真实社会的伦理关系，甚至可能完全背离真实社会的伦理关系。这种异化的人际关系却产生了“一种真实的征服”［9］，有可能消解现实社會人们的道德情感，导致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冷漠和疏离”［10］。这种人机“对话”模式导致时间、空间、其他对话主体虚拟化，个体会认为，只有“我”是真实的存在，只有我所在的空间和时间才是真实的。

二、数字化生存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内在矛盾

政治逻辑和网络逻辑矛盾、技术逻辑和伦理逻辑矛盾、资本逻辑和价值逻辑矛盾、作者逻辑和读者逻辑矛盾，是塑造主客关系特征、信息获取特征、叙事方式特征、人际对话特征的深层次原因。在主客关系方面，基于数字赋权的个性彰显消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在信息获取方面，基于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阻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送达；在叙事方式方面，基于“流量为王”的形式优先排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在人际对话方面，基于时空离散的虚拟交流误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含义等方式，这些因素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体系受到全面冲击。

（一）政治逻辑和网络逻辑矛盾：基于数字赋权的个性彰显消解话语权威

毛泽东同志曾用朴实的语言道出了政治的真谛：“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11］政治逻辑是凝聚共识、形成话语权威，是从“个性”中寻找“共性”，是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虽然网络空间也以寻找“共性”为目的，但是它更是彰显“个性”的平台。网络逻辑体现差异、消解话语权威，是从“共性”中释放“个性”，是一个“求异存同”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其本质就是“意识形态的教化和灌输”［12］，其内容、原则、方法都必须服从这个本质规定，其话语也必然“承载着意识形态发展需要”［13］。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上层建筑，也就是主流意识形态。就中国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通过权威话语引导受教育主体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坚持“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政治逻辑展开的过程，也是为政治服务的过程。在数字化生存时代，网络逻辑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个体的主体意识被激活。“数字化生存实质上就是去中心化、去权威性，社会关系逐渐摆脱传统的‘金字塔结构，从一种扁平状态进入平面状态。”［14］受“个性”彰显的内在驱动，部分个体表现出“去中心化”“去权威性”特征，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存在一定的抗拒感，不再愿意被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此外，每个个体都有发声的机会，导致“话语权泛化”［15］，历史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趁虚而入，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二）技术逻辑和伦理逻辑矛盾：基于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阻碍话语送达

技术逻辑是指通过数据之间内在的关联、模板设置或公式连接，自动对数据之间的准确性进行判断和检查，达到有效锁定问题、缩小查找问题范围的目的。在技术逻辑视域中，只需要进行科学判断即“是”和“非”的判断，而不需要进行价值判断。伦理是一系列规范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从哲学层面考察道德现象，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在伦理逻辑视域中，道德判断往往优先于技术判断，也就是“道德标准”优先于“技术标准”。正如前文所述，算法推荐就是典型的技术逻辑。算法推荐遵循以下三个逻辑顺序：其一，寻找个体网络行为数据的内在关联，分析个体偏好并将这种偏好公式化、函数化。其二，根据代表个体偏好的公式和函数，向个体推送相关信息或者帮助个体屏蔽相关信息。其三，根据个体后续的网络行为数据，不断优化公式和函数，提高推送精准度。在整个逻辑进程中，算法推荐并不是以伦理标准审视个体偏好的价值，而是以技术标准不断进行“是”和“非”的判断。如果某条信息符合公式和函数规律和个体偏好，那么算法系统将自动向个体推送此信息，否则就会直接屏蔽此条信息以避免降低推送精准程度。这里就存在一个伦理风险点：如果个体偏好背离思想政治教育目的，那么“算法推荐加强了‘信息茧房的‘回音壁效应”［16］，成为个体免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打扰”的精准保护伞，也成为个体逃避和削弱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帮凶”。

（三）资本逻辑和价值逻辑矛盾：基于“流量为王”的形式优先排挤话语内容

资本逻辑的目的就是促进资本不断扩张，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实现价值增值。资本逻辑促进了现代社会快速发展，但是资本扩张也导致了无穷无尽的价值危机。价值逻辑的目的就是突出价值判断的重要性，强调行为的意义和价值。价值不是被评价对象本身的特性，而是主体所具有的普遍正当性规范。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数据成为生产要素，也成为生产和交往的重要基础。虽然网络平台记录了海量的用户行为数据，但是并非所有的数据都能进入生产环节，给平台带来丰厚利润，形成数字资本。然而绝大多数的数据属于冗余数据，不仅无法给网络平台创造价值，反而会增加其运行成本。剩下的少量数据也并不能直接创造利润，也不能直接变成资本，必须经过一定形式的生产转化，“变成了数据——流量，才真正被资本化，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下牟取利润的资源和工具。在一定意义上，数字资本主义并非以数据为中心，而是以数据——流量为中心的资本主义”［17］。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人们追逐流量、制造流量，使得“流量为王”成为必然。正如前文所述，“流量为王”必然导致形式优先于内容、忽视价值判断。资本的目的不是传递正确的价值观，而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重在说理和叙事，往往不符合“短小、快捷、新颖、奇特”等特点，因而不是制造流量的最佳选择，基于“流量为王”的形式优先会排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

（四）作者逻辑和读者逻辑矛盾：基于时空离散的虚拟交流误读话语含义

笔者认为，可以引入诠释学的方法解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意义被误读和扭曲的过程。“诠释学就是以宽容、平等的态度展开对话，以达到相互间的和谐理解与诠释。”［18］读者、文本和作者是诠释学的三个基本要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相当于作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相当于文本，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相当于读者。诠释学视域中的“理解和解释”主要通过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对话实现。数字空间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双方不在同一个时空的特殊对话，两者的对话要通过文本作为中介，这就为读者误解甚至扭曲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含义埋下了伏笔。其一，诠释学距离成为读者误读文本的第一个原因。诠释学距离不仅包括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而且包括文化学意义上的距离。时空离散和文化图景差异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对象存在显著的视域差别。诠释学距离“造成了他们之间生活的陌异化……成为他们达到正确理解的障碍” ［19］，成为误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含义的重要原因。其二，“先入之见”成为读者误读文本含义的另外一个原因。不同的生活经历导致读者带有无法克服的“先入之见”。因此，读者在阅读文本和理解作者的过程中，无法摆脱自身视域的限制，自觉嵌入主观性判断，误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含义。事实上，诠释学距离和“先入之见”不仅存在于作者和读者之间，而且存在于读者和读者之间。由此，不同的读者对相同的文本会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

三、數字化生存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优化路径

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路径需要紧扣数字化生存的场域特征，在权威消解和关系再造中，平衡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对象的互动关系，重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在技术遮蔽和数字解蔽两个维度共同发力，巧用社会主义伦理准则规范数字化技术发展，善用数字化技术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保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送达。在工具理性规制和教育供给引导中，善用数字资本，坚持以内容为中心，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数字化生成。在技术跟进和限度超越中，以回归“现实的人”的方式，诠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含义。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在权衡和超越中，巧用、善用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

（一）消解与再造：平衡互动关系，重构话语权威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权威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也不存在绝对的正向关联性。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要以“主体间性”取代“主客二分”，重构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对象的互动关系。两者在不同层面分别享有主体地位，“在不同的层面通过自育、互育，协调互动共同成长”［20］。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21］其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以掌握议程设置权的方式体现主体性。人们对某个议题的关注程度与其被媒介提及的次数成正比。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不能左右教育对象对特定议题的态度，但是可以设定他们关注的范围。思想政治教育一般遵循“设置议题——生产话语——传播信息”［22］的运行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积极主动地抢占媒体阵地，制定出符合教育对象发展实际的教育方法，旗帜鲜明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时代主旋律，传播主流声音，掌握话语主动权，引领社会舆论导向。同时，要掌握议程设置的技巧，关注传播进程和舆论导向，适时以话语的“深度”与“广度”引导教育对象全面、理性分析社会现象、现实问题、命运前途等。其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也是激发教育对象主观能动性的过程。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体现在学习的过程中，教育对象互相学习并逐步形成学习共同体和师生协同学习模式。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向教育对象传授认识和分析社会现象的方法，引导他们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自觉地按照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求开展实践活动。

（二）遮蔽与解蔽：强化技术伦理，保障话语送达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只有被送达到教育对象，在个体间不断流动，才能实现育人价值。“起初，我们塑造了工具，最后工具又反过来塑造我们。”［23］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巧用社会主义伦理准则规范数字化技术发展，善用数字化技术赋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数字化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就是促进技术和伦理融合发展，在遮蔽和解蔽两个维度层面共同发力。其一，遮蔽话语杂音，塑造清朗空间。在思想政治话语传播的多维场景，要借助算法推荐技术有效阻隔话语“杂音”和“噪音”，保障主流话语精准、顺畅地送达。通过调节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过程，设置教育对象的关注点，吸引教育对象的注意力，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清朗空间。其二，解蔽隐藏问题，实现精准思政。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24］大数据分析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可以有效克服其主观性、片面性、滞后性等问题。一方面，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完成对教育对象的“精准画像”，为话语传播提供科学依据，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契合教育对象的心理期待，避免主观经验论和片面性观照。另一方面，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完成复杂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实现全要素预测，提前感知话语热点和舆论暗流，有效应对“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等。但是，精准思政“可能诱发主导与主体关系异化、数据与人无形对立等潜在争端”［25］。因此，我们必须权衡数据赋能和数据权威、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全面渗透和靶向展示、个体权利和强制剥夺、关注需求和引领需求之间的利弊关系。

（三）规制与引导：善用数字资本，创造话语内容

资本的生产率是“创造价值的能力，是资本生产价值的程度”［26］。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特性导致技术成为资本绑架和反噬的对象。如果技术是资本增殖的正向推动力，那么资本会深度依附和绑架技术；如果技术阻碍资本增殖，那么资本就会成为技术的“反噬力量”［27］。当前，数字技术成为资本增殖的最佳技术支撑，两者深度捆绑并共谋完成“数字殖民”［28］。***总书记指出：“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29］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资本特性，把握数字技术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使其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服务。其一，以价值属性规制工具理性，坚守“内容为王”的原则。内容为王是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有效性的底线原则。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驾驭数字资本，防止其无节制地制造“流量拜物教”；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匡正数字资本行为，弥合价值属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裂痕；以监管制度促进数字资本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同向同行。其二，以现实需求引导教育供给，推动话语内容数字化生成。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供给侧改革是提升其有效性和针对性的逻辑必然。数字技术可以根据流行指数、发展趋势等数据自动生成教育对象可感知、样式新、内容深、易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要用数字技术修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将主流价值融入教育对象的生活实践，实现数字话语内容的生动呈现，让其成为教育对象生活中不可以缺失的部分，从而让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真正生活化、活起来、火起来。

（四）跟进与超越：回归现实的人，诠释话语含义

时代变迁总是与技术革新相生相随，每个时代都有与之对应的新技术。人类总是在“历史时代和后历史时代边界上徘徊”［30］，既要在时代的限度内跟进最新新技术，又依靠技术超越突破时代性限度。其一，技术跟进。在数字化生存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具备与数字技术属性相适应的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针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的主客关系特征、信息获取特征、叙事方式特征、人际对话特征，善用数字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呈现。其二，限度超越。依靠数字技术生成的虚拟图景并不是客观世界的直观再现，而是由比特符号创造的数字文本，其根源依旧是文字符号。数字化生存可能导致人们失去深度思维的能力——解读文字符号的关键能力。作者逻辑和读者逻辑矛盾在所难免，基于时空离散的虚拟交往会误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含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能一味地顺从技术的变化，不能让技术“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31］，而要清晰地把握变和不变的辩证关系。其三，回归现实的人。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是时代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永远是现实的人，必须在现实世界的维度中关注人的教育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能把教育对象当作虚拟的个体，而应时刻牢记他们是现实的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培养教育对象的深度思维能力、理性思考能力。教育对象将这些能力和数字生存时代特有的图景想象能力结合，既可以快速处理碎片化信息，也可以集中精力深度思考，达到正确诠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含义的目的。

结语

话语是人类沟通的重要媒介，包含口语和文本两种类型。亚里士多德认为：“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32］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既离不开口语，也离不开文本，必须以话语为传播载体。从方法论诠释学的角度看，话语是理解、解释和应用的逻辑前提，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前置条件。“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创新发展离不开话语的转换和更新。”［33］因此，要以话语的数字化传播引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深刻把握新场域的主客关系特征、信息获取特征、叙事方式特征、人际对话特征以及导致这些特征的内在矛盾；要平衡互动关系，重构话语权威；要强化技术伦理，保障话语送达；要善用数字资本，创造话语内容；要回归现实的人，诠释话语含义。在权衡和超越中，重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体系，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时效性，增强穿透力、凝聚力、引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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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妮】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网络空间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生成机理与实践策略研究”（21BKS17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项目）“新媒体视域下辅导员人物IP与思政矩阵融合发展的策略研究”（21JDSZ3059）。

作者简介：邱程（1987—），男，江苏睢宁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彭启福（1963—），男，福建长汀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经典诠释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