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网络爱国主义的个体困境、行为逻辑及优化路径

马婷婷 宋其洪

摘 要：在网络喧嚣的表象下，青年网络爱国主义的个体潜存着动机“利己性”、过程“娱乐性”和评价“割裂性”的三重异化。消解异化的前提是厘清行为的内在逻辑，诉诸理性的内外部动机、技术与主体之间“赋权”与“驯化”的紧张角力、价值评价绝对化和相对化的极化倾向是形塑青年网络爱国主义行为逻辑的关键变量。多元教育主体应深入到关键变量张力交织的动态关系中，基于动机的连续性，着眼于主体性原则和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多重价值意涵，引导青年网络爱国行为实现内部、外部动机的协同驱动，传媒赋权和主体建构的共同形塑，以及外部评价引导和自我约束审思的同向而行。

关键词：网络爱国主义；行为逻辑；异化；理性选择；道德相对主义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8-0044-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一省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任务思政课“同城大课堂”教改项目；山东省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民族观视阈下山东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J18RA163）。

作者简介：马婷婷（1982—），女，山东淄博人，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宋其洪（1985—），男，山东泰安人，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让爱国主义充盈网络空间”，“唱响互联网爱国主义主旋律”［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青年是新时代践行爱国主义的核心力量，他们在网络平台以网络语言和集群互动展现爱国热诚，以图像表意等“视觉行为”践行爱国主义。然而，在网络喧嚣的表象下，青年网络爱国行为的复杂性现实需要被重点审视：数字化信息迷雾让青年爱国动机扑朔迷离，一些青年借爱国之名行自利投机之实，娱乐狂欢的精神气质贯穿于行为过程愈演愈烈，围绕行为“效价”的是是非非争议不断，网络爱国行为面临正义性、正当性甚至合法性危机。由此，新时代青年如何唱对、唱响、唱好互联网爱国主义主旋律，成为近年来爱国主义研究的热点问题。

针对网络爱国主义行为，学界多将网络视作爱国行为演绎的环境、场域或技术工具，研究焦点集中于“喷涌升腾”的集群行为的组织部署、传播扩散及其社会影响等，很少将网络爱国行为本身“视为一个逻辑自恰的完整体系进行审视与建构”［2］，对行为过程中的个体需要、个体境遇和个体成长观照不足。本文尝试从青年个体面临的网络爱国主义异化困境入手，考察其行为动机、行为过程及评价机理，探寻其背后的动力逻辑、运演逻辑和评价逻辑，并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路径。

一、三重异化：青年网络爱国主义的个体困境

“异化”是指人的自身活动及产物成为异己力量、阻碍人的发展、反过来统治人等的现象。沿着青年网络爱国行为的生发过程，对行为动机、过程及评价三个主要环节进行考察，发现部分青年的网络爱国行为出现了“物性”对人的片面化改造的倾向，陷入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同自身相对立”的异化困境。

（一）崇高下的功利：行为动机的“利己性”异化

如今物质主义、利己主义以各种变异形态向现实生活渗透，部分青年“通过融入集体，构建为集体主义服务等幻象，以更高级、更隐蔽的方式满足个人利益诉求”［3］，将利己诉求藏匿于爱国主义旗帜之下，为了得到“实惠”伪装爱国的高姿态。一是内部动机下的主动“利己性”。例如“刷”存在感、蹭流量、立爱国人设、强化或改变人际关系等，爱国动机变异为“自我”面向的利益动机、娱乐动机、权力动机、交往动机等，行为出发点是满足实利性的自我需求。二是外部动机下的被动“利己性”。外部动机是指来自个体外部的动力，部分青年参与网络爱国实践是迫于“身份绑定”、打卡签到、舆论压力等，行为出发点是迎合外部环境的需要。当外界义务、压力等因素消失或减弱时，其网络爱国实践就会减少或停止。例如，网络场域频频出现的抵制某品牌、商家的行為，不少青年是迫于社会舆论和道德谴责的压力而参与其中，这些行为往往初始轰轰烈烈，很快便偃旗息鼓，留下“伪爱国情感泛滥”“弹性”爱国的网络喧哗。网络爱国行为动机的“利己性”看似体现了人的本能和自主性，实际上是对人之本质的异化与背离。

（二）狂欢里的迷失：行为过程的“娱乐性”异化

不同于传统爱国行为，新时代青年网络爱国行为不再必然和宏大叙事、壮烈言行、牺牲精神、英勇事迹相联系，娱乐狂欢的精神气质弥漫在一些行为过程中，甚至演化为“披着爱国外衣的网络狂欢”。其一，表现为组织架构上的集体狂欢。如今“单打独斗的‘游侠时期已经过去”［4］，“集群化”的网络爱国行为日渐喷涌升腾，在“两微一端”、贴吧、AcFun、B站等不同网络平台，广大青年以爱国情感的同频共振为黏合剂，建立各种爱国圈群组织和情感共同体，形成类似“互动仪式链”的传播形态，部分青年将国家和自身关系同化为“爱豆”和“粉丝”、明星和应援者的关系，嵌套“饭圈”模式展开群体行动。其二，表现为行为表达上“去意识形态化”的符号狂欢。部分青年把爱国“气质”符号化，把网络爱国行为视为实现“嗨皮”诉求的自我表演或实时共享的在线传播游戏，以随意、愉悦、具象、浅薄的泛娱乐化话语消解爱国主题的深刻性、严肃性和厚重性。例如，利用短视频、表情包、弹幕等传播介质，将易于复制、多义、参与性强的爱国视觉符号重新编码，通过一些隐喻、转喻风格的“绰号”“别称”，如“灯塔国”“霓虹国”“泡菜国”“老毛子”等将国家或民族人格化、戏谑化，赋予其消遣、娱乐、批判等意义，在娱乐中实现影射，在戏谑中展演反讽，在对骂中消遣时光。

（三）认同中的撕裂：行为价值评价的“割裂性”异化

价值是“实践评价的唯一尺度”［5］。价值评价包含“他反性”的外部评价和“自反性”的自我审视，立足于这两个评价层次，发现青年网络爱国行为价值评价出现“割裂性”的异化。其一，社会外部评价下客观“我”的割裂性。爱国行为价值评价牵涉诸如伦理道德、功利实效的立场，价值判断、事实判断的视角，定性、定量的标准以及短期、长期的时效等多重维度，不同维度间的“对抗性”“相斥性”和“矛盾性”极易造成价值评价的对立和冲突。例如，针对“帝吧出征”行为，社会外部评价呈现两极化的对立：一方认为是“小儿辈大破贼”大加称赞，另一方则认为是类似扶清灭洋的闹剧，不过是“一场传播游戏和粉丝行动”，而参与其中、经受大众检视的客观“我”，只能被迫在“爱国者”和“碍国者”的舆论攻伐中，勉强勾勒自身形象和价值。其二，内部评价下主观“我”的割裂性。青年个体的自我行为评价暧昧而多义，难以将自我角色“锚定”在一处，例如，“帝吧出征”中的青年个体在行动过程中打出了“捍卫祖国统一”“中国青年为历史发声”的鲜明旗帜，自我赋予其崇高价值，同时又自嘲为“互相逗趣的游戏”，正义凛然伴随着戏谑自黑，自我标榜的同时又自我降格。

二、青年网络爱国主义的个体行为逻辑

解析和应对青年面临的网络爱国主义异化困境，前提是要科学把握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其动态运行机制。理性、技术、道德及其衍生的多重变量是行为逻辑的核心构件，变量内部呈现两极对立又多极互补、互为效力又相互转化的关系，张力交织的势态共同建构了青年网络爱国主义的个体行为逻辑。

（一）理性驱动的“自主”与“外控”：青年网络爱国主义个体行为的动力逻辑

人是现实的理性主体，青年网络爱国行为动机“利己性”的异化表象下，是诉诸理性的“自主型”动机与“外控型”动机的共同发力，其中蕴藏着青年个体对价值理性、效用理性、工具理性的考量，这些因素组成了纷繁复杂的动机簇，建构了青年个体网络爱国行为的动力逻辑。

其一，价值理性、效用理性下的内部动机。内部动机是最高质量的动机。一方面，行为主体本身的道德感构成了内部动机，这是行为受价值理性驱动的体现。坚定的爱国信念带来的高尚道德感赋予个体以行动能量，爱国行为本身即作为目的性样态存在。然而，“越是把信奉的价值上升为绝对的价值，就越是非理性的”［6］，价值理性驱动极易演变为非理性的情绪化驱动。另一方面，行为给实践主体带来的“效用”构成了内部动机，这是行为受效用理性驱动的体现。一是指向“利他”的社会有用性，如维护民族利益、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等。二是指向“利己”的个体有用性，如满足个体偏好和各种差异性需求等。然而，在网络信息不对称、环境不明晰的前提下，效用理性驱动实际是“有限理性”驱动，青年难以预测如何将效用“最大化”。而过于目的至上、效用优先，则容易走向功利主义和机会主义，这时，内化程度越来越低的内部动机就会向外部动机转化。

其二，工具理性驱动下的外部动机。外部动机“通常被定义为工具性动机”［7］，体现为个体行为动机中对工具理性的考量。一方面，个体基于行为价值认同而萌生自主型外部动机。青年践行网络爱国行为是为了实现自我认同、完善自我形象等，如部分网络教育主体通过一些技术指标考核青年网络爱国行为参与度，鼓励青年转发、打卡、签到等，青年出于对爱国价值的认可，也会参与到这种“绩效”考核当中，但此时动机是工具性的，是在外界压力、诱导下做出的行为。当个体高度认同爱国价值和自身行为时，就会形成内化程度最高的整合调节动机，外部动机由此转换为内部动机。另一方面，个体对自尊和外部奖惩的考量形成控制型外部动机。此种情况下，行为表面上是自发自为，实际是“自愿”做一些并非真正想做的事情，行为并不稳定和持续，往往表现为“懒人行动主义”。

（二）传媒技术的“赋权”与“被驯化”：青年网络爱国主义个体行为的运演逻辑

网络技术平台“生成一种隐性的支配权和控制权”，形成“独特的运行逻辑”［8］，青年网络爱国行为的运演过程，是传媒技术“赋权”“中介”个体、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也是个体“驯化”传媒、赋予其社会及文化意义并进行意识形态生产的过程。

其一，去意识形态化的传媒赋权。被媒体“赋权”的网络青年所践行的网络爱国行为，能够实现集群式行动的迅速联动和几何级传播，裂变式传播的观点、指数式增长的信息流、快速蔓延的集群效应等，都能“一石激起千层浪”，给行为运演带来无限可能。然而，传媒技术赋权个体，也意味着“去意识形态化”的“中介”个体。在主流意识形态逐渐被边缘化的网络场域，这种“中介”能够轻易稀释、消解、解构爱国主题的严肃性和深刻性。就信息赋权而言，青年个体接收的信息，是算法协同过滤及议程设置引导下的信息；就话语赋权而言，青年表达思维和话语意识向简单化、直观化发展，“不再思索甚至拒绝思索嚴肃的意义”［9］；而在关系层面，行为主体所作用的客体是一种虚拟世界的“能指流”，青年沉浸在虚拟时空的泛娱乐化幻象之中，极易忽视“生活世界”的真实面向。

其二，进行意识形态生产的个体“驯化”。行为主体“只有驯化传播技术，赋予它特定的意义之后，作为一种技术/文化的复合体的传播技术才能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10］。这种驯化，既体现在技术层面的主体能动性上，也体现在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生产上。青年个体在能动过程中赋予传播符号以爱国层面的道德或文化意义，依靠自己的感知经验“解码”议题信息、进行加工和再生产以及符码化的意义建构。实际上，这种“驯化”是建立在个体感觉结构基础上的“软化”的政治参与和意识形态生产。青年一方面长期接受传统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教育，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后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去语境化”“再语境化”技术传播情态的浸润中，在“一切公众话语”以“娱乐方式出现”形成的“文化精神”的熏陶中，青年个体锻造出自己独有的“感觉结构”，这种感觉结构既有爱国认同感，也混杂着社会转型带来的被剥夺感和自我怀疑，而基于个体感觉结构萌发的爱国行为难免会出现娱乐性等异化倾向。

（三）道德归因的“绝对”与“相对”：青年网络爱国主义个体行为的评价逻辑

“道德的根本意义是对人的行为本身的价值评价”［11］。青年网络爱国行为价值评价的“割裂性”，体现着绝对化与相对化价值倾向下的道德审视。行为评价的视角本身多元而复杂，爱国主义是极其特殊的终极道德情感，具体到行为而言又存在尺度和标准不一、难以爬取数据定量分析的境况。由此，人们往往从抽象的道德原则视角出发，对网络爱国行为进行综合价值评价。

其一，道德“绝对”价值下评价的“泛化”。爱国传统在新时代的动态发展、现代公民身份的需求、爱国教育的形塑，加上中国近代民族记忆的沉淀，使得“爱国”在国人心目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道德感召力量，社会外部一方面从“目的论”出发，充分肯定青年网络爱国行为动机的可贵性，高度认同青年朴素、诚挚的爱国热忱；另一方面从功利论出发，对行为的“实效性”结果饱含期待，尤其在物质主义、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口号式键盘式等空洞的爱国行为越来越得不到正向评价。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抽象化的价值预设”“理想主义的评判标准”甚嚣尘上，网络空间日益呈现出“泛道德化”“泛政治化”的评价态势。一些青年以爱国为终极标准和万能尺度，对网络呈现的生产生活、消费娱乐、社交往来等立体化场景，都进行“泛爱国化”的编码、解码和再传播，以此为价值标杆度量自我、解析他人，网络爱国行为评价缺少明晰的价值尺度而走向泛化。

其二，道德“相对”价值下评价的“虚无”。现代性、前现代性及后现代性因素的交织在场，加剧了价值判断的多元和游移。嵌入阶层立场属性的各种社会思潮，经由网络媒介隐蔽而迷惑性地肆意传播，促使爱国主义的道德价值、道德伦理经历着建构、解构、重构的动态变化。建立在“仁爱”伦理精神基础上的爱国主义，长期受到持“正义”原则学者的批评，认为爱国主义偏私狭隘，“违背了不偏不倚的普遍正义原则”［12］。由此，价值观念、阶层立场、解释框架的不同，加剧了同一行为社会外部评价的割裂与背离。令人警惕的是，一些人打着“世界主义”“普遍主义”“全球正义”的旗号，基于道德的相对性诋毁爱国主义的道德基础，弱化了部分正处于“意识二元阶段”的青年的爱国信念和价值判断能力，他们无法在行为评价上做出客观全面的分析，戏谑现实的“后亚文化”表达下潜隐着爱国行为认同的混沌与迷惘，值得我们深思。

三、青年网络爱国主义个体行为逻辑的优化路径

青年网络爱国主义行为是多重变量杂糅作用下的综合呈现，关键变量的极化会导致行为的异化。多元教育主体应深入到关键变量张力交织的动态关系当中，实施针对性的引导和优化。

（一）遵循动机多维性：实现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的协同驱动

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对成就和表现都产生独立、积极影响的“多维结构”存在，“内部动机结合外部动机可以产生比任何单一动机类型更大的成就”［7］。多元教育主体应遵循内外动机的连续有机性和结构多维性，将青年网络爱国行为养成于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协同驱动中。

其一，内部动机实现价值理性和效用理性的统一。追求信仰的价值理性和追求效用的选择理性——两者常态化的矛盾运动，共同建构了爱国行为内部动机的伦理意蕴。一方面，“价值理性是价值合理性行动的内在依据和动力”［13］。它内在规定了爱国行为的性质和方向，属于源动力。新时代青年有着丰富的网络表现力，充满着对英雄主义的渴望和“燃爆”的爱国激情，要激活其内在血性，引导青年立足深刻的价值立意与价值追求，将朴素的爱国情感内化为坚定的爱国信仰。同时，要引导青年把握好爱国主义的忠诚维度，对政治现实进行理性的价值审思，避免被盲从、浮躁和偏激的情绪支配。另一方面，“理性动机是基于个体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动力”［14］。追求“效用”的选择理性体现了对爱国行为的实效性追求，属于内动力。要引导青年从具体现实问题出发，不断提升视觉符码的阐释力，切实对国家话语传播、形象提升、国货发展等起到助力作用，坚决抵制将个人和国家相对立、把国家工具化或商品化的“个人主义”“工具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

其二，外部动机实现外部强化和自我强化的统一。多元教育主体一方面要加强外部强化，让青年在网络参与中充分感受到朋辈认同感和集体归属感，避免过度使用外在奖惩手段考核爱国“绩效”，而是要让青年在丰富的实践中吸收外部价值，“将社会赞许的道德态度和要求转化成为个体赞同的价值与自我调节 ”，感觉到“自主的支持”［15］，从而产生自我效能感和悦纳感，促进外部动机向内在动机的转化。另一方面要加强自我强化，引导青年形成价值自觉，“将外在强化物转换成‘自我强化”［7］，在积极的自我体验中进行自我奖赏和鼓励，在消极的自我体验中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由感性自发的被动卷入向理性自觉的主动参与转变，自主、自觉、自为地践行网络爱国行为。

（二）强化主体能动性：实现传媒赋权与主体建构的共同形塑

“技术是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融合”［16］。部分青年个体在“驯化”传媒并赋予其意义的过程中，基于个体感觉结构生发的爱国行为并非总是和主流意识形态共轨同行，实现传媒赋权和主体建构的共同形塑成为青年网络爱国行为引导的题中之义。

其一，在传媒赋权中实现主体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面对传媒技术的高频迭代，多元教育主体应引导青年不断“澄明”和提升虚拟身份的价值和意义，创新更多共在式、沉浸式的实践体验，进行视、听、感一体的动态立体式传播和交互式分享，投身于力所能及的网络爱国实践当中。面对传媒技术对个体感知、经验和行为“中介”的现实，多元教育主体要不断加强青年媒介、数字、视觉等方面的素养教育，提升青年的信息甄别、批判性思维和硬核技术应用能力，突破“茧房壁垒”，打破回音室、过滤气泡等“信息藩篱”。多元教育主体本身宜充分借助数字手段，“将意识形态的幽深之处提要出来，使其在舆论传播中得以映现”［17］，让青年对爱国主义严肃性、厚重性的认知和实践上实现能动、受动的统一，防止爱国行为在“泛娱乐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催化、衍生和变异。

其二，在主体建构中实现个体感觉结构和主流价值引领的统一。建构“服务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图像，是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生产的新方向”［18］。多元教育主体一方面在图像化爱国主义的生产和供给上，要从宏大叙事向微观认知的“具象”转化，进行契合青年受众的爱国编码建构和渗透性的显隐性传播；另一方面要引导青年在爱国日常化、生活化过程中还原拟态环境的真实，基于共同的爱国价值认同、真实的生命体验，以及爱国体验的共在、共时、共享和共域，建立起共同的“感觉结构”，让青年依托这种共同体感觉结构寻找自我认识的真实支点，在符码化爱国主义的编码、解码上，和主流媒体图像爱国主义进行轨道对接，从而让爱国实践在主流引领的正确轨道内运演。

（三）把握多重价值性：实现外部评价引导和自我约束审思的同向而行

在网络空间，“人们交际与评价的对象愈发集中于‘不在场的他者——从未谋面但其行动卻又直接影响自己的生活的那些人”［19］，“后亚文化”影响下的新媒体时代青年，越来越需要虚拟符号承载的爱国“共识”来证明行为的正当性，需要“他者”的承认来证明爱国实践的价值。多元教育主体要将行为评价贯穿于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并及时跟踪反馈，引导网络爱国行为实现外部评价引导和自我约束审思的同向而行。

其一，评价标准和评价反馈的协同引导。“绝对”和“相对”价值下网络爱国行为评价的极化倾向，凸显出当下爱国行为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的匮乏，迫切需要有关教育主体基于爱国主义的多重价值意涵，建立多维度的评价尺度，如法律道德层面的底线维度、影响力传播力层面的效用维度、仁爱正义层面的伦理维度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行为评价和反馈机制。根据期望理论，行为的激励取决于行动结果的价值评价和目标达成的期望概率的乘积。多元教育主体要高度关注网络爱国情势，及时跟踪行为进程并给予反馈引导，用正向反馈激励，用负向反馈纠正，引导青年在“优质”的爱国实践中，通过自我及“他者”统一、稳定的爱国成效标准来确认目标实现，获得对政治世界较为稳定的认知和态度，成长为合格的“网络政治人”。

其二，行为约束和价值审思的共同发力。一是“合目的性”的行为约束。一方面法由外出，引导青年明确行为底线，自觉接受网络规约和技术程式的约束和引导，通过外在法规的约束保障爱国行为的价值实现；另一方面法由己出，引导当代青年基于感性自主、理性自觉和道德自省为自己立法，用“适当性逻辑”规范自己的网络爱国行为，确保行为程序的合法合理性、行为过程的规范有序性，从而最大化地实现行为结果的合目的性。二是“合价值性”的理性审思。要引导青年坚决抵御历史和道德虚无主义的侵蚀，从历史和现实、国家和人民、仁爱和正义等多个维度，深度把握爱国美德价值的多维性和丰富性，深刻认识爱国主义由个体情感认同向国家共同体倡导的政治美德转化的“条件性”，把握好“仁爱和正义两种道义基础的价值合理性边界”［12］，满足国家对青年网络爱国行为的价值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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