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乱象生成”到“价值归序”：精神生产视角下“饭圈”乱象治理探析

时间：2024-04-24

唐松韩玲

摘要：作为一种“次生文化现象”，“饭圈文化”源于青年粉丝面对“内卷化”社会舆论构境的精神能动反映，是粉丝在“理想化”生活“求不得”后对现实的柔性妥协。因此，应从马克思精神生产的哲学立场出发，基于“以人为本”的治理原则和政治要求，积极引导青年粉丝个性与精神的全面发展。“饭圈”乱象治理有助于扫清文娱领域的“尘土污垢”，引导青年粉丝实现“破圈”转型，实现粉丝与娱乐精神产品、“饭圈文化”与主流文化、资本话语与公共话语的和谐共生，合力推动青年粉丝成为具有强大精神力和坚定文化认同感的时代新人。

关键词：“饭圈”乱象；青年粉丝；精神生产；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8-0057-08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向度研究”（19BKS114）。

作者简介：唐松（1992—），男，贵州毕节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韩玲（1974—），女，江西萍乡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红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从“饭圈”到“饭圈文化”的衍化，标志着一种由追星行为向青年追星文化转型的“次生文化现象”的形成。“饭圈文化”反映出部分青年粉丝对现实生活状态的一种妥协态度并对“理想化”生活方式的精神幻想和情感寄托，从更深层次反映出部分青年粉丝精神领域出现严重问题。***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1］作为中国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粉丝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明确“饭圈”乱象生成的深层原因，并从精神生产理论视角分析“饭圈”乱象治理的哲学立场，有利于正确理解“饭圈”乱象治理的时代价值，提高社会主义精神产品质量，对广大粉丝群体坚定正确的價值取向，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流量、资本、造梦：“饭圈”乱象的生成之源

“饭圈”乱象是青年粉丝满足自我需求和展示自我衍生而来的文化乱象问题，其本质反映了当下娱乐文化对青年粉丝精神状况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映射了青年粉丝同现实社会对接过程中产生的“脱嵌”症候。

（一）基于流量导向的娱乐文化构境

马克思指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2］545任何时代实践主体的思想既源于对过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抽象总结，也源于对当代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内在反映和客观表达。在泛娱乐化背景下，青年粉丝除了对物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外，在精神层面也借助网络表现出两种强烈的精神需求：一是对内满足需要；二是对外展示自我。基于这两种需要，以精神需求为起点，以展示自我为升华，志趣相投的青年粉丝构建起了一个以偶像明星为核心的娱乐文化共同体——“饭圈”。

在“饭圈文化”的衍化和固型过程中，互联网网络交流技术的广泛普及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它为粉丝构建了交流的网络空间，诱导青年粉丝向线上聚集，为“饭圈文化”的形成奠定群体基础。二是它为东亚、欧美、港澳台等地“饭圈文化”的输入铺设了网络路径，为我国“饭圈文化”的固型奠定了娱乐文化基础。时至今日，我国“饭圈文化”已较成熟，但由于对“流量”过度关注，使得“饭圈文化”产生了负向变化。尽管对偶像明星的追求崇拜已非新话题，但随着时代变迁，追星行为却从线下向线上转移，并大有把线上作为追星根据地之势。这一趋势虽然为粉丝与偶像明星之间进行“亲密”交流提供了便利，但各大媒体平台为粉丝和偶像明星专门打造的“流量榜单”却直接激活了攀比的文化基因，直接导致“饭圈文化”呈现病态发展趋势。

在各大媒体平台，“流量”表现为偶像明星的粉丝数、影视票房数、曝光度等。出于对偶像的沉迷和崇拜，“饭圈”自然不允许“爱豆（Idol）”掉队，为此不惜一切疯狂刷榜、应援，甚至盲目为爱豆奉献金钱。更有甚者，对其他“饭圈”进行无底线话语攻击、谩骂，一切都是为了“爱豆”能够时刻保持在“流量”的顶端，获取源源不竭的关注度和高吸引力。“流量”作为吸引力和关注度的化身，“得流量者得天下”，“流量明星”竭尽所能壮大自己的“饭圈版图”，斩获高流量带来的商业价值，流量粉丝的行为也引发了偶像的关注并与其产生互动。如此，偶像明星与青年粉丝之间不再是粉丝的单向关注，而是转变为彼此间的双向“打援”。这一变化为“饭圈”乱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一些品行低下的偶像明星开始误导青年粉丝的精神价值取向，引导青年粉丝投入过多的情感，导致各种“打榜”“应援”“控黑”“圈际对立”等“饭圈”乱象的发生。尽管流量的作用是中性的，但却是建构“饭圈文化”的标尺，无论是粉丝还是偶像明星抑或是经纪公司，都对流量有着极高的渴求。

（二）基于娱乐资本逻辑的逐利心理

自各大主流媒体频繁曝光“饭圈”乱象后，其背后的娱乐资本似已成为“过街老鼠”，网民纷纷指责娱乐资本对青年粉丝的刺激和误导，以至于资本承担起了“背锅侠”的角色。然而，马克思在谈到资本时指出：“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来说无所谓的方式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3］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资本具备逐利属性，但人的逐利心理才是资本逐利的原罪。从广义上说，逐利不单单是对金钱利益的追逐和极端渴求，从精神层面看，娱乐资本塑造的偶像明星所具有的情感属性也是粉丝的追逐对象。正因如此，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娱乐资本才有了人性的温度，错误的价值观和良莠不齐的精神产品才能在网络空间无限蔓延。众所周知，所谓资本逻辑，即资本无止境的增殖逻辑。娱乐资本要实现自我增殖，必须完成人格化的蜕变，使资本逻辑具化为具有逐利心理的“人”。在这里，资本让粉丝不再是单纯的精神娱乐消费者，而是被资本异化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具有共同情感诉求与利益诉求的畸形共生体。如此，资本逻辑才能以个体的逐利心理融入“饭圈文化”基因中，深刻地改变“饭圈”的消费文化。

在娱乐经济时代，除了资本以外，由经纪公司、明星和粉丝三方主体构成的畸形共生体成为资本逐利的载体和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4］31。资本的自我生产表现为资本借助主体完成逐利，主导着经纪公司、明星和粉丝三者的行为、身份和地位。偶像受制于经纪公司的“卖身协定”，经纪公司更是成为资本和“饭圈”的附庸，两者为追逐盈利不得不改变自身作品和形象，而粉丝则在两者的主导下改变了消费行为。作为“饭圈”主体，青年粉丝的消费方式被资本异化了，部分粉丝的热情超出理性，进而陷入狂热追星的深渊。在资本逻辑的助推下，以“小鲜肉”为代表的流量明星在“饭圈”俘获大批“固粉”。“小鲜肉”精致的长相、温和的气质、别具一格的风度完全迎合了青年粉丝的审美爱好和精神需求，以至于引发对偶像明星的非理性的狂热和激情，导致“饭圈文化”“过热化”，如圈内应援、控评、反黑，甚至“忠粉”为“爱豆”一掷千金，圈外引发圈际矛盾，粉丝对骂、互黑成为常态，部分粉丝更是频繁触碰法律的红线。简言之，在娱乐经济时代，经纪公司、偶像明星和“饭圈”都附着了资本的属性。在“饭圈”中，资本主导了粉丝话语权的舆论导向，改变了“饭圈文化”的内容和基因，粉丝不仅迎合了资本，也把自己的金钱、热情、激情全部托付给资本，共同把“饭圈文化”推离正常发展轨道。

（三）基于个人主义的文化理解态度

在社会逐渐“内卷化”舆论构境的症候中，相互挤轧的社会竞争让粉丝精神空间也发生了内卷，直接影响青年粉丝对娱乐文化的理解态度。在谈及“饭圈”乱象时，当今网络舆论构境中“内卷化”的话语现象不可忽视。网络话语一般源于现实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调侃性娱乐表达。“内卷”作为外来词汇，反映了某一种社会文化环境内，实践主体相互挤轧的现象，导致个体的努力和付出同期望和收益不成正比。在内卷化的环境中，实现某一目标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劳动。作为深受现代文化影响的一代，青年粉丝在面对内卷的社会现实时，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处理方式。这表现在他们特立独行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上，如当代青年表现出一种张扬的自我个性特征及独特的现代个人主义心理。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强调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和对独立个性的尊重，反对外部力量的干扰和支配，在文化上表现出个性独立的自我意识，一切都以自我的方式和自我的需要去理解。正因如此，在内卷化时代，具有鲜明现代个人主义特征的青年粉丝自然会向外展示自己的思想。

但是，在面对内卷化现象时，青年粉丝对外会表现出一种柔性妥协，并在娱乐生活中找到合理依据。究其根源，内卷化社会给青年粉丝带来了可感知的焦虑感和压迫感。面对紧张的生存空间，绷紧的神经渴望和生活能够达成一定的“和解”。对偶像、明星的喜爱恰好能够弥补心灵的空虚和不安全感，娱乐的治愈性效果让青年粉丝深陷其中，网络则成为青年粉丝释放焦虑、放纵自我的想象与情感的“港湾”。对青年粉丝来说，基于网络的“饭圈”就是心灵的归宿之地和放飞自我的“伊甸园”，“饭圈”的精神情感诉求和对美好人设的追求在偶像那里得到充分的投射，青年粉丝从偶像身上获得了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满足。“饭圈”对明星偶像的追求寄托了青年粉丝的主观想象，甚至明星成名之路也能让其得到快感，满足了精神上的自我想象。

从构成主体来看，“饭圈文化”可谓“成也粉丝，败也粉丝”。作为一种次生文化现象，“饭圈文化”不是在“毫无凭据”中创造的，而是在现有主流文化体系的语境中对已有的文化元素和生活素材进行的再次置换，创造出符合青年粉丝心理需求的语境及新符号和话语体系，从而建构起“饭圈”的文化灵魂。然而，对于“饭圈文化”衍化中的乱象，丧失本我的青年粉丝却没有关注，甚至对自己营造的娱乐文化氛围并无深刻的感受。从青年粉丝的需求和目的来说，“饭圈文化”源于青年粉丝对现实境遇的不满和对自身“怒其不争”的愤慨，是粉丝对内卷现实的一种发声和无奈。当然，青年粉丝也许有自己的理想信念，但更多时候理想只能成为“幻想”，他们幻想渴望着获得一个偶然机会，进而一朝成名。一旦自我感觉难以成功，在“飯圈”中找到自己的地位也能聊以自慰，但是这一看似平常的个人行为却开启了“饭圈”乱象的阀门。

二、精神生产视角下“饭圈”乱象治理的理论遵循

精神生产为研究“饭圈”乱象治理的本质和目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作为全面生产理论的一部分，精神生产被马克思描述为人类“真正的生产”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生产。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契合了“饭圈”乱象治理“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尽管马克思并未直接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但精神生产的“现实的个人”的前提却是“以人为本”的源头。对“饭圈”乱象的治理无论在逻辑上、本质上还是目的上都与马克思精神生产有着紧密的契合性。在马克思的精神生产视角中，人既是前提又是归宿，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则是精神生产哲学立场的两面。

（一）精神生产与“饭圈”乱象治理具有合本质性

从精神生产角度看，“饭圈”乱象治理的实质是党中央对青年粉丝精神领域错误观念和文化认知所进行的一次“精神大扫除”。作为次生文化圈的群体，相对其他非粉丝青年群体来说，青年粉丝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他们既是娱乐文化的传播者，又是娱乐文化的消费者。对偶像明星和娱乐生活的过分执着和沉迷，让青年粉丝丝毫意识不到自身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而是长期沉湎于精神享受，逐渐丧失理性的判断，把偶像幻想成为“镜像自我”或“心灵伴侣”，这一扭曲的感性心理不仅是自我情感需要的单纯满足，更折射出青年粉丝自我本质和价值的分裂与缺失。“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在一定程度上，沉迷于娱乐的青年粉丝已失去部分自我，不再占有自我全面的本质。就这一结果来说，“饭圈”乱象频发暴露了低级娱乐对粉丝“全面的本质”的侵扰和束缚，对“饭圈”乱象的治理无疑是对粉丝的自我本质的尊重和复归。

青年粉丝的内在精神需求是“饭圈”乱象生成的元动力，也是青年粉丝深陷束缚的根源。如前文所述，“饭圈”乱象源于青年粉丝的两种需求：一是对内满足需要；二是对外展示自我。需要注意的是，“饭圈”青年粉丝的第一需要并不是物质需要，而是精神需要，这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截然相反。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是从低层次需要向高层次需要的渐进发展，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他认为，在低层需要获得满足后，才会激发对更高层次的需求。显然，青年粉丝对偶像明星的疯狂追求和崇拜看似是生理感官需要，实质却是粉丝精神上对“爱豆”人格魅力的内在需要。一般来说，“人的生命活动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方面，就表现为人既有肉体生活又有精神生活，而只有精神生活才是人超越于动物的本质特征”［6］，对早已摆脱物质基本需求的青年粉丝来说，精神享受才是关键。但这也让粉丝深陷“爱豆”的泥潭，精神上的麻痹使自己“自由的、有意识的”自我本质深陷其中，成为扭曲追星文化下的附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饭圈”治理行动被赋予了“精神解放”的意蕴，这种解放不是对人身自由的解放，而是对粉丝精神世界的解放。

经纪公司和偶像明星作为精神生产者，对作为精神产品消费者的粉丝群体有着更强大的宰制能力，这种阻挠粉丝自由个性发展的异化现象正是治理“饭圈”乱象的依据所在。在娱乐资本市场，精神生产者具有逐利、理性和强大的控制力属性，而精神消费者多为感性敏感、天真幼稚、缺乏识别力、缺乏理性的青年群体。在生产决定消费的规律下，不对等的主体内在属性形成了消费者精神状况受制于生产者的畸形关系。生产者通过投入大量资本打造产业链和完美人设，生产出各类偏离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娱乐精神产品，对青年粉丝消费者的精神领域不断猛攻和荼毒，使其在无意识中丧失了对自我本质的占有。因此，对“饭圈”乱象的治理一方面要对青年粉丝采取引导性行动，另一方面要对娱乐资本的无序扩张、对劣质娱乐精神产品生产进行规制和打击，以维护和促进青年粉丝群体精神和自由个性全面发展，这与马克思精神生产的内在本质完全一致。

（二）精神生产与“饭圈”乱象治理具有合逻辑性

问题的生成意味着矛盾的激化，解决矛盾是行动的基本逻辑所在。对“饭圈”乱象进行综合治理实际上暴露了“饭圈”次生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精神价值的冲突，反映了社会主义精神生产与当下“饭圈”精神消费之间价值诉求的差异和错位。什么样的精神产品培育什么样的精神文化，优秀的精神产品培育出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而低俗劣质的精神产品培育出消极负面的精神文化。“饭圈”乱象治理的关键在于解决社会对积极健康娱乐精神产品的需要与当下青年粉丝被动消费大量低俗劣质精神产品之间的矛盾。因此，消除“饭圈文化”的精神供养是治理“饭圈”乱象的关键，这正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的内在本质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具体来说，“饭圈”乱象暴露了文娱领域精神生产者和精神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尽管部分粉丝也偶尔生产精神产品，但个人创作与娱乐文化产业链生产出的精神产品在生产逻辑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个人创作遵循了自由本性创作的逻辑思路，而娱乐文化产业链所生产出的娱乐精神产品则由资本所牵引，是资本逐利的产物。

从主体关系上看，“精神生产者都有特定立场，即主体在实践结构中的位置。立场不同决定了不同利害关系”［7］，“饭圈”乱象本质是资本主导下的“饭圈文化”与主流文化及政治意识形态利益诉求冲突的体现。“就精神生产与意识形态的重合部分而言，精神生产具有社会控制组织的功能即意识形态功能。”［8］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隶属于这个阶级的。”［2］550也就是说，主流文化的政治属性决定了资本主导下的娱乐亚文化一旦脱离主流精神力量的控制范围，必然会与主流精神力量相冲突。因此，对“饭圈”乱象的治理不仅具有合理的现实逻辑，更具有合法的政治逻辑。

需要注意的是，“饭圈”乱象治理的对象并不单一，“饭圈”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即顶层粉丝与普通粉丝之间的矛盾。所谓顶层粉丝，即与偶像明星和经纪公司保持着密切关系的“骨粉”或共同利益的受益者。他们把控着“普粉”的信息来源和“钱袋子”，掌握着引导粉丝话语导向的话语权。有学者指出：“顶层粉丝在社会生活中也拥有极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由其所制订的粉丝规范和相关应援会游戏规则使得偶像产品及应援活動成为公众所难以理解的‘金钱游戏。”［9］如果说娱乐文化产业链和偶像明星是精神产品生产者，那么顶层粉丝则是这些精神产品的推销员，在“推销员”的诱导下，青年粉丝会对文娱精神产品和“爱豆”产生人设的“拜物性”。尽管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人的自由”［2］571。从这个意义上看，切断顶层粉丝的触手无疑是推动青年粉丝和“饭圈”共同体“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这为“饭圈”乱象的治理提供了另一条路径。

（三）精神生产与“饭圈”乱象治理具有合目的性

促进青年粉丝精神个性的全面发展是治理“饭圈”乱象的目的之一。当前，网络娱乐文化对粉丝精神需要的刺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来的更加凶猛急切，一方面，青年粉丝对娱乐精神产品的消费品质要求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对“物”的精神寄托也出现了新的趋势——从对“物”的现实需要向寄情于“物”和诉情于“物”的精神需要转变。另一方面，“网络使人们对信息的依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精神生活的‘信息依赖，成为人‘物化时代的消极历史效应”［10］。特别是“饭圈”青年粉丝群体对偶像明星、“流量小鲜肉”表现出的狂热激情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当行为折射出娱乐精神产品对粉丝情感所造成的危害。

尽管当前青年粉丝的精神生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阶段，但不可否认其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特别是当广大青年粉丝沉迷于网络娱乐生活时，无不展现出青年粉丝精神的空虚感。青年粉丝享受到丰富的精神生活并不意味着对更高物质生活的渴望是一种有无皆可的“佛系”态度，反而正是对高质量物质生活充满了极度渴求而“求不得”才向精神生活层面转移。马克思指出，只有达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52的阶段，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即粉丝能够完全获得物质满足感进而能够控制自己的生理欲望和精神欲望后，才能满足其精神文化需要。

正是基于当前“饭圈文化”现状，“饭圈”乱象治理才有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并能够合理设定科学有效的预期值。从文化角度看，亟须打击当前“饭圈文化”中广泛存在的极端娱乐主义和娱乐消费主义现象。娱乐消费主义体现为青年粉丝对娱乐产品的过度消费，简而言之，就是崇尚“爱豆”而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具有强烈的“拜物教”性质；极端娱乐主义则暴露了青年粉丝对偶像明星和娱乐的盲目沉迷。在“饭圈文化”中，“娱乐”是核心，所谓娱乐，就是做有意思但无意义的事，以获得“愉悦”为目的。在这些思想的长期浸染下，“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11］。尽管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是人类社会最自觉的生产，但在娱乐时代，并非所有的娱乐精神产品都是积极健康的，一定程度上，对“饭圈”乱象进行治理的目的同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的目的是一致的。

三、精神生产视角下“饭圈”乱象治理的价值复归

***指出：“既要理解青年所思所想，为他们驰骋思想打开浩瀚天空，也要积极教育引导青年，推动他们脚踏实地走上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当青年思想认识陷入困惑彷徨、人生抉择处于十字路口时要鼓励他们振奋精神、勇往直前。”［12］对“饭圈”乱象进行综合治理就是要扫清文娱领域的“尘土污垢”，还青年粉丝一个清朗的精神空间，培育其成为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时代新人。

（一）促进“饭圈”粉丝向时代新人“破圈”转型

青年粉丝向时代新人“破圈”转型是“饭圈”乱象治理的现实需要，更是现代精神生产的时代价值要求。百余年来，具有坚强精神力和意志力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创造历史、突破现实，不断破除陈旧的异己力量对思想的束缚。正如李大钊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中指出的：“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13］***明确提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14］。什么是时代新人？时代新人是“主动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传承和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青少年群体”［15］。作为时代新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饭圈”粉丝积极向时代新人身份“破圈”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对“饭圈”乱象进行综合治理有助于培育“饭圈”粉丝成为拥有坚定理想信念的时代新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展现了一个人对未来生活所持有的积极态度。“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6］如若青年粉丝长期沉迷于偶像人设、陶醉于娱乐精神产品带来的快感，就会让自己失去“骨气”，导致精神上出现“病症”，更无法凭借顽强的精神力量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时代新人还承担着未来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因此，引导青年粉丝进行“破圈”转型，使之成为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爱国情怀、高尚的道德品质、顽强的奋斗精神并能够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极为必要。

其次，对“饭圈”乱象进行综合治理有助于培育“饭圈”粉丝成为拥有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新人。从政治视角看，国家的文化代表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体系。国家权力的唯一性使得一国文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侵入性色彩。时至今日，大国之间在人文领域的互动暗潮涌动，国家间意识形态在精神领域相互渗入，以一种更加隐蔽、更加迂回的“精神武器”入侵青年粉丝的精神世界，并以新的面貌散播错误的历史观、文化观、消费观、物质观和价值观，特别是其利用青年粉丝不成熟的心理和对外来文化的猎奇求新，在网络中以“消遣快活”的爱情剧迷惑其身心，以“八卦噱头”的低俗内容消磨其时光，用简单愉快且易于接受的娛乐精神产品刺激青年粉丝对低俗精神产品的消费。因此，引导青年粉丝摆脱其娱乐身份，成为新时代具有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新人，努力“破圈”寻找自我，既是“饭圈”乱象治理的现实需要，更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的现代哲学立场的基本要求。

最后，对“饭圈”乱象进行综合治理有助于培育青年粉丝成为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创造社会价值的时代新人。作为青年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年粉丝不应只是盲目追求消费娱乐主义所给予精神上的短暂快感的麻木满足，而应重新自觉认识自我本性，立足民族和国家大义，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创造社会价值。“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青年是中国未来崛起的关键力量，应当树立正确的实践价值观，要使“如何让人生更加有意义”“如何为社会创造美好生活”“如何为国家的富强振兴作贡献”成为青年粉丝实现娱乐身份转向时代新人的价值标准。在“饭圈”乱象治理过程中，青年粉丝应立足中国基本国情，领悟党治国理政所遵循的价值导向和“饭圈”乱象治理本质，坚决抵制精神娱乐产品以及各种错误思潮的诱惑，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投身社会实践，参与到创造具有真正现实价值的社会活动中去。

（二）促进娱乐资本与公共话语的和谐发展

“饭圈”乱象治理是引导资本与公共话语和解的重要行动。时至今日，网络已经成为“饭圈”娱乐交往的主要平台，偶像明星八卦奇闻等内容已占领网络各大媒体平台，抢占了公共领域的话语空间，产生了网络话题娱乐化、青年生活娱乐化和精神低俗化的不良倾向。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娱乐资本话语权”对“公共话语权”的“触犯”。娱乐资本为“饭圈”打造了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和规则，形成了特有的“饭圈语言”和“饭圈思维”。在娱乐领域，尽管资本话语权暗含了对“饭圈”群体的合法性诉求，但归根结底，资本话语所及之处必然有逐利的“呻吟”：一是不断将资本衍变为娱乐资本，把资本自由泛化为粉丝的自由，把资本娱乐属性泛化为粉丝的精神娱乐。二是通过资本话语将资本利益与粉丝利益表述为共同利益，形成“资本—偶像明星—粉丝”的畸形共生体。三是忽视政府公共话语的阶级本质，片面强调或忽视政府公共话语的最高权威，最终导致娱乐资本与公共话语产生矛盾，引发话语乱象。

当前，娱乐依然是人的精神需求，资本亦是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必备要素。作为一种强势的经济关系，资本暗含着一种强势的话语权，从一定程度上讲，掌控了资本，就掌控了一定的话语权，这也决定了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饭圈”与资本联姻的必然性。众多娱乐投资者通过对娱乐媒体、影视基地、网络平台注入资本，强力干涉“饭圈文化”的话语秩序和话语走向，导致“饭圈”泛娱乐化和极端化，形成具有盈利特征的圈层话语，与非盈利性的主流文化话语体系产生抵触，甚至对主流文化话语空间进行侵犯和扭曲，实现其对青年粉丝的精神控制，进而达到掌控粉丝“钱袋子”的逐利目的。娱乐资本打造的娱乐文化话语力量是强大的，一方面，大肆入侵青年粉丝的精神生活，以“娱乐化”“高格调”的精神产品暗自刺激青年粉丝的精神需要，使青年粉丝对娱乐元素形成情感寄托。另一方面，造成“饭圈文化”价值观和主流文化关系的失衡。现实也正如此，娱乐消费主义使得网络平台变得更加“泛娱乐化”，各种八卦新闻、泡沫情感剧、网络神剧等低俗娱乐精神产品导致“饭圈文化”愈发庸俗、贫瘠，身处其中的青年粉丝“拜服”于表面的“美好”，成为娱乐主义下的“精神俘虏”。

当下，中央以强制性方式逐渐把“饭圈”泛存的资本话语引导融入到政府公共主流话语的范畴中，削弱娱乐资本话语权，促进资本话语与公共话语在“饭圈”领域的和谐发展。马克思指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2］551政府公共话语涉入娱乐领域，通过“以人为本”的政治要求引导娱乐资本正向发展，以公共意志和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作为资本话语的评判标准，对娱乐资本话语进行强力“纠正”，维护了“饭圈”粉丝群体消费娱乐精神产品的权利，促进粉丝群体进行自我反思，使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政府公共话语涉入娱乐领域，也消解了“饭圈”乱象对网络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对维护和营造和谐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的实践本质和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观照。

（三）强化“饭圈”粉丝的文化认同感

“饭圈”乱象治理拉开了青年粉丝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双向破壁”的序幕，为促进“饭圈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相互融合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汇聚了精神力量。“饭圈”群体的固有属性决定了青年粉丝思想的产生主要依赖于其所处的现实生活环境。青年粉丝“从他们成为群体的一员之日始，博学之士便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17］。马克思在谈及精神生产时也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8］。粉丝精神世界的被动依赖性决定了其内在思想理性必然受制于某一种话语体系。从这个维度上讲，“饭圈”乱象产生的根源在于粉丝逐渐受制于资本主导下追星文化的客观事实。对“饭圈”乱象的治理就是要引导“饭圈”的关注点和注意力向主流意识形态转移，为“饭圈”粉丝提供有营养价值的精神产品，促进青年粉丝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双向破壁”。

“饭圈”乱象治理捋顺了追星文化认同与意识形态认同的关系。提供具有强大吸引力和振奋力的精神产品是促进青年粉丝亚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实现“双向破壁”的关键。如以“国力”为题材，彰显了中国从弱到强的国家实力，传递了“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声音，激发了青年粉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认同；以“红色文化”为主题，旨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激发了青年粉丝对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的情感共鸣；以“人物”为对象，彰显了个人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和强烈的爱国情怀，为青年粉丝群体树立了一批值得学习的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代表。这些积极健康的精神产品都有助于从根本上塑造青年粉丝的精神气质。

从政治属性上看，优秀的精神产品是以整个社会群体合法性为基础的，代表着整个社会的精神诉求。“与物质产品不同，精神产品的消费过程，既是作者与消费者心灵沟通过程，也是作者系统的思维过程影响消费者的过程，因而本质上也是个体心理、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是意识形态把握群众的过程。”［19］基于公共意志和国家整体利益的“饭圈”乱象治理，应以官媒精神产品为载体，通过展现强大的文化魅力，为公共群体特别是“饭圈”群体提供有营养价值的文化精神产品，影响粉丝个体心理和“饭圈”群体心理，进而实现对青年粉丝娱乐生活的组织、动员和改造，这对于强化青年粉丝群体坚定的文化认同感，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7.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81.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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