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生成机理、呈现样态及边界治理

时间：2024-04-24

苗世青陈弘

摘要：生态文明空间是具有鲜明社会属性的复合生态系统，其风险治理是构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不容忽视的基础。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时代场域、依附载体，具体呈现为内源性与外源性空间风险交织、历史性与现时性空间风险叠加、结构性与功能性空间风险并发、隐性与显性空间风险升级四重表征。边界视角是探讨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的重要维度，应从警惕生态殖民、强化环保治理、树立强力意识、激发大众活力等方面入手，守好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的国家边界、权能边界、政治边界、民主边界。

关键词：生态文明；空间风险；国家安全；边界治理

中图分类号：X321；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3）08-0073-06

基金项目：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陕西省黄河流域生态空间整体性治理绩效评价与影响机理研究”（2022JQ-729）。

作者简介：苗世青（1995—），女，山西晋城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陈弘（1964—），男，天津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观认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1］。生态文明空间的理论建构以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为前提，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并不单纯指物理意义上的空间结构。生态文明空间是一种复合生态系统，通过对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进行界分，实现对此“三生空间”的科学统筹和有效治理，形成以社会、经济、自然为一体的生态文明空间格局。因此，生态文明空间作为生态文明在空间层面的立体化呈现，是生态环境系统、国土空间系统、人地系统等的复合。生态文明空间风险则是生态文明风险在空间领域的具体表现，如生态资源的分割开发、人地失调、国土空间失衡等。生态问题自身的安全属性及其社会属性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紧密相关，决定了生态文明空间安全的重要性。有效应对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维护生态文明空间安全是“大安全”时代的必然之举。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人类活动空间不断进行多维延伸与深度调整，生态系统遭到巨大冲击，生态文明空间风险已客观存在。解决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认知与治理问题，关键在于把握生态文明空间“有界”和“无界”、“有形”和“无形”的动态张力，研判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样态，推进生态文明空间安全治理。

近年来，学界从空间角度探讨生态文明风险沿着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其一，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感知和呈现，主要包括生态文明空间系统退化、整合力减弱、循环更新力下降、稳定性解构四个方面［2］。其二，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起源，主要包括生产空间、意识形态［3］、全球化发展［4］、内外部环境与挑战等领域［5］。其三，生態文明空间风险的治理，主要包括“国家—国家”“中央—地方”“国家—社会”“民主—集中”“决策—实施”多个维度，具体体现为“互动与形塑”［6］、“央地纵向治理”［7］、“参与式治理”［8］、“基层民主自治”“韧性治理体系”［9］等诸多观点。本文试图以“生成机理——呈现样态——边界治理”为框架，理性研判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状态，探索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思路。

二、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生成机理

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生成涉及风险起源、孕育场域、传导载体和作用后果四个要素，各要素间相互影响、作用并构成一种非线性关系，使得风险呈现出复杂演化态势。

（一）资本逻辑是生态文明空间风险萌芽的逻辑起点

资本主义通过空间生产和空间扩张实现资本积累，无论是宏观领域的全球化空间变革还是微观领域的空间组织，都可能滋生生态文明空间风险。资本的“效用原则”使其必然将生态文明空间当作有用性的工具，“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10］89，“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10］90。生态文明空间被资本纯粹地视为有用的存在物，失去了其本身“自为的力量”与“感性的光辉”，最终生态文明空间的价值被剥夺并产生异化。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11］是造成德国工业落后状态的重要原因。以“增殖原则”为圭臬的资本就必然要冲破这样的制约进行空间拓展与重塑，让生态文明空间服务于资本的增殖，甚至成为资本增殖的牺牲品。同时，资本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缩小之间的矛盾会导致产品浪费，加之大量废弃物造成环境污染，引发了工人居住条件恶化、城乡分异和国际空间扩张等生态空间后果，进而引发全球性生态文明空间危机。在资本的推动下，生态文明空间全面异化，并不断渗透到资本主义之外的国家地区，资产阶级按照其贪婪本性建立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空间格局，资本逻辑是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生成的根源。

（二）时代场域是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演化升级的孕育环境

当今世界发展面临复杂情况和各种风险，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数字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机遇与挑战并存，生态文明空间风险也包含其中。地理大发现破除了世界空间的隔阂，离散的生态系统构成丰富统一的空间结构，于是人类社会“不仅在空间中必然有彼此并列的历史，而且在时间上也必然有前后相继的历史”［12］，由此空间运动的延续性和连带效应可能引发局部空间恶化向周边蔓延的风险，生态文明空间系统面临全局性威胁。当前，经济全球化仍是主流趋势，处在全球产业链顶端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资本的全球控制力不断加大对其他国家生态文明空间的剥夺占有，以获得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以及劳动力等多种竞争优势，开启对生态空间的全面支配，从而导致了生态文明空间的不公平和不可持续。政治多极化带来的多重国际矛盾使得国际社会将竞争领域扩展到融合了各民族军事、经济、政治利益的生态文明空间，尤其是作为生态文明空间组成部分的海洋空间，目前其开发与保护已成为各国维护海洋空间权益的重要问题。空间竞争导致生态冲突，生态文明空间稳定性受到巨大冲击。在社会数字化和文化多元化条件下，信息传播高效便捷、思想文化交融激荡，以资本在生态领域扩张为主要特征的生态帝国主义，借助价值理念、意识形态、话语和实践等手段传播以其自身利益为核心的“西方至上”的环境伦理观，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生态压迫。在此场域中防范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降低帝国主义的生态危害，共建全球生态文明空间格局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

（三）工业体系是生态文明空间风险动态生成的传导载体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13］，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日益突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都提及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传导载体，比如机器使用、电气革命、化学工艺和石油开采等工业体系元素，这些元素的发展壮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携带着生态危机及空间风险。此外，生态文明空间风险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机械性和片面性的高耗能工业体系这一单一传导体，以信息通信、数字网络和人工智能等为技术导向的新型工业体系逐渐成为新的风险载体，其传导范围突破时空界限，打破了原先地域性、国家性和时间性的空间划分格局，蕴含着与国家生态文明空间安全相关的未知变量。随着空间探测、遥感技术的发展，空间开采、运输、加工等大规模和多种类活动已成为工业体系的拓展领域，在生成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暗含着国家间政治乃至军事的较量，潜在地扩展了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作用领域，加大了生态文明空间治理难度。

（四）国家安全是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生成的现实挑战

风险的生成效应分为显现有形和隐匿无形两种类型，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都具有深层危害。其直接危害是破坏生态文明空间的协调性、割裂空间布局、激化空间矛盾，生态文明空间的平衡性、完整性、多样性受到持续消解和冲击。关联性和连带性是风险作用的内在特点，风险因素在量变和质变的发酵演化中产生次生效应，风险范围涉及本域和其它相关域。生态文明空间風险除了作用于生态文明空间本身外，还关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福祉等国家安全问题。美国学者莱斯特·R.布朗首次把生态与国家安全相联系，指出“国家安全的定义就是假定对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其他国家，可是目前对安全的威胁，来自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较少，而来自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可能较多”［14］。2014年，***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大安全理念，将生态领域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丰富了国家安全的内涵外延。生态安全观表明，生态文明空间是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石和保障，发挥着优化生态布局、化解生态危机、保持生态多样性等功能。生态文明空间失守，生态安全屏障就会失守，国家安全边界就难以维护。“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15］生态文明空间风险危及人们栖息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破坏生产生活秩序，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政权稳固、生命健康和文明延续。

三、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呈现样态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为我国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挑战。生态文明空间领域的风险，呈现为内源性与外源性空间风险交织、历史性与现时性空间风险叠加、结构性与功能性空间风险并发以及隐性与显性空间风险升级四重表征。

（一）空间风险交织：内源性与外源性

横向驱动是生态文明空间风险内源与外源交织的动力因素，具有跨领域融合、多维度互动、境内外联动的时代特点。内源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主要来自域内失衡的生产空间、失序的生活空间和萎缩的生态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经济处于长期高速发展状态。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粗放型产业仍占有较大比重。因此，在生态文明空间格局中，往往会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倾向于一味构建符合经济效益的空间模式，这就势必造成生产空间分布失衡、生活空间结构失序、生态空间功能萎缩，进而导致生态文明空间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外源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主要来自域外空间剥夺和污染转移。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生态环境日益联系紧密，生态文明空间已成为跨越国家边界、汇集多重利益关系的新领域，生态文明空间的竞争性不断加剧。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资本权力进行空间剥夺：通过其资本和技术优势占据调整生态空间的掌控权，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生态、能源财富不断地转移到富裕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对空间资源的全球化掠夺方式，对生态文明空间造成严重摧残。另一方面，资本向欠发达国家的输出隐藏着污染转移这一行径：发达国家为使本国生态空间免受破坏，借助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不公平待遇，将发展中国家当作其“生态避难所”，导致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其空间资源的供应地和生产生活废弃污染物的弃置地。资本引入国在关注资本引进带来的发展效益的同时，也要警惕资本渗透引发的生态空间危机和生态话语权丧失的风险。

（二）空间风险叠加：历史性与现时性

纵向延传是生态文明空间风险历史与现时叠加的动力因素，具有因子累积、动态升级、历史关联的时代特点。其中历史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主要指由历史遗存演化为新形式的对当下生态文明空间安全造成危机的风险。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态文明理念虽不断深化，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工业生产和城市发展造成的生态文明空间累积问题一直存在，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污染减排压力较大，大气、水和土壤三大污染防治虽取得显著效果，但污染程度依然严峻。另一方面，生态文明空间治理经验不足，城市群同质化竞争、农村空间无序分散、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不同步等多重问题，严重阻滞生态文明空间的协同发展。现时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主要指时代条件中萌芽衍生、升级蜕变，挑战生态文明空间安全的风险。新时代科学与技术交叉融合趋势加强，空间、海洋等领域前沿突破性技术使得人类生态文明空间新领域不断拓展，但也相应增加了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的复杂度和难度。一方面，相比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任务，我国生态文明空间科技在格局视野、创新转化、资源配置、决策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抢先开发新空间、占据新资源，千方百计扩大自身利益，侵犯我国利益、威胁我国空间安全，生态空间博弈十分激烈，挑战我国生态文明空间主导权。历史性与现时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叠加缘于历史性风险依然存续、现时性风险新生演化，风险因子不断累积升级。防风险变量、控风险增量是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之要。

（三）空间风险并发：结构性与功能性

从生态文明空间的内在要素和作用机制角度对风险进行整体分析，可以将其分为结构性和功能性两种风险。生态文明空间的结构性主要体现于实体存在的土地、森林、矿山等地理空间与人类活动的范围边界、聚集形态等实践空间之间的布局联系和作用关系。生态文明空间内部生产、生活、生态各要素的分布失衡是结构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衍变的主要诱因。新时代科技创新的不断加速，“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16］196，人化空间不断扩大，势必会引发生态文明空间内部不确定性和变动性的结构矛盾，这一方面是科学技术进步使然，另一方面是“三生空间”边界难以清晰界分的必然。缓解其内部矛盾、协调边界关系、保持结构平衡是推进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的关键。与结构失衡相伴随的是功能失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7］，生态文明空间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既可以造福群众、普惠民生，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生存性危机、给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关键在于生态文明空间结构是否平衡协调。与结构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相伴而生，功能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主要体现在，生态文明空间在发挥基本自然物质提供、水源涵养净化、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作用中，出现功能减弱、反应迟缓、效益不高、动力缺失等诸多问题，其实质是生态文明空间结构性元素在复杂条件影响下的角色失当。新时代，随着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盛行，国际生态秩序紊乱，一些发达国家试图转嫁危机、逃避责任，从而可能会导致这种结构性失衡愈发明显，功能性失调愈发严重。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减少资本的空间渗透，维护生态文明空间结构平衡，才能使生态文明空间有效发挥系统功能。

（四）空间风险升级：隐性与显性

从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呈现状态和社会感知程度进行分析，可将其分为隐性与显性风险，二者具有抽象性、独立性、相对性。其中隐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是指感知度低、隐匿性强、关注度小、预测性难的风险。新时代生态文明空间系统复杂、多元广泛，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生态文明空间治理迷雾重重、多重空间利益矛盾扑朔迷离。在这种场域里生态文明空间治理主体难以明晰各种矛盾、辨别主要矛盾、廓清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真实样态。因此在诸多生态文明空间风险中，一部分隐性风险成为“漏网之鱼”淡出人们视野。隐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虽被关注较少，但却客观存在，往往悄然衍变而突然爆发，其后果较显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导致的危害可能影响更深、范围更广、持续更久。显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是指感知度高、显现性强、关注度大、预测性易的风险。这些生态文明空间风险往往在历史上存在过，或在其他国家正在发生，或被案例剖析过，因此风险治理主体在认知上往往对此类风险比较熟悉、没有距离感，能够很快对其高度关注和警惕应对，在显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发生演变前，通常就将之扼杀在摇篮里。隐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与显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是相对存在的范畴，而不是绝对意义的，二者之间的相对性由可被感知的程度来决定。对于隐性风险，治理主体在经过事件发生、教训总结和经验积累后，逐步认识其演变特征、动态趋势和内在规律，由此风险由隐性向显性转变。相互关联、此消彼长是风险转化的基本特征，“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18］，隐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将不断显性发展，显性生态文明空间风险将不断升级。

四、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边界治理

在公共事务治理中，边界设置关乎治理主体权责归属和职能划分，是保障治理效果的必备政策和重要前提。同样，推进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应划分与界定国家边界、权能边界、政治边界、民主边界，守好生态文明空间之界。

（一）警惕生态殖民：守好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防范的国家边界

生态文明空间边界是国家边界的一种体现，界定了国家生态领域的空间范围和实践场域。以资本输出、自然资源私有化、转移危机为特征的生态殖民是生态帝国主义的常态，反制生态帝国主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守卫国家生态阵地的主要任务。相比傳统的殖民方式，生态帝国主义的生态殖民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个领域，更具隐匿性、弥散性和渗透性，殖民力度不减反增，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极具威胁。面对帝国主义，列宁指出，“新的资本主义带有某种过渡性事物、某种自由竞争和垄断混合物的鲜明特征”［19］。生态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新变种，杂糅多种非正义手段、超越国家和民族限制，对外扩张、霸占全球生态资源，引发并还在不断加剧着生态危机。守好我国生态文明空间国家边界，必须首先认识到生态殖民主义的不可调和性。资本主义主导的生态殖民注定其天然的反生态性，防范生态代价转嫁、生态污染转移的生态文明空间国家边界风险，必须强化对生态殖民的认识，谨防落入生态殖民陷阱。其次要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等理念的指引下，转变生态观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积极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全球生态秩序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二）强化环保治理：拓宽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防范的权能边界

权能边界是对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防范权责的界定。在当前的地方环保治理过程中，存在着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权能单一、治理权限狭窄以及由此造成的难作为和不愿作为等系统性问题。然而，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防范恰恰不是只关乎一事一题，而是涉及多个事项的复杂组合性难题。鉴于此，拓宽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防范的权能边界不仅将使地方环保治理的权责关系更加合理、实际效果更加明显，还能通过扩权赋能提升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借助对地方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困境因素的清除倒逼其摒弃懒政思想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责无旁贷地履行好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防范的主体责任。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是强化地方环保治理的有效举措，成为纵向协助拓宽地方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防范权限的强力手段。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作为治官治权的民主制度，直接瞄准地方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防范权责中长期处在虚实之间的所谓“难点”“痛点”“堵点”，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全面打通地方未能实现有效作为的瘀滞环节，从而有效提高区域生态建设的实施动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环境监管体系从考核追责的“对抗型”转为环保约谈的“合作型”，上级督察部门与地方执行主体之间由“服从或对抗”转化为“共同协作”模式，被督察对象主动抓整改、促落实，有利于达成督察与被督察之间同向同行的良好效果。

（三）树立强力意识：把握好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防范的政治边界

政治边界是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防范中政治活动的实施范围、方式方法和影响程度，承载着社会主义生态话语的叙事逻辑与政治意义。立足当代中国国情，树立强力意识对把握好生态文明空间政治边界意义重大。强力意识重点突出国家在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防范中的关键作用，“现存政治秩序的任何形式的绿色转型，都将是依赖国家的”［20］，维护生态文明空间安全是国家的重要职责。生态空间规划、国土资源优化、生态红线划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民众生态认知普及等多方面都离不开国家这一强力推动者的权威性干预，无论选择何种方式防范风险，国家都对防范安排的“元防范”负有总体责任［21］。因而，树立强力意识有助于发挥国家的引领性作用，提高生态文明空间安全在国家顶层设计中的优先级和战略位阶，避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所坚持的底线和原则被轻易挑战和攻击。新时代把握好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防范的政治边界，一方面，要坚持***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通过强力意识守好政治底线，保持政治初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站稳政治边界立场，坚决维护生态文明空间安全，实现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要在强力意识中提高政治敏锐性，以史为鉴、总结历史教训，建立严格的生态管控体系，防范非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的蔓延渗透，自觉守卫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空间政治边界，牢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领导权，实现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辩证统一。

（四）激发大众活力：巩固好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防范的民主边界

巩固民主边界是指在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防范中走好群众路线。遵循人民主体的逻辑导向、传递人的自由解放价值理念是激发大众活力、巩固好民主边界的前提，对于防范生态文明空间风险兼具内在凝聚力和外在防御力功能。“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6］60，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生态文明空间安全行稳致远，就要激发大众活力，把凝聚民心作为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2］，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要“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23］。夯实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的民主基础，一方面，要加强生态文明空间安全领域的协商民主，保障公民环境权，发挥民众在生态环境立法、听证、监督、问责、评价等方面的参与作用，在全社会形成风险治理合力。另一方面，要重视市场组织、公众、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在维护生态文明空间安全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促进有效治理，充分释放生态文明空间安全的社会活力。新时代站稳人民立场要始终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紧紧依靠人民，凝聚民心、汇聚民力，发挥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空间风险防范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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