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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能量满满的“南开之父”张伯苓

时间:2024-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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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办了大学、中学、女中和小学等南开系列学校,培养了周恩来、梅贻琦、陈省身、曹禺等一批旷世英才,是中国现代民办教育的一面旗帜;他最早提出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愿望,创立了中国近代体育团体组织,推动了现代中国体育的发展,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竞技体育的先驱者;早在1909年他就自编自导了新剧《用非所学》,成立了“南开新剧团”,奠定并影响了中国话剧艺术的完善与发展,被誉为“中国北方话剧第一人”。他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家张伯苓。

何以救国,弃戎从教

1891年,15岁的张伯苓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专业是航海驾驶。4年后,他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按理,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应该在毕业前一年到北洋舰队的船上先实习一年。但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灭,整个北洋学堂的学生竟找不到一艘可以供他们实习的船。毕业后,成绩优异的张伯苓也不得不在家赋闲一年多,直到1896年才等到了一艘“通济轮”。上船实习后,张伯苓发现整个清朝海军中都弥漫着一股沮丧的气氛。在听老兵们讲述黄海大战的屈辱时,张伯苓悲愤难平,几欲痛哭失声。而真正重创心田,让他决定转变人生方向的事,发生在两年之后。1898年7月,英国从日本手里拿到了威海卫,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张伯苓所在的“通济轮”负责运送清廷官员去威海卫完成交接仪式。在交接仪式上,他目睹了日本太阳旗被降下,升起清朝黄龙旗,但随即黄龙旗又被降下,换上了英国人的米字旗。两天内“国帜三易”的奇耻大辱,让张伯苓想通了:“海军救不了中国”,于是那一年,他脱下军装,做个教书匠。6年后,张伯苓创办了南开中学。但他想要做的,远不止这些,他的梦想是办一所一流的大学。1917年,他决定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学成归国后,他开始四处募捐,被人称作“化缘和尚”。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钱,为了钱,他甚至会低头去求一些军阀头子,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在他的努力下,1919年,南开大学宣告正式成立。张伯苓常说:“咱们南开办教育乃是一民主义,就是拯救中华民族!”

感 悟

人生之路就像一根环环相扣的链条,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发生了变化,人一生的道路也会随之改变。和弃医从文的鲁迅一样,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屡遭失败之时,痛苦至极的张伯苓从甲午海战的隆隆炮声中猛然惊醒。在长期对中国问题深刻思考和高度焦虑中他突然顿悟:“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弃戎从教、立志教育救国的张伯苓终于在人生坐标中找到了正确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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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寇横行,送子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伯苓立即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发表题为《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的演讲。演讲中,他慷慨陈词:“中国之前途较日本有为,吾不应畏日人”,“望国人万事求己,切忌倚人为助。”他要求南开学生把此次国耻“铭诸心坎,以为一生言行之本,抱永志不忘、至死不腐之志”。南开随后组织以张伯苓为主席的国难急救会,在校园挂出一副对联:“莫自馁,莫因循,多难可以兴邦;要沉着,要强毅,立志必复失土。”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开幕式上,主席台正对面看台上的900名南开学生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头上呈现“勿忘国耻”4个大字。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一声不响,紧接着是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一响,又变换为“收复失土”4个大字。这时候,群众狂叫了起来。会场上群情激愤的场面,让出席开幕式的日寇驻华北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坐立不安。他气势汹汹地退席向张伯苓抗议,但被张伯苓一口拒绝:“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随后,日本驻华大使馆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抗议的结果是南京政府让张伯苓约束他的学生。张伯苓为应付上头的指令,把学生领袖们找来“训诫”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你们讨厌!”第二句话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话是:“下回还那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

南开师生越是爱国,日寇对南开就越是恨之入骨。1937年7月28日,日寇侵占天津。29日凌晨,日军炮击南开大学校园。30日下午,日军百余名骑兵和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到处纵火。南开成为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中国高等学府,张伯苓苦心经营的半生心血毁于一旦,而这是他预料之中的事情。“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面对南开的废墟,他挫而弥坚:“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但挫折并未结束。在南开被毁后仅两周,61岁的张伯苓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四子张锡祜驾驶轰炸机,由江西吉安奉命赴南京抗日前线作战,中途飞机失事殉国,年仅26岁。

感 悟

张伯苓决不屈服的抗战意志不仅强烈鼓舞了南开校友,也有力地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士气。1937年7月31日,《中央日报》社评以《南开精神》为题,说:“六十二岁的老人,三十四年苦心经营的学府,一朝毁灭,而所表现的态度,乃‘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这就是南开精神”,并号召“全国同胞要发扬张先生讲的南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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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三问,强国强身

除了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之外,张伯苓还极大推进了中国近代体育运动的发展。自南开学校创办之日起,张伯苓就把体育思想深深地渗透到学校的教育实践之中,认为“死读书”是大忌,他大声疾呼:“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整个学校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和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甚至还专程从美国购进最新式全套背力器、手球、护膝等各种体育用品。无论是南开中学还是南开大学,张伯苓规定学校必须保证每周3小时的体育课。无论男女同学,体育课课数没上满,或者测验不及格者,都不能毕业。1908年,在英国伦敦参加完第四届奥运会后,张伯苓深受触动,回国后就在学校宣传起了奥运会理念。也就是这一年,几个南开的学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之后,在张学良和张伯苓等人的支持下,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在1932年远赴洛杉矶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成为了“中国奥运第一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提出申办1952年的第十五届奥运会。”因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申办奥运会的人,就是张伯苓。

感 悟

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张伯苓校长在百年前发出的时代最强音,影响了中国体育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其著名的“奥运三问”,使2008年北京奥运实现了国人的百年奥运梦。体育使国人拥有国际视野,感受到“世界之中国”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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