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的创作艺术特征

时间：2024-05-07

戚志强

内容摘要：社会剖析派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支重要的流派，30年代思想界爆发的社会性质论战促成以茅盾为首的大批作家通过小说关照现实社会。本文试从社会性质论战入手，梳理其重心问题，接着从茅盾入手，关照到其本人及受他影响的作家作品，并从整体对这一流派的创作情况和藝术特征进行简单梳理。

关键词：社会性质社会剖析经济

上世纪30年代，学术界、思想界爆发了有关社会性质的论战，这场论战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著名作家茅盾在这场论战的背景下，创造了长篇小说《子夜》，之后吴组缃、沙汀等人相继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进行社会剖析，这一类小说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貌，对后来其他作家的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三十年代社会性质论战

1927年中国革命转入低潮，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中国的形势与社会性质问题，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于此展开，并于30年代形成规模较大的论争。论争的中心在于：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实无论是党内或是党外，以及共产国际内部的有关认识都不是统一的。国际上形成了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少数派以及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多数派，前者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统治了中国，中国已无革命局势，无产阶级需等待条件才能逐渐成熟。1929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托陈取消派即是“以托洛茨基主义为旗帜的反对党的路线、方针的机会主义派别”①，陈独秀主张取消革命，具体来看，“也是要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②。其主张有利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美化国民党反动政权作用。为了反对托陈派的主张并进一步促进对社会科学及其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组织与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之后，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展开了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问题的研究，论战也以“新思潮”和“动力”两派展开交锋，其中“新思潮派”“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谬论，进行了更加有组织有系统的批判与驳斥”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新思潮》杂志中发表文章，其得名原因也正因如此。而“动力派”则多属托派分子，他们的主张多属托洛茨基观点的变形翻版，起着为国民党统治辩护的作用，其文章多发表在《动力》杂志上。其他一些参加论战的人，虽然形式上有所差别，但大抵无非两种观点的翻版。

论战的几个重点问题主要有三。首先是帝国主义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一方面，“动力派”指出帝国主义已经破坏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并且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动力派”实际上是“起着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歌功颂德的作用”，而以马克思为理论武器的“新思潮派”则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此进行了分析批判。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帝国主义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有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一面，并揭示了其中暗含的剥削关系。其次是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动力派”认为中国封建经济已微不足道，任曙以他的“调查材料”为依据，指出封建生产已被破坏，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形成，却回避土地在谁的手里这个问题。“新思潮派”对此进行反驳，指出中国地主对农民剥削采取的主要形式是高额的封建土地剥削，以及商业资本与高利贷的剥削。除此之外，“新思潮派”还指出“除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以外，中国封建势力的重要代表，就是军阀统治”④。最后还有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问题的讨论。“动力派”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代替封建经济而支配中国经济生活的地步，严灵峰也强调中国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但“动力派”显然摒弃了一个事实，也正如“新思潮派”所指出的，即在中国居于支配地位的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中国经济实则是帝国主义的附庸。

三十年代在学术界、思想界发生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在党的领导下，‘左联，特别是‘社联的许多成员都参加了这场战斗。著名作家茅盾也是在这次论战的背景下，创作了杰出的长篇小说——《子夜》”⑤。甚至在之后的小说中，茅盾通过艺术的手段相继回应了论战中“动力派”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这场社会性质论战给文学界带来了一种新的创作方式，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开始以文学作品的方式再现现实，参与中国发展问题的讨论。

二.“剖析”之对象

“社会剖析派”这一名称，原是严家炎先生1982年为研究生讲课时提出的，吴组缃先生也对此表示赞同与支持，此后这一名称开始出现在各大教材中，并就此确立下来了。严家炎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指出：“《子夜》的成功，开辟了用科学世界观剖析社会现实的新的道路，对一个新的小说流派——以茅盾、吴组缃、沙汀和稍后的艾芜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的形成，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⑥。社会剖析派作家作品篇幅不一，描写对象也不固定，但都以真实的笔触描绘了30年代农村、市镇以及都市的风貌，其间的风土人情不仅具有地方特色，更显示出作家对社会敏锐的观察视角。

上个世纪30年代思想界爆发的有关社会性质的论战这一期间，茅盾通过对生活本身的深刻描绘与剖析，创作出长篇小说《子夜》，并以此回应了“动力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⑦。如他自己所说，小说“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更加殖民地化了”⑧。小说中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计划的失败对所谓“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判断是一次有力的回击，茅盾还对农民的破产与暴动、中小城镇的凋敝、知识分子的苦闷等乱象都加以呈现，30年代社会各阶层以及各阶层人物的思想、心理、命运等，都在小说中获得了全方位的展示。在其后作品如“农村三部曲”中，茅盾继续对社会面貌加以勾勒，小说显示出广阔的历史性，他在《我怎样写〈春蚕〉》中说道：“先是看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及国内政治的混乱造成了那些的农村破产……”，茅盾以异常冷静的描写，对社会现实展开客观呈现。如果说《子夜》从整体中能看到小说偏重的是都市生活的描写，那么“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等小说则补充了关于农村的部分，由此茅盾完成了由城市到农村的全方位的展现，他一再运用社会分析方法，科学地剖析了中国现实，并给予了艺术的再现。

《子夜》的发表引起学界震动，在茅盾之后，一大批现实主义作家沿着其社会剖析的路子展开小说创作。吴组缃在大学期间曾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著作，在大量写小说之前，曾与哥哥吴半农一起编辑《中国社会》半月刊，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并且参加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些学习和研究培养了他严谨务实的创作风格，也加深他对社会的整體认知。吴组缃对茅盾的评价是：“他能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和社会；他能懂得我们这个时代，能懂得我们这个社会”⑨，在他之后的小说创作中，有关动荡破产的农村生活的描绘成为他关注的重点，这是小说如《菉竹山房》中所未展现过的新的部分。小说《一千八百担》展现的是宋家祠堂开会的“热闹”图景，其间人物身份繁杂，性格各异，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18位，商会会长、管事、校长、区长、讼师等纷纷登场，人物众多却又井然有序，如若不是对社会各阶层的准确把握，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人物的登场必将混乱庞杂，难以站稳脚跟。浓重的社会剖析色彩在之后的小说中越发明显，如《黄昏》借回乡知识青年的眼光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之下农村的凋敝展现得淋漓尽致，乡民身上的“变”其实也蕴含了历史之变，小说虽只有五千多字，但仍然以细腻的笔触展现了时代大变局对偏僻农村的影响。

沙汀的创作也曾受茅盾的《子夜》、《春蚕》等作品的影响，其早期小说创作曾被茅盾指出具有松散的印象式的缺点。小说《淘金记》、《在其香居茶馆里》等短篇摒弃以上问题，将农村复杂的封建势力加以深刻、独到的表现。可以说，社会剖析派作家在对小说艺术呈现的同时充分融合了对社会科学、精密地剖析，且不被理论固化而产生概念化的弊病，这是当时很多作家无法兼顾的。

三.“剖析”的艺术表达

以文学再现现实不稀奇，但如此大规模地以小说回应社会问题，以紧密复杂的结构将小说与社会勾连，注重题材和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却是社会剖析派在当时文学创作中的新尝试。其小说中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也表现出对旧有小说的扩展。

社会剖析派作家注重从经济角度再现现实生活，并竭力揭示具体环境的经济动因，这是他们社会剖析之下的独特艺术表现。茅盾在“农村三部曲”中描写大量经济生活的内容，养蚕、买米、买桑叶、收购等。如《春蚕》中描写桑叶涨价的情节时，“叶行情飞涨了！今天下午镇上开到了四洋一担”，“洋种茧一担只值三十五元，土种茧一担二十元，薄茧不要”，茅盾通过具体数字的使用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这并非是作家的突发奇想。他在《我怎样写<春蚕>》中指出：“中国厂因日本丝的压迫而陷于破产，丝厂主和茧商又加倍剥削蚕农，他们操纵茧价，注定了蚕农的亏本，而中间又有叶行操纵叶价，加重剥削”，正是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与对社会时局与经济状况的冷静客观的关注，茅盾才能在小说中将老通宝等农民“丰收成灾”这一诡秘行为写得合情合理，叶紫的《丰收》也有类似的情节，社会剖析派小说中等一系列经济活动场面的描写十分突出，因为这实在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在社会剖析派作家作品中，经济描写显然不只起着推动情节和刻画性格的作用，作家从经济角度出发，并将之与政治、文化、道德等诸多层面相结合。《樊家铺》中母子因金钱观念的不同产生纠葛并最终造成线子嫂弑母的结局，其直接原因不只是经济层面的，更在于线子母亲之于丈夫小狗子的淡漠刻薄，人性道德的冲突通过经济需求得以体现，这在这一派别小说中并非个例。社会剖析派小说通过农村——市镇——城市三层空间的展现，将经济书写贯穿其中来剖析社会，努力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经济动因，以此完成作家自己的社会使命与艺术表达。

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我们会发现社会剖析派小说之于人物塑造的独特之处。当时革命小说致力于“正面”“反面”人物的塑造，新感觉派强调人物心理分析，而社会剖析派则注重塑造人物的复杂性并暗示其背后的社会力量。《子夜》中的吴荪甫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性格果断却又有着迟疑惶惑的一面，充满野心却也容易动摇，在其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暴躁与冷静、敏感与迟钝、正经与荒唐等相反相异的性格，他是城乡、中西结合的产物，在这样一个矛盾人物的背后又折射出上海大都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情境。吴组缃小说《铁闷子》中塑造了一个逃兵形象，在抗战背景之下，吴组缃并未迎合高昂的抗战热情去构想出完满正面的士兵角色，他基于当时的历史现实，严肃且不留情面地指出部队中军士的丑恶罪行。但值得注意的是，吴组缃在暴露之外仍极力挖掘人物自身的力量，这一逃兵在敌军轰炸之际，他终于觉醒，奋不顾身地抢救军火列车。可以说，吴组缃小说的社会效用统统来自其中的人物描写，他们各自的行为轨迹一方面受动荡时局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并非一味保持沉默，而是显示出反抗的力量。除此之外，《腐蚀》中的赵蕙明、《樊家铺》中的线子嫂、《天下太平》中的王小福等，这类角色的书写并无多少想象设计的成分，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些人物自有其内在生命，在作者所创作的世界里走着他们应该走的路。

可以说，社会剖析小说是五四现实主义的延续，是革命小说的衍生品，是乡土文学的扩大版，所不同的是，它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关照与描写，注重揭示深层的社会动因，同时把握文学的内部规律，将社会科学与小说艺术结合起来，这是社会剖析派在文学史上的特殊贡献。这类作品对现实的关注与剖析也足够给予当代文学以启示，避免日常生活的“长吁短叹”与“无病呻吟”，如何勾连起文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作家创作的首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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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周子东，杨雪芳，季甄馥，齐卫平．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M]．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