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巴比特》中的男性气质解读

杨晓旭

内容摘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聚焦于商界，描绘出20世纪20年代美国商业文化的图景。小说中虚构的泽尼斯城充斥着大量消费符号并形塑了男性气质，城中居民也逐渐在奢华浮躁社会迷失自我。小说主人公巴比特展现出主导性的男性气质。本文借助R.W.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对小说中男性气质的建构与危机进行解读，以期揭示美国20世纪20年代男性气质特点，也体现作者刘易斯对消费社会两性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辛克莱·刘易斯 《巴比特》 男性气质

《巴比特》（1922）是诺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聚焦商界的作品，小说以讽刺与文化象征主义笔法勾勒出美国20世纪20年代真实的商业文化生活。消费社会下的泽尼斯城充斥着大量消费符号，消费符号建构起男性气质，但个体也在消费大背景下逐渐出现气质危机并进行反抗尝试。

一.符号消费与男性气质建构

康奈尔提出了四种男性气质：主导性（hegemony）、从属性（subordination）、共谋性（complicity）、边缘性（marginalization）。主导性指“一种男性气质，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域内占据统治地位，其他气质均居附属地位”[1]162。巴比特的行为体现着主导性男性气质。小说中男性气质的建构主要依赖符号消费。消费符号无时无刻不对人们进行形塑，泽尼斯城中充斥着各类消费符号，“芙萝岗”别墅、豪车以及浮夸的室内装潢无时无刻不形塑着人们的精神世界。金钱完全定义着美国男性的能力：财富是男性气质的展现，而男性气质就是拥有财富的多少。小说中，豪宅、服装以及电子产品都成为符号消费的表征，甚至巴比特的衣着打扮也展现着中产阶级伪精致的生活品味，“金丝镜架”“针织领带”“蛇头胸针”“镀银雪茄烟头切割器”等装饰无一不践行着消费价值观。在符号消费的影响下，对着装的要求不再是女性专属，针对男性的广告、与男性相關的商品以及专门为购买这些商品而设计的空间显著增加。符号消费不仅塑造并巩固了男性气质，消费社会逐渐对男性接纳和认同，他们的霸权和阳刚之气得到极大的满足。更要命的是，资本介入操纵的商品逐渐标准化，而个体本身也呈现出标准化。泽尼斯城中男性的喜恶标准已经被消费社会按照男性气质要求给严格定义和充分布展，道德底线被抛弃，作者刘易斯显然同意这一点。巴比特甚至为通过欺诈骗术赚得金钱而沾沾自喜，但他在推销术讲习班上做“题为《实话实说地产生意》的讲座”[2]243，“实话实说”一词讽刺其自私自利、为金钱折腰的男性气质。因此，符号消费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通过其“温和”的隐性形式塑造了男性气质。

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统治巩固了男性气质。“在传统文化中，男性将女性身体视为他们的殖民领地”[3]109。胜出者运用多种非暴力策略“成功地赢得公众认可，而不是通过暴力征服，是主导性的标志”[4]77。刘易斯在《巴比特》中将男子气概等同于商业和剥削，同时采用了凡勃伦式的性别劳动分工。泽尼斯城谨慎地将男性和女性的领域分开，“办公室和厨房之间没有联盟”[2]97。泽尼斯城任何俱乐部活动、商业大会上都有巴比特演讲的身影，他在“州地联”俱乐部激情澎湃地演讲，以期获得财富、威望与阶级地位。父权社会的权力所在都是与男性独有的空间中实现的，它通过设置边界来定义自己，将女性和任何持不同意见的男性排除在外。这显然是巴比特在房地产经纪人大会上演讲的意图，这个大会定义了谁是他的同盟者。反观女性，不论是私人领域或是公共空间，男性成为女性的主宰者。麦拉对丈夫的命令说一不二；埃迪“一直在公开挑剔他妻子身上的新上衣”[2]158；巴比特在聚会上公然对女宾调情，“先是堂而皇之地宣判季拉有罪，随后又道貌岸然地宽恕了她”[2]175。巴比特是唯一拥有最高权力和绝对统治地位的人，他掌管着家里的一切事务，操控着全家人的意志走向。男性试图从精神上操控女性，也在身体上对女性凝视，“那个姑娘和她年轻柔软的温暖身躯，却使他心荡神怡了”[2]224。在男性霸权下女性处于从属地位，陷入精神被压制、身体被凝视的艰难境地，而男性气质由此巩固。

小说中男性气质的建构不仅借助于性别这一二元对立权力关系，阶级压迫也成为主导性男性气质形成的重要方式。“主导性男性气质作为一种拥有话语权和承载着男性理想的类型，其建构实践往往伴随着对其他类型男性气质的压迫与统治”[5]105。巴比特作为主导性男性气质载体，交织着性别和阶级双重维度的社会身份，其身份建构必然包含对女性与穷人的压迫与贬低。“我个人认为谢林·霍顿的厂房里脏的要命，简直糟糕透顶”[2]185，巴比特贬低、凝视社会地位不如自己的男性，话语中赤裸裸地道出其对下层男性的不屑与鄙视，借此获得一丝丝可怜的优越感。显然，下层阶级对自身所处地位有着明确感知。保罗·赖斯灵的房子狭小无比，巴比特不愿意踏足。巴比特在聊天中也掺杂似有若无的优越感，在与保罗聊天时，装作不经意间说起不能搭乘电车去电影院，必须要开汽车去，以此炫耀自己的财富与阶级地位。巴比特通过贬低他人来彰显自身的优越性，但在大承包商麦尔维尔眼中，巴比特也成为小丑般人物而存在。与巴比特相较而言，处于下层阶级的保罗，其经济实力不能满足太太的虚荣心，使其男性气质受到损伤，对自己男性身份出现焦虑、迷失之感，最后在他忍无可忍时，选择以暴力行为维护自己的男性气质。

因此，符号消费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产阶级男性气质建构的主要因素，住宅、豪车、电子产品以及服饰等消费符码将中产阶级男性群体结合起来，并规训了他们的男性气质。同时，对女性和下层阶级男性的压迫与统治巩固着中产阶级男性群体气质。男性通过这两种方式建构自己的男性自尊与自信，久而久之女性与下层阶级男性已被男性气质所掌控。

二.男性气质危机与反抗尝试

符号消费塑造了男性气质，同时也对男性气质造成威胁。符号消费导致男性气质危机逐渐显现，一味追求消费符号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享受，巴比特短暂逃离社会，“我真想就这么着坐在这儿——坐上一辈子……再也听不到打字机的声音”[2]191，甚至在社交聚会上“被窒息致死的痛苦表情……都在社交生活的累赘和佳馔美肴的恐怖下活受罪呢”[2]159。符号消费在日常生活中侵蚀男性气质的底层结构，并使得传统价值观向消费文化转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消费选择逐渐定义了男性气质。“男性气质的展现也逐渐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从而更加私人化、日常化和生活化”[6]。巴比特揭示了从大男人到居家男人的转变过程中的焦虑：巴比特借两次缅因州之行逃离女性，他疯狂地寻找一种独立的男性文化，以帮助他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而对男性危机的反应之一是过度男性化的行为，比如巴比特“换上了真正男子汉的行头”[2]192，追求“真正男性文学”[2]154，并称自己为“真正的男子汉”[2]236等。巴比特追求一切能够显示自己身份气质的物品，他的“房间里所有一切都是按照芙萝岗的最高标准装潢布置的”[2]117，在家中购置电动点烟器、电熨斗、床用电热器等，因为“它们就是真和美的象征”[2]87。久而久之，男性在符号消费形塑下逐渐被琳琅满目的商品物化，失去自我尊严、价值，成为符号所支配的傀儡。同时，男性感到“一种孤独感压抑着他，使他感到恐惧，茫然不知所措”[2]120，人们成为异化的个体。巴比特“养活一家子，购置了一幢好房子和一辆六个气缸的车子，而且还开起了好一个小小的事务所……即使这样，我知道到头来我还不是完全满意呗”[2]77，刘易斯通过塑造符号消费社会下异化的市侩形象巴比特，揭示处于消费文化对男性气质底层架构的威胁，并表现出美国20世纪2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殷实生活背后深层危机的担忧与焦虑。刘易斯在《巴比特》中关注到人的精神异化，主人公巴比特家境殷实、生活富足，但仍然逃脱不了孤独、迷茫及麻木的生活状态。在作者看来，符号消费就像是一张大网，对于符号消费的追求成为人们共同的精神枷锁，操控着人的精神世界。

其次，媒介诱导更是对男性气质造成威胁。广告媒介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地大肆宣扬男性气质，比如广告标题“你真的是个堂堂男子汉吗”[2]102，甚至火车上都在“看有关皮鞋、皮靴、陶瓷等各种商业杂志”[2]179。这种高度煽动性的宣传手法规定了人们对一个完美男性的期望，使男性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媒介作为一种“软暴力”悄无声息地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塑造群体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改变着本体的存在方式。久而久之，人們成为赫伯特·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失去自我意识、丢失反抗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巴比特所追求的打打高尔夫球、周末旅游一下的有闲生活方式，可以理解为在广告等媒介操控下人们内心的习惯性顺从和适应，以此掩饰中产阶级群体精神状态的空洞及麻木。广告大肆介入个体日常生活，人们逐渐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而理性的丧失预示着美国20世纪20年代中产阶级这一群体男性气质逐渐丧失的深层危机。随着社会语境的变迁，美国中产阶级群体男性气质不断受到挑战。

最后，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也成为男性气质危机的原因之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性别角色异常僵化，女性困囿于家中成为贤妻良母式形象，男性必须符合男性气质标准。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传统男性气质难以维持，性别角色两极化。性别气质与性别特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社会塑造的。男性气质形成于特定时间和场所，并在一定情况下会发生变化。“不要让丈夫们掌握如此无限制的权力。要记住，所有的男人只要可能都会成为暴君的”[7]72。“保罗居然还在吹嘘自己的艳情丑闻，我真的为你——同时也为保罗而觉得丢脸呢”[2]176！女性为男性道德底线丧失而感到羞耻，并勇敢地在公共场所表达自己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说一不二的男性气质产生威胁。

男性气质受到女性反抗、符号消费以及媒介诱导等合力的冲击，男性本身出现身份危机，焦虑和担忧等感受笼罩其中。至此，我们可以窥见一二美国20世纪20年代美国男性气质的概貌。小说中隶属于不同的阶级的男性都以自己为家庭、社会的主宰者自居，他们赋予自身合法权力控制他人。在这一时期，他们都继承了以控制、占有为标志的传统男性气质。但是，这种男性气质使得小说中男性陷入危机中，巴比特有着殷实体面的生活状态仍不可避免地陷入精神异化的囹圄，保罗以极端暴力形式维持男性气质仍走入无回头机会的监狱大门。

面对男性气质危机，男性也对此做出了反抗的尝试。其一是对标准化的反抗。泽尼斯的城市空间建构具有一致性，“繁花高地”住宅区与贫民窟区隔开来，中产阶级群体选择定居别墅区，下层居民聚居于贫民窟。甚至巴比特的工作也是售卖这些标准化的住宅，室内的装潢趋向于一致性。消费符号定义着城市空间标准，而群体意志也逐渐同质化。为此，巴比特逃离自己的家庭，“巴比特一想到不必向妻子解释自己整晚上去了哪儿，就喜不自胜”[2]194，并寻找按摩店小姐和情妇的安慰。但是他这一反抗行为是徒劳的，巴比特的逃离实际上是在反抗社会权力，也就是反抗男子气概，遗憾的是没有看到他对标准化的反抗使他卷入了一场反对男子气概的战斗。在结尾，他与塔尼斯·朱迪克的风流经历再次让他“想要逃到一个冷酷、坚定、没有感情的男人世界”[2]293，再次证明他的反抗尝试是失败的。其二，巴比特借助梦境逃离消费社会规训的男性气质。现实世界的标准化使男性感到压抑窒息，巴比特借五次梦境与小仙女相会，在无意识层面摆脱标准化的侵蚀。另外，巴比特还求助于大自然，借助缅因州自然环境的过滤净化摆脱日常生活的一致性。导游身处自然环境之中但心心念念的却是金钱，商业化气息已然遍布大自然各个角落，显然，两种方式行不通。总的来说，中产阶级群体的反抗并没有打破传统男性气质的框架，小说中男性的努力只能称之为反抗尝试。刘易斯对标准化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律师多恩对标准化呈积极态度，但又借亚维奇博士之口指出标准化侵蚀个体意志精神，使人们成为毫无个性的群体。

刘易斯写作擅长限定某一领域，然后展开叙述并塑造典型。小说《巴比特》设定社会大背景是消费社会下商界生活，主人公巴比特也成为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真实写照。刘易斯借《巴比特》描绘出对男性气质形塑与危机的思考，也表达了对时代的焦虑与担忧。《巴比特》不仅展现作者刘易斯对美国繁华张扬20世纪20年代的思考与反思，更在微观层面展现出对男性气质的探寻与审视。

参考文献

[1]Beynon J. Masculinities and culture[M]. McGraw-Hill Education （UK）， 2001：162.

[2]辛克莱·刘易斯.巴比特[M].潘庆舲，姚祖培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7：243，97，158，175，224，185，191，159，192，154，236，117，87，120，77，102，179，176，194，293.

[3]Hélène Cixous.A Politics of Writing.London：Rutledge，1991：109．

[4]Connell，R.W.Masculinities，Berkeley：U of California，2005：77.

[5]R.W.康奈尔：《男性气质》，柳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05.

[6]袁家丽.论《动物园的故事》中的男性气质问题[J].国外文学，2017（01）：89-96+159.

[7]戴安娜·拉维奇编.林本椿等译.美国读本[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72.

课题：2023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结项论文；项目名称：符号消费理论视角下《巴比特》中的中产阶级共同体形塑研究；项目单位：云南民族大学；项目编号：2023Y0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