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1920年代的“弱小民族”论述

韩若冰

内容摘要：“弱小民族”概念及相关论述常被视为反殖民、反帝国主义这一思想谱系的自然延伸，并催生了诸多文学实践。而考其源流，晚清以来围绕“弱小民族”展开的论述，其实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公理/强权话语、列宁主义等多重思潮的影响。对之进行梳理，有助于理解近代人眼中的世界秩序及其思想视野。

关键词：民族国家 历史 弱小民族文学

鲁迅曾描述自己“怎样做起小说来”与弱小民族之间的渊源在于翻译那些“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倾听其中“叫喊与反抗”的声音。[1]不只是鲁迅，近代绍介弱小民族文学的文化实践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参与。而自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为大众所接受，对于弱小民族问题的阐释多以之为底色。值得注意的是，基于线性历史观念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曾深刻地介入中国对于世界格局的想象。“弱小民族”在此种知识生产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如何改变了时人的世界观念？又是如何实现不同内涵之间的沟通与转换？由此回溯，梳理晚清至1920年代这一重要转型期围绕着“弱小民族”展开的多元论述，讨论不同思潮如何生产“弱小民族”话语并导向全球图景的重构，有助于今人从整体化、历史化的角度解读近代思想史的这个侧面。

一.前史：进化论视域下的“劣弱民族”

从字面意义上看，“弱小民族”指的是那些在领土面积、人口、政治经济实力等方面与他人相比处于弱势的民族。它浮出历史地表的契机，首先在于现代民族观念的发生，其次在于受容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以本民族之外的对象作为参照，方能凸显强弱的意义。而对于早期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而言，各国之间实力的不均衡尚未引发中国自身的生存緊张;相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使得他们常常以旁观者的心态接受和使用“小国”“小邦”这样的说法来描述所见所闻。例如1837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提及葡萄牙国情，开篇就写道：“此褊小国。”作者进而指出，葡萄牙国土“广大有一二十万四千方里”“居民共计一百五十七万口”。[2]类似的描述只意在说明其“小”，而不因其“弱”引起侵略或存亡方面的联想。

但伴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逐渐在国内传播、发生影响，“弱小”的判断逐渐从其他国家隐然转移为中国的自我认知，并引发了强烈的焦虑。1902年康有为在谈论世界大势、提及小国家的命运时口气已不复自信：“弱小之邦，岁月被灭，不可胜数。”与之相对的是“霸国之义大倡，日人称之为帝国主义者也”的局面愈演愈烈。康有为预言，弱小的国家被强大的国家所吞并将是世界潮流的必然结果，原因在于“弱肉强食，黥之吞鲵，乃理势之自然也”。[3]在时人眼中，主宰时代的“理势”已经从传统的礼教道德转变为国力，华夷之辨消弭，竞争随之而来。这意味着哪个国家富强，哪个国家就有可能在线性前进的历史道路上占据优势，而那些未能在竞争中获胜的民族，也就是康有为口中的“弱小之邦”则会面临被历史淘汰的危险。

这种观念也深深地嵌入了时人对于国际格局的理解。例如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就曾发出“夫所谓民族帝国主义者，欲蹂躏大地，吞并弱国”[4]这样的议论。他认为，日益流行的民族主义乃是推动19世纪末以来世界格局为之一变的主要动力，而民族帝国主义则是各国相互竞争、吞并扩张的自然结果，并从中衍生出“优强民族”与“劣弱民族”的说法。[5]“昔者野蛮世界，强大之民族，对于弱小之民族，其所施之权力必大而猛。此实天演之公例也。”[6]弱小民族与强大民族之间的对照，也成为梁氏构建进化史观的叙述中介。类似的世界观在当时颇为普遍。1903年发表于《浙江潮》上的一篇文章沿用了梁氏有关“优强”“劣弱”的说法，并认为若二者相遇：“其文明之同化力，乃能吸入而融化之。”[7]作者指出，“世界相竞”的根本在于对其他民族同化力的大小，而同化力则取决于文明的高下，文明本身又根植于种之强弱。优胜与劣弱之间的等差因而被纳入一整套环环相扣的强国方案之中。1906年同样有人将既有的世界格局概括为“弱肉强食之世”与“优胜劣败之场”，各国纷纷“执其民族帝国之主义，以夺据领土，攘除劣弱为天职”。[8]没有国家可以自外于此种优胜/劣弱的二元对立之中，它因而沉淀为某种时代的“常识”，又反过来被应用于解释历史的更迭机制：“吾人试批阅人类历史中许多劣弱或退化之民族，或已完全灭尽，或次第辗转消沉，优强之族，起而代为之生存。”[9]

对于吞并现象的宽容，与摆脱弱小民族身份的急切，折射出转型时代的价值标准。学者许纪霖将这套标准概括为“以国家为核心的力的秩序”，其特征在于强烈的功利精神与对于物质力量而不是传统的德性力量的追求。[10]强权主导的竞争逻辑要求既有的伦理作出调整，将霸权而不是“礼”定义为国家行为正当性的依据。在富国强兵这一愿望的支配下，民族之间的侵略被合理化，对于强大的追求也成为主流价值，而“弱小民族”则被视为急于摆脱的标签。以康、梁为代表的、有关弱小民族的论述，尽管在措辞上有些微出入，但都与文明等级观念有着密切的关联。“弱小民族”的侧重点，逐渐从早期的“小”，演变为“弱”，乃至被称为“劣弱”，在特定的话语网络之中，其中的感情色彩不言而喻。此处的“弱小”不但是比较后得出的客观结论，更是高度政治化的修辞。它引起一系列负面的联想，同时左右着时人的历史抉择，正如梁启超所言的：“竞争也，进化也，务为优强，勿为劣弱也。”[11]

二.一战前后：公理与强权辩证中的“弱小民族”

如果说康梁对于劣弱民族的阐释以辨别“天理”的方式呈现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暴露出的欧洲民族问题则为国人从新的角度理解和重释“弱小民族”提供了更为切身的语境。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创造了际遇：威尔逊提议成立国际同盟，苏俄政府在革命后着手解决国内的民族纠纷，德奥两大帝国遭受重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新兴小国崛起，巴尔干半岛的冲突也使局势扑朔迷离，中国则被更深地卷入全球性的民族运动之中。胡愈之指出“一世纪以来之国际均势，至是悉加变易”，而如果国际同盟乃是“根本改造世界之方针”，那么“被压民族之独立”就是“具体的改造方针”。[12]对于欧洲民族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正是在此种国际局势重组的语境下热度逐渐攀升的。而国内舆论对于国际政治的态度则反映出国人如何将具体的民族与一个泛化的“弱小民族”身份范畴相联系。

有学者指出，1919年至北伐期间，《国民日报》《申报》等国内主流报刊在讨论欧洲民族问题时，往往对“少数民族”“弱小民族”以及“被压迫民族”等概念不作区分，用以指代那些多民族国家内部在种族、宗教和语言等方面处于边缘地位的民族。[13]伴随着民族概念在汉语使用中逐渐成熟，各自定义才逐渐剖分明晰。检视彼时国内的翻译或议论文章，相关对象也常被笼统地以“小民族”“弱国”等词汇指代，并未有意识加以区别。譬如1918年胡愈之提出“协约国战胜之后，弱小民族如亚美尼亚，如希腊，如阿拉伯，如犹太，久困于土耳其暴政之下”[14]，正以欧战以后多民族帝国面临崩解或挑战为现实语境。

但伴随着对于国际局势的讨论愈加充分，“弱小民族”开始从具体的几个民族挪用为对不平等国际关系之下受到不公正对待者的普遍指代。命名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为“弱小民族”的侧重点，开始从欧洲内部的政治局势转移为特征化的政治遭遇，并逐渐蜕变为特定的政治文化符号。

在不少讨论战后政局的文章中，都出现了“弱国”“弱小国”这样的表述，用以描述它们被剥夺自主权的困境。中国的论者在指点世界局势之余，也不免与任人宰割的小民族感同身受。而自中国自身的立场出发，从列强虚伪的允诺中醒悟后，国人看待欧洲小民族问题的角度也超越了事件的本身与具体民族的战后待遇而上升到理论层面，对已有的世界秩序提出质疑。他们更关心的，毋宁说是列强主导的国际社会在民族问题的处置中表现出的霸权以及背后有违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机制。于欧洲战后的新局面中，浮现出的依然是熟悉的强弱悬殊命题。1919年《每周评论》上陈独秀就指出，尽管协约国打着“公理战胜强权”的旗帜已然战胜，“弱小国的权利问题”离解决依然遥遥无期。[15]1920年欧阳光在比较维也纳会议于巴黎和会时也指出，这类国际会议上往往“强国多而弱国少，故强国发言权亦较弱国为大”，“强弱之不平等，于此可见一斑”，而“两大会议均为列强代表所支配，而置各小邦于附属地位，故各小邦绝无真正之发言权与解决权。”[16]时人遂开始反思公理与强权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胜败得失，仍以势力为标准，而非以公理。故势力者，实为公理之敌。而为强权之代表者也。”[17]

何谓公理？何谓强权？陈独秀指出：“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依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18]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公理背后其实是一套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国际正义观，与进化论所依托的强权相对。从这个角度出发，弱小民族反而获得了强权所不具有的道义优越性，从而颠覆了二者之间的位置，激活了弱小民族的自觉抵抗意识。而伴随着现代世界观念的渗透程度加深，在歐洲小民族与泛指意义上的弱国之间也产生了某种的换喻关系：它不再是个别民族的困境，而是所有被压迫民族不得不共同面对的、不平衡的权力结构，从而揭示出全球体系强权/弱势的内在分裂。

三.列宁主义的影响下：帝国主义与弱小民族

弱小民族之内涵的改换伴随着对现有国际秩序认同的瓦解乃至态度的颠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及其沉淀也使得对于“弱小民族”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到批判其内在机制的层面。陈独秀1921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资本私有制所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时代，哪一个不是借口自由竞争实行弱肉强食”，国人指望列强放弃自身利益、伸张正义乃至扶助弱小民族，是不切实际的。[19]胡愈之也发觉，弱小民族在世界格局中角色愈发重要：“列国政局之纷纭错综，未有过于今日者。不宁唯是，现代民族思想发达，世界被压迫之弱小民族，皆奋起以图生存。”[20]而这种认识，又以帝国主义与弱小民族的对立为前提，前者“表面上为德谟克拉西，实质上为压迫劳动和弱小民族的暴力政治”。[21]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与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一理论视野之下定位弱小民族的。换言之，一战后的弱小民族问题何以上升为国际政治议题？借用斯大林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列宁主义将特殊的、一国之内的民族问题放置在一个更为普遍化、国际化的语境中加以讨论，弱小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被证明同构，进而将它们“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问题。”[22]世界书局出版的《社会科学大词典》则暗示了这个概念与列宁主义之间的联系：“弱小民族是指被帝国主义宰制下的殖民地、保护国、半殖民地，及内政受帝国主义干涉而名义上仍为独立国家内之诸民族，又被称为被压迫民族。帝国主义之侵略弱小民族，是因为本国资本主义急激之发展的结果，不得不向外觅取市场和榨取贱价劳动力和生产原料。”[23]此处的“帝国主义”与“弱小民族”不但是作为社会学知识被人接受，也被深刻地熔铸在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过程中：“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24]民族资本的软弱，廉价的土地与人力成本，丰富的生产原料，决定了弱小民族将无可抵抗地成为帝国主义的剥削对象。

已有的研究指出，列宁有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论述至少在1920年底或1921年初就为中国读者获知。[25]1921年《共产党》发表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宣言的译文，其中已出现相关叙述：“这次的大战不但不会使弱小民族得着自由，……那些战胜的国家被他们的帝国主义的利益所鼓动，采用了分割战败国为许多小民族国家的政策。”[26]帝国主义者与弱小民族之间的冲突，既是历史的必然，也将导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因为帝国主义已然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内在冲突的激化终将导致现有世界秩序的崩塌。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与弱小民族之间的沟通，促成了殖民地弱小民族的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化，“自然要引起民族的自觉，爆发出民族解放运动”。[27]肯定弱小民族的未来，不但是延续了在公理的基础上对强权的批判，更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将它与特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通过重构一种革命性的历史哲学，在反拨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前提下，赋予弱小民族以合法性。尽管帝国主义与弱小民族的二元关系在康梁时代就已受到关注，但与马克思主义者相比，他们理解弱小民族之结构性位置的方式截然不同。前者认为，霸权并不会如进化论所断言的那样不断前进、壮大，而是在抵达一定阶段后瓦解，被弱小民族与无产阶级所取代，从中孕育出新世界。

这也预言着现有的、参差的全球格局的必然瓦解，并由此勾勒出一个以弱小民族为中心的，而非以帝国主义为中心的世界图景。有论者在1923年撰文写道，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在此种沟通的前提之下，得以与殖民地弱小民族相联合，“以同进于世界革命”。[28]遭受帝国主义压迫这一共同的经验因此成为建构彼此之间的认同、进而联合的机遇。借弱小民族之命运而展开在时人面前的“世界”，不僅是充满宰割与剥削的（旧）“世界”，也是革命的弱小民族携手的（新）“世界”。正如陈独秀所言：“全世界的经济成了整个的，全世界政治也直接、间接在这整个的经济影响支配之下成了整个的。因此全世界的统治者、压迫者，全世界的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对于反抗，也汇合起来成了整个的世界革命。”[29]而“弱小民族”作为一种整合性概念，也打开了民族内外的想象空间，中国作为被资本主义压迫的受害者，天然地获得了反抗的合法性，同时也被视为摧毁整个剥削结构的节点之一;因此“此时我们的民族运动，已经不是封建时代一个闭关的单纯的民族运动，而是一个国际的民族运动”[30]，它内在于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侮辱被损害的弱小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进程。弱小民族不再以孤立的、个体的形式示人，而形成某种跨国、跨族的集体认同，成为受压迫者的另一重身份，并汇聚为新的国际力量。

由“弱小民族”这一中间环节所串联的民族-弱小民族-世界的连续体，为列宁主义支持者之外的仁人志士所接受，提炼为某种社会共识。1924年孙中山在演讲中提及世界联合战线的希望时也表示：“我等同在弱小民族之中，我等当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31]与一战前后单纯对强权进行批判的舆论相比，弱小民族这一身份的内涵被赋予了政治动员的效力，同时也更迈进一步，提出新的世界秩序设计。藉由反帝国主义的政治话语，原有的中心-边缘结构在革命蓝图中被挑战、模糊，而弱小民族遂成新的历史主人公。

学者金观涛与刘青峰指出，中国传统思想结构的转型以文化正当性的变更为起点。具体说来，这是一种“道德标准”的替换：中国失去了中心的地位，但世界万国仍遵从某种特定的逻辑而安排中心、边缘，只不过在现代文明模式之下，其他国家带来了令中国去中心化的威胁。[32]“弱小民族”论述正是这一中心地位改换和重建的结果，其生成与演变呈现出世界格局排布逻辑的更迭。从作为“劣弱民族”的他者，到依据公理对强权进行反思，再号召世界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其所凭借的价值系统也从优胜劣汰的历史规律，转移到历史唯物主义。内涵的游移、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也折射出勾连多个新兴民族的历史主体与新的全球场域。“弱小民族”相关论述的演化，不但是社会科学层面的知识转型，也指向一种不断革新的现代历史视野，内化于现代文学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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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0年度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建构域外：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中国现代文学（1917-1936）”（项目编号：KYCX20_0056）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