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审美观念下的闲适文化

靳睿琨

内容摘要：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有大量关于“闲适”的审美理念，它导引着一代又一代具有本在自然、超越功利的闲情文化和闲适心性之走向。闲情逸趣代表作品独特的古典传统意味和突出的文学审美风貌，体现出古代以心为本的文人情怀和隐逸超脱的审美意境，而这些无不与佛道思想影响和时代审美意识缘由息息相关。

关键词：闲适 审美观念 佛道思想

在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中存在有大量“闲适”审美理念。“闲”作用于审美感受时，常将客观事物赋予极强的主观色彩，这其间有关客体景物与主观情思的关系，十分倾向于我国美学思想中别具一格的情景交融境界，即意境，这使得我们在审视“闲”文化时，不自知间便被一种隐约玄缈所吸引。早在先秦时期，“闲适”文化就得以论述，《庄子》中曾有“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1]之说，然而彼时文学尚未作为独立学科存在，因此这种“闲”文化更宜被视为一种物我关系阐释的哲学追求;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的《乐府》《铭箴》等8个篇目中多次提及“闲”，作者由“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出发正式提出“闲情”概念，认为学者创作要寻得一种“气定神闲”的状态，并追求一种自然平和的生存智慧;唐宋诗词的抒情化经历了从绮思艳情到闲情逸趣的转变，闲适题材典型当数白居易的闲适诗作品，诗中曾道“身适忘四支，心适忘是非”，又道“有琴慵不弄，有书闲不读”、“尽日方寸中，澹然无所欲”，南宋张栻《题城南书院三十四咏》也曾有“莫道闲中一事无，闲中事业有功夫”。这样的“身心观”所求的皆是个体内在的闲适以及自身修悟的不断提升，白居易认为“无所欲”方能回归“澹然”心，不同于“一事无”的身闲，“心闲”方显真我;到了明清时期，人们不仅开始寻求“适趣闲文”、“闲心细笔”的艺术技法，文人士子们也普遍提倡对闲旷之野、别致幽情的向往，如谢肇淛在《五杂俎》里曾述有“竹楼数间，负山临水，疏松修竹，诘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书万卷其中，长几软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闲日过从，坐卧笑谈随意所适”，作者以这样的闲情雅致描绘出一处理想居所，也体现了内心对“闲适”的渴望与追求。由是，本文从中国古代审美观念入手，以其中佛道思想的影响及各时代的审美意识缘由为视角试以论述，旨在对中国古代“闲适闲趣”审美理念加以浅析。

一.“闲适”的哲学基础奠定——佛道思想

闲适文化的孕生，首要来源于中国传统的“现世生存观”，人们希望在现世生存中得到生命的安顿，在喧嚣的尘世中窥得心灵的解脱，以明晰如何在人生苦短中得到心无挂碍的超越。在此思考基础上，古代文人发展出一种无功利的闲适心性审美追求，而在构成这样一种乐生于“无”的有“闲”人生过程中，道家与禅宗一直是其思想和实践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与哲学奠定。

老庄哲学主张致虚守静，《老子》中“致虚极，守静笃”，说的即是万物要避开世事的纷争烦扰，含蓄内敛。庄子继承老子思想，由“万物齐一”的提升到“无待于物”，即物我没有严格的界定划分，人们通过顺应自然，以保持精神独立自由。[2]如《庄子·大宗师》中有“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有了这样的哲学奠定，古人养成了以“无”看“有”的审视惯性，审美观念从纷扰的竞争状态中脱离出来，发展为追求超越功利的价值意义，这才使得无为的“赋闲”之于有为的仕途，漂游六艺的“闲业”之于学贯六经的“正业”，消遣的“闲笔”之于载道颂德、循法依章，古代文人“闲情逸趣”得到审美重视。[3]

禅宗思想东传后，为适应中土文化与大众心理，提倡“即心即佛”、“唯心净土”。李泽厚先生曾说“禅宗不要求某种特定的幽静环境或特定的仪式规矩去坐禅修炼，就是认为任何执着于外在事物去追求精神超越，反而不可能超越，远不如在任何感性世界，任何感性经验中‘无所住心——这即是超越”。[4]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主张在不脱离现实的同时依靠顿悟寻求解脱，从日常生活起居中体会本心，在此氛围下文人的创作调和折衷，以表达“净心”、“达观”的意境。例如闲适诗典型代表白居易，究其一生，佛道思想对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白居易以通达的人生态度，在清贫衣钵间不断追寻更高层次的心灵超越，以期获得最大程度的心安与自足。如《咏拙》中写道“葺茅为我庐，编蓬为我门。缝布作袍被，种谷充盘飨。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优哉复游哉，聊以终吾身。”这与道家主张的寡欲原则相一致。在白居易看来，人应当以心主宰身，内心安宁，外在忧虑便可化为内在欢愉。“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这些诗句都表述了作者“心”即乐园的观念、安贫乐道的风度，与其说是他在甘守清贫，不如说是他佛道思想浸染下的处世态度表达。[5]

二.“闲适”的发展机制动力——时代审美意识

（一）传统文化

1.传统时间观、自然观对思维方式影响

在长期的农耕文明中，自古以来，人们对岁月流逝以及季候变化便极其敏感，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古人逐渐养成了“悲天悯时”的情怀。在中国传统思维里，时间更迭已不仅是客观的物理现象，更是一种融合着情感的、极具人情的心理现象。先民们对于关系到他们生存繁衍的日月循环、花开花落、寒来暑往无形中有了本在自然的“安闲”心态，这种“安闲”并非是“惰性”，而是一种符合自然观的内在思维方式。这种现象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习性到文人墨客的自然情怀比比皆是，如李渔闲适文化的代表性作品《闲情偶寄》中多处体现的简朴自然的生活观念，“一物两用，何俭如之？”[6]就是说在講究简朴自然的同时，以闲适心态来对待万物，真正做到物尽其用。究其实质，这些都是闲适文化被推崇的动力所在，它与崇尚自然的观念紧密相连，其艺术观也在这样的审美情怀下得以传承。

2.传统酒饮文化对心性的解放

酒饮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化中独特又极具趣味的文化范畴，古代诗人更是酒缘颇深、酒作颇丰，他们借助酒力摆脱了心灵的羁绊，抛弃现实烦恼，得到现实间暂时的解脱与自由。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7]就在这“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间，“欲”的功利被摒弃，方达到了超然的境界，而这种情感又常常恰好在酒醉微醺时产生。

追根溯源，早在《诗经》中，中国诗词就在内容上涉及了酒饮文化;到东汉末年社会紊乱、道家思想盛行，文人们孕生了及时行乐的思想，《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中写道：“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可见，人们当时已经在推杯换盏间对生死观有所思考;建安时期，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淋漓尽致地提出酒可“解忧”;东晋陶渊明在微醺时，让酒饮文化逐渐摆脱了悲苦消极，沉淀出自然古朴之韵，闲适文化也终于得以展露真容。《饮酒·五》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典型的美酒引发情感之代表。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评价白居易时也这样说道：“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人到晚年，白居易还自号“醉吟先生”……[8]可以说，闲适诗凭借酒力助推诗人完成了精神自由的创作，在这样的审美观念下，闲适诗的感性内涵和艺术风格也顺理成章被接受。

（二）时代应运

纵览史河，闲适文化的繁盛多处于两个时期：一是朝代兴盛，商品经济发展期，民间娱乐风气盛行，闲适文化应运而生。如宋代文人推崇宁静淡泊，兴建园林，就是在物质前提下寻求精神上超脱的乐趣，体验闲情逸致，享受高情雅趣。“清河郡王”张俊嫡系曾孙张鎡生活极度奢靡，却又极度清雅风流：“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闲饮客携觞，或幅巾曳杖，啸歌往来，淡然忘归。”这样的奢华不同于享乐主义，而是要追求生活的优雅与内心的自由;二是朝代末年败落时期，文人士子胸中愤懑难以排遣，转将视野寄于山水田园，以求超脱忧患、回归本心。如东晋陶渊明、唐代白居易，还有晚明时期繁盛的文人剧画等，正是混乱不堪的世俗社会中坚守君子情志、自由娱适的表现。综上，时代兴衰影响着各时代审美个性，然而不同的时代背景，却有相似审美观念下的文化发展，这更说明古代文人对于闲适文化有着不断更替的追思。

时代审美意识在这样的中华传统文化支持下，伴随着历代兴衰成败，既一脉相承又與时俱进。闲适文化作为极其讲求意境的古典美学范畴，其哲学基础和发展动力缺一不可，正是有了佛道思想的影响和上述审美意识缘由，今人才可对闲适文化逐步饱满之发展略道一二。

综上所述，“闲适”文化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具有以心为本的文人情怀和隐逸超脱的审美意境。“闲适”文化以佛道思想为哲学奠定和精神内质，以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为贯穿性支持，并加以各时代审美观念个性的调剂和补充，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审美理念体系。探讨“闲适”文化审美观念形成，有助于我们深入发掘闲适诗歌的美学意义，有助于我们对意境美学进行深入思考，对当今数字化时代、量化管理下闲娱文化生命力的发展研究亦是大有裨益。顺从心志，优柔适会，这不仅是学术创作的方式，亦是人生处世的智慧。

参考文献

[1]庄子.庄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南怀瑾.禅宗与道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

[3]赵迪.浅析《庄子》的审美追求与中国古典意境美学之渊源[J].名作欣赏，2019（18）：55-58.

[4]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之《庄玄禅宗漫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5][日]松蒲友久.论白居易诗中“适”的意义[J].李宁琪，译.

[6]（清）李渔著.杜书瀛注《闲情偶寄》[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7]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8]苏状.中国古代“闲”范畴之人文义涵与审美精神[J].兰州学刊，2011（05）：99-104.

（作者单位：长安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