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的立宪思想研究

鲁晶石 洪颖

内容摘要：张謇所处的时代是中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的时代，破除封建传统观念，打破封闭守旧的思维模式，积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是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作为这一时期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张謇是近代中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主角，是立宪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

关键词：张謇 立宪 思想

近代中国立宪运动的开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始于维新运动。运动的领袖康有为不仅力主维新，而且强调维新不能局限于办学堂和兴工商等“变事”，特别重要的是在于制宪章、开国会的“变法”。而张謇则是改良运动的“后进分子”。改良运动初期，张謇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两相配合，然后万事振兴。对于康梁等人提出的“变法”思想，张謇是疑虑参半的。

1895年，清政府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作为主战派的张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他在日记中记载了《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并加注“几磬中国之膏血，国体损失无论矣”，他自我反省到“徒为口舌之争，不能死敌、不能锄奸。负父命而穷君禄、罪无可逭也”[1]。

一.立宪思想的提出（1901年）

1901年，张謇在其拟成的《变法评议》[2]中，阐述了自己的立宪思想。张謇认为，变法的方法有三种，“有必先更新而后旧可涤者，有必先除旧而后新可行者，有新旧相参为用者”。他十分看重“新旧相参为用”，认为“上破满汉之界，下释新旧之争”是变法的命脉。张謇强调，想要切实做到“新旧相参为用”，必须铭记“法所以行道，而法非道;道不可变，而法不可不变”分原则，必须严守中国固有的思想道德规范，即“斟酌今日弊政之标本，与夫人民之风俗，士大夫之性情，以权因革损益之宜，第轻重缓急之序”。张謇认为，不可不变，但不能速变。与其日行百里而受阻于五十，不如日行二三十里，缓缓图之，终有一天可以到达目的地。

张謇建议，参照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设立公议所、集议院、元老院等的诸多事例，“凡制定新法、改正旧章，上有所建，交院议行;下有所陈，由院议达。故下无不通之情，上无不行之法”，实现朝野上下一体。张謇此时提及的议政院仅仅具备议政的职能。

二.日本视察（1903年）

《变法评议》并没有被朝廷接纳。张謇的政治热情受挫，转而投身于教育和实业。1903年，张謇为借鉴日本的相关经验，受邀去往日本。为期两个月的日本视察，让张謇深深地体会到，实业和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而中国实业和教育的振兴，迫切需要中国政府的制度改革。

张謇在参观博览会、视察北海道期间，发现中日两国政府对实业的态度大相径庭。日本政府对北海道的开垦采取了保护和鼓励的政策，因而北海道的垦荒大获成效;而张謇在创设通海垦牧公司之始，“有排抑之人，有玩弄之人，有疑谤之人，有抵拒扰乱之人”，遭遇了重重的艰辛。“和我二十二行省计之，如北海道者何止百倍？人民之可募而移者何止千倍？使尽如此经营，与富强乎何有？抉其病根，则有权位而昏惰者當之矣”[3]。张謇意识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认为需要导入日本的立宪制度，修正封建专制统治的弊端。

同时，张謇也认识到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在与日本官员的交谈中，日本官员田中不二麿言“教育为开亿万人普通之识，非为储三数人非常之才。”“国之强不在兵而在教育。”张謇深以为然。归国后，张謇写下了《初等小学教育必须改良之缘起》[4]，提出“国何为而须教育。教育者、期人民知有国而已，能有国之终效。使人人任纳税，当兵之责，多数无怨望而已”，希望能将小学教育与国民素质的养成结合在一起。

三.立宪运动前期（1904年-1908年）

张謇在为《日本议会史》[5]撰写的序言中称，要之立宪之始有事在，不立宪法，遂无望立法、行政、司法之实行也。西方之人有言：不知政治之组织，而妄求政治之权利，是妄想也。此非过论。张謇注重政治权利和政治组织的配套建设。从大定国是、政分三部到设议院、开地方官会议、开府县会议，直到召开国会，他非常详细的叙述了日本立宪政体的建立过程，希望中国能学习和效仿日本逐渐完备的立宪政体。

1906年，在《为时政致铁尚书函》[6]中，张謇向尚书铁良强调“立宪之不可复缓固已”建议“中日较近，宜法日，日师于德而参英;法、美不同，略观其意而已”。除此之外，张謇为减轻革新阻力，重点强调了日本“以帝国为政策”，立宪后仍然保持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度;并盛赞日本宪法“尊主庇民，巩固国势。正规俱在，似可采择。”一方面不能无主，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专私。最佳的选择就是君主立宪。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构想，张謇积极的寻求与开明朝廷官员的合作，同时，又在民间宣传立宪运动，组织农会、学会、商会等近代团体，争取民间有识之士的支持，选择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对于这两种方式，张謇是这样认为的，“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之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地方上需要振兴实业与教育，实现地方自治;在此基础上，政府逐渐实现立宪政体。对于此时的张謇来说，更希望由政府主导，循序渐进的实现君主立宪制;而作为民众，特别是各地开明乡绅的主要任务是，振兴各地的实业教育，积极参与地方自治。

在立宪运动前期，张謇仍然寄希望于清政府，希望清政府能造立宪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建设绝对的中央集权制度，从而夯实国富民强的政治基础。

四.立宪运动后期（1908年-1912年）

然而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失败，让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迫切的要求加速君主立宪的进程，希望清政府能尽快开设国会。在《国会代表上都察院请愿书》[7]和《国会代表第二次请愿书》[8]上，张謇陈述了加速开设国会的迫切愿望。

“国会者，宪政机关之要部。有国会，然后政府有催促之机，庶政始有更张之本。不然者，无提契纲领之所，畛域各分，十一部不相统一也;上下相诿，地方官无可执行也。”张謇认为国会是进行政治改革不可或缺的机构。在《国会代表第二次请愿书》里，张謇提及了主张抓紧设立国会的缘由。“因无国会以立于其旁，则人民与官僚声气隔阂。其始也，则行政官不能借重全国人民之研究，以决定其施政方针。其继也，则因无国会以编订法律、法规，一切政治无所遵守。其终也，因无国会以为法律上之纠问，则行政官所负之责任，究属有名而无实，有始而无终。”而且，有国民的监督，才有国之立宪，而“无国会则所谓筹备皆空言”。

清政府有人主张，资政院是国会的基础，既然已经决定要设立资政院，国会的设立可以暂缓。对此，张謇认为，“然国家之为用，在于政府为之负责任。今资政院章程，绝不见有责任之政府。政府无责任，则资政院何能为？欲借此以督促整治之统一，振起国民之精神，必无国会之效。”资政院不能取代国会。

张謇还在《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续》[9]中，借用儒教的“经”和“权”阐述了国会开设的正当性。“君子之立言也，有经有权。必明乎经之所在，而后不谬于权之用。朝廷以义使人民共任国家之责，人民亦以义奋而任其责。所谓经也，视国之濒于危而虑其亡，而谋其所救亡。……所谓权也，外审势之所灼，内度言之所宜，庶几达请愿之意而无所阻，则权也而不戾于经也。”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能针砭时弊，理性改革，既符合儒家伦理思想规范中的“经”，又符合儒家思想中认同功利效果的“权”。

五.辛亥革命以后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謇意识到自己试图推行君主立宪制已没有可能。虽然自幼受到士大夫等伦理道德的熏陶，作为帝党在感情上与清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张謇只能选择转变改革的思路。

在日本中央集权的君主立宪制和美国的联邦共和制之间，此时的张謇更倾向于共和制。“路索谓国土过大，则中央之支配力有鞭长莫及之虞;老子谓治大国若烹小鲜;此中国国土过大，宜于共和分治之说也”[10]。张謇比较分析得出，君主立宪制更适合日本这种国土面积小而且民族单一的国家。而中国国土面积广大、民族众多而习俗各异，中央集权实现起来就比较困难。在地方自治方面，张謇推崇美式的地方分权。“政治则军政外交咸统于中央，司法用美制，分中央与各省为两级。财政民政，各省自定，而统计于中央”[11]。在维护国土统一的前提下，财政民政方面，充分尊重各省的自主性。同时，张謇又强调了“各民族团结统一”，“保卫国土完整”的主张。

参考文献

[1]张謇.张謇日记《张謇全集》（M）第一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371.

[2]张謇.变法评议《张謇全集》（M）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48.

[3]张謇.癸卯东游日记（M）.岳麓书社.2016：50.

[4]张謇.初等小学教育必须改良之缘起《张謇全集》（M）第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83.

[5]工藤武重撰.汪有龄译.日本议会史（M）.江苏通州翰墨林书局.清光绪30年.

[6]张謇.为时政致铁尚书函《张謇全集》（M）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103.

[7]张謇.国会代表上都察院请愿书《张謇全集》（M）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138.

[8]张謇.国会代表第二次请愿书《张謇全集》（M）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145.

[9]张謇.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续《张謇全集》（M）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128.

[10]张謇.辛亥九月致内阁电《张謇全集》（M）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190.

[11]张謇.致袁世凯函《张謇全集》（M）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186.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立项项目“张謇的革新思想与日本明治维新关系研究”（2016SJD770004）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