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冷落的新诗

内容摘要：新诗走过百年，曾几度受人追捧，然而80年代后期以来，新诗逐渐受到人们的“冷落”。从新诗内部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在内容上脱离群众，缺乏时代精神；其次，语言走向口语化、庸俗化和欲望化；最后，新诗诗体建设不够完善。

关键词：新诗 时代精神 语言 新诗诗体

中国新诗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在此期间，新诗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诞生了许多优秀的诗人，并创造出一批经典的诗歌。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典化的诗歌逐渐减少，新诗的读者也逐渐减少。现今，相对小说的火爆，新诗则处于相对冷落的状态。这一现状的产生市场、读者、媒体等难辞其咎，但更应该引起关注的是诗歌的内在原因。

一.脱离群众，缺乏时代精神

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诗人处于一定的社会生活之中，其言行智趣必然会受到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影响。同样，诗歌的受众——读者也处于一定的社会生活之中，读者的思想感情也会受社会生活的影响。诗人与读者皆离不开一定的时代，因此诗歌必定与时代息息相关。诗歌想要打动读者，使读者产生共鸣就必须深入群众内心，抒发具有典型性的时代精神。

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诗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30至40年代以艾青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在诗歌中以血泪控诉帝国主义的侵略，抒发抗战救国的爱国激情；80年代朦胧诗人对人的主体性进行思考，体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然而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处于转型之中，社会生活的巨变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文化需求走向多样化，“诗学观念与创作实践更呈多元化格局，总体上呈现为一种无序的混乱”。[1]这一时期，许多诗人树立起标新立异的大旗，他们以一种质疑精神，怀疑一切，主张打破原有的诗学观念，不再追求诗歌中的时代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韩东、于坚为代表的的“第三代诗人”。“第三代诗人”具有一种平民意识和反崇高的倾向。韩东在《有关大雁塔》中抒发“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的感慨，诗人淡化了自己的情感，对大雁塔的历史传统进行消解，体现出一种反英雄、反理想、反崇高的平民化倾向。

90年代民间诗刊的活跃、网络的发展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但脱离时代精神的新诗并没有得到健康的发展，在诗歌内涵方面出现了许多不良的倾向。首先，新诗出现日常化倾向。80年代后期诗人开始关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描写日常生活中的困顿与烦扰。新诗的日常化体现了诗人的人文关怀，但许多诗人仅仅停留于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诗歌缺乏一种问题意识，没有揭露老百姓的生之困顿，没有呐喊出老百姓内心的声音，诗歌也流于空洞、乏味。其次，新诗走向了庸俗化和欲望化。2000年，沈浩波、朵渔等诗人提出了“下半身写作”的主张。陈仲义先生曾说：“把肉体当作写作的主要资源和内驱力，集结本能，冲动，原欲；以快感为推力，贴近生命的本然状态而形而下日常现场。”[2]由此可知，对身体进行书写可以揭露人的本能状态，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在“下半身”诗歌的创作中，诗人将身体作为性与欲望的代言词，在诗歌中对身体进行一种毫无美感的展示。“要还能把/这个女人/抱上床/那该多爽”（沈浩波：《朋友妻》）、“胸脯高耸/屁股隆起/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沈浩波：《一把好胸》）。这些作品语言暴露，内容色情甚至违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3]，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表现出一种崇高的道德追求，“下半身”写作反其道而行，这类诗歌自然不被读者所接受。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脱离时代精神的新诗必将被时代所抛弃，现今新诗想要发展就必须主动融入时代，揭示时代的精神。

二.语言艺术的缺失

诗歌是一种语言艺术，语言对于衡量诗歌的优劣起到了重要作用。百年间诗歌语言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过度口语化，二是语言生涩难懂。

80年代后期，一些诗人开始提倡口语化，以口语入诗使诗歌简洁易懂，拉近了民众与诗歌的距离，诗歌更加易于接受和流传。“不可否认口语在新诗中的地位，但一味讲求口语入诗，容易让人在‘口语和‘诗语之间产生误解”。[4]诗歌中的口语不是日常意义中的口语，而是经过一定的加工创造，简洁、凝练具有美感与音樂性的语言。《雨巷》全诗并无生涩难懂的语句，语言简洁，自然流畅，但这些看似简单的语言在诗人的加工创造下赋予诗情。那“寂寥的雨巷”、孤独的“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姑娘都深深地留在读者的脑海里，从这首诗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诗人的叹息、诗人的惆怅。现在许多诗人以口语作诗，但他们的诗歌却过度的直白。“女儿说/明天不让我去接她了/要让妈妈去接她/她说妈妈不会故意‘唉唉声”（《故意》），“我开着电动自行车/挨家挨户/找老婆要我帮她买的/2元一瓶的那种维C银翘片……”（《旧时光》）。这些诗歌是纯粹的口语，无半点的诗味，读者读之，味同嚼蜡。与口语化相反，一批诗人在语言上过度修饰，导致诗歌生涩难懂。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诗潮的影响，一些诗人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大量使用象征、暗示、跳跃等手法，这些手法用得好可以增加诗意，用不好则会生硬地制造许多阅读屏障。作为中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李金发在诗歌创作中常常会选取一些新奇的意象并赋予象征义，他在诗歌创作中的成就与贡献我们无法质疑，但就读者的接受程度而言，这类诗歌并不受老百姓的喜欢，在《弃妇》与《雨巷》之间，更多的人会选择后者。

老诗人郑敏曾说：“中国新诗像一条断流的大河……可悲的是这是人工断流……我们在创造新诗的同时，切断了古典诗歌的血脉……”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切断了与中国古典诗词的联系，走向欧化与口语化，这一发展方向背离了中国人的语言方式和审美方式，新诗也就不能很好的得到读者的认可。新诗语言经过百年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独立性，现今新诗语言想要有所突破，就必须立足于当下做到“古今结合、中西交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话语结构和表达范式。endprint

三.形式美的缺失

新诗诞生百年，诗体主要分为自由诗和新格律诗，至今这两类诗体都没有得到完善的发展，“诗体革命”也成为新诗“二次革命”的重要内容。

新诗是对于古代诗体“大解放”的产物，在胡适看来所谓“诗体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5]自由体诗的出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使新诗走出旧诗的藩篱，诗人情感的表达不再受诗体的限制，新诗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但是在实际的创作中却出现了许多问题。新诗虽然摆脱了旧体诗词五、七言句式的束缚获得了自由的形式，但作为一个新的事物它却没有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完善的诗体观念。许多诗人缺乏必要的诗体意识，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以口语入诗，并采用和日常口语完全一样的表述方式进行创作，这样的创作形式使许多新诗流于“口水话”。艾青的诗歌创作为新诗注入了散文化的特点，散文化的自由体诗也成为许多诗人的共同选择。散文化的自由诗和初期白话诗相比，在形式上虽然有所进步，但却容易造成诗文不分的情况，因此诗和散文的界限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以徐志摩、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诗人提出了“新诗格律化”的主张，自此新格律诗成为了新诗诗体建设的另一倾向。新格律诗要求“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讲究诗歌的押韵，闻一多进一步提出了“音尺”的概念和“三美”主张——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新月派诗人这一系列主张都强调了新诗的韵律和结构，注重将诗歌的内在情感与外在的结构相统一，为新诗诗体的建设指明了一条健康的道路，但现今许多诗人并未沿着这条道路进行探索，在诗歌创作中更多的诗人会选择自由体诗。

百年之间，新诗诗体建设虽然取得过一些成就，但一直处于自发的阶段，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诗体观念。至今依旧有许多诗人缺乏诗体意识，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不考虑诗体因素，甚至走上初期白话诗的老路。新诗想要发展，必须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形式，新诗诗体的重建还需“提升自由诗，成形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6]

新世纪新诗将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挑战，新诗想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就必须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达到思想与艺术的契合，因此在新诗建设上诗歌的内涵、语言和诗体三者必须合而为一，缺一不可。百年的时间对个人而言很长，对新诗却很短，新诗作为一个新的事物还有更多的发展潜能，对于新诗我们要报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优点要继續弘扬，缺点也要不断改正，争取让新诗这条大河能汹涌澎拜地流淌。

参考文献

[1]谭五昌.百年新诗的关荣与梦想[J].当代文坛，2017（3）：10.

[2]陈仲义.肉体化诗写刍议[J].南方文坛，2002（2）：41.

[3]张祚强，张田.论“下半身诗歌”的肉体化写作倾向[J].时代文学（双月版），2006（6）：120.

[4]自国庆.试论中国新诗语言[J].当代小说（下半月），2011（2）：62.

[5]胡适.尝试集[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2.

[6]吕进.三大重建：新诗，二次革命与再次复兴[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132.

（作者介绍：陈琪，闽南师范大学2017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