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事学角度解读《百合花》的情感历险

[摘 要] 茹志娟的小说《百合花》，是一个战争背景下的温情故事，也是一篇宏大主题下的精致文本。本文试图从叙事学角度，着重于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话语，叙述视角和叙述节奏三个方面的突破，来证实《百合花》中“我”的情感历险。

[关键词] 话语；叙述视角；叙述节奏；情感历险

传统意义上阐释《百合花》，主要集中在两点：即英雄故事与人情故事的结合并从侧面来展现宏大叙事主题；在主要人物分配上让小战士新婚小媳妇平分秋色，甚至得出了小战士与新婚媳妇的感情是小说的主体。从叙事学角度对这两处的重新阐释，均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结论：看似英雄与百姓的故事实际着重的是战争背景下的几个普通人。就像作者当时所处“反右”背景，也可以产生一个人性恶的故事。同时，对小战士与新婚媳妇之间感情的渲染，忽视了“我”的存在及重要意义。小说更可以阐释为是“我”的一次情感历险，“我”的所有微妙的感情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线性延伸。

一、“我”的话语

第一人称叙事是屡次被重多评论者提到的，第一人称也是淡化第三人称宏大叙事的重要手段，“我”是引导人们去体验的，而“他”等第三人称叙事是引导我们去审视的。作为第一人称叙事的范例，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没有去区分叙述者“我”和人物“我”。的确，在《百合花》中，叙述者“我”和人物“我”之结合是比较紧密的，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聚焦者“我”的大量心理活动在叙述者“我”的“说”中，是存在引导读者意图的。根据热奈特的观点，叙述者的话语在叙事作品中基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直接性话语、间接性话语、转述性话语。可以发现，叙述者的直接性话语和间接性话语经常存在一个矛盾的语境。护送的途中，“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人物“我”吃月饼时，叙述者的话语：“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伤员接踵而至，叙述者：“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我”的心理活动明显与当时的战争背景相悖，于是也就与间接性话语，即人物语言相悖，但是叙述者给于它的分量在全文中是至关重要的，并且直接导致了小说基调，以及让“我”在始终处在一个与政治层面和人性层面的分分合合中，那么本文结尾，人物“我”没有任何人物话语的结尾也就成为必然。

二、“我”的两次缺席

小战士单独去新婚媳妇家里借被子，在小说叙述本文中是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又是通过聚焦者小战士的叙述而来的，“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显然，叙述者“我”所听到的小战士的话语是不可靠叙述，但是叙述者“我”的随即的意识形态视角的解释与先前的女性视角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但他执拗地低着头，像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地把群众影响的话对他说了。……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给于了读者阅读期待上的第一次延宕。作为女性，“我”应该是能感觉到症结所在的，其时的话语无疑具有了一种明知故意掩饰意味，这与小战士的不可靠叙述形成了张力。文本中“说”的人与故事中“看”的人，貌似圆满解答症结所在的对话实际上藏着一个不对等的局面，叙述者“我”因而也成为一个不可靠叙述者，而这正是凸现作为小说人物的“我”的形象的极好机会。

小战士的牺牲这一故事在本文中又是一个听来的故事，“‘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担架队员的叙述显然是可靠叙述，然而在担架队员显然具有的意识形态视角之下，“我”的意识形态视角又悄然让位于女性视角，“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如果说第一次的缺席带来的叙述者的判断是有意掩饰什么，那么第二次的缺席之后带来的叙述者的态度已经是全然自觉的情感流露，在就要使读者的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阅读期待得到满足之时，叙述者的意识形态判断戛然而止，读者的阅读期待第二次被延宕。“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的只是一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而不是我们急着要冠之于“英雄”称号的人。“我”的两次缺席，是让“遗失了的信息”起到更大的作用，到此为止，“我”的感情取向已经明显地展示出来，这场精神历险以悲剧告终，却让人物“我”的形象留有余味。

三、叙述节奏与“我”

小说的叙述节奏安排与“我”的视角恰是珠联璧合的。素材受到的关注程度是不均等的。有意思的是，在屡屡被阐释为军民鱼水情的这篇小说中，小战士与“我”（一个女战士）的“护送场景”叙述却占有了相当大的分量，而这个场景，也不是战斗场景。褪去战争的底色，一种朦胧的感情上的相容依旧可以铺展成为一篇有关人情人性的小说。小战士护送“我”，“我”一路的所看，所想象，所感知是充分的，“……背后好像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拼命忍住笑，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故事时间甚至大于素材时间的了，这是一个减缓的场景。把“我”的调皮泼辣与小战士的腼腆认真表现了出来，这正是“我”的思想感情逐渐由无意到有意的重要过程。接下来的本文，“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根据米克·巴尔的观点：“故事中概略的地位极大地取决于所涉及的素材类型：转折性素材需要的概括比展开性素材少得多。”到包扎所的一路的故事已经通过前面卓有成效的叙述得到了展示，接下来的省略是必然的，那么到了包扎所之后发生的“借被”，是一个转折性的素材。这个素材中，人物的语言动作肖像等纷纷出现，小说主要人物在这一事件中，得到了刻画，应该说，这个时刻是一个核心时间，叙述可以通过它，也的确通过它向“任何方向继续”了。借被之后的小战士的离开之后的素材则显得有些冗长，人物的出场也有些杂乱，但却是无法规避的，这个素材之所以近乎翔实，内容按部就班，其意义有两方面，一是让“我”和新婚媳妇等人的面貌逐渐清晰并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对于所有出场的重要人物是必要的，另一方面是给于小战士最终的牺牲这一素材的形成以时间。

对于《百合花》的叙事学阐释空间是很大的，从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视角，叙述节奏所做的思考，看到了人物之我，叙述者之我，在一个特殊时代下对另一个特殊时代中的一个故事的展开。叙述者“我”与人物“我”在故事中由于素材的安排原因，出现了几度分合，这种张力构成了本文独特的叙事学特色，叙事就像生活，其表意游戏永远是开放的，“我”的情感一路颠簸，在一个近乎完美的悲剧中结束。长久所谓的“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终究是“我”的一场情感历险。

参考文献：

[1] [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 [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晋文婧，女，安徽芜湖人，苏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