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探析——基于文化的视角

时间：2024-04-24

练庆伟

（华南农业大学思政部，广州510642）

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探析
——基于文化的视角

练庆伟

（华南农业大学思政部，广州51064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是信仰大众化，它既是理论大众化的升华,又是实践大众化的动力。“向文而化”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本原指向，“以理服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主导机制，“以文化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重要资源。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文化品格不是“价值无涉”，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要兼备文化指向、兼循文化逻辑及兼顾文化资源。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文化视角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理论大众化、信仰大众化与实践大众化的有机统一。其中，信仰大众化是关键，它既是理论大众化的升华,又是化为大众实践的动力。随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从“何以必要”、“何以可能”到“何以实现”的深入，如何化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要求为大众的主体信仰成为一个重要命题。综观现实，政治视角是探究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主要视角，但仅限于此尚不能完整地揭示其复杂性。基于文化视角探析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若干核心问题，应是思维转换的新视角。所谓文化视角就是让文化成为我们审思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价值指向、运行机制及资源利用等问题的一个标杆、一双眼睛。

一、向文而化：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本原指向

文化是人化与化人的统一，既表现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已成形式，也表现为人向文而化的发展状态。人化形式中留下了人的努力和创造，标识出人的发展程度；向文而化使人脱离蒙昧成为人，使人成为“文化人”。这是人的本质展现和形成的原因，是双向互动、交替上升的过程，实质是人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同时改造自身、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正如恩格斯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因此，文化的价值旨归不是别的，而是人本身的发展，促使人脱离必然的限制成为自由全面的人，“人‘文化’自己的最高形式是，为自己设计和建造出一套精神家园。”[2]

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有突出的文化指向。首先基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文化性。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无产阶级是核心的价值主体，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核心的价值指向。其在俄国和中国的实践首先也是作为推翻腐朽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而存在的。鲜明的阶级立场及革命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突出的政治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不是简单地基于阶级斗争，局限于狭隘的政治利益；更立基于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怀着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人类文明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合理性，发展矛盾衍生的问题域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崇高性。“从社会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指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主观确信，并作为实践指南。从个体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信仰指人们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状态的主观确信，并作为实践指南。”在这里“人们不仅实现政治解放也实现物的解放、精神解放，归结一点，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3]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对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的未来的神圣向往，是一种现实的信仰、科学的信仰、崇高的信仰和健全的信仰。“她是人类信仰史上的伟大变革，而且是迄今为止的人类信仰史上最伟大的信仰。”[4]因此，作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统一、科学性与崇高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信仰不仅是文化的“核心的核心”，而且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是人类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最合理的精神家园。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文化性表明，大众化不是对人的外在强制，而是人的目的性的精神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文化指向的根基。同时，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文化指向也依托于“化大众”的教育活动的文化特性当中。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是极其严肃的伟大事业，通过培养不断地将新一代带入人类优秀文化精神之中，让他们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因此教育的原则，是通过现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导入人的灵魂觉醒之本源和根基。”[5]也就是说，“化大众”的教育活动实质上是促使人“文化化”的过程，其尽头不是规训人的服从本能，而是通过激发信仰的自觉彰显人的创造本质的自觉。正如胡锦涛指出：“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有新发现，有新创造，有新前进。”[6]因此，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过程固然蕴含意识形态传播，但它更是使人从自然人向完全的精神人成长的过程，是构筑精神家园的“文化化”过程，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由上观之，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以构筑崇高的精神家园为价值指针，具有突出的文化指向，不仅有社会导向价值，还有个体享用价值，是工具性和目的性的统一。文化指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本原性指向，但不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唯一指向。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有时会侧重政治指向，有时会强调经济指向，但这是特定时期的工具性指向，是文化底色的扩展延伸。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在“以人为本”的今天将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定位于纯粹的政治目标可能缺少发展的空间，从属于经济可能丧失其超越性，彰显文化本性成为新时期新发展的新要求。当然，强调复归文化指向并不是脱离政治、经济指向的有机联系，而是要实现辩证统一。

二、以理服人：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主导机制

如果将社会系统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三个子系统的话，经济是基础，政治、文化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但把这些按它们以同一的逻辑和固定的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马克思在谈到艺术时就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7]也就是说，这三个领域相互作用，但不完全重合，它们在一定范围内遵循不同的规范和发展逻辑。对此，有学者认为：“政治的原子是‘力’(power)，经济的原子是‘利’(profit)，文化的原子是‘理’(truth)。力、利、理的汉语拼音都是li，此说可简称‘三li说’。原子不宜单独存在，那种游离状态，极不稳定，三li皆然。三li原子合成分子，其存在就稳定了。政治单位的分子含有三li，但以‘力’为中心，而‘利’、‘理’为‘力’服务。经济单位的分子也含有三li，但以‘利’为中心，而‘力’、‘理’为‘利’服务。文化单位的分子也含有三li，但以‘理’为中心，而‘力’、‘利’为‘理’服务。”[8]经济发展状况是大众化的根本动因；政治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大众化的发展，成为促进或抑制的因素；而文化则属大众化的“直系亲属”。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根本上是文化建设，两者形成同构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机制要契合政治机制和经济机制，但更要以相对独立的文化机制为主轴，以“理”为中心，否则便可能错位。

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政治机制和经济机制都有其局限性。政治机制以“力”为主要特征，诉诸于显性的强制力，主要方式是硬性灌输，一定范围内是信仰发展的渠道。但这样发生的认同可能是形式上认同而实质上不认同。这可从“文革”经历者的诉说中看到：斗争对象的不断变换，政治运动的起起伏伏。一旦引起伪善的把戏被戳穿，我们无疑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被出卖的感觉，这些都导致了我们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尤其是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更是给我们“发热”的大脑当头一棒，加速了我们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9]经济机制以“利”为主要特征，实质上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主要方式是物利诱导。这是信仰发展的原始力量，虽非横暴也非同意，但容易形成自发而不自觉的状态。因为物质利益这种原始冲动普遍化为主导逻辑的话，难免出现只有冷冷的钱在流动而孤独的我在徘徊的“物本信仰”、“科本信仰”的日益扩张；而马克思主义信仰则可能因工具理性的膨胀而被边缘化。文化机制以“理”为主要特征，不同于以力服人、以权服人、以钱服人，是“以理服人”，[10]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的逻辑延伸，核心是价值认同，实现方式是整体理解与意义陶冶。虽然文化机制不具有政治的强制力也不具有经济的诱惑力，但契合了信仰的文化本性及主体信仰生成的逻辑，有利于实现自觉且自愿的认同状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与政治价值追求相关，但不能仅通过政治工具强制认同，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矮化为“信仰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社会经济生活相连，但也不能完全经济化，将理想性文化与现实（实用）性文化完全重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需要兼循政治、经济逻辑，但文化逻辑应当成为其主导机制。

实践中，由于经济、政治处于社会的表层，相应地会突出经济、政治对大众化的制约作用；而由于文化处于社会的里层，往往容易忽视大众化的这种最稳定的同构关系。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在非市场经济时期曾偏重于以“力”为中心，在市场经济时期又有倾向“利”的趋势。这种思路实际上是把大众化看作服务于政治、经济需要的工具，忽视了其要依托于文化机制实现发展的一面、相对独立的一面。当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必须完全脱离经济、政治逻辑，是不合理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离不开社会系统的支持，否则会处于无根状态；同时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也有明确的历史使命，不能任意发展。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文化机制强调的是：第一，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作为文化子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并与经济、政治形成合理的张力。大众化不是政治经济系统的“应声虫”，也不完全是社会发展的工具，大众化作为文化的存在有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一定程度上是自律的存在、自为的存在。也就是说，不能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要求简单移植，而是要按照文化领域的规律、以理服人的逻辑进行转换。第二，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文化定位也强调超越性的要求，形成现实与理想的合理张力。信仰是“应然的应然”，如果将其与现实直接对接，其实是扭曲了信仰，使理想性文化失去范导性和超越性。同时，这种“短路”状态也可能超越了理想信仰的可能承载力，从而造成失望的机会增加。

三、以文化人：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重要资源

“人化”的成果会反过来教育人、熏陶人，这“无言之师”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可信赖的重要资源。首先，文化的整体育人。文化不是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所能完全容纳的，而是一个有序的整体，“是一种有相互依存性的系统，并且具有按某种感到合适的方式分隔和排布的形式。”[11]这种完整性、综合性成为个体生长的坚实之根，如同土壤一般支撑着个体，正如有学者提到：“个体的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是他的不可能性。”[12]显然，文化既是理论发展的生长点，也是个体信仰成长的始基。所以，文化资源可以为信仰大众化提供所必须的广阔的知识背景，开发文化资源有利于让人们体悟理论精神，实现化大众的目标。其次，文化的陶冶育人。文化不仅是个体思想发展的土壤，而且也是个体思想发展的空气，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细节都“浸泡”在文化的“酒”里。这不是某种价值条目的教导，而是惯常的、无意间的养成。对此，有学者将之视为“无意识”的作用，认为：“除了深藏于我们自身的机体组织内的行为决定因素处于意识层次之下外，还存在另一类同样是无意识的行为决定因素：超机体的文化传统内的力量和因素。”[13]就是说，文化本身能承载着大量的信仰内容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总之，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之土壤，因为有“根”，所以价值条目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鲜活的实在；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之空气，因为是“气”，因而人们时刻沉浸于其中而润物无声。

可见，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资源是可能的，而且具有优越于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濡化、涵化、内化等优势。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资源要注重以下两个层面的开发：

第一，强调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文化之根。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但彻底的理论需要彻底的方式才能掌握人，“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14]因此，需要增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解释厚度，才有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魅力。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就鲜明地指出：“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和吹牛家”，“如果我们只求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那就更危险了。”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15]为了强化大众化的文化之根，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教育者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前提，也是正确有效地传播经典理论的基础。其次，经典著作的重视。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历久弥新，不仅在于其真理与价值的高度统一，也在于严密的逻辑分析，还在于信手拈来的旁征博引及优美表达。比如《共产宣言》、《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等著作，每一个认真品味的人都会为之震撼。从目前来看，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经典的不理解。“经典教材化”可以使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将理论知识打回到“原点”，而作为“原点”的知识又会成为大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点和方法论源泉。同时，还会促使经典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得益彰，既实现了稳中有变、变中有因，又实现了抽象知识与具体知识相配合，有利于“体认之知”的育化。再次，人文科学的重视。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不是要禁锢人的思想，奴化人的行为，相反是为了解放人、发展人，因此，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应该具有更为宽阔的视野，这是文化“化人”的重要方式。因为宽阔的视野不仅可以促进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而且通过比较鉴别后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持更科学合理的尊敬与信奉。相信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同样也可以相信开放、民主、彻底的方式不会走上歧途，而是更能彰显马克思主义的魅力。

第二，注重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的文化陶冶。这里主要指文化氛围的营造，包括文化情境的创设和文化环境的优化。情境是主体予以把握和规定的环境。例如：学校文化情境主要包括学科课程、活动课程和隐性课程，这些课程体系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既是信念和信仰赖以存在的土壤，也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催化剂。当前活动课程商业化、娱乐化、形式化、标签化的情况不容忽视，必须强化文明修身类、理想信仰类的社团及活动。同时，还要重视隐性课程，尤其要挖掘传统红色资源，传扬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时代资源，整合各类节日仪式资源，以及创作优质的网络及影视等新兴资源。相对于情境，环境则具有自为、自在的一面，因此对环境不可能完全把握或控制，而只能寻找契机进行优化（当然优化环境不等于净化、纯化环境）。现代性已是我国社会各领域的突出表征，现代性呈现出世俗趣味的高涨、工具理性的蔓延和个性表现的放纵等典型的取向。在这种文化矛盾之下，产生了诸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及享乐主义等思潮。这些文化思潮直接注入一种“及时行乐”的观念，“精神生活在现代从根本上面临着世俗化、分化与虚无主义的困扰。”[16]同时，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革命向改革的转变以及由封闭走向开放，也现出了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及民主社会主义等不良思潮，这些思潮对主导信仰具有极大的消解性。总之，古今中外思潮在当代中国沉淀和变异，产生了反复强化、综合强化和累积强化的效应。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引领文化思潮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环境优化的重要维度。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有突出的文化品格，但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没有立场，是所谓的“价值无涉”的活动，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要兼备文化和政治指向、兼循文化和政治逻辑以及兼顾文化和政治资源。马克思主义信仰大众化强调文化性和政治性兼具，是对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的拓展，有利于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大众化何以实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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