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两次战争

离开老家参加国民党的时候，我只有15岁。我自小住在湖北省石首市高陵镇茅草街，与湖南常德相隔不到120公里。到了1941年，那里的房子大都被炸得稀烂，很多人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我家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烧毁了。大街小巷到处是横幅，写着“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口号。年纪轻的人，一听到招兵的消息，就像狗崽一样奔去了。

那时石首所属地区的国民党师长姓陈（好像叫陈四海），正好在当地招兵。那个时候，招一个连你就能当连长，招一个营你就能当营长。他招了一个营的人，我被安排在国军103军新兵团，因为生性活泼，被选作班长。后来建国后，听说他是旧社会来的，因为有恶迹被镇压了。

我们在常德训练了3个多月，内容主要是熟练掌握炮弹名称、远近发射要领等，3个月后，军队的野战防御能力和大炮装弹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后来常德失守，我们就逃到了湖南的桃源、临江交界处。

1943年10月的一天，我在驻地附近侦察，发现前方不远处的山坡旁有日伪军出没，潜藏隐蔽。我警惕到，这是一座日军的碉堡，三面都有枪眼，看上去防御坚固。这里地处去往常德的必经之路，国军的后勤补给、战略物资当时都被阻截，攻打常德的军队伤亡惨重。我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马上跑回去报告长官。但当时部队少尉级以上的长官都到营部去开会了。

那天晚上雾霾很大，是个炸毁敌军碉堡的好机会。我顾不了那么多，就组织班上的士兵拿着武器和手雷，到敌军碉堡附近埋伏。我们一直从晚上10点蹲守到凌晨3点。连长回来后看我们不在，以为我们开小差，也没去寻找。等到深夜，日伪军放松警惕、打盹睡觉时，我们慢慢摸近目标，冲进防御坚固的碉堡，开枪扫射正在梦中的日伪军，9名日军被打死，其中一名是少佐，还缴获了3挺机关枪。没过多久，日本援军赶到，两方开战，当时火光冲天，不断扫射过来。我大喊全班撤离，随手拉响一个手雷，投向碉堡角落里的弹药箱，只听突然一声巨响，深藏隐蔽的碉堡给我炸了一个大坑。我赶快爬起来跑回了阵地。

天亮了，枪炮声也停了下来。团长周应才也赶到了阵地。营长黄义贵带我去见团长，一见面，我敬了一个军礼，没等我把手放下，团长就打了我左胸一拳，说道：“你这个兵不错，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徐风金。他说，你很勇敢，抗日也很了不得。然后跟一旁的二营长说，发给他一套新军装，从今天起提拔他为少尉军衔，炮兵一排长，嘉奖申报军部。

1944年5月，长沙会战打响，日军改变了以前的部署，抽调周边黄伪军保安团，总兵力达三十多万，而国军与八路军兵力才二十多万人。这次半个多月的战斗中，国军、八路军均伤亡惨重，长沙失守，被日军占领，国军、八路军开始调整作战部署。

7月中旬，我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进行第四次长沙会战反攻，我被调到炮兵一连小阳山，指挥前线。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天，后来日本人急了，开始狂轰乱炸。一天中午，日军突袭我所在的炮兵阵地，爆炸的弹片击中了我的头部和右臀部，我流血过多，昏倒在战场上。

我被一个士兵老伯送到了常德的后方医院，在医院时一直处于半昏迷半清醒状态，隐约听到医生护士说，长沙又收复回来了。大半年后，我的腿痊愈了，但头部受伤造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医生说，你不适合留在部队，需要很长时间的休养，再说，你的部队早就离开了长沙，日本也投降了。后勤处给了我48块大洋，作为安置费，又给了我转业证书，就把我送回老家了。

回到老家，当地群众把我当作“抗日英雄”一样欢迎。但好景不长，我老病复发，一躺就是好几年。卧床时听父亲讲，国军和共产党对抗，内战好几年，蒋介石战败逃到台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叮嘱我，从今天起对谁都不要说起你参加过国军，那是要枪毙砍头的。

1951年，抗美援朝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上面组织志愿军，我想是中国共产党又怎么了，我还是要参加的。当时我对象也没找，就去参军了。面试时，首长问我，你参加过国军吗？我说参加过，是被抓壮丁抓去的。我没敢说自己曾经是少尉，只说是一般的炮兵，服役8个多月（实际上是3年）。后来，我被分到了炮兵部队。

我大概是51年1月应征志愿军的，一参加就被带到华北，集训了4个多月。那时听说美国已从三八线打到鸭绿江上了，还没集训完，5月我们就带着武器入朝了。那时哪来那么多装备呢，骑的都是安徽骡马，用的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来的炮，它有架子，一个人又扛不起。只有炮兵才有这些，其他部队没有。还有一些装备是重型武器，比如反坦克手雷、反坦克弹、爆火棍什么的。再就是“中正式”和“三八式”的枪，还有些手榴弹，也是缴日本人的，时间久了丢出去都不响，有的枪连枪栓都拉不开。

那时候武器相当差，可为什么还是打败了美国呢，因为毛泽东时候教育大家都想打仗立功，为自己争取前途，军中多忿恨美国，就有了一股不怕死的精神。因为我对炮弹很熟练，被提拔为中士班长。

我们当时住在五圣山背后，那也是黄继光炸碉堡的地方。美国人看到后又往东海跑，我们也跟着去那边挖山洞建工事。我们当时的任务是在东海防御美国联军空降，反航母登陆。那些日子，我们就在山洞里住得蛮好，一边等他们空降登陆，直到后来听说他们不来了，转战到了越南。

到了1953年，我们被调回到辽宁义县整编装备，配备全部换成苏氏武器，什么喀秋莎火箭炮，还有山炮野炮榴弹炮，打得韩国的主力军哇哇乱叫。美国的军队没怎么损伤。朝鲜的人民军还好，我们只有38军伤亡惨重一些。后来我们去接替他们，一直打到战争结束。之后的任务就是交换尸首，交换俘虏，又修营房，又搞学习了。这样，在朝鲜待了六七年。

1953年7月的一天，宋庆龄、贺龙、黄继光的母亲等人作为第三次赴朝慰问团来到我所在的炮兵部队，给大家作报告。散会后，宋妈妈与我们见面，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们辛苦了。那时候我一激动，脱口而出：“不辛苦，还没有长沙会战辛苦！”忽然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贺龙元帅看我害怕的样子，说，小弟别害怕，有宋妈妈为你做主。这下我不说也不行了。我抬头看看宋妈妈和贺龙元帅，他们笑了。我便放下心来，说：42年我参加国军103军新兵卫国部队，炮兵连少尉排长，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负伤转业。宋妈妈说，小弟，你是抗日英雄。

1956年，我因为战斗表现突出，被推荐加入中国共产党，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并被提升为代理排长。但不久后，因为环境恶劣，阵地火药味、烟雾蔓延，加上缺少水源，我的伤口溃烂，住进了医院。1957年4月我转业回到老家，在茅草街镇人民公社任职，1960年被打为右派，没有了工作，开始到处拉板车。

我一生参加了挺多战争，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和我一起参战的人大都不在了，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