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人世间》的工业化书写

张海东

内容摘要：梁晓声小说《人世间》以社会变革故事为基准，在现代小说寓意的探索和在工业小说书写特色的开创方面彰显了其独特的文学价值。通过对中国当代历史进行深广描摹，立体地呈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总体的发展演进状况，并在其百万字的篇幅中，对工业变迁中的人世沉浮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其中既有人物的命运起伏，也有工业改革理性化的全景展示，这种真实的、时代性的工业书写得益于作者的成长经历，脱胎于个人思考，在文本中则表现为站在全知视角上，以时间为轴来从社会、民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角度对历史进行复现，与此同时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独具匠心，突出普通人追求幸福生活的总体性思考，彰显出作品史诗性的恢宏。

关键词：梁晓声 《人世间》 工业化书写

如果说在八九十年代中相继发表的几部知青作品构成了梁晓声文学创作的基本底色，那么进入新的创作周期，面临着如何为作品赋予更广的视角和更深的内涵这一难题，作家给出了他独特的思考：以工业城市五十年的历史变迁为叙述场域，以普通工人周秉昆一家的命运为故事核心，将一个在历史长河之中、民族行进岁月里的工业化改革勾勒出来，并予其深广描摹、精心复现，力求讲出半个世纪中最真实、最深刻的工业化变迁故事。

一.《人世间》中工业化叙事方法的选择

东北地区的工业文学相较于其他地域的文人书写会更多地受到历史惯性的影响①，这种惯性由血缘作为纽带，包含两代甚至是三代人对整个东北工业区由盛转衰的共同记忆，其中显现着他们在大廠之中独特的精神生活体验。梁晓声是在哈尔滨成长起来的作家，亲身感受过改革开放后东北工业区中的生活，其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下岗潮势必给他以及像他一样生活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的平凡人留下众多刻骨铭心的记忆，这种浮动于时代潮流之上，同时夹杂着个人记忆的题材是梁晓声进行文学艺术加工的基础[1]。作为工人子弟，势必该为流逝的岁月做些纪念，于是那些下岗工人的子一辈开始直击工业题材的创作，而梁晓声的《人世间》则通过设置子一辈和老一辈、过去和现在的联系，不去追求地域历史文化中的生命形态与生活方式②，更加看重老中青三代人在当代东北社会的生活体验，通过人物的精神状态呈现出个性化的形象，如此让读者能够一探站在历史大潮之中的人们的所思所想。在作品的书写中，作家力求全面展现出东北工业区的辉煌与衰落在个人记忆中的景象，在叙述方式上，选择以不带主观情感的叙事、简单直接的口语对话、白描的环境渲染以及对细枝末节的刻意避免，但同时《人世间》中的这种叙事语言因题材的原因导致其必会受制于历史语境的影响，其中人物的生活思想状态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所以作品在选择第三人称叙事的同时又以各色人物为中心，让作品中的语言深含个人化的意味：当时间浮动于上世纪60、70年代时，作品中的工人的形象是高大的，“大三线”工人周志刚骄傲地称自己为“领导阶级”和“新中国的第一代工人”，而那些工人之后则被誉为“红五代”，他们在当时是国家光荣的建设者，同时也是有着“敢叫日月换青天”豪气的勇士；八十年代之后，整个作品的基调为之一变，故事场景也远远不再局限于几个工厂之内，开始更多地叙说各家之中的喜怒哀乐，这种书写本身就回扣了全景的书写布局，将目光进行播撒，触角力求更广地接触到更多的人，正如将江边的建筑民夫和拉小车的下岗工人融于叙事中，用他们来反映工业变革之下的普众生活，意蕴更加深刻。除了在视角上进行时空变化，作品在情感的舒陈方面也有所思量，书写带有疼痛的历史，本身的情感就将是冷淡的，梁晓声将书写的内容进行了“东北式”的加工，比如以东北地区的城市建筑为背景，人物对话上加入东北式的幽默语料，情节故事表现东北人民豪情的哥们义气，如此调控，从而略微地减轻悲欢离合的文本故事中的残酷和冷峻，展现出苦难历史时期崇高乐观的生命境界。但既然选择以历史为轴，那么在“真实的历史”的约束之下，落在笔尖下的文字就要表现出工业转折时期普通大众的真实生活，90年代的东北工业城市是脆弱的，各种问题堆积，人民生活折戟，但更深刻的是在心理上有了在自我纵向历史落差对比和了解了南北横向经济发展鸿沟现实之后的苍凉与无奈，塑造出一种历史的灰败感。作品中的工业城市带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标记，其中的某些场景在冥冥之中推动着故事的发展，使得文本的结局产生了些宿命的意味，如作家常常直接在文本里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地名，如“共乐区”“光字片”“酱油厂”“人民电影院”（原型城市中曾经的真实地名）等，这些地名是工业时期的产物，脱胎于早期工业化，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但当市场经济全面形成后，东北工业区一系列积重难返的问题相继出现——原本的工业住宅区破败不堪、国企工厂陷入发展泥沼、大批工人失业下岗、老年人的退休金和治病补贴得不到保障……，这些内容塑造的图景就使得《人世间》中的文本表现出一种摇摇欲坠的“消亡感”和今非昔比的“哀叹感”，最后的“光子片”拆迁或许就代表着这种过往历史的彻底消逝。

二.工业化变迁下的平民社会建构

经济制度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往往能够深层次地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和发展，而《人世间》中的社会建构则深深打上当代工业变迁的烙印，首先是家庭关系架构，以周家为例，周志刚身为新中国“大三线”工人，需要在政策的规划下去往各地参加建设，这就使得在以父亲为一家之主的年代里，周家的孩子往往缺少与父亲的沟通交流，作品中几次较为深刻的谈心还多是以书信的形式来表现，而母亲单一人又难以很好地对子女进行管束，对子女的情感变化更是难以揣摩，这或许也是周家三兄妹性格独立而又特殊的一大重要原因，尽管周志刚日后退休重回故里，可隔阂已经产生，矛盾的爆发也常常在所难免。再就是社会人际关系的建构，当工业化的时间点落在改革开放之前时，计划生产式的工厂和分配型的任人制度结合成一张无形的手，不仅安排了普通民众的工作生活，同样地也间接规划好了人们的人际关系，举例而言，1974年以前周秉昆以及他的父母在这座城市最大的友情来源就是同在工业区内居住的人物，这一现象在其他书写东北工业化变迁的作家如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笔下则更为突出[2]，除此之外，人物自身所工作的工厂环境更是自身友谊圈定性的重要因素，如还在木材厂工作时，周秉昆的社会人际关系最主要与同厂的肖国庆、孙赶超几人相连，等到了酱油厂则有了与曹德宝、吕川和常进步等人的新联系，并形成了“六小君子”的格局，故事才得以进一步发展。与此相同，时代变化造成工业变迁不断，个人命运也会随之不断改变，周秉昆以后无论是进工厂，入报社，还是做小工，干“拉脚”，抑或是开饭店等情节都为他重新编织了新的关系网，沿着这些线索不断生发出新的故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生的走向，正如书中所说——“对于底层青年们而言，友谊是必须认真对待的”，所以身在一个工业化元素特别饱满的地域和时代里，与工业变迁紧密相连的亲情友情的建构势必为他们这些从集体工厂出来的人所珍视，从而展现出艰苦岁月下特殊的真情与忠义。另外，在情感认同方面作品则以情绪深境中的共鸣来架构，对当下时代有集体认同，这是梁晓声赋予作品中大多数人物的特性，并且人物关系由此铺设开来，举例来说，当文本故事还停留在“文革”结束前时，书中大多数人物的故事集中表现出一种受压抑的悲苦，在周秉昆家体现为周家人因各种政治原因四处流散，在木材厂和酱油厂的人们则表现为半工业化低效率的集体劳作带来的身心压力，在光字片其他人家中则因缺衣少穿和政治冲击而普遍地遭受苦难，之后时期的人物故事也同理可推。人会因为相同的心理体验而互相联结，在这里作家的想象为他提供了一种表达立场的便利③，因为“真实的生活是浩瀚无边的，一个人不可能了解整体和所有千差万别的局部”[3]，但书中所表现的苦难时代下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表明在时代的洪流中所有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内容没有雷同，各家有各家的不幸，悲苦穿插不断，那么如何来解释《人世间》中的人物受难的普遍性，作家在叙述人物故事时又是作何思考？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众所周知，《人世间》是一部描写了当代中国五十年社会变迁的小说，那么作者适当地以旁白的方式对故事人物所处的时代进行一些客观评论，或者直接通过人物的言论来对所处时代进行优劣圈点式的追问将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这在很多优秀的长篇小说如《平凡的世界》中也有所体现，但在《人世间》中，这种本该出现的语段却难以寻见，笔者于此将两个问题相连提出自身的思考：作者以工业变迁为轴，不直言纷繁的社会现状，而通过各种工业化的元素来联结人物，以普遍性的人世沧桑酝酿大致相同的情感，在这种情感抒发和故事叙事中来表达一个地域之下普通人与时代的共振，以书中描述的80年代后的故事为例，周秉昆、白笑川等人南下演出，虽得到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但“似乎每个人都遭受了精神重创”；周秉义在任副市长时南下招商引资时的所见所闻，使得他更加坚定了改造城市的决心；周秉昆、曹德宝、常进步回到之前的木材厂，发现木材厂因为南方加工厂进驻东北而导致破产，此时他们有些人之间的阶级已经大不相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因为某些经历生发出相同的情感，即关照对比不同地区的发展而表现出对现实的感慨和追求现代文明的焦灼，从而催发出东北人自立自强的呐喊，这种情感使他们之间得以联结，并由众多个体情感反映出当下工业变迁中人们的难处与困境，由此汇聚成九十年代东北发展的现实图景。

三.《人世间》工业化书写的价值意义

《人世间》所描写的时代之变包含着梁晓声本人深切的生命体验，其表达了作者对地域民族思想的深切社会关怀，《人世间》是一部描写东北城市50年历史变迁的作品，当我们将作品中不同年代的内容结合起来比较阅读，并将工业化变迁视角作为凸透镜对文章主旨进行放大，就能从作品的历史叙事中察觉出人物共性话题正经历着由隐到显的波动，主旨也不再局限于当下，而延伸至更远的地方——地域民族性。文本在1978年之前的主要内容以邻里相睦故事和工厂劳作记录为主，选择不直言“文革”这场对人们生活有重大冲击的政治运动，而是落笔于生活细微之处，真正地展现命运场中人物的生命律动。但身在动荡的十年中，是不可能完全脱离“文革”话语的，这时作家选择大篇幅地来对当地的工业化进行深广书写，将区属的两座工厂中的运作模式、工厂制度、生产流程、工人情义等内容进行了细致刻画，这就反映出就算是在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里人民生活才是人世间的主题，从而彰显出日常生活对政治革命的解构功能。但梁晓声是一个追求真实的作家，他不可能对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视而不见，所以在两大主要内容之外，他写了真实的悲苦——周秉昆家亲人之间的千里之隔、郑娟家的贫穷无助、受冤韩伟的自杀、军工厂工人的沉痛呐喊以及其他一瞥便可见的下层人民普遍的缺衣少穿，集中表现出人世间的悲苦，当故事发展到80年代时，这种局面就大大改变了，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本地工业的发展受阻几乎影响了全市所有的人，以工业立城的城市出现了工业转型的难题，这个问题牵扯甚多，解决甚难，没有借鉴的前例，矛盾也逐渐扩大，由此人与城的特殊境遇引出传统与现代、科学理性与主观信仰、城市与乡村、文化与习俗、价值与判断、动与静等多元存在，在这时各种反思、求进的思想开始在人物的意识中觉醒，同时真正体现作者创作主旨和文本意义的叙事就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显现。此时文本的主要内容表现为深陷困境中的工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大批次的工人下岗，本地工业不断遭受到外地工业的侵袭，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这种现实境遇使得人们不得不去思考未来的出路，由此周秉昆所在的杂志社开始成立演出活动部扩展业务并进行部门制度改革，周秉义所任职的军工厂开始尝试改变经营方式寻求出入，孙赶超等人则开始摆摊、跑腿、拉货自谋出入，其他涉及工厂员工生活的叙述也都在讲述他们对现实的忧虑和对未来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社会矛盾冲突大大加剧的历史叙述中，梁晓声却始终保持“平静”的叙述，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将深刻的求进意识展现出来，构造出了一种静穆的张力[4]。此时人们只是痛感生活的艰难，还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反思，等到故事发展到中部第十章后，终于有人开始集中地对现实的惨淡加以思考了，这时白笑川与周秉昆就南下演出的经历谈论自己的感受，他将停滞的東北与快速发展的南方城市进行比较，在叙述过程中类似“精神创伤”一类的词用了14次，但此时周秉昆还是有所不甘，准备物色演员、歌手发展新产业，但结果是“有才能的，十之八九都走了”，最后周秉义从周秉昆那知道了事情原委，道出了当下东北的境遇——“东三省的苦日子逼近了”，这种觉醒开始慢慢扩展到其他的人，到最后，就连郑娟也为光字片愈加脏乱的景象而心生感慨，这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生活惨淡的原因，身陷囹圄的东北这时也真正开始进行变革。到了新世纪，这种欲求唤醒人们思想的主题意蕴已经是喷薄欲出了[5]，一封《难道只有下岗工人心疼下岗工人吗》的群众来信能激起全市人民的探讨，各种社会改良方案也通过对话的形式不断展现，紧接着各种新事物不断涌现：新的工作、新的住所、新的街道、新的社会……，每个人都在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他们跟上时代，在享受社会福利的同时创造红利，故事的结尾，作家对A市的图景进行了美好描绘，其中虽有主观化的书写意愿，但这却也展现出了历经苦难的人们最终过上幸福日子的理想情怀，鼓舞着我们不断为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由此通过将《人世间》中的三个年代中的人物故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出以上几个时间段的叙述中梁晓声不断凸显民族生活和民族性，进而获得一种呼唤地域民族精神觉醒的超越性价值。

参考文献

[1]梁晓声.我与文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124.

[2]何青志主编.东北文学通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8：129-134.

[3]（苏）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89.

[4]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55.

[5]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56-62.

注 释

①②张浩，武兆雨.新东北作家群笔下的工业书写[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2（05）：110.

③谭天.现实主义写作的特质和诗性呈现机制——以梁晓声《人世间》为中心的考察[J].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04）：110-111.

本文系黑龙江大学2022年度国家创新训练计划课题“梁晓声小说《人世间》的工业化书写研究”（S202210212173）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