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视角下张贵兴《沙龙祖母》的本土化

时间：2024-05-07

蒋欣蓉

内容摘要：通过处理自身成长经验以及留台求学经验，马华作家张贵兴在《沙龙祖母》与《弯刀·兰花·左轮枪》这两篇短篇小说中构建了一个经验性的本土空间。在此空间内，现实的不在场与回忆的在地认知同时存在，表面的和谐与内部的纠葛矛盾要求角色做出选择，他们或理解或叛逆的形象正是这种选择的表现。这种叙事的背后并非单纯为了表现南洋想象与异域情调，张贵兴是用经验的视角来营造华人家庭的生活氛围以及海外华人的困境遭遇。用回溯插叙的方式标识时空的变换令不在场的想象具备在地的实感，借助“失语”对本土问题进行发声，这是张贵兴将个人经验与地方结合在一起的尝试，这一尝试也成为他之后创作长篇小说的个人风格。

关键词：《沙龙祖母》经验本土性马华文学张贵兴

张贵兴，祖籍中国广东，生于马来西亚砂劳越，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奔赴中国台湾求学。赴台之前曾多次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刊物《蕉风》上发表作品，赴台之后创作的作品从处理在台经验转为处理故乡婆罗洲经验，出版的长篇小说如《赛莲之歌》《顽皮家族》《群象》等令台、马两地文坛震惊，小说中独特的雨林景观以及族群斗争的描绘令张贵兴在马华作家中脱颖而出，成为马华雨林书写的代表人物。《沙龙祖母》是在台马华作家张贵兴的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从马来西亚北上中国台湾后创作的八篇小说，该小说集中《沙龙祖母》与《弯刀·兰花·左轮枪》这两篇涉及到华人家族的刻画以及身份认同的思考可视为后来创作的长篇作品的实验书写，因而本文选择这两篇作为讨论张贵兴小说创作的案例，分析小说中的个人经验的呈现以及本土思维的生成对张贵兴创作风格的影响，考察作家结合多重经验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逆写。

一.时间的回溯：不在场的在地想象

通过考察《沙龙祖母》这篇小说，可以发现该篇小说通过看似没有规律实则有迹可循的穿插短叙将现实的存在与过往的记忆连结在一起。诚然，这种连结显而易见，但回溯的描写令小说沾染了雨林潮热的氛围，不在场的作者通过回忆与想象创造出了南洋本土传奇。老祖母吴莲妹作为《沙龙祖母》中的核心人物，承担了将家族几代人的记忆串联集结在一起的任务。故事里的子世代，因老祖母的年迈多病集结在一起思考今后打算，面对年久失修的住所，子世代的长辈回忆起了过往。二叔的记忆碎片不必多言，热带雨林的原生态通过描述野猪、蜥蜴的肆虐动作寥寥几句传达了出来，但相比雨林动物的野性带来的冲击，祖母保护二叔免受野猪伤害的举动更加令人震撼：处理随本性横冲直撞能杀死人的野猪不过是顺手之劳，但这“顺手”的行为展露了超越动物本性的母爱人性。在某种意义上，《沙龙祖母》是一篇记载子世代心中的母亲形象的悼文。所有人都在经由回忆勾勒母亲的形象，众人分歧的记忆则交由祖母进行判断，但实际上，时间的遥远造成的模糊是无法确认的，能够确认的只有祖母备受尊崇的现实。年轻一辈的如阿新，也就是小說中的“我”，在“我”看来这种记忆与自己当前享受的现代式青春毫无瓜葛，“虽然它们引人入胜，我们总觉得那种事情太遥远，和我们的吉他、摇滚乐、青春痘、爱情的渴望扯不上关系。”[1]有关祖母的一切全都是经由上一辈人的回忆得知，在这个层面上，无法被确认的记忆里的祖母是想象出来的虚拟角色。年轻人的不在场正好呼应了作者创作的不在场，经回忆的传达，不在场的“我”通过回溯感受过往的场景与故事，作者借助在婆罗洲的成长经验创造了一种在地的依托于现实的想象，强化婆罗洲地方色彩，令“不在”也“在”。

这种“在”的感受，从最浅显的层面来说，是从充满婆罗洲异域色彩的文字意象中传达出来的。无论是践踏菜园的野猪与偷食家禽的蜥蜴，还是耸立在椰子树中的高脚木屋，均是作者童年成长过程中的见闻，颇具在地感。与此同时，通过书写老一辈过往经历带来的与当下充满现代性的现实不同的感受，同样是造成小说具备在地性的原因。当小说沉浸在年轻一代对现代流行事物的愉悦交谈的氛围中时，插入简短的一句“日本鬼子来了——”[2]便将小说时间回溯到长辈的童年，在此之后，故事中穿插的过往碎片记忆拼凑出了原始、凶险、异化的雨林形象。尽管如此，被拼凑出的险恶雨林经由祖母的介入，转变为可追忆的、可比较的经验体会的场所。

在段义孚看来，要认识一个地方需要调动所有感官并且通过大脑进行思考，如此一来地方才具有具体现实性，作者则通过创作作品将自身感受到的亲切经验表现给读者，“这里所说的亲切经验包括地方经验……文学艺术能够描述不够引人注目的人文关怀领域……文学艺术能够引起对那些我们原本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经验领域的关注。”[3]在此意义上，凭借对个人生活的提炼与大众共同想象的关注，作家的亲身经验融入到了作品中存在的某地或某地某物某人上，另其具备了创造地方感的可能性。地方色彩的传达不再停留于不被熟知的陌生意象上，通过回忆的方式，借由感官性的文字，在视觉、触觉、听觉上将不曾见的地方变得清晰可见且具有真实性，而这一切源自个人经验之于共同想象的影响，若非如此，无法统一的记忆不会构成一个带来认同感的地方形象。可以注意到，这样的地方形象在《沙龙祖母》里由子世代的回忆塑造而成，年轻一代对家乡景观的观感构成了小说南洋氛围的基调，与长辈截然不同的讨论话题将海外移民家族的现代状况勾勒而出，话题转到祖母身上时，两代人的成长有了共同的焦点，并由此引出大马华人抗日的集体记忆，这种抗日记忆也令华人读者更加切实体会到小说回忆中的雨林承载了个人的记忆与集体的历史。此外，插入的回忆片段也回答了祖母受到子世代敬爱尊崇的缘由，即在局势动荡的日据时代直面死亡，守护后辈守护抗日华侨。

可以确定的是，小说中的日军不是大肆掠夺当地资源，就是对当地人民实行残暴的行径，迫害的生命无法计数，令人发指。相形之下，直面众人恐惧的日军，冷静地处理常人不敢涉及的问题的祖母，将日军用一系列非人性手段建立起的震慑感瓦解了。再加之祖母对于基督教的虔诚转化为对子女的爱护，更加印证了子世代记忆中勇敢无畏又心怀仁爱的母亲形象，围绕这一形象展开的插叙将个人经验与众人身处的地方即容纳子世代记忆的充斥南洋风情的老房子融入到一起，将年轻一辈只能想象的祖母形象与眼前年老卧床的祖母形象结合在一起，巩固了不在场的人物与不在地的作者为了投身共同的想象而努力传达的在场与在地的立场。正如学者高嘉谦指出的，“张贵兴关注人物背后的底子，着眼于移民家庭氛围的营造，显然已有后来写作《顽皮家族》南洋移民史故事的笔调。”[4]通过回忆年轻时祖母的形象，两代人的童年记忆集结于老屋内，传统与现代交织纠缠，直观的流行意象冲击着需要间接体验的亲情，有关婆罗洲的自然、历史以及华人家族内部关系被一一呈现。

年轻一辈的阿新被长辈赋予编故事撒谎的任务，原因是他的中文最好，目的是为了让时日不多的祖母感到快乐，然而阿新起初并未完全领会到其中的价值。通过长辈的回忆阿新得知的当年雨林中的情况，日军的侵占与族人的反抗带来的感受于他而言或许也算得上深刻，尽管这段历史终究过于遥远。但是，祖母守护长辈的记忆将让无法拒绝亲情的他开始构造一篇豪华的谎言，这一谎言将长辈的记忆片段整合在一起，汉语文字穿越时空将当时当地带到此时此地。而无疑，祖母是一位重要的经验中介。她既是阿新这一代年轻人眼中慈祥的祖母，也是自己儿女眼中化解危机充满智慧的母亲，她是子世代人生经验的交集点，是可被共同回忆的交流对象，于是经由众人回忆完成共同的想象获得了个体的满足；她也是作者张贵兴在地性的实践，依托于现实可查证的华人抗日史与婆罗洲地理志，将个人经验处理成具有本土意义的虚构回忆，产生无法忽略的在地感。

二.失语的南方：被定义的不明身份

如果说《沙龙祖母》的整体氛围是和谐中夹杂着紧张，用现实与回忆双线并置的方式以年轻小辈阿新的视角交代了华人家族生于斯长于斯的境况，那么《弯刀·兰花·左轮枪》则从一开始便用质问与讽刺勾勒了多重身份的困境。回马来西亚办事的沈不明在过关之后出口即“脏”，句句暴躁，俨然成为马来人眼中谈吐古怪、疑似疯癫的异乡人。华人在马来西亚交流发展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大规模前往马来本土移居生存也有上百年的历史，华文流传度之广有迹可循。不过，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时代，选择语言也意味着选择民族身份。马来西亚在独立前为英属殖民地，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明显，官方民族主义的传递“不仅是因为经济上的相对贫困，而且是由于文化和族群象征资源上的相对匮乏”[5]，在此意义上，马来西亚推行国家文化政策的意图不言而喻，这种排斥马来族群以外的语言的做法显然也属于“不自觉的继承或者处于方便的结果”[6]。张贵兴纵使对外界将自己进行身份归类的行为表现得较为洒脱，但身处多元文化社会的他也难以置身事外，沈不明这一形象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张贵兴本人对身份界定的无奈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感。诚然，语言的选择不仅是张贵兴表现个人经验成分、传递身份现实困境的路径，更是现实中海外华人寻求身份文化认同、融入社会群体的前提。

马华文学的成熟受当时马来亚经济衰退的刺激，借助于中国乡土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思潮，马华文学开始提倡关注本土、关注社会人生。马华当代作家面对前人在创作上的探索与努力显然察觉到如此继续则将遭遇创作瓶颈。用现代主义视角突破创作禁区的作品、将自我情感进行外化并寄托现代主义思考的小说的出现，可以当作是马华现代小说结合传统与时代、协调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以及“在思维模式、表述方式、诗学精神、历史意识方面逐步提供一种东方现代主义模式”[7]的创作趋势。从自身的社会生活经验与深层困惑中摸索出一种本土现代性，马华作家李永平是我们可以加以联系思考的案例。无论是《拉子妇》中会华语的土人拉子还是《吉陵春秋》里被李永平琢磨淬炼的语言，他都将自己的深切体验融入创作中，关于族群歧视以及民族身份认同等话题或缓或急地展开，正说明了本土现代性与个人经验结合的可行性。李永平利用了语言在划定身份归属时的影响作用，强化了小说中的焦虑感。由此可想，在出生与成长的地方发生“失语”这一显露困窘的状况，是作者用尴尬两难的设定为自己招徕身处类似处境的华人同胞的关注，继而将个人经验融入在共同认知中进行创作以获得为马来亚本土存在的社会问题发声的机会。

诚然，张贵兴笔下的沈不明最终是以死亡结束了“失语”造成的无法证明的清白事实，但我们并不能以此判定沈不明的“失语”是全然被动的。海关通行的繁琐以及积水堵塞的公路令沈不明的焦躁落实在了他与兰花一家人近乎单方面的交流中。沈不明的粗言粗语与用特殊符号代表的马来语的并置，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张贵兴对于语言在现实中遭受不平等待遇的看法，在雅与俗、众与寡的辩证里，他提醒我们语言本身的符号意义以及这类符号的组合带来的讽刺意义。尽管小说并未带入过多的马来现实政治因素，但是，透过对语言异同带来的身份意识的彰显与戏弄，张贵兴显示了他的幽默利落且带有现代意识的书写风格，直指在马来语的通关证明下被定义的华人身份与国族认同，暴露了华马之间复杂的矛盾。这种纠葛缠绕在沈不明与马来人互相之间的鄙夷，显现于兰花一家的求救引起的多家新闻报导里。兰花一家与沈不明互为“失语”对象，兰花父亲选择报警处理未知的危险，作为“危险”存在的沈不明则仍然处于混沌之中，直到警察用中文对话要求放开“人质”以及文莱、马来以及华文三家报社实时报道的声音令他惊醒，弯刀、玩具枪以及失语的自己，成为了他者眼中的他者，异族眼中的异族，危险的具象化不外乎此。所以，沈不明在最后的追逐逃亡的混乱中捏着作为中华典型意象存在的兰花花瓣倒在血泊中，意味着他被现实放逐。在马来如此推行官方文化政策、忽略多元存在的时刻，对张贵兴而言，或许只有主动离开或被动放逐——尽管这并非最优选择——能够赋予他发声的安全，来回望、思考本土问题。显然这是在台经验的展现，借留台生的故事暴露华人在海外的艰苦处境以及盘根错节的族群问题。

通過塑造沈不明这个具有自毁、矛盾、悲剧一位的失语者，张贵兴暗示了马来亚社会现实的混乱以及身份证明的可笑。沈不明遭受排斥也释放排斥，一口一个马来猪预示了他劣始劣终的旅途。但是，需要警惕的是，所谓的“失语”并不以过程中主体对象的行为来判断“失语”行为的好坏，相反，是以造成“失语”现象“非法性”的目的以及最终结果来判定。在此，表面上的“失语”实为“发声”，以失声换回呐喊的行为有了一定的针对意味。沈不明一边承受着马来上位者对其不会说马来语的鄙夷，一边对当地百姓释放他们只能接收马来语的鄙夷，语言成为一种指示，一步一步引导沈不明走向既定的结局。如此一来即使不是显示沈不明自以为是的身份立场，也足以揭示他身处族群漩涡却对其中复杂纠葛的轻视与叛逆。选择将族群之间的问题“消解为理解、包容与接受，在创作中反映了本土社会不同族裔之间和谐共处的现象”[8]是不少马华作家以边缘融合主流的创作选择，显然张贵兴没有如此，正如主人公沈不明的名字一般，身份不明是否只是失语造成的？他通过处理自身的成长经验来传达他的本土视维，他着眼于语言与身份的关系，思考华巫矛盾的诱因，讽刺马来推行单一文化政策的行为。小说中的沈不明具有一定程度的夸张性，最后的结局收尾了他的夸张表演，虚构的背后，贯穿了现实中的华人于海外他乡生存的经历。

三.经验与感知：海外的本土思考

《沙龙祖母》与《弯刀·兰花·左轮枪》抒情夹杂着批判，但如上述，离境的本土表达绝非张贵兴凭空捏造的想象，而是一种经验的回望与在地的感知。阿新是家族里中文最好的后辈，也是接受新事物对过往保持距离的新一代华人。通过阿新的视角展现了上一代人的经历，时空回溯，两相对比，代际之间的隔阂因祖母而消融，不在场的想象借经验而落地。沈不明尽管是习得中文知识的留台学生，但也是马来当地人眼中不会说马来话的他乡异客，更是揭发当地虚伪和谐假象的叛逆者。沈不明的暴躁行为与狂言漫骂正好掩盖了马来官方独立特行的文化霸权，不符合完美受害者形象的他造成了“死有应得”的现象，于是沈不明的死亡成为张贵兴对个人经验另一种可能性存在的处理，也成功吸引了读者对海外华人在地问题的关注。张贵兴并未借主人公之口直接发表自己的道德批判与立场认同，而是通过隐秘在行文中的情绪向读者展示经验化之后的南洋本土色彩。在此，经验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主观，而是与地方文化与历史等联系在一起的主客观结合体。

正如外界对马华文学的普遍认知，离散、原乡与雨林已成为马华文学难以摆脱的标签。无论是马华作家们主动选择还是因作品受众市场而被动选择，创作者与评论者均在上述范围里笔耕不辍。张贵兴自然没有摆脱上述范围进行创作或被解读，他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甚至成为东马雨林书写的代表。但张贵兴创作的独特性，不在于对离开原乡的彷徨失态或痛苦倾诉，也不在于其如何打造真实可见的雨林生态，而是在出走与回归之间找到了经验这个中介。他用回忆搭建华人家族前后辈代沟上的桥梁，从返乡通关切入语言身份问题的讨论，同时将个人的抗日记忆、留台学习经历与华人的抗日记忆、海外生存经历连结在一起，衍生出一种关于拥有共同经验的情感氛围，重塑了马华文学本土性表现的问题。尽管马华文学在当地仍被作为一种边缘书写，但张贵兴选择用中文创作打破边缘“失声”的状态，当他笔下涉及的问题实实在在是马来社会与切身感触中提炼而出时，自然而然地传达的本土性盖过了不在场的空洞，多重经验也成为他表明身份意识的装置，可见身份“不明的是他者的视域，而非自我的认同”[9]。也由此，前期经验处理之作成为了张贵兴后期创作长篇的实践。

相较于后期成熟的长篇雨林作品，《沙龙祖母》短篇小说集显得较为稚嫩。不过，在讨论马华文学本土性问题上，张贵兴还是带来了新的视角与可能。他留台期间接收新的文化场域带来的经验与自身在马来成长的经验以及马华文学的根源即中国文学经验令他应对地方问题时具有多重视角思维。这也是张贵兴在后期长篇小说中能够冷静地描述各种族群生态问题的原因，他的经验受地方风土的制约，反过来，地方的形象又通过他的想象力而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在场的距离带来了作家的思考，令他的直接经验转化成了可感知的地方经验，《沙龙祖母》也成为迈克·克朗眼中“地区体验”的说明，它说明了“地理体验与自我之间的紧密关联。”[10]

参考文献

[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美）段义孚著，王志标译.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3]（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4]（英）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5]黄万华著.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

[6]许文荣，庄薏洁.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边缘意识：马华文学少数民族书写的主题建构[J].民族文学研究，2012（03）：80-86.

[7]张贵兴.沙龙祖母[M].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

[8]张锦忠著.南洋论述——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

注释

[1]张贵兴.沙龙祖母[M].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