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的悲剧人生观与诗词创作

时间：2024-05-07

刘丹

内容摘要：王国维是我国近代史上融汇古今、贯通中外的学者，他在哲学、文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面皆有突出贡献。在学术研究之余，王国维和我国历代的文人一样，有着丰富的诗词创作。“诗可以怨”是我国重要的文艺理论，指诗歌具有政治讽喻和抒情的功能，诗人创作的动机为强烈的情感宣泄需求。本研究从我国儒家的理论主张“诗可以怨”的角度，解读王国维诗词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悲剧人生观。

关键词：王国维诗词创作 “诗可以怨” 悲剧

“诗可以怨”是春秋时期孔子提出的一个论题。《论语·阳货》中孔子讲：“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2525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诗可以怨”这一说法产生了多重解读。钱锺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曾做过主题为“诗可以怨”的演讲，梳理了我国历史上与其相关的文学理论和创作。“诗可以怨”一方面指诗歌的功能。社会功能方面，孔安国指出诗歌能够“怨刺上政”。[1]2525白居易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2]10“文章合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649，韩愈强调的“文以载道”观，都指出诗歌能够反映社会问题，使执政者了解民情。“诗可以怨”指代的诗歌功能也包括抒情功能，指诗歌可以表达个人的情志，如《毛诗序》中“诗言志”[3]的观点。另一方面，“诗可以怨”指诗歌创作的动机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司马迁的“发愤著书”，[4]2735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5]韩愈的“不平则鸣”[6]等理论，皆指出由于内心具有强烈的情感宣泄需求，创作者才进行创作。这是“诗可以怨”理论在文学史上的生发和阐释。

王国维的学术研究指向世界，而诗词创作则大部分属于私人写作。他的一生恰逢中国激烈动荡的五十年，他的诗词随着他的人生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内涵，展现了诗歌创作发于“怨”的过程。王国维的一生充满艰辛与苦痛，他又十分真诚地坚守主观之真实，所以他心中充溢的感情，于冷静克制的学术研究之外，往往表现于诗词、书信等形式。本文的“怨”指情感的抒发，强调诗歌具有抒情功能。诗人有感于物，心中有所郁积，故通过诗歌表现出来。本文根据王国维治学方向和关注问题的不同，将其诗词指向的情感分为三种：一、人生困惑之“怨”；二、欲求解脱之“怨”；三、痛心救亡之“怨”。

一.人生困惑的问题表达

《王国维年谱长编》记载，王国维生性聪敏，七岁时就读于家附近的私塾，由潘绶昌老师教授，修习中国传统课业。他十一岁时又跟随当地庠生陈寿田学习，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由此可知王国维在他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思想学业处于传统旧学的体制之中。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本为溧阳县幕僚，因奔丧归家后，即在家教王国维读书。王国维在《自序》中表示，他十六岁时见到朋友阅读《汉书》，十分喜爱，就用幼时储蓄的压岁钱，买了一套《四史》，他认为这是自己平生读书的开始。[7]由此可见王国维对“前四史”高度认可。王国维18岁时“条驳”俞越的《群经平议》，这彰显了他的少年意气和卓荤才华。

自1877年出生，至1898年进入上海《时务报》馆任书记员，王国维均生活在浙江海宁，受到当地乡风民俗与父系宗族观念影响较深。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曾表示，海宁之地名人辈出，陈莲宇、张叔未、蒋生沐等知名学者都生长于海宁。[8]王国维的家族有长久的历史，他宋朝时期的先祖有忠义之名，后其家族从北方移居至浙江海宁，到父亲王乃誉之时，虽家道中落，但仍有不少书籍藏于家。父亲对他要求十分严格。王国维分别于1892年、1894年应乡试不中，受到父亲严厉的责怪。《王乃誉日记》中记录了其父对王国维的痛心责备，“于是老大伤悲，犹小无学业，无功力，不振家声，不能顾家处事，胥在此抽闲好逸，自是之弊耳，可不戒哉”。[9]王国维不认可科举考试，却屡次参加科考，这体现了他性格的矛盾性。出于对新学的渴望，王国维辞去私塾一职，前往上海工作，这一举动显示了他的叛逆和求新精神。在担任《时务报》书记员时，王国维接触到了日语补习班和西方哲学类书籍。王国维于1902年左右开始研究哲学，《自序》中他写道，自己在东京待了四五个月，于第二年夏天回国。自此之后，开始了独立的学习时代。自己身体素来羸弱，性格忧郁，平日里常常将关于人生的种种问题系在心中，于是决定从事与哲学相关的研究。[10]119留学日本是王国维渴求已久的机会，但出于身体原因他不得不返乡。他感到人生是痛苦的，并由此开始自学。我们可知，王国维从事哲学研究的动因与他饱受疾病的困扰有关，他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中找到了共鸣。

受到叔本华哲学的影响，王国维对于整个世界及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持悲观态度。他于1903年秋作《偶成二首》，其一写道：“我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人生免襁褓，役物固有馀。”[11]148对于自己的认识，是古今中外哲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应该“克己”，[1]2502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应该“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12]王国维在这里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敌人，外界的事物不是自己所忧虑的对象。个体的人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能够对外物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然中的鱼、鸟、马都成了人类驱使的对象，但人类如此自作聪明，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也可能误入歧途。此时，他对于外物和自身关系的认知还处于初始阶段，后来他将这一观念延伸到了政治和社会领域。西方世界由所谓文明社会，发展到对其他民族进行野蛮地侵略，也是由于西方人自认为能够驱使万物但对自身认识不足，王国维在1924年上书溥仪时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在《偶成二首·其二》中写道“蝉蜕人间世，兀然入泥洹”[11]148，“泥洹”为佛教用语，亦译作“涅槃”。王国维此时处于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却联想到万事万物的最终归宿——“入泥洹”，可见他思想的深刻与清醒。他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表示：“故最高之善，存於减绝自己生活之欲，且使一切生物皆减绝此欲，而同入于涅槃之境”。[11]41这与他诗歌所表达的“独求心安”的想法是一致的，他用诗歌派遣着自己的意志和怨愤。

1904年3月，王国维因积劳过度，患瘰疬。他赋诗说：“因病废书增寂寞，强颜入世苦支离。”又表示：“问道南山薇蕨美，膏车径往莫迟疑”。[11]150从中我们得知王国维受困于疾病，同时因内心困惑而感到痛苦。“问道南山”取自陶渊明“悠然望南山”[14]的田园理想，此时他认为自己寻找到一条风景优美的治学道路，也就是文学。在同年创作的《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中，王国维写道：“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11]147当阅历、知识增加，王国维没有感受到自身的丰盈，而是走向了怀疑，这表达了他对人生问题的困惑。他把一时的心理感受，放在整个人生的长度中体察，体现出时间的相对性；他又将度过人生、知识增加的充实与懊悔、怀疑两种痛苦的情感放在一起，表现出情绪的相对性。这就使得简单的情感抒发具有了哲理的深度。他的创作实践，使得我国的旧体诗在思想的深度上达到了时代的高度。王国维的诗词创作体现出一贯的哲理性，这是他思想深度的体现。他的诗作与思想轨迹保持同频，他用诗句表达了对人生的困惑，表达着生命体悟和哲学思考，这是诗歌创作之“怨”在思想方面的表现。

二.欲求解脱的情绪抒发

王国维对自己的词作是满意的，由于词作上的成功，他开始文学上的研究。他称自己的词作虽然有的地方不如五代、北宋时期的大词人，但是这些大词人的作品也未必没有不如自己词作的地方。[10]122这一自评是极为自信的。1905年前后，王国维的兴趣渐渐由哲学转向文学。他在《自序二》中表示，自己在研究哲学方面感到疲累已经有些日子了，哲学中可信的观点不能爱，可爱的观点则不能信，这是最近二三年最大的困扰。最近自己将兴趣爱好从哲学转移到文学上来，希望能够在其中寻求直接的慰藉。[10]121由此他开始了欲求解脱的文学探求。

1903年秋，王国维在《拼飞》中写道：“欢场只应增萧瑟，人海何由慰寂寥。不有言愁诗句在，闲愁哪得暂时消”。[11]149王国维借诗歌抒己怀，写出自己的人生观，抒发了心中的郁愤。他认为聚会的场合只会增加心中的萧瑟，这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中黛玉“喜散不喜聚”[14]的思想是一致的。他们对美好的事物持悲观的看法，认为欢聚的时光转瞬即逝。此时王国维已经开始将文学视为排遣内心痛苦的事业，认为只有“言愁诗句”才能派遣内心的“闲愁”。这里他的心境显然与辛弃疾的少年时期的“为赋新词强说愁”[15]不同，王国维无法排遣确实存在的“愁”，因而进行文学创作，诗可以“怨”此时作为创作动机而存在。1904年秋，王国维作《浣溪沙》，词中写道“且向田家拚泥饮，聊从卜肆憩征鞍。只应游戏在尘寰。”[10]641王国维写自己的人生如同在尘世进行一场游戏。面对自身瘦弱的身体、微薄的收入和艰难的生活，王国维产生了“游戏尘寰”的想法。这一观点与康德的文学发生于游戏说有相通之处，这是王国维欲求解脱的心理在文学上的确证。在《采桑子》中，王国维写道：“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10]642他感叹人生正如那风前的柳絮，连悲欢都是飘零的。“都作连江点点萍”化用了文天祥的诗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16]暗中表明自己对于家国动荡的忧虑，浸透了儒家情怀。我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安天下为己任，王国维也是如此，但他无力改变社会状况。浮萍缺少根基、空无依傍，这一隐喻透露出王国维对自身命運的无力感，他开始消极被动地寻求解脱。

《蝶恋花》是王国维1905年于海宁创作的作品，“辛苦钱塘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趋东海”[10]648借用自然现象，表现了江水西流的无意义。钱塘江水隐喻人生，每个人都像后世作者加缪作品中的人物西西弗斯一样，重复劳作，却到达了与前进方向相反的位置。流水走向的，是它注定的命运。“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10]648则表现了人世间的无常，潮水涨落有定时，世事最终是一场虚无。王国维在1906年2月北上时创作了《鹊桥仙》，词中“人间世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二字”[10]658同样表达着对世界的失落，他认为一切都没有凭借，个人始终孑然一身，甚至无法安身立命。王国维无奈地发出感慨，创作出情绪悲观的伤心话语。王国维在悲观的心境中进行文学创作和研究，有意识地通过文学寻求解脱，希望自己能够在充满苦痛的世界中得到片刻休息。在对文学的探求中，王国维寻求解脱，他的“怨”主要表现为遗憾、无奈和悲观被动。他在诗词创作中将这些情感进行了释放。

三.沉痛救亡的心声书写

王国维在少年时期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具有一定的旧学基础。创作《宋元戏曲考》后，王国维渐将学术研究的方向转向我国传统经史学。这一转向与家国兴亡的时代主题是分不开的。1911-1916年间他跟随罗振玉在日本东都治学，常与罗振玉切磋学问。他受到罗振玉在小学、金石学、文字学方面的影响，考据功力更加精进，且对经史研究产生了兴趣。王国维于1902年和1911年两次寓居日本，尤其是第二次寓居，时长达5年之久，这使他能够真正接触崇慕已久的西洋文化。但真正了解中学和西学后，他反倒树立了对中学的自信，认为“学无古今中西”，并将学术研究转向经史考据之学。他力求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找到抵御西方野蛮文明的文化资源，将之作为国家和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追忆王国维的文章中，日本友人狩野直喜回忆，来到京都后，王国维在学问方向上有所转变，他开始对中国经学更感兴趣，希望能够产生新的观点见解。狩野直喜关注到，王国维似在精读《十三经注疏》，以及“前四史”。[17]这一时期的诗词作品，成为王国维抒发救亡心声的载体。

中华民国成立时，王国维35岁。这一时期，甲午中日战争打击了国人的自信心，百日维新的失败断送了改革的希望，义和团运动在两面夹击下陷于败绩，八国联军侵华带来了危机和耻辱，满清皇帝的退位使得清臣面临信仰的危机。王国维成长、成年于清王朝，亲历诸多变故，他可谓经历了“世变”。王国维在序跋等文章中屡次使用“我朝”的字眼，他在《<国朝金文著录表>序》中写道：“我朝开国百年之间，海内承平，文化博洽”。[18]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人的价值观受到童年时期的影响。王国维对于大清帝国的认同感，来自于他少年时期形成的家国认同。

1911年王国维寄居日本京都，在答谢友人铃木的诗作中他写道：“莽莽神州入战图，中原文献意何如？苦思十载窥三馆，且喜扁舟尚五车。烈火幸逃将尽劫，神山况有未焚书。他年第一难忘事，秘阁西头是敝庐。”[10]621武昌起义爆发后，王国维携家眷随罗振玉寄居日本，但他心中牵挂的仍然是国内的战乱。文献既是他个人的事业，也是国民在文化领域树立民族自尊心的精神资源。他在诗作中表达了对家国和文化的忧虑，抒发了内心的情感。王国维于1912年作《颐和园词》，词中写道：“那知此日新朝主，便是当年顾命臣。离宫一闭经三载，渌水青山不曾改”[19]637“宣室遗言犹在耳，山河盟誓期终始”。[19]638王国维一向对政治采取避让的态度，但或许是在南书房行走的权力和溥仪的知遇之恩使得他对清室多了一份敬重之心，王国维的诗作在这一时期开始频繁出现与时局相关的主题，他强烈地表达了对于时局动荡的恐慌、对朝代兴亡的感慨和怨愤。

1913年隆裕太后去世后，王国维的长篇挽诗明白地写出了他内心的感愤。诗中“生原虚似寄，死要重于山”[19]645两句，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4]2732一脉相承。该诗不但指出隆裕太后“心事精诚”，同时也表明了王国维自己的志向。动荡的时局中，“山河虽已异，名节固难刊”[19]645显示出他对清政府执着的一面，表达了他内心的坚守。1925年8月，罗振玉六十寿辰，王国维赶赴天津，同时发出贺诗两首。诗中写道：“事去死生无上策，智穷江汉有回肠。毗蓝风里山河碎，痛定为君举一觞。”“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10]634虽是贺寿诗，王国维却写得极为沉痛，这表现了他内心的苦痛。当时各路军队斗争不休，我国传统文化不断地被否定，古代典籍被斥为邪说，西方文化不加选择地涌进来。作为传统精神文明的捍卫者，他是痛心的，然而他以个人之力无法挽回这一趋势，他的这一矛盾体现在诗作中。同时代的学者中，梁启超以浩然之气发而为声，创作出《少年中国说》等鼓舞斗志的演讲词；鲁迅以笔为枪，用语言狠辣地攻击官僚和人性。但王国维的气质是忧郁的，他创作的诗歌是旧体的而非现代的。尽管他在学术思想上吸收了西学的思辨和逻辑性，但在道德情感上他仍是传统的，他选择旧体诗作为自己情感表达的窗口，间接地表达了他的文化认同。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从哲学、文学研究转向金石史学研究，他试图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到适合我国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思想，但混乱的时局以及大部分知识分子全盘西化的激进态度使他感受到了矛盾和绝望。1927年6月1日王国维为他的学生谢国桢题扇面写道：“生灭原知色即空，眼看倾国付东风……委蜕大难求净土，伤心最是近高楼”[20]“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21]两首诗虽非王国维创作，却能够代表他此时的情志。诗中能窥见王国维对故国和中华文化的深重思虑，也表现出他内心深挚热烈但被压抑着的情感。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从清华园出发，平静地前往颐和园，于昆明湖投水自尽。他的朋友、学生得知这一消息，都感到痛惜。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认为，王国维的去世对于中国近代学术是一个巨大损失。《<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情志超越了一时一事，他的人生选择与民族文化在当时的情态相关。在对金石史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王国维通过日常的诗词创作抒发了内心的忧郁。他常在痛苦中挣扎，这也使得他的诗词创作具有着思想上的高度。他借诗词抒发了内心苦痛绝望之“怨”。

“诗可以怨”自孔子提出以来经历了嬗变，它的内涵是“怨而不怒”，体现着我国儒家文化的精髓。王国维的诗歌是他文学理论的具体实践，他的词常常蕴含哲理，到达“言有尽而意无穷”[22]的境界。这些诗歌承载了他不同时期的思想倾向。王国维是性格忧郁的诗人，家国飘摇中，他科举失利、经济困顿、家人早逝，艰辛的人生历程以及學术上深刻的民族关怀，使他形成了悲剧的人生观。王国维性格内向，他很少向人吐露内心情感，在学术研究的文本中极尽理性，少有情绪的肆意表达。而另一方面他的内心情感炽烈，借助诗词创作，他可以中和内心无处抒发的情感，“诗可以怨”的抒情功能因此而彰显。

人生困惑之“怨”、欲求解脱之“怨”、痛心救亡之“怨”是王国维一生中最主要的三种怨愤。诗歌创作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之余的生活活动，是慰藉他心灵悲情的主要载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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