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民族驯鹿文化

徐铁松 肖冰

内容摘要：作家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了鄂温克民族近百年来的曲折发展与沧桑变迁，在民族发展过程中，鄂温克民族形成了自己古老静谧、独具一格的驯鹿文化，在对于北方少数民族鄂温克民族的驯鹿文化历史的溯源以及驯鹿习俗的展现过程中，表现了鄂温克民族的万物皆有灵的理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规则。同时，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也展现了现代文明与原始自然文明之间的矛盾，渗透着作家迟子建的生态敬畏观念和浓郁的民族守望意识。

关键词：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 鄂温克民族 驯鹿文化 民族守望

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当代作家迟子建以“他乡者”身份进入鄂温克民族的灵魂，以一位90岁的鄂温克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的身份，将祖辈至孙辈五代人的近百年雄浑壮阔的敖鲁古雅鄂温克史诗用苍凉温和的语言娓娓道来，描写了“一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1]书中用“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四部分概述了故事的全貌，为读者展现出一幅神性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民族画卷。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曲“深情挚爱、温婉清澈；凄美抑郁、神秘奔放的鄂温克民族的挽歌。”[2]而鄂温克则是北方众多少数民族中的一颗星，点亮了巍巍兴安茫茫林海的上空。在满天星斗的林海夜空下，驯鹿是最初与鄂温克人民相伴而行的存于心口的那份悸动，驯鹿文化更像是日渐消失的鄂温克文字的灵魂，像维克特为柳莎精心磨制的鹿骨项链，串联起每一个乌力楞与敖鲁古雅人，串联起鄂温克与林海雪原大兴安，串联亘古绵远的鄂温克民族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

一.神秘独特的鄂温克驯鹿文化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描绘的右岸世界中，馴鹿作为星星一般点缀在全书的各个部分。星月何其耀耀，照路又何其遥遥。“东北边疆气候严寒，冬季长达半年以上，经历了漫长严冬考验的生命萌动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尤其显得可贵，这使他们倍加珍爱自然界的每一个生命，更加深刻地体味到生命给他们带来的喜悦。”[3]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驯鹿对于“我”来说，是熠熠生辉的启明星，是脚踩露珠、身侧伴蝶的精灵，是温和聪慧亲吻森林的伙伴。它们是自然的恩赐，它们伴着流水一般清脆的鹿铃声，用美丽的大角为敖鲁古雅人在冰雪中撑起一片天地。

驯鹿，别名“角鹿”，又被当地居民称作“四不像”，关于“四不像”这个名称，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特指，比如狍子和麋鹿也都因为具有几种动物的特征而被称为“四不像”。“驯鹿是环北极动物，属于北极鹿家族，是唯一雌雄都长角的鹿种。驯鹿分布于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北极、亚北极和泛北极生物区系的苔原、山地和丛林中。”[4]《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驯鹿则是由敖鲁古雅人将东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狩猎养鹿逐步演变驯化而成的。鄂温克族作为迄今为止中国版图内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养驯鹿是敖鲁古雅人日常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由于驯鹿主要以苔藓、石蕊、青草为食，所以鄂温克族的迁移时机便以驯鹿需求为标准，他们跟随地理环境季节变化搬迁，不断为驯鹿寻找适宜生长的水草丰美的地区。

关于鄂温克民族驯养驯鹿的原因也有不同的说法，总结过后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人类的角度来说，古鄂温克人在长期以鹿科动物为目标狩猎的过程中，了解到了野生驯鹿的生活习性和生活规律，而且驯鹿性情温顺，头上长着大角，分枝很多，非常美丽壮观，深受猎人们的喜爱，所以鄂温克人早有驯化它们的意向。另一方面，驯鹿性情温顺，为躲避野兽和蚊虫便有依附于人、接近人、闻声而来的特性。与此同时，驯鹿喜食盐碱，而这又刚好是非人工而不能达到的条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人们也通常会根据驯鹿喜食盐碱的程度来判断驯鹿的健康程度。至此，鄂温克人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驯养驯鹿，是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推动了鄂温克社会进入了狩猎和养鹿相结合的发展阶段。

“从此，驯鹿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们驯养的驯鹿，鄂语称‘奥茸，属于保护之列，不能轻易宰杀；另一种是野生驯鹿，鄂语称‘索格召，仍然是被猎取之列，猎人有时以驯养的驯鹿引诱野生驯鹿过来趁机刺杀。”[5]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叫鹿筒”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安道尔吹的叫鹿筒声音太过于逼真，以至于哥哥维克特误以为是索格召而误杀了亲弟弟安道尔。

新中国成立之后，茂密丛林中已经少有野生驯鹿，大部分为跟随鄂温克人迁移的人工驯鹿。为此，驯鹿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并誉为“林海之舟”“森林之舟”。又由于具有民族特色以及代表性，驯鹿被确定为鄂温克族吉祥物。

二.鄂温克人的驯鹿活动习俗及规则意识

驯鹿的驯服不仅标志着鄂温克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成为了古鄂温克人与大自然竞争后赢取部分支配权利的象征。从此以后，鄂温克人民在历史上首次有了可供其乘骑、用来辅助搬迁、驮运货物的交通工具，第一次有了可以形影不离温和聪慧的动物伙伴。自此鄂温克人才真正意义上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有了保障，所以鄂温克人将驯鹿视作是大自然馈赠的“神鹿”。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们”认为驯鹿与清风、草木、虫鱼、鸟兽相伴，是神明在人间的化身。为此，鄂温克人大到婚礼、祭祀，小到日常迁徙都有驯鹿文化与规则意识的参与。

在迁徙过程中，必须由专门的驯鹿——玛鲁王驮着玛鲁神，而驮着火种的驯鹿紧随其后，其余的驯鹿群则负责驮载着帐蓬、粮食、日常用品等全部家当，以及老人和孩子；除非十分疲惫或是疾病沾身，否则鄂温克的男人和女人轻易不会骑乘驯鹿。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搬迁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白色公驯鹿驮载的是玛鲁神，那头驯鹿也被称作‘玛鲁王，平素是不能随意役使和骑乘的。其后跟着的驯鹿驮载的就是火种。我们把火种放到埋着厚灰的桦皮桶里，不管走在多么艰难的路上，光明和温暖都伴随着我们。”[6]火神玛鲁神是鄂温克人敬畏的神明，也是“乌力楞”之神，它一共由十二种神灵组成，其中“阿隆”神是专门用来保护驯鹿的。

在部落婚姻中，驯鹿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与此同时，婚姻也是乌力楞驯鹿群数目扩大的主要来源。每逢两个部落联姻成婚时，离开本部落去另一半的部落生活的家人都会送给新人驯鹿，数量不定，几只到几十只不等，一方面是对他们新婚燕尔的美好祝愿，另一方面则是表现出了部族对婚姻的经济支持。如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达玛拉嫁给林克时，达玛拉从部落带来十几只驯鹿，等到“我”和拉吉达结婚时，拉吉达也带来了二十头驯鹿。火对于鄂温克民族来说是光明和希望的象征，是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火，所以在“我”结婚时，母亲送了“我”一团火，这火是承载着母亲与吉勒耶业美好祝愿的希望之火。

鄂温克民族信奉萨满，他们认为自然万物都是有神灵的，鄂温克民族认为，萨满是能够与神灵沟通的人，能驱灾祈福、占卜治病。在萨满举行祭祀跳神仪式时，往往会杀两只驯鹿祭祀玛鲁神，而在萨满为其他乌力楞跳完神之后，往往会带一两只驯鹿作为酬谢物。而《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体现的规则意识则在驯鹿与人之间体现。书中尼都萨满以杀一只驯鹿为代价，让小驯鹿代替生病的列娜面临死亡，自此母鹿一蹶不振，原本丰盛的奶水也枯竭了，而列娜坠下鹿背被冻死，母鹿重新又有了丰盛的奶水，而小驯鹿也替代列娜而活。再比如传说会带来灾难的黑色畸形驯鹿幼崽降生昭示着耶尔尼斯涅代替母亲妮浩去奔赴死亡的悲惨结局。

“这种人与自然界生命的神奇关联，虽然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但确是在现实存在的，尤其对于尚处于原始文化状态中的鄂温克人，甚至把这种现象当做是必然的。”[7]在这里鄂温克人有万物生灵皆是平等的理念，而驯鹿作为他们的伙伴，生命价值与人类对等。鄂温克人更多地强调的是一种“一换一”等价互替的朴素交换原则，而并非是人类居于绝对主宰或者必须高于其他生物的狭隘思想，体现出朴素的生命自然平衡观与朴素的规则意识。

三.鄂温克驯鹿文化与迟子建小说的审美意蕴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笔下苍茫旷远的黑土地，是她对故土热烈而沉静的思恋之情。书中除了对鄂温克历史的再现外，其文学底蕴及艺术特色也令人赞叹折服。“迟子建正是用她充满温度的细腻笔迹，在小说中编织着一幅幅美丽神奇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态生存画卷，在一次次的文学记忆中勾勒出了自己精神归属与灵魂栖息的故土情思。”[8]苍凉温和的语言叙述。迟子建的语言是其文学作品中掩盖不住的闪光点，她用热泪盈眶描绘白山黑水，她用跳动的脉搏描写冰天雪地，她用心感受人物，用情感诉诸笔尖。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描写玛鲁王死亡時的情景：“只见玛鲁王侧身倒在地上，它身上的毛发由于经历了岁月风雨的侵蚀，看上去就像斑斑残雪。”[9]玛鲁王是整个乌力楞人对前途与光明的信仰，是希望的象征，所以当玛鲁王死去的时候，对于它的描写也充满着苍凉悲伤的意蕴。

向死而生的死亡意蕴。迟子建的悲伤是含蓄而克制的，她的悲悯情结便注定了她将以别样的方式看待死亡。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死亡更像是一种对生者的期望，以及对于悲伤怀念情感的寄托。自《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后，死亡便开始成为她笔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她笔下的死亡没有生离死别的撕心裂肺也没有血雨腥风的夸张渲染，而是充满了苍凉悲壮，饱含克制的悲伤。“我已经说了太多太多死亡的故事，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会死亡。人们出生是大同小异的，死亡却是各有各的走法。”[10]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死亡从始至终贯穿了全文，从“我”的姐姐列娜坠鹿冻死直至依莲娜被河水冲走，全书共写了三十多人的死亡，纵使不断的有新生命的诞生，却也掩盖不住其散发的死亡气息。这其中，驯鹿的死亡也融汇其中，从个体驯鹿到驯鹿群体死亡，苍凉而又悲壮。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无论是由于酬谢驯鹿带来的瘟疫还是白灾都让本乌力楞损失惨重。死去驯鹿的鹿铃被装在桦皮桶里，像一只只无神的眼睛，让人泪水横流。由此便深刻的映射出弱小民族与其驯鹿在时间流逝不可抗因素中逐步走向衰落的悲切感与无力感。

四.驯鹿文化背后的生态敬畏与民族守望

驯鹿文化是鄂温克生态文化下的次生文化，迟子建用自己的笔尖探索出从原始文明中诞生的生态敬畏与对自然的守护，即如今的环境学专用词——“可持续发展”。鄂温克人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不同于现代人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不是当环境恶化威胁人类正常需求后的反思；这种生态意识是潜在的，是与生俱来的，是对自然的依恋，对生灵的敬畏，是与自然共生的原则。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敬畏生灵与可持续发展表现在包括驯鹿在内的方方面面。他们所取暖做饭的木柴都是“风倒木”，包括金得面临死亡也是选择了一棵没有生命的树。“填埋”便是书中最朴素的生态维持方式：当驯鹿瘟疫肆虐的时候，他们会将填埋死去驯鹿的坑挖的更深，防止瘟疫传播到其他乌力楞；搬迁时，他们也要想办法不留下居住的痕迹，把居住产生的垃圾深埋在土里。每到春季，为防止森林火灾，他们选择不用火的口烟代替传统香烟。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发展中一直提倡却又很难完全实行的一条生态之路，正当我们绞尽脑汁如何将这条路走下去的时候，不妨回头看看这个古老民族，鄂温克民族一直都在。

在时代车轮滚滚不息的大背景下，鄂温克从原始部族社会跨越到现代社会，跟随社会发展欣欣向荣的表象下，掩盖不住由于迅速跨越而导致在现代与原始的矛盾下，小民族被城市文明与自然粗犷撕裂的痛苦。而迟子建则用文字展现了鄂温克民族发展过程中，其在文明与自然中挣扎的困境，深刻地阐述了她对于鄂温克民族发展的深刻关心与忧虑。

《额尔古纳河右岸》曾一度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也正如《百年孤独》中所说“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原来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孤寂”可能注定会是时代变迁中这些弱小民族的命运，可能会逐步衰退直至衰亡。自由粗放的民族不应该生活在看不见星星的屋子里，神圣温顺的驯鹿也不应该生活在狭窄冰冷的鹿圈中。时光洪流下，的确民族与文化都应该适时而变，但我想这并不意味着同化与吞噬。“一条干枯的河流可以重新流淌，一片贫瘠的大地也可以重新富饶，但一个民族文明的衰亡却是不可挽回的。”[11]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家迟子建向我们展现了鄂温克使鹿人——敖鲁古雅人古老静谧、独具一格的驯鹿文化，讲述了这个古老民族与驯鹿彼此相依的生命传奇，突显了其万物生灵平等的理念，以及在这种理念下形成的颇具生态意义的生存规则意识，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们透过作家迟子建对于鄂温克民族的驯鹿文化的展现，体味了其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以及她在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既有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发展过程中，对于鄂温克民族文化的守望。通过阅读《额尔古纳河右岸》，相信依傍着雄浑绵延的大兴安岭，偎依着滔滔流淌的额尔古纳河，伴随着流水般清脆的鹿铃声，敖鲁古雅和驯鹿的传奇会一直书写下去，立足于巍巍兴安的古老民族在白山黑水中展现出勃勃生机。波澜浩瀚的千年鄂温克历史像车轮一样滚动不息，车轮轧过的印记描画了他们来时的路，鄂温克民族一定会凭借着他们独有的质朴纯净豪迈向前。

参考文献

[1]王宏宇.追忆不灭的灵魂，守望精神的原乡——探析《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萨满信仰[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04）：108.

[2]胡良桂.游猎民族的百年宁静与喧嚣——论迟子建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J].创作与评论，2014（18）：36.

[3]费虹.论民族文化背景下迟子建的乡土情结[J].贵州民族研究，2008（04）：119.

[4][5]阿本千.鄂温克历史文化发展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42、44.

[6][9][10]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8、119、222.

[7]于秀娟.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文化特征[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5（06）：136.

[8]臧小艳.迟子建对鄂温克文化的守望与眷恋——以《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J].当代文坛，2021（04）：179.

[11]白雪燕，王慧.《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民族文化解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06）：122.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