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的空间塑造与语言艺术

陈婕 史静

内容摘要：沈从文通过他的语言艺术在《边城》塑造了一个纯美天然空间，该空间具有边缘性。这里的人与物和谐相处，有世俗人情的美好，又避开了现实的丑恶，近似世外桃源，作者通过多种叙事方式使读者进入这一美好空间的氛围感中。中国画绘画般叙事方式，具有边城特点的色彩语汇系统描绘出边城空间。“水”对于沈从文写作有特殊意义，在《边城》中他更是通过对“水”层层渗入的叙述，营造了一个空灵的边城空间。在沈从文塑造的边城空间背后，蕴含着作者对作品倾入的和谐共生思想。

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叙事学 边缘空间 语言艺术

《边城》是中国作家沈从文于1934年在《国闻周报》上进行连载发表的小说。作品讲述了一个发生于“茶峒”这个小山城的故事。地理位置上，“茶峒”位于湘西边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边缘空间。时间维度上，从军前的沈从文经历了湘西世界的两个时期，分别是晚晴时期的“官治”湘西，以及后期的“军治”湘西。这两个时期的湘西沦为人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也被边缘工具化。1934年的沈从文已经从一个边镇小伙变为游历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青年，都市的浮华唤起他对小镇自然山水及淳朴民风的追忆及向往。都市现代文明是人类历经工业变革，经济发展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大自然进行改造产生的文明，对此类文明已厌倦的沈从文创造了一个天然的“边城”空间。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于1974年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出对空间的关注应集中于物质、精神及社会三个板块。小说中“边城”世界的空间塑造无关金钱与权力，其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以山水画轴的形式而展开，叙事上具有中国画的特点。边城灵动的水空间赋予边城人与物不一般的灵性。

一.中国画般的叙述与空间塑造

沈从文对中国绘画历史极为喜爱及熟悉，据资料记载，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绘画史》上册中，沈从文曾写了数百条批注，批注“绝大多数是评论和讲道理的文字，并指出文章的错漏之处”。[1]在与家人朋友的通信交往中，他多次提到自己关于成为一名画家的梦想。沈从文曾在和大哥的通信中感慨道：“如能同样用卅年精力学绘画，一定是个极好画家，真正有创造性的画家。”[2]在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画作”中，其色彩空间的运用也蕴含了作者的语言艺术。边城的色调清丽，主色为透明色，配色有白、青、红、黄等等。边城水空间的描绘以及人物情感的透明、纯粹使得边城空间颜色干净，有一种清透之感。经过对原文有关色彩描述的词语整理归类，“青山绿水、深翠颜色、河中水皆豆绿、一滩青石、青菜、青盐、两丈官青布、青羽缎马褂、紫花布衣裤、蓝布、裤子是那种泛紫的葱绿布做的、蓝布衣服”可被归为冷色调，“朱红长线、黄泥水、黄泥的墙、雄黄、朱色长船、红船”可被归为暖色调，“白石子、乌黑的瓦、白棉纱、薄雾、白发、白布扣花围裙、天未断黑、黑绉绸、黑陶缸子、黑黝黝的灶边、黑脸、黑发”可被归为中性色调。在边城空间里，其色调以冷色调为主，边城白河之水的清透更是降低了整幅画作的色温。

中性色调的描述中，“白塔”是茶峒山城的标志性建筑物，白塔见证了茶峒人们的生活变迁，即使它有倒塌的一天，但它的重建亦展示了以白塔为象征的传统文化坚韧的生命力。白塔的颜色为白色，茶峒山城的河流酉水新名字白河中有一“白”字，中国传统文化上认为白色象征不详的事物，古书中曾记载秋又被称为“白藏”，即气白而收藏万物，故秋天又叫“素秋”，甚至古代的斩刑也被规定在秋天进行，古人伤秋而作的作品更是不在少数。[3]从语言学上解构“白”的空间，汉字“白”的音标中音素a的发音位置靠前，属前元音，听觉上给人以包裹感，更是放大了白色给人的悲伤包围感。虽全文没有一处用到“悲”字，白塔、白河的“白”已让悲伤氛围埋伏于边城之中。在五行中，黑色属水，黑色的描绘符合全文水空间的塑造。从光学的角度研究，黑色是物体吸收所以可见光后呈现出的颜色。故黑色给人一种神秘与肃穆之感，在边城轻快如流水的色彩空间中，黑色的调和为小说增加了沉稳的基调。

冷色调中，“青”占据了大壁江山。小说共使用“青”字多达46个，边城满眼青葱的植物，岸边的青山与青石头，以人们身上的一席青衣等等，由“青”字带给山城的活力跃然于纸上。此外，白色、青色常运用于苗族人的服饰中，这两种颜色的绘画有利于塑造边城地区苗族特色色彩空间。暖色调的颜色在文中出现不多，但其出现犹如苗族特色刺绣一般绣出了边城人的魂。黄色象征土地，因此黄色是拥有土地情节的中国人不可割舍的颜色。苗族自古以来就有喜紫尚赤的色彩文化传统。在描写财主人家的女儿时，作者通过财主家女儿的衣物颜色描写显露了其富贵之处，民间自古以红、紫为权贵的代表颜色，财主家女儿的裤子是用“那种泛紫的葱绿布做的”表明了这一点。端午时朱色长船以及龙船的朱红长线中的朱色描绘，为边城的端午增添了民间神话色彩。

二.“水”空间构造与跨层叙述

边城的物质空间是充满水的物质空间，作者多次从直接叙述以及间接叙述的方式对水空间进行勾勒，让边城拥有水一般的空灵空间，住在那里的人也有着水一般的性情。水具有流动性的特性，这种特性使“水”在中国古代文化里具有与人一般灵动的性情。人物性格方面，水是透明的，边城中的人们没有太深的城府，想到的话脱口而出，想做的事情随心而做。原文中写道：“白河下游到辰州与沅水汇流后，便略显浑浊”，暗示着拥有纯朴透彻心灵的人们到外面的世界后，其精神世界被外界污染。另外，从小溪终会流向大江大海的流向看，茶峒山城向外流动的白河，暗示翠翠人小却有一颗对外界渴望的心。古人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见水的性情与人的命运走向有相似之处。水有自己流动的方向，但这种方向又无法为自己控制，就像边城中的人物命运一般。山中小溪的水向大海流去，边城的人也向往外界更大的世界。

“水”对作者有特殊的意义。据资料显示，沈从文曾多次在数个作品中反复刻画“水”的形象，也多次提到水对他创作的意义。茶峒山城中端午节龙船比赛的习俗以及人与鸭子的竞赛也是湘西地区人在水空间活动的体现。作者也希望借“水”让读者能沉浸在这种远离世俗的空间里。这种意愿是通过作者在描绘水空间时，注入道家思想来实现的。水在中国文化里有阴柔的一面，也有坚韧的一面。老子在《道德经》曾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柔，水不争，但它不是无可奈何的柔，更有一种坚韧藏于水中，赋予它能对它想爱的一切以保护的能力。对于边城这个地方而言，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犹如流水一般，年复一年，人们来了又走。新旧交替，不变的是始终甘愿为人们提供资源的山城，在这山城劳作的人们对此珍惜，不过于掠夺一分一毫。人与自然以相互相生的关系共存着。不仅人与自然的关系友好，人与人之间亦是如此。日复一日，几十年里老船夫不论晴雨用船来渡了若干人，没有收过来自过渡人的一点儿恩惠；祖父沒有责怪未婚先孕后又自杀的女儿，独自一人将翠翠抚养长大；祖父去世后，杨马兵毅然担起照顾翠翠的担子，尽管他与翠翠没有血缘关系，尽管当年翠翠母亲拒绝了他的追求；在粮子里混过日子的顺顺在经济发达后尽力为出门人提供帮助。在边城“水”空间生活的人们相处之间如水般融合，性格上如水一般亦柔亦韧，待人接物温柔，遇事又能毫不犹豫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边城空间空灵感的塑造主要依靠以水为主线进行层层渗透式叙述完成。从结构上看，这种现象属于“叙述分层”。赵毅衡曾言：“高叙述层次的任务是为低一个层次提供叙述者，也就是说，高叙述层次中的人物是低叙述层次的叙述者。一部作品可以有一个到几个叙述层次，如果我们在这一系列的叙述层次中确定一个主叙述层次，那么，向这个主叙述层次提供叙述者的，可以称为超叙述层次，由主叙述提供叙述者的就是次叙述层次。”[4]小说《边城》的文本可被称为主叙述层。沈从文在主叙述层情节的基础上，穿插进梦境、唱词等等，构成了次叙述层。音乐空间是次叙述层中的主要构造空间，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价值体系认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在“边城”里的歌声已与当地人的生活融为一体，祖父与翠翠在划船时会唱歌；水手在爬桅子时会唱歌；男子唱歌的朝向甚至也称为女子判断男子是否心另有所属的依据，每年中秋节都流传着因看月而起整夜男女唱歌的故事

《边城》的叙事文体有小说叙述、口语、说唱，每个文体承担的叙事任务各有不同，主次分明。《边城》的主体叙事文体是小说叙述，作者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讲述了这个发生在川湘交界茶峒小城的故事，以较为客观的角度为读者呈现了翠翠、外祖父等人的故事。同时，小说为读者无时差转播了人物的对话，读者通过对话进入实时空间。人物之间的对话形式包括不限于言语对话，还有歌谣穿插其中。在歌谣的叙事中，读者得以了解翠翠母亲的事情，以及人物的内心轨迹。歌谣的穿插，增加了边城的少数民族的异域浪漫色彩，歌谣中的唱词更是进一步推动了翠翠与傩送情感的发展。多重文体的交叉，叙事人物在多重空间跳跃，增加了读者的空间边缘性及迷惑性。人物性格在不同空间得以不同形式地延续，丰富了读者的空间体验，同时，也增加了空间体验的真实性。

三.理想社会空间的塑造

著名哲学家诺伯格舒尔兹（NorbergSchulz）曾在其作品《存在·空间·建筑》提到，“存在空间是从大量类似性空间中提取出来的直觉图式体系”。[5]“茶峒”的存在空间应是作者沈从文根据自己20岁以前真实生存空间湘西小镇凤凰再加以艺术加工创作出来的空间。沈从文视角下的理想社会空间是人与物和谐共生，其背后蕴含着道家的老庄思想。庄子曾在《逍遥游》、《齐物论》中阐述了人应消除物我之间的对立，达到人与自然的契合，使人的精神获得绝对自由的观点[6]。如在文中，祖父去世后，讨论照顾翠翠的人选时，不但会与翠翠商量，更是会将黄狗与人的关系考虑在内，秃头陈四四因向黄狗打了一石头，使得人们不太考虑陈四四。道家是“出世之学”，主要讲的是宇宙人生，其作用偏重于个人的精神层面。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即宇宙万物都是自然而然地演进和发展的，是“无为自化”的。老子曾说“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7]小说中祖父没有对翠翠母亲的爱情做过多干预的桥段；天保在得知以唱歌为比赛方式，虽知道自己唱的不如天保那样好，但并没有为了自己想与翠翠成亲的欲望去多加练习，或采取某种手段获胜的情节；小说结局翠翠独自等待的开放式结局等等小说情节没有表达人若有所欲可有所举以达其愿的精神，茶峒山城的社会是讲求自然主义的社会。边城生活的人们顺应自然而为，他们明白自己只是万物世界的过客，但他们仍保持着对生命的热情。

保存完好的民俗文化为山城的理想社会空间增添了一丝浪漫色彩。茶峒山城虽地理位置位于省际交界处，但十余年来驻扎主持事物的人遵守传统，山城里的人也安分守己，其传统文化习俗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在传统节日中，过年、中秋和端午是中国重大传统节日，也是茶峒山城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8]费孝通曾这样在《乡土中国》里如是说道。受地理位置、气候、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三个节日的传统习俗在中国各个地区存在不同之处。在茶峒山城内，其端午习俗含有楚文化的影响，楚文化是楚国时期中原文明结合巫神文化及南方蛮夷文化发展起来的文化，楚文化所具有的礼乐文明的理性色彩，亦具有浪漫色彩及神秘色彩。在小说中作者多次提及端午时这座小城发生的事情，端午仿佛成了一条线将翠翠与傩送的相知相遇串起来。茶峒含有楚文化的端午让翠翠与傩送的相遇多了一层浪漫主义斑斓。在文中，天保在与傩送的比赛失利后，依照诺言放弃了与翠翠成亲的想法的情节，以及老船夫坚决不收过渡人财物的本分之情亦是楚文化背后礼节文化的体现。不同于中秋和过年都是团圆的日子，端午虽热闹，但论其根源，是纪念楚国屈原之死的节日，含有一定悲剧色彩。在悲伤文化背景下的节日相遇相知，这仿佛也为傩送、翠翠二人未能团圆的结局提前织造了悲伤之网。语言形式方面，作者采取了民谣的方式为小说注入苗族的民俗元素。

边缘空间的塑造寄托着人们逃离现实的希望。通过色彩词语的搭配运用，沈从文在文本中构建了一套边城色彩库，完成了边城这幅中国画的颜色描绘。中国小说《边城》呈现的山水空间是美化的，物质空间是质朴的，社会关系简单、和谐，在边城这个山城生活着的人们没有也无需的防备之心，对于金钱、权力没有过多的追求。《空间叙事研究》一书曾这样描述空间与意识的关系：“任何的个人思考和群体行为都必须在一个具体的空间中才能得以进行，空间可以说是我们行动和意识的定位之所；反之，空间必须被人感知和使用。被人意识到，才能成为获得空间，才能进入意义和情感领域。”[9]边城的空间氛围给人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之感，作者沈从文自己在经历了湘西童年的纯真美好以及外面世界的黑暗残酷的反差后，自己也迷茫未来这世界会有何种结局。边城空间是如画般意象的空间，模糊了中国传统框架给年轻人的限制，在梦境破裂的同时，《边城》开放式诗化结局也预示年轻人未来众多的可能性。

注 释

[1]王勉：《十七年，默默携手为从文先生补遗》，《北京青年报》，2019.11.19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0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3]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412

[4]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63

[5][挪威]诺伯格·舒尔兹.尹培桐译《存在·空间·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1

[6]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85.86

[7]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外語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85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9

[9]龙迪勇：空间叙事研究[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27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