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说中的断裂与并置叙事

王佳伟 夏雨

内容摘要：作为文坛洛神，萧红凭借其独特的文体风格和文学理想，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萧红的小说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式，在文本中时常会出现明显的断裂和并置，通过鲜明的叙事技巧展现了东北黑土地农民的真实生存状态，这种特殊的叙事功能也导致了其与传统的文学批评相悖的审美风格和误读。本文试通过萧红《生死场》与《呼兰河传》的部分内容，来分析萧红文学创作中运用的断裂和并置的叙事功能，进而探讨萧红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内在情感纠葛，从而更好地展示出萧红小说悖于传统和审美范畴的异质性，分析作者暗含于文学中的对于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启蒙与民间的内在思考，以及形而上的生命体验。

关键词：萧红小说 叙事功能 断裂 并置 反思

在传统小说创作中，时间与空间是一部小说的主要构成因素。俄羅斯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了“时空体”这一概念，其特征表现为“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衡量。”[1]传统小说采取的是“纵剖式”的叙述结构。而萧红的异质性则在于她突破了传统文学视角和审美风格的限制，这与她的文学理想和独特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

萧红在回望自己的短暂一生时，故乡倾注了她毕生的情感。出身于东北小城的萧红，自身带有鲜明的乡土文化烙印，无论是《生死场》还是《呼兰河传》，对于叛逃到都市的萧红来说都是对故乡的一次回望与反思。童年的后花园和祖父，都是萧红不断重温、不断追寻的精神之乡。可相比于短暂的流露出对故乡的温情，萧红大部分情况下都在细数故乡的愚昧和麻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都是对故乡的批判和愤懑之情。

“归乡者终未归乡。”她出身于东北小城，却向往都市，一生都未能与乡土取得和解，矛盾与纠葛使她在文章中一面对故乡报以真挚赤诚的爱，一面却流露出激烈地仇视与痛恨，阴暗、绝望的笔触下埋藏的是无法释怀的旧痛。这不仅仅是源于故乡农村无可救药的蒙昧本身，更应归结到支撑萧红本人文学理想的都市目光，以及她在都市漂泊中遭受的苦难与绝望上。也就是说，伴随着萧红归乡悲凉的背后，既有萧红终生都未能淡化的对东北黑土地的旧痛，也必然包含着她不惜一切奔向都市后所新增的创伤。因此，萧红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对传统叙事的颠覆，其审美风格的异质性和情感的叛逆性，都与她本人的独特人生经历是息息相关的。

一.小说中的断裂功能

（一）文本时间的断裂

学者摩罗认为《生死场》是一个“断裂的文本”。[2]在小说里，叙事的时间长度跨越了十年，但萧红却只用了六个季节的更替，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进行了概括，这就是一种时间的断裂。萧红在开篇九章运用了纯客观叙事的手法，不动声色地展示着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农人的精神麻木和心灵的死寂。小说开头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夏季农人收获忙碌的场景，他们为了生计不断奔波，却因此而陷入了循环往复的挣扎之中。夏去秋来，小说继而着力续写了深秋意象，自然界显示出了它周期性的衰亡，迟暮的日落、萧瑟的秃树，农人们也因此被置于凄凉和萧条之境。秋去冬来，雪白的天地间仿佛都沉寂了下来，也预示着农民们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标志着生命力的丧失。仔细看这部小说，萧红是有时间安排的，但彼此之间却不构成情节和人物上的继承和联系，“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3]因此这里的时间线索实际上更像一根线，串起了这一个个场景。

另一部代表作《呼兰河传》，小说以故乡呼兰河城为描写和回忆的对象，分为七章。“在一定范围内，事故中的时间如果在向度上属于‘过去便常常会赋予文本一种感伤的色彩。”[4]萧红用悲凉的语言，将呼兰河城置于不同的季节时令之下，展开了全景式的描写。“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5]在萧红的笔下，故乡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只有一年四季的轮回，像一幅幅日常生活的画卷，被并置地排列出来。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我”的童年，但具体的时间却是模糊不清的，更像是“我”的一个个童年记忆的碎片，抓住了其中的几块进行了延展。这种文本的时间断裂，是小说的一大特色。

（二）生命人性的断裂

过去-现在-未来本是传统小说中常用常见的时间线索，但在《生死场》中，萧红切掉了过去和未来。“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似十年前，河水静静地在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6]在萧红笔下，时间是相对静止的，是一个循环轨道，它不回忆过去，也不预示未来，只作为现实的无限重复。她关注着人的普遍性的封建思想和精神愚昧，从而产生了残忍而无奈的判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一辈农民，已经陷入了忙着生，忙着死的生存困境。他们深入泥淖，无力改变困境、走向远方，从而告别过去。他们更没有对幸福的憧憬，只能在年复一年的混沌中茫然地徘徊，看不到未来，从而重复着无谓的循环。我把这称为萧红小说中第二个“时间断裂”。

在《呼兰河传》中，时间的发展与个体生命的成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广义上的时间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但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命却逐渐丧失了前进的心力，只是不断在生命的圆轨上循环往复，重复着生命的悲剧。萧红用仇恨愤怒的眼睛，扫视着民间发生的一幕幕丧失人性的情境：老板娘因为迷信风水，残忍地驱赶了冯歪嘴一家三口。王大姐未婚生子，面对着人们的非议、谴责和生育的痛苦，最后不幸的死去。看客们围观小团圆媳妇，兴奋地看着她的嚎叫和恐惧，痛苦和死亡，享受着别人的痛苦对自己麻木灵魂的刺激。在这些场景之上，萧红抽着烟，坐在病床上，神色满是愤怒与悲凉：“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每个人的不幸都在不断地发生，又被黑土地所掩埋，不断地被遗忘。这是生命层次上的断裂，是人性的断裂。

生命是不断向前、不断消耗的，可人在生命不断被压缩、不断被剥夺的情况下，会本能的为了继续生存而去反抗。萧红笔下的这群被历史和现实所抛弃、淡忘的农民，麻木愚昧地挣扎生存着，可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他们也迎来了新生的希望；长期以来被压迫、被禁锢的人性，在无法堕落于更黑暗的情况下迎来了反弹。日本人来了，“爱国军”从门前走过，有些人自发地跟了上去，可他们并不完全是因为爱国，也没有心思去爱国。战争侵略并不是在瞬间让这些人升起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守卫乡土的信念，而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他们已经很糟糕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他们活不下去了，于是他们站起来去反抗，去寻找生存下去的机会。萧红并没有刻意去拔高什么，她只是在不断强化这些人的生存信念，肯定他们的生存法则，从而在希望即将消亡的时候，让时间有了打破循环的契机，让生命走向光明未来的机会。这与萧红的写作风格是一致的，尽管她的文字充满了哀婉凄凉之情，却又内含着明丽和英武之气，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

二.小说中的并置功能

（一）生与死的空間并置

德国文艺理论家莱辛说：“空间属于画家的领域。”[7]萧红正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她受弗兰克的空间叙事学的影响，通过空间并置的手法展现了故乡黑土地的全景，表现了农民们在“生”与“死”中所表现出的生存的挣扎和生命的纠葛之上。通过空间并置，用一幅幅散漫却触目惊心的画面，将人物、景色皆投入其中，呈现出了东北故乡每个人的生存状态，更能透视人性，体现人的生存悲剧。生死场的十年变迁，也是通过空间的对比并置呈现的，这些画面都依附于一个囊括一切场景的空间中，每个画面互相组合，使小说的整体框架得以建构。她通过时间断裂的手法，将人们置于时间的圆轨之内，表现其蒙昧的灵魂和停滞的生命力。他们就像牲畜一样地生存着，稀里糊涂的繁殖，然后等待自然的死亡。

基于此，萧红采取了“丑化”的小说笔法。在她笔下，少有那些水灵的人物，也极少精致漂亮的事情，反而到处充斥着一些庸碌、恶俗和悲惨。如《麦场》里的麻面婆，“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那样，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金枝与爱人在菜圃上偷情后被发现，被邻里乡亲骂为不要脸、不守妇道。王婆麻木冷漠地讲述着自己孩子的死：“我把她丢到草堆上，血尽是向草堆上流呀！……我也亲眼看过小狗被车轮轧死，我什么都看过。”为了加深读者与她的情感共鸣，她甚至刻意对不够“丑”的人加以丑化，让她们代表这片土地上苦苦挣扎的众生，象征着被历史和现实所抛弃的生命。在那种躁动的、让灵魂永远无法安宁的世界，她们展现出的一切可悲可恨，所有的挣扎与迷茫，变得深入骨髓却无关紧要。此时的萧红，是作为一名文学家，一名叛逃出乡土的女性而存在。她将目光凝聚在这些横扫后无法轻易察觉到的情状，引导着人们将目光聚焦在这些丑和恶之上，一个画面接着一个画面，情感冲击强烈，令人不由心生悲悯之情。继承了鲁迅“战士”思想的萧红，倾注了自己无数的悲痛与愤恨，来嘲讽这人间悲苦。

（二）启蒙与民间的视角并置

对启蒙主义者而言，他们常聚焦于以中国民间为主的封建宗法制文化和伦理道德，将之视为愚昧和落后的象征，并施以启蒙的眼光。这种自上而下的俯瞰，饱含悲悯与批判之情的态度是其基本特征。而与之相对应的，以民间视角为主的作家大多是来自乡土社会，他们的生命之基、文化之根都来源于故乡，因此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视野。这一类的作家，大多出身于民间底层，他们将目光穿过了挣扎在生存与死亡的人们所展现出的愚昧和荒诞，而更多关注于在极其闭塞、腐朽、严苛的环境下，中国的传统民间社会是如何存活的，并进行自我反思：千百年来始终维系这种生存力量的源泉在哪里？这种看似粗糙、恶劣的野性，是否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

在《生死场》中，萧红用典型的启蒙主义式的语言来剖析家乡的顽疾，继承了左翼文学的批判性。金枝怀孕时痛苦地摘下柿子进行发泄，经历过生育痛苦的母亲却无法做到感同身受，反而生气地踢了她一脚，让萧红不由生出感慨：“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可有别于启蒙文学的是，萧红放弃了悲悯。萧红写了一群不像人的人，人性的野蛮与残酷仿佛与生俱来，可她并没有因此否定这些人的存在意义和权利，而是站在与他们平等的立场上，去认可他们的生命力和作为人的尊严。萧红用十分严肃的态度描写了麻面婆在柴堆里找羊的场面，尽管麻面婆愚蠢笨拙的还不如一只羊，可她一直在努力做好这件事，因为她也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和称赞，她也想骄傲的被别人注视，去实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还有赵三、二里半等人，他们不愿当亡国奴，他们打听“人民革命军”在哪，他们要把国旗插在自己的坟顶……这些猥琐低贱的人，也有作为男人顶天立地的豪气与尊严。由此可见，萧红是站在了与启蒙者完全不同的立场上来观察故乡的。从故乡叛逃又回望故乡的萧红，她自身带有的传统性和民间性，使她将情感毫无保留地投入到这片土地，不由自主的对底层人民产生认同感，导致她终究无法脱离故乡，完全冷眼旁观这世间悲苦。

三.反思

然而，一心回望乡土的萧红，在追逐生命的历程中，似乎也无法将都市作为其最终的归宿。萧红的一生，是从故乡到都市的不断逃离、不断漂泊中度过的，这使得她究其一生都在不断追寻的启蒙与文明，也最终成为了终生未完成的梦。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萧红弥漫于字里行间中的创痛和愤懑，并不仅是故乡带给她的，更是其一生流离漂泊的写照。正是这种乡土传统与都市现实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以及萧红身处二者之间却永远无法找寻归宿的悲剧，导致了其所展示的、处于矛盾和割裂中的都市与乡土，始终处于一种被分离和遮蔽的状态：故乡无根可寻，都市未曾反思。

然而，尽管萧红的都市经历只带给了她无尽的痛苦与悲剧，致使她所认同的生命追求出现了偏差，但毫无疑问，相比于东北黑土地蒙昧的生死场和呼兰河，冷漠的都市依然还是成为了她苦苦挣扎的寄托，这里包容着她生命的信仰。而不可避免的，萧红在这段追梦过程中所受到的打击与痛苦，也将作为历时性的存在，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其生命历程的写照，一种独属于她个人的生命体验，从而推动了其文学创作风格的大成。

萧红文学叙事的独特性，通过断裂与并置的叙事功能使得小说最终呈现出一种开放式的结构，它使作者能够以自如的笔触，摒弃线索、情节、结构的束缚，把对民间底层人性的窥视、地域文化的自省、写作技巧的创新同时呈现出来，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文学世界。《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体现了萧红鲜明的创作个性。它真实地再现了特殊时代的风土人情和民族心理，也呼应了那个极度渴望前途与光明的时代要求。贯穿于小说中的矛盾情感，对于传统与现代、都市与乡村、启蒙与民间的内在思考，以及形而上的生命体验，使得她的小说总能给人一种震撼感，一种错落有致、参差的美。

参考文献

[1]巴赫金.小说理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74-275.

[2]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J].社会科学论坛（石家庄），2003（10）：41.

[3]胡风.生死场读后记[A].萧红全集[C].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147.

[4]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53-254.

[5]萧红.呼兰河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2

[6]萧红.生死场[A].萧红文集[C].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5

[7]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8.

（作者单位：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夏雨为本文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