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鲁迅小说创作比较研究

邓晓宇

内容摘要：莫言在写作上深受鲁迅思想的影响，其新作《火把与口哨》与鲁迅《祝福》在创作中的乡土环境、悲剧情节的选择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两个作家不同的时代背景和艺术追求，在创作中又存在着反抗性格和主题的差异。

关键词：莫言 鲁迅 祥林嫂 顾双红 相似 差异

《晚熟的人》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首部作品，在这部作品中，莫言致敬经典，将故事设置于高密这样一个乡土环境中，延续以往的创作风格，师法“鲁迅”，且融入对时代新生问题的反思，“沿着鲁迅所开辟的道路再往前走一点”[1]。前人对于莫言与鲁迅两人创作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晚熟的人》中收录篇目的时间不同，因此对于新发表作品研究还存在的一定的空白。张志忠教授曾在《莫言的使命感》一篇书评中提到“《火把与口哨》中的顾双红让我们再次想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因此，顾双红与祥林嫂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本文以《火把与口哨》和《祝福》中的女性角色顾双红、祥林嫂为切入点来比较莫言与鲁迅小说创作中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一.莫言与鲁迅小说创作中的相似性

莫言从小阅读鲁迅的作品，可以说鲁迅是对莫言写作影响极大的一个人。莫言的创作是对鲁迅传统的继承这一点不仅是学界公认的结论，也是他本人的确认，因此莫言也自称“鲁迅的直系传人”。而两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鲁迅与莫言先后塑造了诸多值得深思与探究的女性形象，为两人的创作比较提供了研究方向。最为著名的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子君、爱姑，莫言笔下的戴凤莲、上官鲁氏、孙眉娘等，为我们对莫言与鲁迅的创作研究提供了的丰富话题。本文将以莫言最新篇《火把与口哨》中的顾双红和祥林嫂为切入点，从两人的生存环境、以及情节上来探讨莫言与鲁迅小说创作中的相似性。

1.乡土环境

乡土，乃至乡土小说，是一个现代的概念，正因为城市文明的兴起，与之构成参照，才凸显了乡土（小说）的意义。[2]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乡土与城市相悖，城市文明意味着新生的、文明的、进步的，而乡土则意味着原生的、传统的、落后的。鲁迅一直被学界认为是中国乡土小说之源，而凌云岚在《莫言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指出：“莫言的创作与现代中国乡土小说传统之间关系密切......莫言乡土文学创作对现代乡土文学传统既有承袭也有突破。”[3]两者的文学创作都深深根植于乡村，将人物、情节放置于乡土环境下，以特定的乡土场域来塑造人物。

《祝福》中祥林嫂的故事发生在封建社会末期的鲁镇、卫家山、贺家墺这些特定乡土场所中，其故事发生中心地点---鲁镇有着“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阴暗”“阴沉的雪天”等自然环境，这荒凉且昏暗的乡土环境并不是纯粹的风景，更是作者心理视界的折射，这种视界透露了作者内心的荒凉与绝望。当时封建末期农村的社会环境，被黑暗笼罩的鲁镇以及生活在被封建气息笼罩的祥林嫂，无不给人一种深深的压抑感。而在这种封建社会下闭塞的乡村中充斥着封建迷信、伦理道德、从一而终等傳统观念。所以祥林嫂身上笼罩的腐朽气息与封闭的乡土环境分不开，长期的不开化、千百年来古老传统和庸俗习俗的熏染导致了以祥林嫂为代表的旧中国农村老百姓的愚昧、无知的落后性格。鲁迅眼中的乡土环境往往和非现代、封建传统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的乡土环境造就了国民劣根性，塑造了以祥林嫂为代表的封建社会末期农村妇女的典型性格-----愚昧、无知。

《火把与口哨》中顾双红的故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60年的高密东北乡。莫言在创作时力求最客观的叙述方式来还原现实场景，文中出现了男女平等观、意大利教堂、生产合作社、公社等具有现代意识的词汇，却又存在“棺材这，‘官也‘财也”“坐床”“护子娘娘”等具有旧社会风俗的身影。同时东北高密乡的环境是“河水清澈见底，绝对没有污染”，是“麦浪滚滚”“沟”“岭”“酸枣”“馒头”“蓖麻”等极具高密特色的乡土风貌。这种处于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世界，落后与先进，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等各种文化形态聚焦在高密这个纯洁、美丽的农村。因此莫言笔下的顾双红因有着高密水土的滋养，虽有文化、具有现代意识、拥有着如高密乡的纯洁、美好乃至坚韧，但也有着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问题如祈求显灵。尽管莫言与鲁迅创作立场不同，但莫言仍然站在民间立场，来进行乡间书写，除上文提到的乡土环境，小说人物的语言也符合人物的身份和独特性格，如在文中开篇提到“我”因“今天我喂鸡”的年画希望从三婶顾双红家撕下来去红卫兵头头表功，但三婶很轻蔑地说了两个字“放屁”，及其简短，其中粗俗的话中将一个普通乡村农妇的勇敢、与众不同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鲁迅笔下的乡土环境萧索、社会闭塞，充斥着旧时代迂腐的封建礼教，愚昧无知；而莫言所描绘的乡土环境却是十分客观的，莫言的客观可谓说是云淡风轻，如在描绘三叔坟墓四周的环境时：“多数坟墓上都长满绿草、荆棘，墓地的空地上，凌乱生长着针刺锐利的酸枣树。两只野兔子在坟墓见追逐着，吸引了两个孩子的目光。”极其简单但却弥漫着一种冷峻的伤痛感，由于孩子太小感受不到悲痛，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三婶顾双红的不易与不幸。乡土环境的描写对于人物塑造虽然不是重点，更多的是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以及主人公形象的陪衬。但这些乡土环境中我们可以看见莫言仍然承袭前面鲁迅利用特殊的乡土场域来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

2.互文情节

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是几种话语之间的对话：作者的话语、读者的话语、作品中人物的话语以及当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有隐喻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4]在莫言的小说中，总能发现有意无意地与他人的情节构成互文。例如《檀香刑》中一个老头运用叩击模拟杀猪、卖肉、数钱、喝粥的场面就与林嗣环的《口技》相似；《檀香刑》中的众多看客的描写与鲁迅笔下的看客一脉相承；鲁迅笔下祥林嫂的儿子阿毛被狼吃与顾双红的儿子被狼叼走。都到处可见莫言与鲁迅写作创作中的情节互文，尽管莫言在小说中出现了新的结局，但在小说里的互文情节正是莫言与鲁迅跨越时空的对话。

在《鲁迅全集》中，“狼”大概被提及40余处，以《祝福》为例，作者笔下的狼就是其中狼的代表。“狼”作为杀死阿毛的凶手，是凶残的。鲁迅从众多的动物意象中选取极具野性的“狼”，其内蕴不仅指向狼的自然属性，更折射出封建末期农村“礼教吃人”的残忍，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加持，此时的狼便是黑暗社会的反映，是封建社会荼毒的折射。同时“狼吃人”这一情节不仅是祥林嫂的悲剧书写，更是当时整个时代、社会的现实书写，深刻反映了封建末期整个农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最根本的问题-----封建礼教吃人。

莫言同样借助他所熟悉的动物来写荒诞、写现实。在《火把与口哨》中，狼吃掉清泉后大家对狼的印象同样是“非常狡猾、非常阴险、非常多疑”，莫言以前期教堂里狼的善到后期狼的凶残表现狼的野性本质不会改变。“再次，莫言小说开掘了人性深处尖锐的戏剧冲突、揭示人性的复杂，展现人性的光辉，并以此构筑起对人的存在的深层隐喻。”[5]莫言在创作“狼吃人”这一情节时，衍生出三婶用清泉被人贩子拐跑尚在人世的主观美好愿望来蒙蔽自己、女儿清灵因谣言被迫服药自尽、三婶拿火把斧头杀死狼这些情节，揭示了人性在遇到苦难时的复杂性格。伪装良善的狼实则觊觎着弱小无辜，看似美好的主观愿望实则掩盖事实真相，莫言通过“狼”这一系列相关情节影射人性复杂，同时以这种理性的缺失反观当前城市化所引起的谣言四起，丧失理性、缺乏信任等问题。。

在小说中，塑造人物性格依托于情节而体现。虽然两人面对相同情节时结局各有不同，但是都是借助“狼吃人”这个情节使整篇小说发展达到高潮，以此情节冲突中来展现出人物的性格变化，借此来反映社会乃至整个时代问题。莫言与鲁迅虽生活在不同时代，但这种超越时空的互文情节以及依靠情节书写现实问题的笔法可谓是一脉相承。

二.莫言与鲁迅小说中的差异性

鲁迅对于莫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种影响并不是一味的学习和借鉴，而是富有开拓性地“往前走一点”，在此基础之上，两人的创作所以也显现出不同。以顾双红和祥林嫂为例，两人首先是在反抗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其次是透过人物来表达的主题存在着差异。

1.反抗的突破

莫言笔下的顾双红与百年前的祥林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文提到，顾双红的遭遇与祥林嫂有相似之处，甚至说比祥林嫂更加凄惨，她们两位可以说都是被苦难“眷顾”的女性，且两人还有着相似的遭遇，但面对这种“相似”，两人却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尽管两人都有反抗，但祥林嫂是逆来顺受的被动的失败的反抗，顾双红却是英勇果断的自觉的成功的反抗，这两者之间反抗的差异折射出不同时代下社会女性自觉意识。

“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对妇女的解放问题非常关注，书写了许多迫害劳动妇女的罪恶行径，而祥林嫂集中代表了“病态社会”中劳动妇女的普遍命运。祥林嫂为了摆脱不幸的命运获得生存的机会，开始了她看似几次对命运的出逃：出逃鲁镇、出格的闹、捐门槛赎罪、弥留之际问鬼神等，这些举动和想法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祥林嫂与命运之间的抗争。但是，她的反抗却并无思想意识上的自觉和目标，她的出逃只是为求一个安稳生存的条件，其反抗性具有时代的烙印。她的反抗是是生活所迫、是封建礼教中禁锢妇女的“一女不侍二夫”的“守节”思想、是出于无知与对鬼神的迷信、是不觉悟被动的反抗。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中归纳了中国农民的历史遭遇即两种时代：一是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祥林嫂的反抗可以说是这两种时代对她的压迫形成的反抗，是一种非自觉且必然失败的反抗。

与祥林嫂不同的是，顾双红的传奇性反抗让我们看到了农村妇女在面对苦难的另一种可能。顾双红在经历了丈夫高邦发生矿难、儿子清泉为狼残害、女儿清灵为谣言所困以死自证清白等一些列变故之后，怀着满腔的仇恨从残酷现实中觉醒之后，恢复理性，开始了她的复仇之旅。顾双红“提着镰刀，上岭下沟的寻找着”狼穴的地点，然后开始精心布置她有目的性的复仇计划：采摘蓖麻卖钱，从嫁妆找出六对羊油大蜡烛，让“我”打来五斤煤油、搓棉条，砍到酸枣树，让“我”去买十圈铁丝，当这些复仇前期準备做好以后，就开始精心地制作火把。当一切就绪，于是顾双红在一个冬夜，告别亲人，夜闯狼穴，用火把和利斧消灭了野狼家族，成功地完成了她的复仇计划。在这个过程中，顾双红的复仇计划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理性的一次抗争。面对人生的诸多苦难，她没有和祥林嫂一样去倾诉自身的不幸，而是下定决心并付出行动。“莫言的创作重视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中的人性特质，尤其关注人类文明思想和终极文学精神的借鉴与吸收，同步成就并展现出独树一帜的主体自觉意识。”[6]在《火把与口哨》中莫言继续关注时代变迁中复杂的人性以及主体自觉意识。顾双红充满智慧的复仇计划，是她极具理性且有自觉意识的体现，同时作为新中国成立的后的一个新女性，祥林嫂截然不同的结局也充分体现了女性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于“反抗”的不同程度与理解。

从祥林嫂的反抗到顾双红的反抗，是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不自醒到自醒、失败到成功的反抗。两人对相同命运的不同反抗也正表现跨越百年的女性自觉意识成长与认识，同时也映证了作者对于在创作中透过女性展现对苦难“反抗”的不同认识。

2.主题的差异

鲁迅借助祥林嫂，批判了鲁镇文化“吃人”的特性，这是其小说反封建主题的体现，另外又通过祥林嫂的故事反映了非自觉反抗必然失败的命运。

而莫言在书写顾双红时有着不同于鲁迅对人性的思考。祥林嫂生活的鲁镇一成不变，而顾双红生活的高密正是经济新进程下的新型农村。在莫言的小说中，有对女性美好人性的展现，如敢爱敢恨的戴凤莲、孙媚娘，伟大的母亲上官鲁氏等。在《火把与口哨》中，莫言继续书写女性的美好。故事里的顾双红在受到重创之后，同生活坚强地做斗争。作者通过呈现她在复仇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智慧、坚强，赞美了美好的人性。但莫言没有直接刻画人性的美好与复杂，而是通过顾双红任由主观美好蒙蔽自己----反思苦果与教训----恢复理性的这个过程中来为那些被迫寡言的权利底层人民发声，表现他们纯洁质朴的心灵、愤怒抗争的情绪，展现通过苦难对人的锤炼来呼唤美好人性理性复归的主题。

同时，在《火把与口哨》这个故事中，村民乃至作为母亲的顾双红都怀疑自己的女儿在说谎，在这种谣言逼迫的情况下，清灵选择自杀来自证清白。莫言以这种因谣言而导致信任的缺失来反观当代社会。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造就了一个物欲横流、谣言四起的社会，这种生存环境的不稳定使整个社会产生了一种心理不安进而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信任缺失。而《火把与口哨》写于新冠疫情下，人们惶恐不安，种种现实问题裹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更放大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怀疑、缺乏理性等社会问题。而莫言将这些现代化进程之下的社会性问题透过顾双红这一形象展现出来，表达了莫言对人性的反思，以及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深刻警醒。

综上所述，通过顾双红与祥林嫂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莫言的近期写作仍然致敬经典，但莫言的作品中却多了一丝对于当下现实生活的反观，彰显理性意识，塑造出与鲁迅笔下传统农村妇女截然不同的命运。这对我们探究莫言新作风貌，把握莫言与鲁迅两人创作的不同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木叶.莫言：沿着鲁迅的发明再往前走一点，见hhtp：//bbs.tianya.cn/post-no

16-236815-1.shtml.

[2]贺仲明，杨超高.乡土小说研究的前景与困惑：贺仲明教授访谈录[J].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20（1）：13-19.

[3]凌云岚.莫言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J].文学评论，2014（2）：84.

[4]王铭玉.符合的互文性与解析符号学---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研究，[J].求是学刊，2011年38卷第三期.

[5]（22）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03.

[6]从新强.《晚熟的人》阅读笔记[J].长江文艺，2021（5）：150-153.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