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史课程建设的有效途径

颜志伟

内容摘要：《新文科建设宣言》将新文科内涵扩大到文科专业之间的深度融通。在此背景之下，文科专业内部不同课程的深度融通也应引起重视。从课程性质、现有教材来看，《外国文学史》课程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之间有着密切的交融互鉴；从社会发展进程相似性、文学思想的传播与接受和文学创作实践角度看，两者融通操作性强，可行性充分，是新文科背景下《外国文学史》课程建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新文科 外国文学史 课程建设

西方提出“新文科”概念已有40年，一般认为其新主要在于要求文科要与工程、技术相结合，从而给文科教育带来新方法、新思路、新视野[1]。2020年11月3日，《新文科建设宣言》在山东发布，宣言明确提出要“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2]。这标志着对新文科的认识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要求打破学科专业之间的壁垒之外，文科自身各个专业之间的壁垒也成为了要打破的对象，并且应该开始思考如何开展深度融通，这也深刻表明了新文科的思维模式就是不断打破固有界限。在此背景之下，思考文科专业内部不同课程之间的融通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这自然会要求现有的课程内容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也会给课程建设带来新的挑战。笔者作为一名从事《外国文学史》教学的教师，对课程内容应如何变化以应对这种挑战进行了积极思考，选择以融通《外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两门课程作为新文科背景下《外国文学史》课程建设的突破口。

一.选择融通《外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课程建设突破口的原因

从培养目标来看，《新文科建设宣言》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具有国际视野，要具备国际竞争力[2]。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外国文学史课程对于培养国际视野来说具有先天优势，可以让学生经由外国文学了解外国文化，让学生能知外国，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仅知外国还是不够的，没有中国的“国际”不是真“国际”。因此，《外国文学史》课程不能再单纯只讲外国文学，以免使学生形成将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割裂成国外、国内两个各自独立的系统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只知中国不知世界，依然是不知中国，这样的学生也不能成长为适应时代发展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搭建沟通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桥梁，这样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

从课程性质来说，《外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两门课程较为接近，两者都具有较强的文学色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或多或少都有一定了解，因此，在《外国文学史》课程教学中尝试融通《中国现代文学史》，能够有效消解彼此之间的壁垒，同时通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中介作用拉近学生与《外国文学史》的距离，降低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抗拒感，增加学生学习的知识获得感，使学生的学习能够收获1+1>2的学习效果。同时，在中外文学的相互参照中，也能于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比较意识。所以，这种融通对于两门课程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是事半功倍的，能够通过相互印证从而认知、理解、吸收人类共同的精神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上学生得以不断提高思想道德境界，不断提升精神文明素养，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领域，这也符合宣言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2]的要求。

从现有教材来看，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认识到，包括《新青年》编者在内的许多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对待外国文学“采取了兼收并蓄甚至全盘肯定的态度”[3]，可见西方文学对初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当然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钱理群等主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中提到了一个事实，即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外国文学带来了深刻启示，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世界文学的血肉联系正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4]2；郭志刚、孙中田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提到：“我国文学是在向西方学习的情况下跃入现代历史进程的”[5]25，这种学习既包括重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也包括介绍外国文学发展状况，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杂志自创刊开始就一直积极参与其中[5]57。刘勇、邹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把中外文学的碰撞与交流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既看到了在此过程中有鼓吹全盘西化带来的不良影响，也肯定了从总体来看，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对新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6]。在外国文学史教材方面，朱维之、赵澧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指出，外国文学“是人类共同的知识和文化财富，是我们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融入世界所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7]1，并有意识地在编写中把在我国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家列为重点[7]3；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前言中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东方近现代文学在20世纪发展迅速的重要原因是明显受到西方文学影响，而东西方文学之间存在着互补和融合现象[8]；而在聂珍钊主编的马工程《外国文学史》第二版绪论中，在看到外国文学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同时，还看到了外国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推进作用，“外国文学直面社会矛盾，洞察人的心灵世界，反抗阶级压迫，关心底层疾苦，敢于自我反省，成为中国作家救亡图存的重要借鉴”[9]，开始把外国文学和中国革命的现实联系了起来。可以说，在教材编写方面，编写者都已经注意到了彼此之间的融通问题及融通的重要性。

二.融通《外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可行性

从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社会整体上开始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新兴势力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努力要把人从封建束缚和宗教禁锢中解放出来，总体上来说，文艺复兴是一个人的重新发现的时代。而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反封建理所当然地在近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同样是一个人的重新发现的时代。周作人1918年12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5卷第6号的《人的文学》中概要叙述了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不同历史阶段对于“人”的认识的不断深化，以此為参照思考了在中国对于“人”的认识的缺失，提出了自己对于“人”的洞见，肯定了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10]。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开始就从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历史阶段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融通外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可以借助中国现代文学材料而滋养学生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认识，且使学生经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对新文化运动有更深刻的理解，相得益彰。

从文学思想的传播与接受来看，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将西方文学思想中国化以适应中国国情。而在外国文学史的教学中，以中国化的西方文学思想作为出发点导向其所来自的西方文学思想，可以有效地加深学生对西方文学思想的理解。新文化运动领导者陈独秀1917年2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2卷第6号上的《文学革命论》开篇即问：“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11]25表明通篇思想即由对此问题之思考而得来，遂将革命精神引入文学领域。文中并提出三大主义，极言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11]25，显示了新文学关注普通人、关注现实、关注社会的基本立场。周作人1919年1月在《平民的文学》中也提倡平民文学以与贵族文学相反，并强调其不同在于其文学的精神普遍与否、真挚与否。[12]11普遍即指文体的普通、思想与事情的普遍：“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12]12，真挚即指文体的真挚，思想与事实的真挚：“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12]12。推及欧洲革命之初，启蒙文学兴盛，文学作品中主要人物身份向市民阶层转变，贵族文学、古典文学被作为批判对象，不难发现，陈独秀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和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这些概念可以视作是中国自己的启蒙文学，和欧洲启蒙文学完全可以形成相互阐发，由此也可见出在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学这一问题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

从文学创作实践来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优秀作家都与外国文学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文学巨匠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都谈到过外国作家、作品对自己创作的巨大影响，他们也致力于结合自己对中国国情的认知，热情地把认为对中国有益、对自己有益的外国优秀作家、作品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并以自身为媒介，鼓舞、激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家。鲁迅《狂人日记》深受果戈理影响早已经是共识，他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中由衷地感慨：“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13]，并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直言创作的起步所仰仗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原来所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14]。郭沫若自承惠特曼《草叶集》中豪放的自由诗对他产生了强烈影响，他的《凤凰涅槃》、《匪徒颂》等名作都是在惠特曼的影响下做成的 [15]。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表明他受到过左拉和托尔斯泰的影响，并评价自己试作小说更接近于托尔斯泰[16]。巴金则把向外国文学学习比作为了进攻一切腐朽、落后的东西，为了跟封建、专制、压迫、迷信战斗而拣来的别人的武器[17]。老舍真正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在他1924年到英国伦敦东方学院讲学时，在外国文学直接影响下开始的，他提到：“因习英文而读到英国的小说，我才有试验自己的笔力之意”[18]。他的创作深受狄更斯影响，对但丁《神曲》也推崇有加。曹禺则在一次讲话中直言自己读过莫泊桑、狄更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屠格涅夫、哈代的许多作品，而对他的戏剧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则有易卜生、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和现代西欧戏剧等[19]。由此观之，学生如果对外国文学史缺乏了解，则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习必难登堂入室，而经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桥梁作用，必能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外国文学史。

《外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间如此密切的诸多联系使得融通彼此成为了可能。钱理群等主编的《现代文学三十年》前言中强调了中国现代作家对外来文学资源的利用、改造、变异与融化的重要性，指出：“这吸取与创造的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参与本世纪世界文学的创造，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4]。中国现代文学史受到外国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影响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外国作家、作品、文艺思潮、文学运动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的中国化的过程。在现实教学当中，在现有教材的基础之上，只要稍加引导，教师完全可以做到在教学中将两门课程有机融合起来，让两者相互助益，也能很好地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增强对课程的接受能力。对于教材建设来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在将来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中出现外国文艺运动、文艺思潮、作家、作品“中国化”的章节。事实上，刘建军总主编的《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的出版已经展示了这一领域广阔的前景。

三.融通《外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教师的要求

《新文科建设宣言》提出，“推进新文科建设，要坚持不懈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形成中国特色文科教育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教学体系，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这为每一位文科专业教师都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在外国文学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容易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冲撞，由于其与中国文化异源异质的文化性质，课堂教学易出现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的现象，容易产生盲目崇拜或盲目排外的不良倾向，不利于培养文化自信。因此在融通《外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教师必须坚持中国立场，这是坚持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中外文学的交流已成常态，但在教学过程中对中外文学交流的展示往往呈现出片断性、零散性、随机性的特点，难成体系，也难以形成长期机制。面对此种情形，作为教师需要勤于思考以不断在中外文学的交流中碰撞出思维火花，以坚持中国立场炼就一双火眼金睛，不断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循序渐进地在《外国文学史》的教学中逐渐使之体系化，并在体系化的过程中努力构建双方交流的平台，逐步完善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对话性。

在融通《外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自觉树立融通意识，打破大量存在的类似外国文学史教师不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国现代文學史教师不熟悉外国文学作品的知识壁垒，以对方知识作为新材料，在与对方的对话中发现新问题，在对新问题的思考中提出新观点，在这一坚实基础上才能真正做到以课程为核心，以融通实践不断丰富和创新教育教学内容，巩固、深化课程体系，力争将融通《外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实践经验系统地引入课堂、转化为教材，进而建设为优质课程资源，同时也能拓宽自己的学术道路。

作为《外国文学史》课程教师，应自觉树立讲清楚外国文学发展历程中不同时期的作家、作品、文艺思潮、文学运动中国化的进程的意识，一方面丰富课堂内容，另一方面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同时让学生明白外国文学离自己并不遥远，有助于培养国际视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教师，也同样有责任讲清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将外国作家、作品、文艺思潮、文学运动中国化的努力，以帮助学生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先辈们为苦难中国寻找出路的卓绝贡献，更全面地领会党史和新中国史，充实课堂思政教育内容。

《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培养时代新人需要新文科。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在大国博弈竞争中赢得优势与主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关键在人。”[2]在融通《外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强化价值引领，以免偏离培养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时代新人的目标。这就要求教师自身必须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具备优良师德师风，树立自觉的课程思政意识，平时注意积累课程思政素材，在课堂上、在生活中注意言传身教，才能真正做到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四.融通《外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前景

融通外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新文科背景下《外国文学史》课程建设的有效途径。在新文科背景下引入中国现代文学视角重新观照外国文学课程，从知识传授角度来看可以打破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割裂状态，帮助学生建立中外文学有机联系的知识体系，并且随着课程融通实践的展開，学生知识体系将不断得到深化、拓宽；从价值引领角度来说能够凸显经典作品蕴含的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引导学生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且随着课程融通实践的展开，学生的理想信念将日益坚定，文化自信也将因此得到彰显。

在课程融通实践过程当中，中外文学的交流碰撞将会无处不在，我们可以追踪外国文学流派或思想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和新变化，也可以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中寻找例证去阐发外国文学现象以期找到共性，找出个性。这种实践，其实质正涉及比较文学的重要方法如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等。学生将因为这种实践活动而形成自觉的比较思维，因此为比较文学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形成开阔的整体文学观，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强化自己的理论自觉，并为寻找合适的毕业论文选题提供广阔的视野；教师将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不断遇到新问题、激发出新观点，业务能力也能随之不断提高；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不同课程的融通也将不断深入，并将形成良性互动，带动《外国文学史》课程建设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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