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爱国：评林纾译《伊索寓言》

时间：2024-05-07

黄宁

内容摘要：晚清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侵华战争，得逞后占据中国内地多处为其殖民地。中华民族生死攸关、危在旦夕，反帝救国、富国强民成为当务之急。林纾，作为爱国志士，视翻译为救国实业，在翻译中宣扬政治主张，激发民族斗志。《伊索寓言》虽然是一部寓言故事集，反映的是动物之间的生存关系，但其中充满了智慧和启迪。针对清末国破家亡的状况，林纾借译此书以点明民族的生存危机及其产生根源，并提出救国强国主张。林纾借《伊索寓言》把爱国热情和救国心愿传递给国人，并寄厚望于青少年一代。

关键词：林纾翻译晚晴时期救国强国《伊索寓言》

作为爱国志士，林纾一生致力于翻译事业，希望通过翻译西洋文学来启发国民，激发民众斗志，以达到反帝救国的目的。林纾对青少年一代寄予很大的希望，在《伊索寓言》中分析了西强中弱的原因，并针砭时弊、鼓舞士气，积极谋求救国强国之路。本文通过研究《伊索寓言》中的“畏庐曰”部分，分析林纾的爱国之心和救国之举。

一.林纾与《伊索寓言》

林纾，字琴南，号畏庐，清末译坛泰斗，“不仅是文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也是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之一。”[1]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将魔爪伸向中国这片膏腴之地，清王朝国力荏弱，无力抵御外侮，导致国破家亡，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林纾愤念国仇，疾呼救国，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儿童身上，在翻译和创作中重视对儿童的启蒙引导。1897年，林纾出版第一本诗集《闽中新乐府》，启蒙歌诀，通俗易懂，属于儿童文学范畴。在《闽中新乐府·序》中，他写道：“童蒙得失，系国家之强弱。”①1902年，林纾开始着手翻译Aesops Fables，并在《序》中点明译书目的更多为启蒙儿童：“伊索氏之书，阅历有得之书也，言多诡托草木禽兽之相酬答，味之弥有至理。欧人启蒙，类多摭拾其说，以益童慧……能使童蒙闻而笑乐，渐悟乎人心之变幻，物理之歧出……”[2]p95-96在寓言故事的后面，林纾加上了很多“畏庐曰”，旨在“引导读者认识列強的豺狼本性。”[3]

《伊索寓言》自问世以来，一直享誉四海，其中哲理深入人心。其书出自古希腊，是一部寓言故事集，创作于公元前6世纪，作者是一名叫伊索的奴隶。书中的寓言故事短小精悍，以各种动物为创作对象，通过其生存智慧折射出人间百态，故事中包含着深刻的寓意与人生哲理，发人深省。《伊索寓言》最初由传道士带入中国，首个汉译本《况义》刻于1625年，明朝时期。该作经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口头翻译，张赓整理成文。第二个译本《意拾喻言》诞生于1840年，由英国人罗伯聃和清朝蒙昧先生合译。第三个译本《海国妙喻》诞生于1888年，由清朝张焘辑。1903年，林纾开始翻译Aesops Fables，并邀请严培南、严璩参与译书活动。经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此译本系该书第一个汉语全译本。“伊索寓言”这个书名就是此译本定下来的，之后的译本均沿用不换。

林纾翻译《伊索寓言》，看重的不仅是寓言故事寓教于乐的功效，还在于其宣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后者正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最需要的生存智慧。1897年，《国闻汇编》刊登了由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赫胥黎的作品，书中极力推介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论》的出现非常契合时代需求，自然界的生物进化和演变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国家落后就要挨打，唯有强大起来才能生存下去。《伊索寓言》描述的动物世界尔虞我诈、弱肉强食，到处充斥着暴力与欺诈，唯有洞察秋毫、善用权谋、勇于进取才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晚清时期，中国军事力量薄弱，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几次交手均以战败告终，国门于是被强行打开，洋人依仗洋枪洋炮，大肆抢掠。霸权与殖民，奉行的正是丛林法则和强权政治。1901年，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下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辛丑条约》，该条约中约定的赔款数额和侵犯主权行为均达历史之最。面对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林纾不能坐视不管，1902年他和严培南、严璩合作翻译《伊索寓言》，“以动物世界影射人间社会，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4]

二.爱国之心

林纾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虽然一生不曾入仕，但他的民族大义和担当感，救国家于危难、救民族于危亡、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爱国热情却是有目共睹的。纵观林纾一生，最初他和当时千千万读书人一样，渴望考取功名，光宗耀祖，所以才会六次参加礼部会试；但后期放弃宦情，踏上翻译西洋文学作品的道路却是受爱国心的驱使。大清王朝在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洋务运动”因不改变政体、不革新政治而收效甚微，而当时的维新变法思潮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迅速高涨起来，林纾就是维新志士之一。在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之后，民族志士们痛定思痛，立志学习西方，魏源从科学技术从面出发，开创性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策略。晚清时期，中国文人志士皆鄙夷西洋文化，但不久之后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就意识到其现代性与先进性，开始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维新派一马当先地投身到文学改良运动中，摒弃中国传统文学模式，破除旧式诗歌、小说等的固有结构，一时之间，译介西洋文学进行的如火如荼，旨在“使民开化”[5]。梁启超主张“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6]正是在这份耿耿爱国之心的召唤下，林舒开始了辉煌的文学翻译事业，从而走上了翻译救国之路，“自觉地将其翻译事业和国人反帝反压迫的斗争结合在了一起。”[7]

在《伊索寓言》中，林纾借助“畏庐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原因，指明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本性，对中华民族带来的威胁及灾难，同时积极寻找救国救民之路，时刻不忘鼓舞和激励青少年一代，勿忘国耻，奋发有为。

（一）国弱

1.上下思想不统一

从古至今，任何国家能够无惧外敌，经风雨而屹立不倒者必是上下同心，君臣一心、君民一心。当人心涣散，各为其政时，国力必将受到削弱，在强敌面前不堪一击、土崩瓦解，清末就是如此。

（1）无向公之心

清末，朝廷腐败，统治乏力，官吏昏庸，任用私党，权贵贪生怕死，畏敌如虎，整个社会已是一盘散沙。1884年甲申战争爆发，福建海军全军覆没，林纾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民族的危难。此后，他深思朝廷战败原因，在《西湖诗序》中借古讽今：“泛散无统，其不能一力于国家之事。”[8]翻译《伊索寓言》时，林纾愤愤写道：“夫欧群而强，华不群而衰，病在无学，人图自便，无心于国家耳。”[2]p99 “吾华人各为谋，不事国家之事，团体涣……”[2]p171林纾从中西对比中看到中国衰弱的原因之一，欧洲列强上下团结一心，所以国家强大，而华人只为自己谋划，不能齐心协力，才导致国家江河日下，最终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无向公之心者，不单单指普通百姓，亦指为官者。当为官之人不能以国家之事为己事时，彼此见死不救，所造成的危害更为巨大。官场上的腐败黑暗、明争暗斗、权力倾轧致使国家机器在危难面前运转失灵，甚至成为摆设。林纾对此深恶痛绝，又悲伤至极，“怀国家之想者，视国家之事己事也，必为同官分其劳。若怀私之人，方将以己所应为委之人，宁知是为公事，固吾力所宜分者？”[2]p115

（2）无自强之心

任何国家和民族身处危难之时，都需要有一股血性和志气，方能从绝境中杀出。在晚清国破家亡的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更需要统治阶层和民众有奋发图强的决心，穷途末路之时自强自立尤为可贵，但当时腐朽昏庸的清政府根本没有励精图治的决心。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锐气挫尽，无力再做挣扎，只得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到20世纪初《辛丑条约》签订之时，已经与东西方列强总共签订了16个主要条约，随后割地、赔款，民不聊生，朝廷苟延残喘。

林纾希望清政府和百姓奋起抗击帝国主义列强，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议和、割地和赔款。不平等条约像屈辱之鞭一次次无情地打在民族的脊梁上，也打在了林纾的心头上。“偷安之国无勇志。”[2]p142“有志者，视辱重于死，乃垂死而仍不愿辱，则真有志者矣。”[2]p138

2.统治阶层不善谋国

（1）不作为

清朝廷不敌西方列强，由天朝大国沦为待宰的羔羊，林紓细究其原因，朝廷不作为就是其一。正是统治阶层的不作为，使得国家机器运转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在历史上，中国一直雄踞东方，令世界瞩目，但后来被西方列强超越，甚至连近邻日本也跻身列强行列。林纾对清朝廷不善谋国行为直言不讳：“平日不储才，事集求才；平日不练兵，乱起征兵，均非善谋国者。”[2]p101从林纾的批评可以一窥晚清当时的治国乱象，平时不重视笼络人才，到了用人之际才发现无人可用；平时不注重军队治理，等到用兵之日才发现无兵可用。

（2）用人不当

用人不当是清末存在的一大问题，而对“不当之人”的任用又一次次地将民族的命运引向深渊。“决大计于浅人，已误矣，又合无数不臧之谋夫，令人各措一策，安得善著？”[2]p133“使贪使诈之又言，中国之宿症也。”[2]p126自从鸦片输入中国以来，国内的白银就源源不断地流到西方列强的腰包，民众身体受到摧残，智力受到损伤，意志受到麻痹，因此十分痛恨鸦片。林则徐主持禁烟运动，斩断了列强的魔爪，深得民心。英国忌恨此事情，蓄谋挑起战争，当侵略军到达广州时，林则徐已有准备，他们无隙可乘，只能北窜；进犯厦门时，邓廷桢也有防备，英军无奈退兵；他们一路北上，在浙江处寻得破绽，占领定海。道光帝被迫革职查办御敌有功之臣林则徐和邓廷桢，并委任崇洋媚外的琦善为钦差，赴广州与英方交涉。中国封闭千年的门户被武力强行打开，侵略者蜂拥而入，自此国将不国。

（3）舍民自保

自鸦片战争中中国战败，西方列强趁机强取豪夺，威逼清政府签订众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民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生活苦不堪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仓皇出逃，置无数百姓于不顾。联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洗劫圆明园无数奇珍异宝后，将这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宫苑付之一炬。西方侵略者到来之前，清政府搜刮民脂民膏，供统治阶层挥霍享受；战争爆发后，统治者为了保全自身，免于祸事，完全抛弃了百姓黎民。林纾在《牧人亡犊》一文中评论道：“天下爱命之人，宁舍其所牧者众矣。”[2]p103

（4）不能善待臣子

在封建社会，国家的治理并不是统治者一个人的事情，还需要仰仗众多大臣们齐心合力才能治理的有条不紊，但清末统治者对待臣子却不尽人意。林纾直言：“凡靳赏吝爵之主，均不足与成大事。”[2]p123纵观中国历史，许多能臣谋士为国家的强大兴盛作出了很大贡献，比如唐朝的魏征、尉迟恭、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为国殚精竭虑的背后是欣赏、支持和善待他们的君主。清政府平时不知道礼待能臣，战争之时只盼着他们拼死用命，事后却并不安抚、体恤，渐渐伤了功臣之心。禁烟功臣林则徐被贬就是很好的例证。翻译《蜂鸟求饮》一文时，林纾发自肺腑地写道：“其君与主，习安其良，未尝突加以奖励之语。”[2]p173

3.邦交失利

清政府在战场上屡屡败退，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被列强们践踏，而其施行的心存幻想的邦交模式也注定失败。林纾指出，“强邻舍我何择。”[2]p167这里提到的“强邻”就是日本。在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中，日本是唯一一个亚洲国家，而且和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相隔不远。因为时邻国，而且日本国土面积比较小，清政府一向不把它放在眼里，认为这等小国不值一提。事实上，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大增，已经跻身列强行列。

清朝在于强敌周旋的过程中，常常幻想借助其他列强的势力来制衡敌人，结果却是大失所望。甲午战争后，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强迫清政府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列岛。俄国认为日本此举伤害了其国家利益，索性联合德国和法国集体向日本施压，迫使其退还辽东半岛，日本无力应付三国军事行动，只得答应归还。此事让清政府产生幻觉，以为可以“以夷制夷”，而事后，俄国强迫清廷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和《合办东省铁路合同章程》，加强了自己在东北的垄断地位。在文中，林纾指出“……不谋独立，而曰联某国、联某国，即予我三积，安有一积之得？”[2]p132 “若事事恃邻而行，彼邻苟无所利，又安能为我？”[2]p168直接指出这种做法的弊端，更指出了制敌的法宝──“独立”。林纾还进一步指出：“……犹强国以灭国为利，不审其包藏祸心，而厚结以恩，将终为其所覆……。”[2]p98

4.军事不振

从清朝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诸次战争来看，当时军事上不敌西方是不争的事实。林纾在文中写到：“卫国者无兵，可以侪列强耶？”[2]p167此处“无兵”指的是无制敌之兵。“洋务运动”兴起之后，清政府亦下定决心振奋军事，于是，创马尾船政局于福州，建军火机器局于天津。与此同时，还开办多所西式军事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在发展海军之时，还积极操练陆军，并设立了陆军武备学堂于天津，虽然如此，但种种努力并不能改变军队战斗力不强这一事实。清政府削减军费预算，军队纪律涣散、贪污腐败、精神不振、操练废弛等等原因，最终导致大敌当前时无兵可用。在文中，林纾还特意提及军队的腐败问题，“……饷储则多实军主之橐。”[2]p114 士兵分不到军饷，心中有怨恨，临阵自然不会用命，军队战争力可想而知。

清朝军事落后的现状此前就已经引起一些爱国志士的担忧，主持禁烟的大臣黄爵滋就曾上奏：“今日之兵，或册多虚具”，或“粮多冒领”，或“老弱滥充”，或“训练不勤”，或“约束不严”。[9]由此可见，鸦片战争以来，清朝一再战败的原因，并不全在武器的落后，還在于缺乏先进的军事体制。

5.国民素质低下

（1）身体素质弱

清末，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号称有四万万人，但人口的身体素质并不高。国家本就贫弱，鸦片战争之后，全国上下更是陷入万劫不复之境，民众更是生计艰辛。中国人的传统思想里崇尚“多儿多福”，儿女早早嫁娶，生育不加节制，外加经济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所以当时的人口身体素质较低。1896年，上海英国人主办的《字西林报》中一篇文章把中国比作“东方病夫”，之后“东亚病夫”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讽刺当时民众身体素质低下，特别是吸食鸦片的那些人，简直不堪一击。

针对国民身体素质低下这一问题，林纾忧心忡忡，在《伊索寓言》中不止一次提到。“支那莫审卫生之术，嫁娶既早，而又苦贫，故得子恒羸。欧西人量力而娶，娶则能育，胎教及保婴之术，在在详审，故其民魁硕精悍，寡夭折之祸。”[2]p105“吾黄种……育而莫养，生而不摄，人满而岁恒歉，疫盛而死相属，因赔款而罄其蓄，喜揭竿而死于兵，所馀总总之众，又悉不学……”[2]p180在这两段话中，林纾提到欧洲人口素质高的几点原因：生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卫生医疗水平高，养育重质量而非数量。

（2）精神素质低

晚清时期，部分国人除了身体素质较西洋人低下以外，精神素质也不高。林纾本有为官的机会，但都拒绝了，因为乱世之中“小人”横行，官场腐败，正直诚实之人保全自身都难，更别说匡救黎明百姓了。“方今小人之多，任事之难，在古实无可比例。[10]”他痛恨这些“小人”和“贼臣”，在译作中进行了批判。

一是本性懦弱。鸦片战争之前，大清王朝及其子民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视西洋诸国为蛮夷小邦，包括近邻日本亦不足为虑。及至鸦片战争爆发，西洋的炮火让一直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吃尽苦头，之后爆发的多次列强侵略战争，清王朝屡屡战败。战败后的民众被洋人吓破了胆，本性中懦弱的一面显现了出来。林纾描述昔日的场景：“一西人入市，肆其叫呶，千万之华人均僻易莫近者。”[2]p155从林纾的笔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华人对西洋人的畏惧心理，这也正是译者气愤之处。

二是崇洋媚外。在民族危亡之际，民众理当齐心协力共同抗击侵略者，但独有一些人反助外敌攻击自己同胞。林纾对此激愤难当，“威海英人之招华军……庚子以后，愚民之媚洋者尤力矣。”[2]p152痛斥这些人为“愚民”，而他矢志译书目的之一就是要开启民智，教化民众。

三是恶习难除。长久以来，林纾一直在深思战败原因，通过东西方的多方面对比，他看到了当时国人身上的一些恶习，也领悟到了中国日渐落后于西方，以至被动挨打的深刻内因。在《驴贺马》一文中，林纾写道：“吾中国之民，惟有恶劳之心，故财政绌于西人；有贪生之心，故兵政亦绌于西人。”[2]p188屡战屡败原因很多，人性中的种种弱点正是其一。

（二）列强本性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蹂躏，强烈的爱国爱民心愿促使他借助翻译来开启民智，救国救民，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在《伊索寓言》中，林纾多次警醒民众，一定要认清列强的殖民本质和掠夺天性。

1.殖民天性

14、15世纪，当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时期时，资本主义率先萌芽于欧洲，至16世纪已经形成气候。在15世纪末期，富有冒险精神的欧洲人探索出一条通往印度洋和美洲大陆的航道，自此之后，原先位于地中海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开始转向大西洋，一些老牌殖民国家崛起。为了到东方寻求财富，西欧国家从15世纪中叶开始进行殖民活动。1553年，葡萄牙跟中国租借了澳门，以此为据点跟中国进行贸易往来。18世纪中期，随着欧洲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工业国家迫切需要大量的工业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英国借助自己无可匹敌的海上军事力量，开始在全世界开拓殖民地。进入19世纪末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迈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主要采用的殖民策略是资本输出。在19世纪在最后10年里，全球的“无主土地”已经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但他们依旧不满足，并把贪婪的目光投向在科技军事上处于下风的中国、土耳其、朝鲜等国家，并开始激烈的争夺。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列强兴师动众而来，不是来与清政府建立正常邦交的，而是来开拓殖民地的。林纾指出，“中国人当一力求免为，欧西无良屠也。”[2]p116“邻国固宜亲，然度其能碎我者，亦当避之。”[2]p126林纾看到了列强的本质是“屠夫”，而且“能碎我”，警示民众不要抱有幻想，唯有奋起抗争，才不会亡国灭种。

2.蔑视中国

19世纪帝国主义国家在综合实力上远远超过清朝，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使整个国家分崩离析、一盘散沙，成为列强们瓜分的对象。面对一支待宰的羔羊，列强心中充斥着不屑与蔑视。在文中，林纾写道：“试观列强之对我，其语气恒和平，岂重我哉？亦审吾不足与敌耳。”[2]p141“强国之鄙弱国，岂特驴耶？”[2]p132列强蔑视中国和中国人，他们公开叫嚣，气焰嚣张，总部设在伦敦的Daily Telegraph发文道：“……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英国人高于中国人之上，应成为中国人的主人……”[11]清朝早已不再是天朝大国，在列强的眼里只是一块有待征服和掠夺的膏腴之地。

3.排斥华工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美国为了开发广阔的西部地区，实现国家统一，从而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奴隶制度的废除造成廉价劳动力的巨大缺口。当是美国人口主要聚居在东部地区，高山的阻隔，东西铁路未建成，巴拿马运河未建成等因素导致很难将大批人口运抵西部。限于条件制约，美国不得不另辟蹊径，打起大洋彼岸中国的主意，此后开始输入华工，因为华工比白人廉价，更加吃苦耐劳。初期，华工很受美国政府的欢迎，他们开采金矿，修建东西铁路，但随着铁路的完工，华工开始遭到从民间的政府层面的排斥。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通过历史上有名的《排华法案》，阻止华工流入美国，并对境内华工施行迫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林纾怒不可遏，在译文中极力向国内黎民百姓介绍同胞在美的非人遭遇，并分析华工遭受排斥的原因。“藁固莫利于犬腹，而据之足祛一身之寒，牛一得之，藁无馀矣。此美洲所以力拒华工也。”[2]p112林纾看到民族的耻辱与危机，这种蔑视与践踏造成华工处境甚至不及黑人奴隶。在翻译Uncle Toms Cabin时，林纾借助序言揭露華工惨状：“近年美洲厉禁华工，水步设为木栅，聚数百远来之华人，栅而钥之。”[12]p206“……彼中精计学者患泄其银币，乃酷待华工，以绝其来。因之黄人受虐，或加甚于黑人……”[12]p1林纾深深同情华人的悲惨遭遇，斥责美国行不文明之事，揭穿列强的强盗本性，希望国人能够觉醒并抗争。

三.强国之路

林纾在《伊索寓言》中不仅仅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还提出一些救国主张和见解，这些思想深刻反映了他心怀国家、民族和黎民百姓，为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未来振臂呼号，希冀能够在黑暗中摸索出一条光明之路。

（一）政治方面

1.勿忘国耻

《伊索寓言》是一部儿童读物，林纾在这部书中加入一些救国言论是大有深意的，他把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少年、青年一代的身上，希望他们能够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开辟出新的天地。首先，林纾认为任何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应忘记国耻，“有志之士，更当无忘国仇。”[2]p114只有不忘国仇，卧薪尝胆，奋发有为，当时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国家的民族才有希望。

2.变法图存

19世纪，西方军事科技发达，主导世界格局，中国远落其后，以至于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洋务运动的兴起，是中国在军事、工业等方面向西方学习的开始，到后来向西方学习政治、文化、思想等，中国已经意识到自身的落后，开始主动地追赶西方，力图改变现有的被动局面。在“驴效草虫”一文中，林纾指出：“故欲变其术以自立于世，必当追蹑强者之后……”[2]p98“今日黄人之势岌岌矣，告我同胞，当力趣于学……”[2]p156

林纾“赞同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支持变法。”[13]他认为变法图强是一条能给当时中国带来希望的道路，并且一直心怀期待。“维新派主张变法，主张兴民权，是以西方国家为参照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西方国家（包括日本）是中国的榜样，所以他们热情宣扬西学，希望能用西学来改造中国。”[14]但不幸的是，守旧派百般阻挠，维新变法中途夭折。

3.治国有道

林纾认为清朝不敌西洋，很大原因是治国不力。如何做到治国有道呢？他在文中也有所提及。“善谋国者必备患于未然，不能以已治已安，遂弛其备。”[2]p178这句话是说清朝安享太平盛世太久，丧失了防患于未然的戒备心理，其实就是没能持续做到励精图治。“先集国力，国力集，则国群兴，无论敌患可以合力御之，即大利亦可以合力举之。”[2]p168这句话点明举国上下齐力谋事的重要性，只有上下一心，才能成就大事，也才能防御敌患。清朝在面临大敌来犯时，朝廷上下慌作一团，溃不成军，所以才不堪一击。

（二）军事方面

清朝与列强的所有战争均以失败告终，军事力量薄弱，战斗力低下是最直接原因。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对清军的军事实力在原有基础上有一定提高，但并不足以对抗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林纾不是军事家，但他以自己的理解筹谋御敌之策，尝试性提出：“以术制之，养威蓄锐以制之，严备广储以制之。”[2]p141林纾提出的制敌之策不是凭空设想的，而是针对清朝当时的海防问题提出的。考证历史文献，竟发现真实的海军是“……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15]这些问题导致的后果就是李鸿章创建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

此外，林纾还提出朝廷、部队和百姓须团结一致，心怀克敌之信念，不可气馁，更不可退让。他在“二雄鸡相斗”一文中写道：“……以国角国，当力求其胜……。”[2]p122由此可见，林纾主张奋勇杀敌，不让敌人的图谋得逞。战争是军队的事情，但林纾还提出军民一致抗敌思想，“敬告国众，宜各思其角之用。”[2]p104他建议，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要为民族和国家出一份力，当上上下下齐心协力时，抗战才有希望。这种思想在之前就得到过验证。1841年，三元里之战爆发，这是一场由民间抗英武装力量领导和组织的反帝斗争，虽然乡民手中的武器是务农使用的大刀、锄头、长矛和石锤，英国侵略军使用的是洋枪洋炮，但他们斗志昂扬，誓与敌人血战到底，最后成功地打败了英军。

（三）教育方面

林纾一向重视教育事业，重视对青少年学子的培养教育。他一生多次走入学堂为学生们传道受业解惑，初为私塾先生，后到龙潭精舍和仓霞精舍教书。1901年，林纾前往金台书院担任讲席，稍后受聘出任五城学堂总教习，1906年任教京师大学堂。在译著中，林纾一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学生，基也；国家，墉也。学生先为基，基已重固，墉何由颠？”[16] “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17]“未育人才，但议船舰，又何为者？所愿当事诸公，先培育人才，更积资为购船制炮之用，未为晚也。”[18]在《伊索寓言》中，林纾把挽救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了儿童及青年一代的身上，他谆谆教诲，希望他们能够有责任感和担当感，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

1.做有志少年

林纾自小受家教训蒙，要树立大志，“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19]林纾一生为挽救民族危亡奔走呼号，殚精竭虑，他亦希望年幼的儿童能从小树立大志向，唯如此国家、民族才有希望。在《伊索寓言》“子盗而母励”译文中，林纾写道：“教童子无他长，先语以立志，立志在先辨人己之物。”[2]p127在这句话中，林纾不仅强调教育儿童，要先立志向，还强调志向要光明磊落，不可做强盗。这句话还影射了西方列强的种种强盗行为，不辨“人己之物”，为人不齿。

2.做血性青年

清末，朝廷抗击列强侵犯屡屡失败，整个国家颓丧不安，士气不振。林纾教育青年哪怕身处困境也要有锐气，不可委曲求全，尤其男儿，更当奋发。“男子处困，首贵养气，一涉怨望，易生乞怜之心。一乞怜，非男子矣。”[2]p122 林纾其人，亦是一位热血男儿，他同样希望当时社会上有更多血性青年，能够同仇敌忾，共谋国家大计。

在中国历史上，老庄哲学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它崇尚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晚清时期，列强在中国烧杀抢掠，民族危在旦夕，急需民众有作为，有大作为，而不是隐居山林，韬光养晦。因此，林纾在“老松笑荆棘”一文中教育有志男儿：“有才之男子，宁受斧斤而成栋梁，勿效荆棘槁死于无人之墟。”[2]p128

《伊索寓言》中的动物世界充满生存智慧，林纾借此对应大清王朝的衰败与落后，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希冀挽救劳苦大众于燔炭，挽救民族于危难。林纾在翻译中既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也提出一些自己的救国强国主张，对谋求民族崛起的国人很有教育意义，尤其是其寄予厚望的青少年一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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