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心雕龙·原道》探析语文课程之源

王依文

内容摘要：随着新课改的逐渐深入，在语文课程教学实践过程中，教育研究者不可避免面对语文学科之“源”、“本”问题，追根溯源地寻找语文课程的源流与本质，不仅能使教育者更深刻地理解学科本身，为语文课程目标的设定与内容选择提供有效之导向，更能启蒙学生对语文课程本源的“诗性想象”，成功搭建学生与学科之间的心灵桥梁。因此，为促进语文课程生发内生动力与良性循环，本文将在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中探寻语文课程之本源。

关键词：《文心雕龙》 教育 语文学科

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的起源与文学的生产方式等问题与人类起源、宇宙奥妙的问题一样值得人们不断求索探思。刘勰创作《文心雕龙》之初，也试图为文学的存在寻根溯源。而《原道》便是刘勰给出的最终答案，于“仰观俯察”之间，将他的文学本质观娓娓道来。《序志》篇中：“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1]，刘勰将《原道》作为文心雕龙之首论，“文之枢纽”的开端，蕴藏着他对文学起源的深刻思考，体现了刘勰文学之道“体大虑周”的总论特征。本文将从文学之道、文学之美、诗性主体看语文课程之源，在刘勰“自然之道”与“文之道”的探索中，互为参照，互为启蒙，于“物我不二”的天人世界观中，重新建立对语文课程“源”的认识。

一.从“文学之道”看语文课程之源

“原”，意本原，本源，“道”，自然之道。“原道”，即文原于自然之道。老子天道理论，认为道是一种混沌未分的初始态，无为自化，清静自正，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2]，在老子这里，道是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本原与主体，也因此缔造、成就了天地万物。庄子继承老子“道法自然”[3]的思想，认为道是自然，自然就是道，其根本属性是“自然而然”。此处，庄子所说的自然不是人类社会之外的大自然，而是指天地的一种属性、一种性质。刘勰《原道》论述文学本质与起源的问题明显继承了道家思想。《原道》开篇即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4]德从“直”，以示尊行正道之义，也指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是万物因“道”所得的特殊规律或特殊性质。刘勰认为文章所具有的“德”是极其伟大的，即文章所蕴含的规律性是很广泛而普遍的。其普遍性参与天地创生之初，与天地并生。刘勰论述“文之道”从天地之文谈起，将文的产生与天地的产生互为初始，在刘勰思维体系里，文学的产生不附属于任何物质之上，他是独立的客体，它与天地同生，它之伟大“天雨粟，鬼夜哭”，力量足以震慑寰宇。《原道》开篇立论卒章显志，揭露出文学的重大意义。刘勰进而解释道：

“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4]

刘勰对文学起源的描述，延续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深厚基因，但刘勰的独创在于，提出“道之文”的天文、地文思想，他将混沌宇宙间，所出现的光辉灿烂天地景象，锦绣清华山河，条理分明的大地都看作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文采。

语文，是语言文学，语文文化的简称，语文课程则一般被认为是语言和文化的综合科，被归类于人文社会学科。近年关于语文课程本质、语文课程性质的文章近120篇，是历来学者们都重视的核心问题。然而，在语文课程本质与性质探讨之初，我们似乎遗漏了一个关键因素——何为语文？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教育者无法避免地陷入“文之本源”的思考，关于何为“文”，是解答“何為语文”的总舵，只有以此为根基展开教学实践，语文教学才能理解“文”之重大意义，真正触及“文之实”。对教育者来说，即教学活动的实行者，真正认识文学的源头，文学之滥觞是亟需且重要的。对文学如何产生，如何渗透于天、地、人三才之中有了形而上的认知后，才能在繁多的课程设计与教学实验中，发现语文学科的本来面目，抵达语文学科真谛。而对受教育者来说，对“文”的认识也理应是理性与诗性并存的，在理性认知语文学科的设科目的、学科特性之外，对语文课程的认识还应基于中国先哲对宇宙起源、文明滥觞的诗性想象，在天地万物的根本溯源下，直抵“文原于道”的思维时空。

二.从自然之“美”看语文课程之源

《原道》篇刘勰以“道”将天地万物联系一起，道贯人文，“文”亦是天地万物之一，人文与天地万物因道而关联。因而天地之文与人文之相通，人文与天地之文便有着相似之处。从开篇天地之文论述“文之道”，刘勰启示人们“道之文”没有形体、没有语言，只可通过外显的日月山川的形、貌来把握。那人之文呢？作为三才之一的“人”又是如何显示自己的道的，刘勰在文中有不一样的思考。

《原道》中，“自然”的字眼出现了两回，第一回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4]龙学界普遍认为这句话是刘勰对文学本质的看法。《周易》讲太极生天地，天地灵秀之气则孕育成人的五性，人是天地之心，集中天地灵性于一体。而人与日月山川不同，人是能够言语的，并用语言来显示自己的道。但这与日月山川的天地之文又是相似的，天地用日月山川来显示道，而人则用语言来言说。从人的诞生到语言的产生、确立、直至被言说的过程与天地自然之道的显现殊途同源。人文其本质就是自然，刘勰将“文”统摄于天、地、人之间，将天地万物都网置于他对文学的本源的论述中，这不仅是刘勰“艺术智性”的体现，更是中国人诗性想象天赋的极致发挥。“自然”字眼还出现在刘勰对自然之美的论述中：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4]

刘勰于万象生灵自然生发的形态间发现文学之美，他认为世间万物，都具有文采。龙凤的鳞羽，虎豹的皮毛，云霞草木的色泽，所显现的美丽纹理，雄姿色泽，都是无需匠工雕琢的自然文采，这是眼睛可以看到的。而耳朵可以听到的，如林木、泉流所发出似和鸣罄钟的协调音韵，也是自然而然，生而形成中便赋予了浓郁文采。天地万物之文的美都如此动人心魂，那与人相关的文学的美呢？刘勰对自然之美的观察，是借此生发出对人文之美的思考，启迪人们，作为天地之心的人的存在，人文之美也应是与自然美一般。但如果你不细赏这世间万物，不用心倾听、感知自然那自由流露，毫无戒备且毫无遮掩的美，你又如何能够企及人文之美。

只要人类一直延续，一代一代的教育不会中断，对语文学科的深化和探讨便不会停止。今天，当我们初入学堂，我们所接触的文字便以各种方式渗透在教材中，语文课堂教授学生诗歌、小说、散文、应用文等各类文本素材，学生陶冶在文学的绚烂世界里体味情感、获取知识、拓展思维。但如果仅仅在广而博的横向维度里学习语文课程，而忽略对语文学科内探式的纵向寻思，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来说，都将浮于学科知识的冰川表面，而失去一览冰川之下语文奥妙的机会。中国人的宇宙观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理念，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对整个宇宙以及人与宇宙万物关系的理解，这也是中国先哲在历史积淀下形成的关于天人关系的传统思想，这种观点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与和谐，主张天人协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体表现在人文上则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没有文学道通天地的启蒙与思考，没有对文学起源的深刻认识，没有深入体验文学与天地并生的美，就不足以让“语文”真正地焕发它诗性的生命意识。从刘勰对文学之源、文学与自然之美的探讨中，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与“文”惺惺相惜的天地万物、日月山川。天地之美、万物之理，我们在文学的天地里观赏植物草木的美丽色彩，动物的雄姿与富丽皮纹、追逐日月山河，奔赴高山壑岭，穿梭瞬变四季，在自然所无私馈赠的美中慢慢咀嚼体味。唯有作为天地灵性的“我”，放逐内心，展开双臂，追寻刘勰汲汲追寻文学之源的步伐，在宽野间一窥文学之本来面目，才能再现文学源头的本真，即便只是那闪光的一霎，都会在我们往后文学的学习中给予不可估量的力量。

三.从诗性主体看语文课程之源

天地之文，文与天地并生，而没有形体，无言无息的道，最终是通过日月山川的显示来把握的。刘勰于《原道》中讲到：“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4]《周易》记载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5]以作八卦，刘勰用经典的书写源于天象地表为例，将人、文学与自然紧密联系，表明古书经典不是先人之臆想，文学起源与自然有着不可割舍的亲密关系；“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李建中《文心雕龙导读》解释为通过衡量确定了高低位置，继而产生天地“两仪”，然钟聚聪明才智，凝结天地灵性的“人”也参与其中，与大地并称“三才”。（《周易·系辞下》中称三才为“天道、地道和人道”[6]。）人生天地间，鸿蒙初辟，刘勰像是一个傲立于黄天赤地的童蒙，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与天地展开一场充满艺术智性的发问与对话。而所有追溯的重点始终离不开关于主体“人”的思考。孔子集人类之大成，《原道》借孔子为例，论证圣人根据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著书立作的观点，表明自然之道与圣人是相互联系的，圣人需要通过文章来阐明自然之道，而自然之道则依靠圣人宣扬流传。如此循环往复，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共生共存。刘勰以《原道》篇作为文之枢纽，解答文学起源的首要问题不仅在那个时代有着提纲挈领之要义，直至今日都始终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留给后人无穷的启示。从刘勰以道家思想阐释文学自然之道的立论中，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渐觉醒。向外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和谐相融，向内则提升自己的境界与天地精神往来。

从“诗性主体”看语文课程之源，需要回归至作者与文本本身，教育者在授教过程中，需要将作家与作品做有效链接，让作家与作品进行情感沟通，在作品中感受不同时代作者对自然事物的诗性体验，在语文课程源于文学之道，源于自然之美的宏观认知下，启迪学生们透过文本认知“诗性主体”作家的情感世界，让语文课程不是单一的教育教学，而是一门赋予情感和诗性体验的启蒙课程。“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4]，刘勰认为，必须符合“自然之道”的文采，著作才能具有巨大的艺术力量，而作为创作者“圣人”，则需要掌握“自然之道”才可使文章真正发挥“自然之道”的作用。写作者作为宣扬传播的介体，其赋予文采的文字书写，不仅是“自然之道”的实物体现，更透露着作家在特定的时代环境和生活处境所产生的对天地自然的认识，承载着作家丰富、复杂的诗性情感。鉴于此，关于语文课程源的认识，需要教育者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带领学生于自然天地间认识文学本质，无论是文字的书写，情感的表达，亦或是思想的共鸣都与天道、地道、人道共荣相通。当然，受教育者在此过程也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断自我提升，体验作家所属“自然之道”的同时，思考自己所处时代的“自然之道”，学而思之，语文课程在实践过程中既包涵着传承，也衍生着交流，是传承与交流交互互动的能量过程。

刘勰对文学起源的溯源，在那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开出的璀璨花火，不仅在当时，直至今日都有着诺大的影响。从《原道》篇追溯文学起源，进而开启语文课程“源”的思考，可帮助教育者从文学本体出发认识语文课程本身的魅力，并在刘勰“文之枢纽”的文学之道、自然之道的内在逻辑下启迪教育者回归文学起源的初始面貌，带领学生认识感受文学的自然之美，从文学中体会自然的强大力量，真正让语文课堂充满着原始的博大，诗性的感悟与自然的本真。

参考文献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725．

[2]奥修．道德经新释[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31．

[3]朱义禄著．诸子百家[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54．

[4]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95．

[5]靳文涛著．《周易鉴用》[M]．成都：巴蜀书社，2018：1．

[6]向仍旦．荀子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