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的创新实践看创新的应有品性

时间：2024-05-07

田榕

内容摘要：作为一种植根于现实，并且以开放自由的方法来应对问题的超越性能力，创新在今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首先从思想层面分析了创新实践背后“务实”、“发展”的根本观念特征，其次从方法层面探讨了创新实践背后“开放”、“自由”的属性特征。作为佐证亦作为深入，在上面论述之后本文又对鲁迅先生的创新实践进行了思想及方法层面的讨论与分析。

关键词：创新鲁迅品性自由

“创新”在当代世界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词，近几十年间在中国的出现频率尤其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源自于中国共产党务实进取的特质以及中国本身日新月异的变化与进步。“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的这段话，其分量之重，影响之深，感情之切溢于言表。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体系的战略支撑”。

事实上，作为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或文明，中华文化虽然有农业文明背景之下安土重迁、崇古重老的一面，但重时法道、图存应变的一面从来不但不是前者的对立面，而且某种意义上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内核所在。如商汤《盘铭》之上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在近代国运危难中应运而生的《新青年》、“新文化运动”，钱穆先生晚年对中华文化“天人合一”之本质特征的感悟洞彻，其中或许亦含蕴着“与天应变”之意。我们如果能深入把握这一层，诸多有关“创新”或深或浅、或随意或认真的误解似乎会变得更容易解决，诸多共识或许会更容易达成与普及，比如：创新从来有别于“标新立异”、“故作另类”，创新从来都不等于“形式花哨”。

今日的创新话题已经渗透于社会各行各业、各领域、各层次、各维度，相关的研究思考、实践与反思数量众多，相关的研究、实践与反思数量众多，尤其在社会经济建设、企业发展、文化教育等具体社会层面更为突出，而且很多研究非常细致，如：1912年约瑟夫·A·熊彼得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率先提出“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的同时，还列举了五种具体创新形式：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发掘新的原材料来源、实现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1]；达雷尔·曼恩则在《系统性创新手册》（管理版）一书中从问题定义、工具选择、方案生成和结果评价全流程剖析管理创新方法[2]。然而，正是在“创新”愈来愈鲜明生动地落实突显在具体生活生产之中，甚至成为“流行”现象时，我们似乎更应该认真追问反思“创新”本应具有的特质或品性，这种追问与反思无论实在正面促进高质量的创新实践层面，还是在反面防止“庸俗创新”热产生的意义之上，都有其存在的必要。

一.从思想观念、方法特征看创新品性

（一）思想特征：务实、发展

就基本含义而言，创新字面含义明了清晰，没有特别深邃之处。《说文解字》中创（chuāng）与创（chuàng）为两个字，前者从刃，后者从井，在《康熙字典》中，“创”则位于“刀部”，整体来看其皆有“破”、“开”之引申意，今日“开创”一词显然似乎更贴近四声“创”之本意。从这个意义上讲，“创”字本身在源头即有“始”、“新”之引申义，而“新”始为“薪”之本字，“新”在《说文解字》中本意“取木”，从斤，章太炎曾言“衣之始裁为之初，木之始伐谓之新”[3]245，从源头上看，创新二字无不与利器、开、破有关，今日言“勇于开拓”、“勇于创新”，这一“勇”字确实不可缺少。无怪乎章太炎先生在《论承用维新二字之荒谬》一文中引用《尚书·胤征》：“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以证明“未有不先流血而能遽见维新者”[3]245！

然而，相较于勇气背后必然面对的险阻，“创新”背后的观念或许更值得我们优先探讨。当然，讨论之前需要说明，考虑到现实中我们虽然往往会把“创新”理解为一种理念，但更多人常常会把它视为一种行为实践，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更倾向于将“创新”的含义表述为：植根于现实，以开放自由的方法应对问题的超越性能力。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这个表述和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其他“创新”概念表述主要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如下面这个概念表述相对亦比较准确而且非常详细：“创新是指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想化需要或为满足社會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径、环境，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4]此外，上面表述的“应对问题”很重要，没有现实意义上的“问题”，创新与空想、幻想、庸俗求新的界限将非常模糊，而且有可能会与变态（abnormal）、异常、无意义、荒诞行为等很多复杂问题产生关联。

“创新”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实践，亦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选择。变与不变，为与不为，我们无需否认无为与因循在现实中实践意义之上的有效性与价值，而“创新”这一明显以主动、求变为特征的对象背后却显然蕴含着至少以下两个特征：

首先，行为主体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关注及对自身优化、发展的追求。或者更准确地说，行为主体在更高标准参照下，对于现状至少是程度上的否定评价判断。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对前面提到的“问题”的呼应。

其次，行为主体对世界运动变化属性的深刻感知与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背后“规律”产生关注或认识。

关于这一特征的理解相对比较容易，后文亦有详细论说，简单来讲，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人文领域还是科技领域，拥有“创新”标签的代表人物无不如此，如美术领域印象派的开创者莫奈，白话文小说开创者鲁迅，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伽利略，以及新中国最具开创新特征的两位领袖：毛泽东和邓小平。

（二）方法：开放、自由

准确地说，这里是指方法特征，而不是指：试错法、头脑风暴、六西格玛、TRIZ等具体方法策略；或者更准确地说，这里论述的焦点是创新在方法落实层面应具有怎样的品性。

践行创新一定会遇到阻力，甚至险阻。这是常识，而这里的阻力既源自于外部，也源自于创新主体内部，因为每个人都是“当下”的人，或者说“历史传统长河”中的人，创新之“新”，对于所有人都意味着至少一定程度上与当下的不同，于是“开放”、“包容”是创新者最基本的素养要求，也是其素养在行为实践意义上的对应体现。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无疑是中国人极为熟悉的邓小平提出的“黑猫白猫论”。上世纪60年代，邓小平提出这一理论并率先开创了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的新篇章，作为理论“普及版”，一般普通人可能更熟悉的是“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句俗语，而对于这句俗语今天的儿童和外国人可能只体会到两种猫之间的颜色差异，但老辈尤其是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中国人应该明白，对彼时中国人而言，白猫黑猫除了颜色之异，在吉利不吉利方面亦有大不同。毕竟中国早年民间还曾广泛流传着另一句俗语：“白猫黑狗，越过越有！”黑猫白狗对于很多老辈中国人来说是非常不吉利的。这一点有时总让人想起西方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黑猫（black cat）的忌讳或抵触。不管怎么说，在这句话以及“黑猫白猫论”的背后显然正是邓小平这位伟人一生勇于创新的一处鲜明体现。

自由是一个关涉多学科领域，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之下含义十分复杂的词语，一般来说，在学理上它往往关涉财富私有、法制、限制强权以及市场经济等等。我们此处使用的只是一般意义上其淡化边界、束缚、限制之含义。近代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曾高赞王国维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代学者周海中先生曾说“没有思想自由，就不可能有学术创新”。事实上，自由、独立与创新本就存在类似三位一体的内在联系，独立看似“孤立”或“封闭”，但没有主体内在深处的自由空间，完全的依凭与附和将无所谓“自我”；创新与独立看似皆有“特立独行”之嫌，但其实质却并非有意或刻意的凸显“另类”，如果是有意的标新立异，其自身本质反而是“不自由”，因为这里的“新”与“异”已经成为“限制”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实践，只能是前面所提到的开放、包容意义之上的自由实践。意气用事、为新而新的刻意之举，和创新实践并非一回事。

当代学者杨春时教授曾非常细致地将审美活动的本质诠释为：自由的生存方式，超越的体验方式以及对存在意义的领悟[5]。我们此处说创新实践于方法意义上具有自由特征，自然不是将创新活动简单地完全等同于审美活动，毕竟，太多的技术、管理、制度等领域的创新实践相当骨感与现实，但从内在属性的角度，从淡化边界束缚限制的角度，我们又似乎总是感悟到创新在无功利自由与功利现实之间的微妙处境或平衡。同时身为文学家和文化战士的鲁迅先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思考的对象。

二.鲁迅的创新践行

（一）关于践行

鲁迅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而且是整个中国文化史研究无法绕过的高峰，由于鲁迅所处的清末民初这一特殊时代背景和一般宣传的各种局限，一般读者可能往往更聚焦于鲁迅先生“战斗”、“摧毁”的一面，聚焦于鲁迅先生痛斥中国传统礼教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反动权贵与文人，但如果从相对全面的视角来看，鲁迅先生在一生批判旧世界的同时，一直确实亦在致力于新世界的建设：从早年在日本时对《新生》杂志的筹备，到持之一生的外文著作译介，从白话文创作的身体力行，到版画运动的推动倡导……这些实践不但涉及领域广，很多实践持续时间长，颇有“韧”的特征，而且大多在不同程度上都属于比较典型的创新实践。

简略地讲，鲁迅先生一生比较重要而且集中的创新实践主要有四个方面，或者说体现在四个领域：

一是白话文创作。

这方面的成果以小说最为卓越醒目，小说中又以近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和至今在文艺视角下极具新意的《故事新编》系列文本最为突出，很多学者直接称鲁迅先生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而杂文方面因为数量巨大，内容涉及范围很广，很多文章时代性较强，读者有褒有贬，但诸如《论雷峰塔的倒掉》、《记念刘和珍君》、《流氓的变迁》、《为了忘却的纪念》等很多篇章无疑是极为优秀而且不可替代的。由于这方面的情况众所周知而且受到的关注最多，所以这里不做过多展开，需要单独说明的是，鲁迅先生的创作除了往往具有极强的思想性，而且由于“白话文从一开始就不仅是知识建构，也是一种权力建构”[6]1，所以即使是在這一最为“艺术化”的领域，鲁迅先生的实践其实亦和现实有着极为深刻的关联，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更习惯从内容角度去讨论这种联系。

第二是期刊及社团方面。

某种意义上，鲁迅先生一生都在和期刊社团打交道，且不说早期身体力行曾为之大力“呐喊”助阵过的《浙江潮》《河南》《新青年》《新潮》《语丝》，以及三十年代曾参加过的“左联”，单说直接参与创办与建设的刊物，从最早自己参与筹备的《新生》刊物，到后来直接投稿编辑的《莽原》《未名》，再到上海时期入股创建的《朝花》周刊，如果说，我们今日结合本来很可能发表在《新生》但后来发表在《河南》上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来看，认为鲁迅创办《新生》的目的在于“立人”，立“新民”，“别立新宗”的宏大理想，那么上世纪20年代的鲁迅主持莽原社则如《华盖集题记》所言，很大程度上是非常明确的为了建设、壮大中国当时的“文明批评”、“社会批评”队伍，而1925年组织成立未名社则是非常明确的为了推动翻译领域的“新生”，该社非常早地向中国读者译介了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苏俄作家；1928年参与创立的朝花社则又在介绍木刻艺术等方面具有十分明显的开拓性。

这些实践无论内容还是初衷或目标不但都建立在鲁迅相当深入独立的思考认识之上，而且从时代背景来看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创新意义。而且即使在当年精英荟萃的《新青年》团队中，鲁迅“依然显得卓然不群，是因为他在重视文化新民的同时更注重并身体力行文学新民。”[7]87

第三，翻译方面。

2008年4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八卷本《鲁迅译文全集》，总文字365万6千字。全集第一篇为《月界旅行》，法国儒勒·凡尔纳原著，1903年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最后一篇为《村妇》，保加利亚伐佐夫原著，初刊于1935年9月16日《译文》终刊号。关于鲁迅的翻译生涯，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域外小说集》的“销售失败”，事实上，在1912年去教育部之前，鲁迅曾想去上海当编辑翻译，而且“托了蔡谷卿介绍，向大书店去说，不久寄了一页德文来，叫翻译了拿来看。”[8]255-256

魯迅先生的翻译生涯不但从二十岁出头一直持续到生命终点，而且非常独特，一方面，和同时代人相比，鲁迅始终对翻译事业极为重视，这一点极为鲜明地体现在其对林语堂不重视翻译十分惋惜的态度上；另一方面，鲁迅主张并且坚持“硬译”、“直译”、“宁信而不顺”，其背后乃是希望借翻译影响、塑造中国人的表达及其背后的思维认知。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先生的翻译从一开始就是针对民族社会现实、极具个性的“创新”之举。当然，鲁迅先生在翻译选材方面事实上也颇具新意，比如较早关注苏俄优秀文学，较为敏锐且较为集中地关注世界弱小民族国家文学等等。

第四，版画方面。

我们很幸运，去年（2019年）三月，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编印的《鲁迅编印版画全集》，全集十二册，书脊彩布而且环衬双面全彩，每页印制精良。

鲁迅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新兴木刻倡导者，他长年关注、收集、购买国内外版画，1928年后对朝华社倾注大量心血，晚年更是身体力行直接参与版画展览、木刻讲习会等活动的组织与开展，熟悉鲁迅相片的朋友应该尤其记得：在逝世前十一天，鲁迅依然还出席了10月8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中华全国木刻第二届流动展览会。喜欢美术的朋友可能印象更深的是鲁迅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及《十竹斋笺谱》。

简答来说，鲁迅不但译介推广国内外优秀版画，鼓励培养扶植年轻版画家，而且更重要的是，鲁迅先生本人对版画的理解认识与思考远远超出了普通人，1933年鲁迅在《<木刻创作法>序》一文中简单分析版画特点之后，明确提出“这实在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9]626。而在1935年2月4日致青年版画家李桦的信中，则又明确从艺术融合角度对中国版画发展提出了自己十分明确而且独到的意见。

当然，如果我们将观察视角调整得更加细致，在时代新旧交替的大历史背景之下，鲁迅先生的创新远不止上面十分粗略的四个大方面，比如：鲁迅先生在1903年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以及1906年与顾琅合作出版的《中国矿产志》在中国近代地质学方面亦极具开拓性；比如鲁迅先生原创设计的诸多极具特色的书籍封面；即使是在古籍辑校方面，鲁迅先生的实践同样具体开创性，如蔡元培在1938年《鲁迅全集》序言中总结道：“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10]214

（二）关于践行背后的品性特征

鲁迅先生与创新是一个大话题，上面只是名副其实的挂一漏万的极为简答粗略的介绍，如果我们对鲁迅先生进一步具体审视，会发现：从思想观念层面来讲，虽然鲁迅在人生后期对早年深信的“进化论”产生了质疑，特定阶段亦有过相对明显的彷徨与失望，但鲁迅先生一生的思想观念无疑依然有着极为鲜明的务实特征和发展追求。

其务实的体现如：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弃医从文，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时期对新文化运动“将领”的“呐喊”助威，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期的毅然辞职，以及在上海时的加入“左联”和对马克思主义及苏联文艺思想的主动集中学习……这些事件从前到后，陆陆续续贯穿了鲁迅先生的一生，而且每一个事件无不体现了鲁迅对于现实极为敏锐、清醒的认识及相当理性、果敢的应对。

而鲁迅先生人生中这些事件所对应的现实“问题”，除了可以结合具体历史节点予以解读，与鲁迅交往三十五年的挚友许寿裳先生的回忆同样可以从较为深入的层次揭示鲁迅先生一生关注的“问题”：“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11]23虽然从人生的轨迹来看，鲁迅1904年5月就离开了弘文学院，但这三个问题显然是可以串联鲁迅先生一生的事业与实践的。

此外，非常难得而且重要的是，作为一位极为杰出的文学艺术家，鲁迅的“现实”、“务实”还非常鲜明地体现在文字“笔战”之外的身体力行的直接现实抗争之中：

年幼绍兴时的周豫才和同学一起反抗“讨伐”过恶塾师“矮癞胡”以及欺负小孩的“贺家武秀才”；

青年日本时的周树人不但加入光复会，而且在入会之前还曾直接参与过反对弘文学院官方擅自改变规章的罢课、退学运动；

回国后的周树人去南京教育部之前在绍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工作时，直接参与了反对总长夏震武的“木瓜之役”斗争；

而北京时期鲁迅同章士钊、杨荫榆的斗争，上海时期鲁迅不携家门钥匙毅然赴万国殡仪馆为杨铨送殓的相关细节，则相对广为人知。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与己息息相关，甚至性命有关的抗争，不仅体现了鲁迅始终对现实极为密切、敏锐关注与深度介入，同时也体现了鲁迅对于社会现实始终有着动态、发展、向前的追求，当然，这些追求某种意义上正是我们称其为“民族魂”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这些现实抗争依然不足以体现鲁迅思想的“务实”、“发展”属性，那么鲁迅笔下对于“版画发展”、“未来爸爸”以及“理想文明”的论述思考则显然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其本人对“发展”的深度关注与极其超越化的研判：

选文一：

至于怎样的是中国精神，我实在不知道。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以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12]372-373（《350204致李桦》）

选文二：

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力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

……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13]137-145（《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选文三：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著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现今在坟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薰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现在情形还如此。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14]208-211（《看镜有感》）

显而易见，上面这些选文无不鲜明地体现了鲁迅的务实或者说现实主义精神，而且选文一和选文三还极为直接地展现了鲁迅思维方法层面的“包容”与“开放”。

纵观一生，鲁迅对于中国文化、中国人劣根性的思考与“新建”是贯穿始终的：其一生学过日英德俄四门外语，一生翻译外文著作数量极多；年轻时不但选择留学日本，而且曾计划再留学德国；上海时一直与日本、美国、苏联等外国友人有书信往来，留学归国后一直有邮购国外书籍资料。

鲁迅的抄碑文、辑校古籍功夫是众所周知的，但其视野又是一直面向现实、面向世界的，在上海时期鲁迅观影较为频繁，其中观看本国影片极少，对非洲异域自然文化的影片却很喜欢；鲁迅对中国文化确实一直是以批判态度为主，但其面对西方等异域文化又是不卑不亢的。所有这些贯穿鲁迅一生的行文特征或品性，已不是理性、功利取舍所能简单解释，这些行为或者说兴趣的背后，事实上亦是鲁迅一生对于“自由”的追求，又因为其观念深处与“大众”联系紧密，这一自由往往既是鲁迅本人人生体验及意义层面的自由，也是涉及中国人民大众现实生活权益层面的自由。

鲁迅在上海时期曾不止一次说自己是“戴着镣铐跳舞”[1]，其背景主要是形容自己当时甚为艰难的文字发表与出版处境，面对这一表述，很多时候我们看重的可能都是前面的“镣铐”，但事实上，这里的“跳舞”无论源自有意还是无意，其出现某种意义上都是必然的。

鲁迅有其严厉、务实、较真的一面，但其自信甚至自傲、洒脱甚至孩子气的一面不但同样真实存在，而且或许更为深入、本真。陈丹青在演讲中发现鲁迅先生“好玩”不是戏言，更不是因为演讲而故作轻松、诙谐之语，其笔下的鲁迅“好玩”乃是深含自信、不羁、洒脱甚至不屑在内的孩子式的自由的“游戏”之意。当然，陈丹青先生的表达或许更为生动鲜活：

“希特勒终于败给了丘吉尔，只为希特勒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也只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2]

或许，正是这种精神深处的自由，使鲁迅先生成为超越命运、超越同时代文人的划时代巨匠。当然，关于“好玩”的相关案例，除了陈丹青先生文中所举的颇为丰富细致的佐证还有很多，如鲁迅诸多文集的命名，如仿张衡《四愁诗》而作的打油诗《我的失恋》，如鲁迅给许广平、顾颉刚诸多人物戏拟的外号等等。

作为总结，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鲁迅先生是一位“听将令”的“呐喊者”，亦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有着极充沛人文关怀的开拓者、创新者，其开拓创新深深植根于中国现实，紧紧呼应于未来梦想，开放包容而不自闭自弃，自由洒脱而又勇武犀利。

注释

[1]如鲁迅在《360504致曹白》信中曾写：“一面要顾及被禁，一面又要不十分无谓，真变成一种苦恼，我称之为‘上了镣铐的跳舞。”

[2]陈丹青：《笑谈大先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30页。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郭武军，译.北京：华侨出版社，2020.

[2]达雷尔·曼恩.系统性创新手册（管理版）[M].陈光、周贤永、刘斌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3]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10卷）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245页。

[4]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B%E6%96%B0/6047#viewPageContent

[5]杨春时.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