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域下“六礼”中的大雁和媒人

陆许计　张新珍

内容摘要：“六礼”是周代社会重要的婚俗礼仪，因其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婚礼的范式。在这一文化系统中，大雁作为关系符号蕴含着丰富文化内涵，男女双方通过馈赠礼物表达婚姻的意图从而建立关系。媒人在“六礼”中除了传递信息外，还可以帮助男女双方匹配信息，规范礼法。

关键词：《礼记》 “六礼” 符号学 大雁 媒人

陈顾远先生在《中国婚姻史》中论及婚姻的起源时说道，“迨人类知识发展以后，男女结合渐有轨范，乃构成婚姻之上种种之制度。”[1]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文化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婚姻是所有文明的起源，婚姻的重要性直接决定了婚礼在古代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礼记·昏义》中对古代婚礼礼仪的意义有这样的描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2]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婚姻的意义十分看重，认为婚姻不仅可以祭祀先人，承传祖宗的家道、家业以及家学，还可以延续香火，使家族始终延续下去。陈鹏在《中国婚姻史稿》中写道：“六礼一辞，蜕于仪礼之士昏礼。其仪有六，故称六礼。六礼为周之遗制，春秋时诸侯大夫婚嫁，颇沿用之。”[3]“六礼”是周代士阶层的婚礼仪式，此后成为历代婚礼的范式。从周朝开始，便定下了婚姻的“六禮”。出于对婚姻的重视，通过制定婚姻规范，表达对婚姻美好的祝愿和希望。

“六礼”作为重要的婚姻制度文化，无疑传递了非常丰富的信息。根据符号学的观点：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而意义活动中的展开只能通过符号表意来完成。所以对一切文化现象的研究，都可以归结为符号现象的研究。在周代婚俗礼仪中，男女双方通过被赋予的信息符号进行编码，从而传递丰富的信息。“大雁”“媒人”这两个符号在六礼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符号学的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信息是如何传递和解读的，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符号背后的文化含义。

一.“六礼”的符号学解释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里写道： “我主张的文化学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概念……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由一些人所编织的意义之网”。[4]从这一角度来说，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六礼”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起着传递双方情意的作用，中国文化历来重视“礼”，无论何事，都需要按“礼”而行，同时中国人性格中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内敛，这在周代婚姻礼制中表现得也十分明显。在传递这些信息时，双方因要遵“礼”而行，往往要借着特殊的符号在“说话”，于是这些信息就具有了抽象的意义或价值。

关于“六礼”的形式，《礼记》中有详细记载，“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5]整套仪式与“三书”（聘书、礼书和迎亲书），合称为“三书六礼”。具体说来，“六礼”的内容为：①纳采，即男方家请媒人去女方家表明婚姻意图。②问名，即男方家请媒人去女方家询问女子的名氏和生庚。③纳吉，即男方问得女方名氏和生庚后，到祖庙进行卜告祝祷。④纳征，亦称纳币，即男方家送聘礼至女方家。⑤请期，即男方择定吉日，备礼告知女方家，请求其同意。⑥亲迎，即新郎亲至女方家迎娶。

“六礼”的过程可以运用皮尔斯的符号分析观点来看。他“将符号定义为任何一种事物，它一方面由一个对象决定，另一方面又在人们的心灵中决定一个观念，而对象又间接地决定着后者那种决定方式……”[6]在这里，皮尔斯谈到了三个对象：事物、对象和观念。其中“对象”和“观念”直接影响着作为符号的“事物”，其中“事物”在“六礼”中指的是客观具体的礼物或者物品，“对象”是指接收“事物”者，而“观念”则是指“事物”所蕴含的信息。中国婚姻的“六礼”可以说是男方与女方传递和解码信息的过程，只有当这些信息被顺利的传递和接受后，男女双方才能真正地步入婚姻。在“六礼”中的每个过程，每一个部分都环环相扣，每一项内容的展开都是以前一项的完成为基础，一步步将主观意图实现到符号表意中。“六礼”整体的符号表意遵守一个基本的符号过程：发送者首先获得意图信息，并对其进行编码成为“文本信息”，最后由接受者进行接收并进行解码。[7]

在这个过程中，男方家是符号文本的发送者，通过特殊的礼物，占卜等符号传递信息，女方家是符号文本的接收者。与此同时，当女方家接受到信息后给与反馈时，双方的角色又进行了互换，正是由于双方的信息顺利地传递，才使得“六礼”这一文化系统成功运行下去。“意图意义”在这里是男方想与女方结亲的含义，由发送者发出并进行编码成为“文本意义”，具体表现为所送的礼物或者询问而来的姓名以及生辰八字等信息，当接受者收到来自发送者的“文本意义”后，便开始对其解码，从而产生“解释意义”。婚礼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在研究这种文化现象的同时，也就是在透过外在的这些符号探索其内在所包含的意义。

二.符号学视域下的大雁、媒人

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分析研究这些重要符号的意指关系，可以作为研究婚礼的观察窗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六礼”。大雁作为“六礼”中的礼物，它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联系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关系。礼物交换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符号表意实践活动，它是馈赠者为了达到向受赠者传递“关系意义”的目的而进行的礼物——符号载体的赠予过程。因此大雁在“六礼”中实际上是一种关系符号，大雁作为一个符号，男方将其馈赠给女方，目的是在双方间建立婚姻关系。媒人作为媒介符号在“六礼”中起到了传递信息的作用。婚礼仪式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完整的意义。

1.关系符号：大雁

纳采是“六礼”中的第一礼，男方在纳采这一环节中须以大雁作为礼物送给女方。事实上，礼物究其根源是一种“关系符号”（Tie-sign），其根本目的在于表达交际意义。[8]而作为符号传达过程的礼物交换，实质上是作为符号发送者的馈赠者通过礼物符号将其各种各样的意图意义传达到礼物接受者的过程。在纳采这一过程中，男方作为礼物馈赠者以大雁作为礼物，实际上就是以大雁及其所含的意义作为一种礼物符号传递给女方。当女方收到大雁这一礼物时，结合当时的文化语境就能够了解男方的意图意义。也就是说当大雁这一符号从男方传递到女方时，其传达了社会所赋予大雁的符号意义，即有关婚姻的一系列内涵意义。那为何古人为何如此喜欢用大雁作为婚礼仪式中的礼物呢？

《仪礼·士婚礼》对此解释为：“纳采而用雁为挚者，取其顺阴阳往来也。”[9]大雁南迁北返，南属阳，北属阴，大雁秋去春来，追随阳气迁移，顺乎阴阳，可见大雁的生理属性符合自然的规律，而男女結合也必须符合这种规律。中国古代的阴阳世界观认为：男属阳，女属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大雁南迁北返的生理属性正好符合男女阴阳结合的规律。除此之外，《礼记·王制》说：“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10]意即兄长弟幼，年齿有序，如雁之平行而有次序。大雁在飞行过程中排列整齐，并且遵行严格的长幼顺序，而这恰好与古人所强调尊卑长幼有序之礼相符合。还有一种说法，《白虎通·嫁娶》说：“用雁者，取其随时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也。”[12]大雁不仅仅符合中国古人的阴阳观，而且就其生理特性上来看，大雁对其配偶极其忠贞，一生中只配偶一次，配偶后日日形影不离。无论雌雄一方谁先死去，另一只就终身不再配偶。如金代元好问有首著名的词《摸鱼儿》悼雁，其自序中这样写道：“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或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于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雁丘。”大雁这种对于配偶忠贞不渝的特性也满足了人们对于夫妻恩爱白头到老的美好愿景。还有一种说法是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去解释为何婚礼用雁，男方拿大雁去女家求婚，是表示求婚者具有合格的射猎能力和养家的本领，是值得信赖托付的劳动能手，是符合女子审美标准的健壮而勇武的战士。

大雁在这一文化符号系统中，符号传达的基本过程为：编码过程（encoding）和解码过程（decoding）。所谓编码过程，是发信人将一个想要进行传达的，复杂、抽象的信息利用符号来实现可感化的过程。[12]正如上文所讨论的，男方把大雁作为一个符号进行编码，将“逐阳而往，夫唱妇和”“长幼有序，不使僭越”“形影相随，白头偕老”等信息进行编码进大雁这一礼物中。而所谓解码过程，就是收信人在所接收到的信文中遵循符号的规则重建信息，即重新读取其中所承载的信息的过程。女方在收到男方的礼物大雁后，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系统，将礼物中所承载的信息重新读取，从而了解男方结亲的意图。从符号学角度来看，“纳采用雁”这种将大雁作为聘礼运用于婚礼仪式的符号行为，使大雁超越了自身的使用价值，在婚礼的特定文化语境下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大雁作为礼物在六礼中已然成为一种符号，在男女方之间传递超越其本身的意义，从而使接受者能够接收到有关婚姻的意义属性。

2.传递者：媒人

这些关系符号是如何在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进行传递的呢？答案显而易见：媒人。其实根据《列子·汤问》的记载，男女双方结亲最开始其实是没有媒人的。正所谓“男女杂游，不媒不聘”。但随着父系社会的建立，男性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以及子嗣传承的安全，群婚时代的自由结合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社会的需要，因此男女双方的中介——媒人就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在古代文献中，最早记载媒人的文学作品是《诗经·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非媒不得。”[1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到了西周时期，未婚男女已经无法直接交往，需要通过媒人这一媒介进行传递信息。《说文解字》对“媒”的解释是：“媒，谋也，谋和二性”。[14]在古代婚姻文化体系中，一桩婚事的成功离不开媒人。媒人作为婚礼仪式符号系统的媒介，将男方与女方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潜在结亲的意义关系。

媒人作为信息传递者在“六礼”中所起的作用可以总结为两点：

（1）媒人可以有效地匹配男女双方的信息

在六礼中，媒人可以起到信息匹配的作用，也是许慎所说的“谋和二性”。六礼中需要媒人进行信息匹配有“问名”“纳吉”两个环节。“问名”需要媒人将男女双方的姓名信息进行匹配，避免同姓相婚；“纳吉”则是由媒人将双方的生辰八字等信息进行匹配，二人是否适合婚配。周代社会受到封建礼制的影响，“男女有别”的观念导致男女双方不能进行直接和有效地沟通。人们在长期的种族繁衍的过程中意识到一个原则：同姓不婚。但周代的社会环境是“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信息十分闭塞，而这时媒人可以充当男女双方的媒介，将双方的信息进行传递。与此同时，周代社会十分重视门当户对，一桩婚姻关系的缔结，需要考量双方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因素，而由于受到信息闭塞以及当时社会上的风俗的影响，这一任务只有通过媒人来完成。在接受这项任务之后，媒人会履行自己的职责，匹配双方的生辰八字以及社会地位等信息。[15]只有以上的信息成功地匹配，双方才能进一步发展婚姻关系。在“六礼”的“问名”的环节，媒人可以通过询问双方的姓名来避免同姓相婚；而在“纳吉”环节则可以通过询问双方的生辰八字来确定是否相配。只有这两项信息匹配上，男女双方才可确定婚姻关系。

（2）媒人可以规范礼法、完善婚制

中国古代社会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礼”“法”合一，所谓合礼即合法，合法即合礼。婚礼作为重要的婚俗礼仪自然也要合礼合法。双方需要按照传统的礼仪规矩完成六礼中的每一个环节，否则这桩婚姻就不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可。虽然当时这一规则并未见于法律条文中，但这已然成为一种社会默契，并且为当时人们所遵守。在“亲迎”的环节，程序环节繁多，《礼记·昏义》记载，“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壻执雁入，揖让升堂，再拜奠雁，盖亲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妇车，而壻授绥，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妇至，壻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16]这些细节化的程序对于年轻男女而言还很陌生，媒人在此就可以给与他们这方面的指导。媒人在六礼文化系统中传递信息、给与双方建议，规范了礼法从而使得周代的婚俗礼仪在预定的轨道上顺利的运行。

男方和女方选择媒人这一符号载体作为媒介进行传达信息，而媒人本身又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功能。媒人不仅仅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传递信息，还可以与男女双方进行互动，起到重要的沟通调解作用。相比于其他的媒介形式，媒人这一媒介形式具有能动性和灵活性，因此在“六礼”中，媒人成为一个重要的纽带和媒介。

婚礼仪式作为历史的指示符号，最根本的性质是将解释者的对象引向对象本身。[17]所有符號文本都有一定的社会文化身份，都要求作出与身份相应的解释；从符号学的视角来分析“六礼”，可以发现其本质上是男方将想要传递的信息进行编码，通过“六礼”这一文化符号系统来进行传达，最终将信息传达到女方的过程。如今的社会早已不再有各式各样的封建“枷锁”，婚姻领域也早就移风易俗，男女可以通过对彼此深入的了解之后再考虑是否进入婚姻，但是传统仪式并非完全消失，他们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当今生活中，“大雁”变成了各式各样的礼物，“媒人”也不一定是活生生的人，而可能是各种社交软件或者婚恋公司，但他们作为新的符号，依然在传递着中国人关于婚姻习俗的特殊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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