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教学中的思政育人功能

张小华

内容摘要：唐边塞诗的建功立业精神，守土护疆愿望，是思政课堂的爱国教育素材；《箧中集》展示动乱后衰败的社会景象从反衬角度可以培养学生爱国精神，也是思政课堂的爱国元素；陈子昂、韩愈、白居易等文学理论中的风雅比兴美刺传统，以及干预现实的精神，同样可以作为思政课堂的素材。通过文本解读分析这些含有爱国元素的诗作，引导大学生把握爱国主义新内涵，培养大学生昂扬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发大学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从而完成课堂中的思政育人功能。

关键词：唐诗 爱国元素 思政育人 自强不息 忧患意识

***总书记在《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指出：“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 “思政课要引导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只有打动学生，才能引导学生。……真信才有真情，真情才能感染人。”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篇章，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闪耀着盛唐文人志士的高尚人格和光辉思想，浸透着他们对时代、对祖国的热爱，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的人文素质极富教育价值。“方知大番地，岂曰财赋强”，今日中国，可媲美盛唐时期。因此，新时代利用唐诗挖掘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实可谓具有天时与地利的优势。

一.以唐诗中慷慨激昂兼有气骨的诗人及诗篇培养大学生昂扬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唐朝于公元618年建立，十二年后的贞观四年（630年），打败东突厥成为东亚盟主，唐太宗被推尊为天可汗。接下来十年的时间，大败吐谷浑，平定高昌，接着于高宗显庆二年（657）打败西突厥，疆域空前。与此同时，国内经济迅速从隋末战乱中恢复、发展，如杜甫《忆昔》所说，“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经济繁荣，国家综合实力直上巅峰。伴随国力上升的强盛势头，是士子精神的意气风发，“少年胆气凌云……誓欲成名报国”（张说《破阵乐词》），他们强烈渴望建功立业，“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这是唐士子普遍的政治理想。麒麟阁是汉朝用来供奉功臣，标志荣誉声望的阁。

唐朝廷惟才是举，选拔人才的途径很多，通过科举、察举、征辟、军功等可在仕途上扬帆，但开疆拓士、稳定边疆是唐政治生活的重要话题，因此，建立军功无疑是“画图麒麟阁”便捷之路。年少的李贺，热切于建功立业，曾写道：“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这是李贺的人生价值判断与追求。“带吴钩”指从身行伍，佩带军刀，驰骋疆场，气概豪迈。凌烟阁是唐代为表彰在政权建立中作出贡献的文武功臣，阁中绘有功臣画像。“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不意于做一个侍弄文字的书生，他要建立政治功业。李贺的这种价值判断可以溯源。初唐杨炯就不甘于做默默无闻的小书生，他在《从军行》发出感慨：“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西京长安烽火燃起，诗人欲执兵符往西京作战，围敌攻城。就算条件艰苦，大雪纷飞，狂风呼啸，诗人也不意为然，因为他认为，就算做一个低级军官，只要是为国冲锋陷阵，也强过蜷于书斋盘点于文字的书生。

这种昂扬斗志还可见于王昌龄，他的《从军行》是组诗，最出名的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在青海之上，黑云低挨着雪山，戍守边城的战士，翘首玉门关，希望出到关内，虽然已经百战，虽然铠甲已磨破，但楼兰未取，怎能言归。战士们保家卫祖国，矢志不渝，这种誓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能点燃大学生心中的豪迈之情。

一番业绩是从困苦中磨练出来的。唐诗一方面抒发慷慨豪迈之情，一方面也描述了成就之路上条件的艰苦。如杨炯“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还如祖咏《望蓟门》所描述的，燕台紧张的气氛，吹笳击鼓，喧天锵锵，黄金台恶劣的条件，“万里寒光生积雪”，与战士们立功报国的壮志形成鲜明的映照，让人能感受到昂扬之气。虽然欲请长缨而得功的“少小”，即青年，面对的是客心惊的场面，因为那里是“曙色动危旌”，是“箫鼓喧喧”。对边塞恶劣环境描绘得精准到位的诗人还有高适、岑参。高适《燕歌行》，说边塞之上景色萧条，风雨交加之中更有胡骑来袭，“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感觉对就是片绝域，让人有绝望之感；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写轮台一带，像在雪海边，黄沙莽莽，直上长天。九月的晚上大风狂啸，吹起的碎石都大如斗，在地上呼啦啦地滚动。而北风吹在脸上像刀一样，雪下在马身上，融化了，瞬间又凝成冰，写檄书的砚墨也很快凝固。白描、夸张手法的运用，将边塞环境的惊心动魄呈现读者眼前，让人不寒而栗。但在艰苦条件后面的，洋溢着诗中主人公乐观、昂扬、自强不息的精神。

类似的作品在唐诗中俯拾皆是。这些边塞诗在初唐兴起，盛唐时期形成一种气候，诗中视野恢弘、氛围雄伟，极具刚健崇高之美，征服了一代以一代人，诗中的主人公足可以为当代大学生的榜样，这些诗作，也足以点燃当代大学生的青春热血。

二.以《箧中集》中动乱后衰败社会景象以及大历诗人的萧瑟、暗淡与凄清激发大学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安史之乱”前，大唐帝国一派繁荣昌盛，国力雄厚，安史之乱，藩镇拥兵，突如其来时局动荡导致大唐帝国自贞观盛世以来一百多年的帝国“繁华”，瞬间破灭，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破坏，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落。河北河南、剑南、江淮、河陇道四个国家财政来源主要之地遭受重创，出现“井邑榛棘，豺狼所嗥……人烟断绝，千里萧条”“两河宿兵，户赋不入”的经济窘境。战争旷日持久，黄河中下游地区大量人口流亡，“今连岁戎旅，天下凋敝，京师近甸，繁苦尤重……京畿户口减耗大半。”[2]（P323）为躲避战乱，大量北方人口“不南驰吴越，便北走沙朔”[3]（P4366）整个大唐王朝境内，百姓颠沛流离。这种困境、颠沛中沉重的呻吟反映在唐诗中。

天宝年间，一部分失意士人，就已经在诗中反映了社会的不公与人生的悲惨艰辛，他们就是元结《箧中集》中所收的作者，沈千运、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于逖、王季友。这七位诗人大都名不见经传，非富非贵，《箧中集》序文称他们“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但正因为他们“无禄位”，所以，他们更能代表社会人口众多的平民阶层，因为他们“久贫贱”，故像广大平民一样，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当战乱来临时他们更能真切感受到社会的衰败景象，他们看到的社会场景是未经任何人着色的被安史之乱蹂躏的真实民生状态。

沈千运在《感怀弟妹》中，感叹神仙也难以预测世办，人的寿命都很短，不到半百就夭死，极难得见到白发之人。在外逃难回到，一切个旧，但曾经的园林之主，已经形同客人，家中所见景象，是兄弟只存半，是“哀哀望松柏。骨肉能几人”，安史之乱后，一片萧瑟悲鸣之气，读之仿佛让人又看到汉乐府《十五从军征》中那个八十岁回到家的老兵眼中的满目凄凉，老兵见到的是，“松柏冢累累”，是野兔野狗乱窜，鸟宿梁上，是“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沈千运笔下是“岂知林园主，却是林园客”“哀哀望松柏。骨肉能几人”，汉末战乱，生民凋敝，唐代之乱，带给百姓的也是无尽的哀伤。经历战乱的七位诗人，他们的作品中全然没有盛唐诗人的慷慨豪雄情调，他们笔端遍见人生疾苦。“朝亦常苦饥，暮亦常苦饥。飘飘万馀里，贫贱多是非”（孟云卿《悲哉行》）。“雀鼠昼夜无，知我厨廪贫”王季友《寄韦子春》，“老病无乐事，岁秋悲更长。穷郊日萧索，生意已苍黄，小弟发亦白，两男俱不强”于逖《野外行》，从“小邑犹藏万家室”到“近世多夭伤”，从“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到“朝亦常苦饥，暮亦常苦饥”，人们从葱笼蓊郁的夏天霎时被带入万木凋零的萧瑟秋季，这一切，缘于动乱。

再来解读大历诗人的作品。

大历是唐代宗的年号，大历时间跨度为766－779，共十三年，大历元年即是安史之乱暴发后的11年。大历时期能自成一家的著名诗人不多，韦应物为其一。安史之乱暴发时他18岁，这之前他的作品任侠负气，如《饯雍聿之潞州谒李中丞》，写酒酣舞剑，慷慨意气，“前登太行路，志士亦未平。”《寄畅当》豪迈慷慨“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安史之乱后，韦应物唱出来也有衰飒之气，“今来萧瑟万井空，唯见苍山起烟雾”，苍山烟雾也自然之烟雾，更是因为作者看不到明朗的前途，于是，他只有“可怜蹲蹬失风波，仰天大叫无奈何”。再如刘长卿，安史之乱暴发时他29岁，他的创作主要在乱后，他的作品中读者看到的是处处凄清悲凉，如《重送裴郎中贬吉州》：“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孤独、伤心的羁旅中，听到的是江头哀哀的猿啼声。同是猿啼，盛唐时的李白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心情亢奋，迫不及待，这种不同，不仅仅是作者个性差异，最主要的还是时代投在诗人身上对前途、对生活、对现实的印象和感觉。

安史之乱将初唐盛诗中立致卿相的强烈愿望，变为对往昔国力强盛的追忆，一切恍如隔世，作者表现出消极避世、无奈的叹息和冷落寂寞的感伤。战乱毁掉了气风发的生活，带来希望幻灭的黯淡。这种巨变带来的时代之痛可以给当代大学生以强烈震撼，也更能激发学生热爱和平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三.以陈子昂、韩愈、白居易等文学理论中的爱国元素引导学生把握爱国主义的新内涵。

爱国主义内涵丰富，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在革命和建设时代，表现形式不一样。新时代大学生践行爱国主义需要了解传统文化，结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爱国主义形式进行自己的思考。唐诗中，初唐盛慷慨激昂的精神面貌引领大学生奋勇前进，安史之乱后诗人的呻吟以及他们笔下的萧瑟之景激发大学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此外，一些诗人关于言志诗歌创作理论的思考同样可以给新时代的大学生以借鉴。

唐诗的繁荣经历了一系列的准备，包括诗论、格律、意境、人才的储备等。虞世南、许敬宗，以及上官体诗人等，他们延续南朝人写诗积习，喜欢把诗写得华美典雅，他们的作品对仗虽工整，但流于雕琢，文采虽华丽但没有生气，缺乏美的情思意味。隐子昂不满于馆阁体的这种流风，写作《感遇》，希望恢复《诗经》风雅比兴美刺的传统，赋予诗歌较强的思想性，能积极地干预现实。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对风雅兴寄的理念进行了十分明确的理论表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4]（P32）陈子昂希望用诗对现实进行干预，干预凭藉的武器是“风雅兴寄”，这里的“风雅”指《诗经》中的《国风》和《大雅》、《小雅》，更确切的说，是这些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关注。新时代的大学生要有饱满的理想主义，更要有脚踏实地，情系苍生，关心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情怀。

唐诗发展至大历，诗坛式微，唐德宗至穆宗年间由于一些诗人的努力，诗坛有兴盛之势，元和年间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这一兴盛离不诗人们开辟创作新途径和阐发新的诗歌理论，其中，韩愈的“不平则鸣”“笔补造化”，白居易的“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理论主张贡献最大。

韩愈尊奉儒家，主张“不敢独善藏身，必以兼济天下”，有着一份儒家担当，知世事不可为也为之。他在《送孟东野序》中指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5]（P33），认为诗人受到外界压迫时，不放弃理想，须发出不平之声。进一步探析可知，这种不平之声的发出，不是为一己私利，不是浅薄泄愤，而是“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思”“怀”与他的“道”紧密联系一起。韩愈之“怀”在其“道”。韩愈排佛论道，强调要确立“先王之教”，“夫所谓先王之教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韩愈试图继承孔孟，肩负推行儒道的重任。韩愈之“思”在其如何“鸣”。韩愈《送孟东野序》还说：“而使鸣国家之盛邪？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邪？”安史之乱后，韩愈目睹官场黑暗、政局混乱，以诗歌之笔，鸣人世不平，发民众声音，批判现实，以激发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热情，追求美好生活，他认为，诗歌要鸣不平，为时代的强盛而鸣。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主张诗要通俗，妇妪能懂，诗也要写实，干涉政治，因此，他写下了大量的政治讽谕诗。白居易与韩愈一样，尊奉儒家。《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白居易继承和发扬儒家的文艺观，他在《新乐府序》批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因此他在《与元九书》明确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他的诗歌是“合为事”的，所以，他一再强调诗歌要“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生于安史之乱后的772年，此时，宦官掌权，专横贪暴，土地兼并相当严重，矛盾极为尖锐，如何为民众谋得一方太平与安乐，白居易认为诗人不应无病呻吟，应“为事而作”，为创建美好的世界尽一份力。

综之，唐诗文学理论方面，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追求建安风骨，寄托济世的建功立业理想，以及慷慨奔放的人生意气，饱含着一个时代士子壮伟之情和豪俠之气，是士子对这个时代、王朝的热爱；韩愈“不平则鸣”“笔补造化”，是时代写作中创造性的诗思与对物象的主观裁夺，“不平”，是面对时代涌动的创作情思，“笔补”，是补阙，及补阙之后有意识引领；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他们“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陈子昂、韩愈、白居易等的文学理论都是知识分子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表现，是以文学干预现实的“致用务实”精神，这种精神，足为当代大学生的式范，成为他们热爱祖国、走进时代、热爱时代的思想指引。

以唐代近三百年历史，留传下来五万多首诗作，有灿若辰星的诗人名作，有仅有其名不知其人的作者作品，甚至有作者名都难以考证的诗作，这些诗词佳篇，不仅反映了唐代人民的真实生活，也凝聚了唐人的家国情怀，更重要的是，千年之后，唐人慷慨激昂意气风发的精神仍然能点燃人们心中的热情，让青年学子以饱满的激情投入时代的洪流中，所以，唐诗中的爱国元素是思政课堂永远的素材。

参考文献

[1]（清）彭定求编.全唐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

[2]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323．

[3]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4366．

[4]陈伯海.唐诗学文献集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32.

[5]韩愈等著.裴梦苏校注.韩愈唐宋八大家散文选[M].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9：33.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学 “十四五”规划项目2021年度一般课题“唐诗爱国元素与思政课堂研究”（21YB277）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