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象记》与《中国游记》之比较

孙延永

内容摘要：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与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在中国历史景观、中国普通民众、中国文化描写方面有共同之处，都存在丑化中国的现象。他们在中国政治人物选择及对待日本侵略中国态度方面截然不同，芥川客观记述了中国政治人物，表达了很大的善意，小林则把中国政治人物描绘成了愚昧落后的典型。芥川在游记中表达了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强烈批判，小林则是积极呼吁日本加大对中国的侵略。他们的中国游记起到了引导日本人中国观变迁的作用，对日本侵华起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中国游记 中国印象记 丑化中国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众多学者、文人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德富卢峰、小林爱雄等人纷纷来中国游历，留下了众多的中国游记，通过这些游记我们能够很好的窥视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小林爱雄（1881-1946）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专业，是诗人和诗歌翻译家。他的作品在中国被介绍的不多，或许中国读者对他不很熟悉。他于1908年12月底在中国旅行，游览了中国的上海、苏州、南京、镇江、汉口、北京、天津、大连旅顺等地，并于1911年出版了《中国印象记》一书，详细介绍了他的中国之行，构建了他的中国形象。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受大阪每日新闻社之邀踏上中国之旅，在4个月左右时间里访问了中国的华东、华中和华北大部，以及东北小部地区，也拜访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或文化名人，他将途中“新奇”的见闻、对当时中国政治及发展的思考记录撰文，最终集结出版。

国内外先行研究方面，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一直是研究届关注重点，出现了各种角度对《中国游记》的解读和分析，对《中国游记》的评价大致可以分了两类：一类是持积极观点认为他客观描述了中国当时的现实有鞭策国人的意图，并在游记中涉及到了批判日本的侵略。另外一类则以否定为主，批判芥川污蔑中国，认为芥川不懂中国艺术随意评论。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的先行研究则相对较少，大致从东方主义入手，认为“事实上小林以”文明论“为底色的中国观，既显现出了他”中国文明停滯论“的论调，亦遁涵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文明进化史观。”[1]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在比较视野下将两者进行比较的研究成果，笔者试着以比较文学理论为切入点，比较两者之间的异同，分析两者不同的成因，进而窥视当时历史现实及日本文化人的中国观。

一.《中国游记》与《中国印象记》的相同点——中日比较下的中国文明落后叙事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与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都承继了近代以来日本文化人丑化中国的叙事策略，在中日比较的基础上进行了普通民众、中国历史景观、中国文化进行了一系列丑化性建构。

1.中日马车夫之比较。人力车夫是中日两国众多研究者比较关注的问题。在日本近代化之初，日本文化人就开始关注日本的人力车夫。福泽谕吉在人力车夫身上看到的是“民主意识缺位背景下的阶层意识以及日本民族主义兴起、希冀跻身世界列强之伍这一历史语境下的东西方二元对立、对抗意识”，人力车夫作为底层社会的典型，是东方落后于西方的重要明证。苦力自然而然的成为小林爱雄选取的一个注视点，苦力越界到中国，成为他到中国的第一印象。外国人士与中国无处不在的苦力的相遇几乎是他们中国之行的必有体验。苦力分布最多的地方应该是车站、码头无处不在、为生存挥汗如雨的车夫。[2]小林爱雄的中国第一瞥是蜂拥而至的中国人力车夫，而且是早有耳闻的人力车夫，这建构了小林爱雄的中国第一印象。人力车夫是当时中国普通民众的代表。中国普通民众远远落伍于日本民众的第一印象为小林爱雄的中国之行定下了整体的基调。日本国民的优越感油然而生，对中国底层民众的蔑视感跃然纸上。在《中国游记》中，芥川认为“说来车夫一词给日本人的印象绝非邋遢的模样。其气宇轩昂，不无江户气派，令人频生好感。然而中国的车夫，即便说他是不洁的化身，也不为夸张。而且乍一看去，人人长得奇模怪样，这样的家伙前后左右团团围上来，伸出形形色色的脑袋，大声地吼着什么，刚刚上岸的日本妇人之类，自然显得颇为惊惶。就连我自己，在被其中一人扯住袖子时，竟也不由自主地差点儿退却到人高马大的钟斯君背后去。”[3]在芥川意识中，日本的马车夫是干净的代表，越界到中国后则成为不洁的代名词，两者比较之下，顺理成章的得出了中国落后的结论。

2.中国历史景观的废墟化叙事。在小林爱雄的笔下，枫桥只是街道中一个肮脏的石桥，潮湿的地面散发着浓浓的恶臭。寒山寺同样荒废到了极点，瓦砾散落，没有往昔的影子。南朝四百八十寺，现在还残留多少呢？连这座在明代极尽华丽的陵墓也完全腐朽，现在只能从身着补丁衣服的买瓦女子的箱子中追忆当时的情景了。故宫的凤凰殿好不容易被翻修一新，但其后好像一直无人管理，任凭鸽子自由居住，连御座都沾满了鸽子粪。[4]总而言之，中国的历史景观已经破旧不堪，中国人根本不重视历史。小林爱雄从中看到是一个破旧没落的中国，中国不再值得日本崇敬和膜拜。

芥川笔下的中国景观和小林爱雄的描述如出一辙：顺着小弄堂走到尽头，便望见了传说中每有见闻的湖心亭。湖心亭听上去似乎很堂皇，其实却是个倾圮在即、荒废之至的茶楼。阴霾之下高高耸立的中国式亭子，下陈一湾病态的绿色水池，以及斜斜地注入这池中的隆隆的一条小便——这不单单是一幅忧郁可爱的风景画，同时又是我们老大之国辛辣可怖的象征。我痴痴地望着这位中国男子，凝视良久。然而不巧的是，似乎在四十起氏看来，这也算不得值得感慨的、新奇的景致。“请看这儿，这路石上流着的，这些全是小便哟。”苏州的文庙已破旧不堪，到处长满杂草，古代乐器也是满身灰尘，大成殿里更是蝙蝠絮窝，一派萧条荒芜的景象。“万寿山的那座名叫泉石的宫殿，反映了西太后的低级趣味”[3]193，“天宁寺，似乎很漂亮似的，可实际上已荒废到目不忍睹的地步。寺院早已荡然无存，只见紫燕乱飞。”“天坛、地坛、先农坛荒草萋萋，杂草丛生。紫禁城完全是一场噩梦。”

总之，在芥川与小林的笔下，中国的历史景观已衰败不堪，中国人不注重历史文化，中国已经没落。

3.中国文化落伍的丑化性叙事。看到中国文字逐渐简化，小林爱雄发出了中国本土都在使用错字，日本中等教育却在进行严格的汉字审议，中国文化退步的感叹。在孔子庙内，更是把代表中国文化的孔教的蔑视发挥到了极点。“孔丘的教义最终会像黎明的星光一样消失……”中国学已经衰退，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4]70总之，在小林的眼中看到的文化表征的没落，越来越不看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在没落，中国在走下波路。他想向日本民众传递的是中国已经不再值得日本崇敬和畏惧，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今天的日本。日本不必在害怕中国，日本完全可以战胜中国。如果日中之间发生战争，日本毫无疑问的可以获胜。他在为日本侵华寻找智力上的支持。

芥川龙之介在《长江游记》中，在唐家花园的游廊里大讲现代中国的坏话，“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全在堕落吗？特别是，要说到文学文艺，嘉庆、道光以来，有一部可以引以自豪的作品吗？”[3]169芥川把中国现代文学说的一无是处，批的体无完肤，这也是他的中国游记引起被巴金等人反感的原因。虽然说这些话之时，芥川对中国现状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包含在里面，且在某种程度上想要惊醒中国人，但是毫无疑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有失偏颇，丑化的意味也掺杂其中。

总之，芥川与小林的中国游记里都有丑化中国文化的叙事，中国文化落伍成为他们重要的关注点。

二.《中国游记》与《中国印象记》的不同之处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与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在中国政治人物形象描述、对待中国态度等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凸显了两人截然不同的中国观。

1.不同中国政治人物形象的选取。

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历中拜了选取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代表人物李人杰、辛亥革命的发动者、民国时期的政治家章太炎、满清遗臣的郑孝胥及民国初年的学者辜鸿铭等人。芥川在拜访中对李人杰评价颇高，感官很好，称李人杰是年轻中国的代表，且对李人杰的描述十分详细并充满了善意。芥川对拜访过的章太炎、郑孝胥及辜鸿铭的记述也相对较公正客观，没有恶意的贬低，用词不多，简明扼要的把要拜访的对象的特点描述了出来。从芥川对这些人物的描述中，不难看出芥川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善意和好感，在与这些人物的交谈中，思考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

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则选取了商务大臣盛宣怀及两江总督等人。盛宣怀家给小林爱雄的印象并不好“在不太明亮的室内，所有的家具散发着黑光，心中涌上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快，四处很难找到有生机的东西。”[4]40盛宣怀的家没有一点西方开化的影子。欧式建筑、装饰代表了先进，而盛宣怀家里的装饰也好，用的银制筷子也好，亦或者十几个仆人照顾起居也好，透露出的则是落后、守旧的印象。

盛怀仁在医学方面的见识更是令小林爱雄不敢恭维。在这里，当青山兄为盛大人看病时，他接二连三地问了许多问题：“这是什么病？是要命的病吗？几天能痊愈？”等等[4]40商务大臣应该是思想开放，见识非凡才的人，而盛怀仁则与他的官职很不相称。让小林爱雄不由得联想到了：“他们深信药物是万能的，能像广告上说的那样迅速治愈。不过想想这也难怪，因为他们甚至会派人到深山中寻找不死灵药的国家的公民。”[4]40小林爱雄人为的联想到了中国的官员思想十分落伍还停留在秦始皇时期，还没有接触到科学。

除了思想意识之外，盛怀仁的饮食习惯更是让小林爱雄不敢恭维。有人热情用自己的筷子为小林爱雄夹菜让他感觉特别不舒服。看到银制的筷子，小林爱雄联想到的是死去很多年的亡灵。而盛怀仁这位从日本归来的洋气十足的大人，满不在乎的把鱼骨直接吐到洁白的餐桌布上的行径更是让小林爱雄感到十分滑稽。小林爱雄从中读出的是中国官员的不洁。清洁与不洁历来是日本作家判断中国优劣的尺度。与日本人的清洁相比，中国的高官明显是不洁。清洁代表了文明，那么中国高官的不洁则是中国官员不文明的明证，对中国官员的蔑视之情不言自明。换而言之，中国的官员与日本官员相比也是远远不如的。

总之，芥川对中国人物的描述偏向于公正客观，二小林爱雄的描述则以贬低为主，放大中国官员的缺点进而推导出所有的中国人都思想陈旧，落后愚昧。

2.對待中国的态度南辕北辙

芥川龙之介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的中国文学修养且憧憬中国文化的的知识分子，他的中国之旅是一次与中国文化的朝圣之旅，然而中国的现状让芥川大失所望，即便是如此，芥川也没有一味的贬低中国，而是发出恨铁不成钢的感叹，也希望中国可以摆脱现状，可以重新崛起。如芥川在说中国道光之后没有什么好的文学作品后，说目睹了中国全国性的腐败之后，仍能爱上中国的人，恐怕要么是颓唐之极沉迷于犬马声色之徒，要么是憧憬中国趣味的浅薄之人。芥川在当时的中国如此批评中国的是因为内心对中国的喜爱，希望中国可以振作起来，走出衰败的现状。同时在《中国游记》中，芥川还表达了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抨击和批判。芥川在与章太炎的交谈中认同章太炎借日本民间故事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在之后发表了《桃太郎》与《将军》，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在《中国游记》中，把满铁称作“犹如一条蜈蚣在高粱的根部爬行”，一针见血，把对满铁侵略中国东北实质形象的刻画了出来。在奉天看到车站有四五十个日本人在走动，芥川差点赞成“黄祸论”了[3]202黄祸论的原本是日本反对西方列强时的武器，但事实证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且比西方更贪婪更凶残。由此可以看出芥川对日本侵略是持反对态度的，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

与芥川相反，小林爱雄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支持者和侵华的先导。

小林在长江港口的议论充满了侵略中国的野心，“英国公司的停泊场抢占了最好的位置，与之相反，日本的停泊场却被赶到了最偏僻的地方……年轻人必须来这样的地方检验自己的才能。必须有在洞庭湖畔建水庄的气概。”[4]80这是在赤裸裸的叫嚣，鼓动日本年轻人侵略中国，来中国扩展势力范围，来中国开疆扩土，把中国看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除此之外，小林秀雄处处流露出对日本在中国未能大肆扩张的不满：“除了我们一行几个人之外没有其他的日本人。由此可以断定日本人在中国尚未广泛活动。[4]88

“都应该有更多的日本人研究中国，来中国开发事业”……“将来埋放骨灰的青山，除了中国还有哪呢？”“你回到日本后，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同胞，赶快研究中国，赶快来中国，赶快在中国开发事业。”[4]98在这里可以说小林秀雄已经撕下了学者的伪装，在大声地疾呼，在大声地呼吁日本赶快侵略中国，赶快占领中国，中国就应该是日本人的埋骨地，中国天然的就应该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他在为日本侵华迟缓而不满，而叹息，凸显了他对中国的狼子野心。

总之，芥川与小林爱雄在对待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上截然不同。芥川同情中国，恨铁不成钢，强烈批判日本侵略，小林则是强烈呼吁日本加大对中国的侵略，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精神先导。

芥川的《中国游记》和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在中国历史景观、普通中国民众（马车夫）、中国文化等描述中都呈现出了丑化性的叙事策略，贬低中国民众，批判中国文明衰退，站在文明论的基调上建构了日本文明先进，中国文明落伍的观念。但芥川在批判中国的同时又表现出了希望中国可以振作图强，同时表达了对日本侵略的强烈批判之情。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则大声呼吁日本加大对中国的侵略，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现状表达了不满，要求更多的日本来到中国开发中国研究中国，是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精神先导。

芥川与小林的中国之旅，描绘了落伍于日本的中国现实，为日本取得了对中国的心理优势，刺激了日本的侵华战争。他们的中国游记对日本人中国观变迁起到了很大的影响，诱导了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

参考资料

[1]胡天舒、韓宾娜、《近代日本学人的中国观察——以小林秀雄的《中国印象记》为中心》[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三期：223.

[2]王升远、《“近代”的明暗与同情的国界——近代日本文化人笔下的北京人力车夫》[J]、外国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20.

[3]芥川龙之介，陈生保、张清平译、《中国游记》[M]北京十月出版社、2006年1月：4.

[4]小林爱雄、《支那印象记》[M]李炜译、中华书局、2007年7月：123.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中国印象记与中国游记之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6NM0012B）结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