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姥的微笑》中的空间意象

金铭

内容摘要：日本作家大庭美奈子的短篇小说《山姥的微笑》讲述了一名“山姥”在都市空间中经历幼年期、少女期、成年期和老年期，于患病后选择自杀重返山林的故事。大庭美奈子重新改写了“山姥”的故事，其笔下不平等的母女家庭空间、夫妻家庭空间以及学校等空间抑制了山姥自我主体意识的发展，使其成为迎合他人、依附丈夫的女性;而针对山姥内心的矛盾以及对自由的向往，作者又重新构建属于山姥的女性空间——山林。本文拟采用空间批评理论，结合性差理论以及日本社会背景，分析小说中学校、家庭、山林等空间维度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山姥主体意识建构的影响，揭示大庭美奈子文学作品中的人文情怀。

关键词：大庭美奈子 日本女性文学 《山姥的微笑》 空间批评 自我意识 空间意象

大庭美奈子（1930-2007）是日本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婚后随其丈夫大庭利雄赴美，其早期作品多以美国阿拉斯加为舞台，聚焦于被边缘化群体的孤独以及女性自我意识成长等主题。自1970年起，大庭美奈子随丈夫回国，其文学创作风格也逐渐向东方传统回归。从其创作的《山姥的微笑》（1976）开始，大庭尝试利用日本的民间传说中的山姥形象，探讨当代日本女性的生存现状及其自我表现等问题，充分展现了其对于女性生存空间的深度思考。

20世纪末，西方学术界兴起一股“空间转向”的浪潮，并逐渐影响至哲学、文学、历史学等领域。在新时代的语境下，空间不再单纯作为一个背景舞台出现在文学文本中。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文学空间（场）的生产本身也构成一个多元异质性的空间（场）。这个空间（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背景、环境或语境，而是一个先锋与保守、政治与文学、资本与文学，统治与被统治，自主性与非自主性等各种权力因素共通作用形成的复杂网络。”[1]由此得知，空间成分本身呈现出多元化和异质化的特点，在空间批评的视角中，空间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含义。在《山姥的微笑》中，大庭美奈子除了利用时间叙事的手法刻画了不同成长时期的山姥，更是巧妙地利用各种“空间”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因此，本文将以《山姥的微笑》为例，从空间批评的角度出发，结合性差制度以及日本的社会制度，分析作品中学校、家庭、深山等空间维度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山姥主体意识建构的影响。

一.空间的最初驯化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曾经在《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一文中提出：“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生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2]因此，空间具有社会性，空间的转换也意味着在此空间中的人物关系以及社会关系发生着变化。在都市家庭空间成长的过程中，家庭、学校等物理空间成为塑造山姥性格、压抑其自我意识发展的最初空间。与生活在山林中无拘无束的自由山姥不同，生活在都市中的山姥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屈服于空间中的权威。在山姥幼年时期以及青春时期，其所面临的权威主要来自于私人家庭空间中的家长权威以及学校空间中的社会话语权威。

在幼年时期，山姥便展示出其洞察人心的天性，不等母亲将心里话说出，山姥便能抢先一步完完整整地说出母亲想要说的话。然而，如此一来二去，母亲便觉得山姥太累人，于是表现出厌烦的样子。比如：当母亲为其买新玩具，山姥说出母亲心里所想：“‘啊，这下总算能安静一会，让我松口气啦。”[3]之时，母亲便有些生气地瞪了她一眼，接着山姥又说道：“‘为什么，这孩子好像能猜透人的所有心思。像山姥一样令人讨厌。”[3]母亲对山姥学舌的态度也让幼年时期的山姥明白了讨大人欢心，遵循大人的意愿才是生存之道。母亲的行为对于幼年的山姥来说更像是一种行为规范的指导，抑制着山姥天性的自由发展。

由于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在传统的日本家庭空间中，家长往往具有家庭的绝对话语权。“在家庭中，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身份差别……对父母要孝、对丈夫要忠，是家庭中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4]因此，家庭空间内部的家长制使得山姥处于被压迫的生存空间，在这种不平等的母女关系中，母亲扮演着驯化和教导的角色。山姥在母亲的驯化下逐渐开始沉默起来，隐藏起自己洞察人心的天性，慢慢学着变成母亲喜欢的样子。例如：如果在学校取得了不好的成绩，山姥就会把卷子撕毁，不让母亲看到。如果饭盒里有剩饭，为了防止母亲抱怨，就会把剩饭倒进垃圾桶里再回家。有时为了不让母亲产生怀疑，便会剩下一点点，并解释道：“‘今天老师拖堂了，吃飯时间不够。”[3]和母亲一起购物时，山姥也总会选择那些母亲认为价钱合适的衣服，并装作自己特别喜欢的样子。

此外，学校的空间也强化了对山姥行为举止驯化的程度。因为此时，山姥不仅对家人表现出聪慧懂事的样子，对外人也不例外，“对方想让自己干什么，自己就表现出想干什么的样子。对方想让自己笑的时候笑，在对方想让自己沉默的时候沉默，在对方希望自己聊天的时候喋喋不休。对那些认为她聪明的人，自己就稍微装傻些。”[3]学校就是小社会，在学校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中，为了迎合他人的喜好，山姥会根据环境以及对方来调整自己的状态，让自己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这是一种伪装，同时也是一种失去自我主体性的表现。

由此可知，无论是在家庭中的私人空间，还是在学校的公共空间，山姥都不曾拥有主宰空间的话语权力，因此，她只能听从身为家长的母亲以及社会强加在其身上的意志。在此，学校、家庭不仅仅是具有物理性质的生活、居住和学习的场所，更是束缚山姥内心精神世界成长的场所。在这些场所中，山姥一步步掉进屈服与听从别人意志的深渊，逐渐丧失了自主判断的能力，成为一名被边缘化的他者。而这种“他者”意识的确立也为其后受制于以夫权为中心的家庭空间奠定了基础。

二.男性空间的再次驯化

文学空间具有一定的文化特征，空间并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舞台，更是民族、身份或性别等文化因素的集合。在传统的男权制的社会中，由于男性与女性身份地位与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女性往往在空间话语权中处于劣势地位。《山姥的微笑》中由性差制度所构建的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男性空间成为性别差异冲突以及男女两性话语权争夺的场所，而这一空间也是驯化山姥的另一重要场所。

社会性差在男权中心的社会中被发展到极致，成为男性压制女性的另一个利器。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男女性别气质的差异造成了社会对男女两性持有刻板印象：男性就应该独立、勇敢;而女性就应该善良、贤惠等等，而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又会抑制男女个性的自由发展。在《山姥的微笑》中，从丈夫对于山姥的种种要求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刻板印象对其行为与思想带来的影响。在丈夫的思想中，女人就是应该“像母亲一样宽容、像女神一样有威严、像傻子一样无限地溺爱自己、还要像恶灵附身的邪恶的动物一样有股邪劲儿”。[3]当丈夫上了年纪、浑身不舒服的时候，山姥又会迫不得已转换成“护士”的角色来照顾男人。尽管山姥生平最讨厌的职业就是护士，但是女性的性别分工致使其不得不肩负起照顾丈夫的责任。最终还会被丈夫称赞一番，“护士才是符合女人本能的职业。女人这种东西至少还有看护的天赋，男人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3]

而另一方面，社会性别气质也会影响男性与女性在社会空间中权力的分配。社会空间被性别的二元对立思维一分为二，“公共的、生产的、支配性的空间归属于享有社会特权的男性，而私人的、生育的、从属性的空间则属于处于权力劣势的女性。”[5]在幽闭的私人空间中，女性的角色是男人的“贤内助”，照顾其日常的生活起居、生育以及培养后代。如上所述，尽管私人的家庭空间属于女性，但现实是即便是在私人的家庭空间中，男性话语权也高于女性。文章中，我们也能时刻感觉到丈夫拥有对女人行为驯化以及评价的权利。即便是在家庭空间这一私领域中，山姥也不得不听从丈夫的话，依附与顺从丈夫。

在丈夫的眼中，女性依附于男性是必然的，“英语中的MAN在指男人的同时也指人;而女人只有依赖男人才能成为人。”[3]因此，为了讨取丈夫的欢心，山姥不得不听从丈夫，选择遵守和丈夫之间不平等的条约。而一旦山姥忘记遵守约定，便会被丈夫认为是懒惰、不敏感或是缺乏细腻的人。在生活中，丈夫从来不会如此考虑别人的心情，不管别人费多大力气做出的饭菜，只要对自己身体健康不利，丈夫便会断然拒绝。拥有如此“坚强的意志”的丈夫在看到山姥总是“贪吃”时还不免嘲笑一番，在丈夫眼中，山姥就是个没有意志力的女人。总之，在夫妻地位以及话语权完全不平等的家庭空间中，山姥只能选择听从丈夫，不断被丈夫的言行驯化，甚至常常还会产生自己是弱者、自己无能的错觉。可见，在不平等的家庭空间中，男性控制着女性的空间使其内化为男性空间的维护者，山姥也逐渐认可丈夫为其提供的附属角色并主动放弃了自我意识的表达。

水田宗子曾说：“女性和男性同样生活在同一制度内，在制度的制约下主动或被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先行于制度的女性的本质，制度决定了女性。”[6]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家庭空间中，山姥的自我意识被压抑，性别分工构建的性差制度规定了女性要以服侍丈夫、养育儿女为中心，而男性所期待的贤良、宽容、勤劳等女性气质又成为构建以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理想家庭的必要条件。社会制度决定山姥的生存状况，而这种现状又强化了男性在空间中的话语权。山姥在这种空间下再次被驯化，山姥的自我意识也再次被压抑，山姥对自由的向往也在此状况下被其掩藏在内心深处。

三.重构女性自由空间

由于不被丈夫理解以及和世间的许多人都没有共同话题，山姥仿佛生活在外国人中间，这种感觉令山姥感到恐怖，于是山姥便梦想着偷偷回到深山中自由自在地打发时间。在此，山林这一空间并非简单的物理空间，而是山姥始终向往的、足以寄托自己精神世界的自由空间。“山里并没有惹她烦恼的人，她可以随意幻想……每当想象着到勒索他们的情形，她便会兴奋不已。如果她能像传说中的山姥那样说出‘你现在一定在想……的话，那该多么痛快啊！”[3]从山姥的幻想中可以看出，在山林中，山姥可以不用考虑别人的想法，自由自在，甚至可以直接说出对方的心思。而在山姥想象自己一个人在山中生活时，“她便试着将自己比作成一只被树木、野草以及动物包围着，赤身裸体地躺在被阳光笼罩的草原中的美丽的精灵。”[3]可以说，山林是一个山姥可以自主支配的自由空间，在这里她可以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舒适、惬意，而一旦有人闯进她的世界，山姥便会重新失去自我，变回那个需要考虑他人的沉默的山姥。

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认为，“空间并非空洞的容器，而是人类意识的居所。人可以借助文学来激活关于空间的记忆，给意识这个‘内在的存在一个外在的命运，以确定我们内心空间的位置，进而认识自我。”[7]即是说空间也可以包含着人类的意识，人们可以利用这种意识在内心空间中不断追寻自我。尽管山姥的个性以及自我意识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被抑制，但是，山姥对于山林的向往一直存在于山姥的内心空间中，这也可以看作是对自我的一种追寻和向往。

在文章的最后，身患脑血栓而卧床不起的山姥选择死去，而死去的方式也令人震惊，因为在决定自己命运的一瞬间，山姥使出“浑身的力气，使喉咙里积存的唾液流进气管，让自己窒息。”[3]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最后时刻，山姥和女儿交换了微笑，这微笑是自我解放的标志，是山姥对于自己终于摆脱都市家庭生活而回归山林感到的满意，也象征着山姥追寻自我的成功。死后的山姥再也不用忍受现实空间的压迫，而重归属于自己的空间中。当她在自我的空间中看见一名被山姥追赶、蓬头垢面的人时，“她突然感到在白寿衣下一颗温暖的山姥的心脏在跳动，于是她微笑了。”[3]这次微笑，再次证明了山姥自我意识的觉醒，山姥的灵魂最终回到了自己所憧憬的山林。“在狂风呼啸的山岩旁，风吹拂着她的长发，她那如金色火焰般的眼睛猛地睁开，哄笑声响彻山林的日子终于要到来了。”[3]

由此可见，在大庭美奈子的笔下，山姥在生命的尽头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回归山林，这既能表现出山姥对于自由的向往，也使得山林似乎有了更深层的象征含义。山林这个特殊空间，不同于民间传说中深山的恐怖舞台，相反，这里是不受社会制度影响、没有性差规范、并由山姥自由支配的自我空间。山姥从都市家庭中回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深山，也是自己重获自由、重新确立自我意识的表现。由此，山林无疑代表着大庭重新建构的属于女性的生存空间。

在《山姥的微笑》中，大庭美奈子借助“山姥”传说，巧妙利用各种空间意象重构“山姥”故事，其中幼年时期和少女时期所处的家庭空间与学校空间是束缚其自我身份与自我意识的最初空间也是最主要的空间。而在以男权中心的家庭空间中，丈夫再次剥夺了山姥在家庭空间中的话语权，迫使山姥担负其作为贤妻良母的责任和义务，丧失自我的表达。然而，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批判这些空间与其背后暗含的不平等制度对山姥的消极影响，而是创造性地重构了属于山姥的女性空间。在那个充满各种传说的山林空间，山姥可以活出真我，不受拘束。作者笔下的山林更像是任由女性自我支配的理想、自由的空间。在这部小说中，空间的限制绝不仅限于山姥，作者透过山姥这一女性形象，揭示现实生活中日本女性所处的生存空间以及来自现实的无形压迫与束缚，“山姥”代表着当今日本女性的群像。将作品空间与女性的生存处境相结合，展示了温和的女性主义者大庭美奈子的独特视角，以及揭示社会深层问题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刘进.论空间批评[J].人文地理，2007，（2）：121.

[2]包亞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48.

[3]肖霞.日本现代女性文学选读[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0：199-210.

[4]王炜.日本传统家庭制度的形成及特征[J].日本问题，1990，（2）：79.

[5]申昌英、王炳钧等.空间，现代性与文化记忆[J].外国文学，2006，（4）：82.

[6]水田宗子.女性的自我与表现[M].叶渭渠，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9.

[7]杨有庆.空间批评的话语范式——现象学、形式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J].符号与传媒，2011，（3）：137.

注：文中原文引文部分均由笔者自译。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