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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烛:生命原乡与艺术信仰

时间:2024-05-07

洪烛,原名王军,江苏南京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于1979年12岁考入江苏省南京市梅园中学,六年后1985年被保送到武汉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武大毕业后到中国文联出版社工作,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和中国文联出版总社诗歌分社社长等职务。洪烛是“珞珈诗派”的发起人和杰出诗人[1],中国文联诗歌万里行活动发起人,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生前著有诗集《我的西域》《你是一张旧照片》《南方音乐》和《仓央嘉措心史》等,还有长篇小说《两栖人》和散文集《我的灵魂穿着草鞋》《老北京人文地图》等,他的《中国美味礼赞》《千年一梦紫禁城》《北京A to Z》等散文集出有日文版、韩文版和英文版,行销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等世界各地。代表诗作有长诗《母亲》《李白》《屈原》《白蛇传》《成吉思汗》等。他曾被评为全国文学少年明星诗人,“全国十佳青年作家”,诗文还荣获徐志摩诗歌奖、冰心散文奖、老舍文学奖散文奖等。2020年病逝后,文联出版社领导和诗友祁人等又为他编选出版了诗文集《阿依达》。

洪烛是一名才子型的作家,诗歌才华尤其突出。诗作涉及题材广泛,在近半个世纪的诗歌创作生涯里,他的诗歌既浸透了他对个体生命的深邃思考,也展现了他对精神信仰世界的广阔追求。他的诗歌色彩灵动而又厚重谨严,内涵深沉而又平易近人,别具一格,显现出“珞珈诗派”创作意蕴的丰富性。

洪烛诗歌浸透着独特的生命体验,这往往体现在他对生命与亲情的领悟之中。他在诗歌《母亲》中,写“我”对母亲的孝心和敷衍、拖延,母亲对儿子的等待、体谅与耐心。然而当母亲突然去世后,“我”的内心充满了忏悔,想象着要“补买一张门票”,替母亲去游颐和园,去母亲生前买的邮票上的十七孔桥。这是颐和园内连接昆明湖与南湖岛的一座联拱石桥,清乾隆皇帝为表达对母亲的孝心,撰写有一副对联:“虹卧石梁岸引长风吹不断,波回兰浆影翻明月照还望”,长桥回望万寿山上佛香阁,感念母恩。诗人想借此来弥补母亲生前的失望和儿子无限的遗憾,更希望“远去的母亲可以再回头看我一眼”,诗语至此,流淌着“我”对母亲逝世的无限伤痛、自责和内疚,泪浸纸背。

这种生命之思,还体现在诗人对生存与“死亡”的相互关照中。他的长诗《清明节怀念母亲》就是由母亲逝世后带来的悲痛情绪汇聚而成的。“墓地总有那么多的油菜花,”满地的油菜花,天地一片的金黄景色让诗人暂时忘掉了忧愁和悲伤,此时诗人眼中的墓地是平静祥和的。这平静的开篇难掩生者对于母亲逝去的刻骨悲痛,它营造了整篇长诗外在祥和平静而内在深沉隽永的意境,静谧和伤痛这对矛盾在生者深沉的怀念中再次激发。诗人因痛极而平静,因平静而伤痛欲绝,这也是诗者于诗于己的最大修为所在,这种修为,诗者才能以沉静的笔调写出悼念亡母的哀恸。

长诗《清明节怀念母亲》286行,抒情哀婉,语调深沉。全诗在口语化叙述的同时,不仅完美地营造了意象,用意识流进行意象的叠加,运用反问、通感、比喻、反复等修辞手法,把生者和逝者的距离拉近。第10节,“母亲消失了”,“我”承认天堂的存在。通过这样层层递进式的诘问,诗歌把情绪推向高潮,悲伤进一步深化,“我”站在墓前看着天堂的母亲,期盼着她的魂灵走向安详和宁静。恸哭和平静矛盾的相互激发,也许只有伟大的母爱,才能劝慰作者化悲痛为力量,走向人生的超脱与成熟。第12節诗人把平静和哀痛的矛盾推向了高潮,诗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中国传统式的母亲形象。此外,悼念者希望母亲的灵魂能得以安息,理解了母亲所希望的是儿女的成熟与坚强。从第13节开始,诗人又把伤痛以铺陈的方式一节一节地化解和揉碎。天堂——人间,生命的轮回,总会把丧亲的悲痛冲淡,死亡的悲伤终将会被时间和外物所消解。这是作者通过诗歌传递出的一种超脱的人生态度和直面死亡的独特思维方式。诗人只有对亲情和写作人生有过刻骨的体验,才能凝结成这样动人的诗句。

洪烛说,中国人的乡愁永远跟母亲有关,乡愁意识离不开以亲情为纽带的情感依托,并以此生根发芽。诗人生命中最重要的记忆是江南水乡的故园生活。洪烛的写景诗歌多以他家乡江南风貌为背景,透过年少时的记忆表达他对生命历程的思考。

在诗集《南方音乐》里,洪烛把对家乡的眷恋情感揉和在诗歌里,用鲜活、灵动意象描绘出立体的、层次感的印象。诗歌《船歌》通过诗人对故乡风物的排列组合,营造了独特的意象序列和语言景观。船夫们无聊时解闷唱的“船歌”化为“和生命同样深刻的呼唤”,从“泥土”上升至天空,直抵他们的内心深处。《乡村之翼》里面写一个已经荒废了的村庄,不再有牛羊鸡鸭等六畜兴旺的喧闹,唯有水车保留了村庄的历史和记忆。作为江南水乡的常见事物,水车宛如长在村庄后背上的一双翼翅,在时间这条“看不见的路上行驶”,也在江南人的额头上和记忆中“留下辙痕”。《梅雨》中的梅雨幻化成为昔日恋人的模样,提醒着“我”脑海中曾经的温存。“我”却如同大多数逃避记忆的城市人一样,试图撑着伞躲避迎面而来的雨。然而终究拗不过“雨滴”的蔓延,“我”的身心皆被打湿,陷入记忆的“千年”轮回中。还有《秦淮河从我身体里流过》,抒写客居异乡夜梦故园的游子之思。诗人离家30余年,梦中的家乡南京城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深沉的思念穿越千山万水抵达家园。个体人生的局限,正如今夜冷清的秦淮河,不可能从游子身体里穿过。诗歌在梦境与生命的穿梭中,回归哲学的感悟。

不难看出,洪烛运用的这些意象符号都能在其他诗歌中寻到,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洪烛却能将他特有的个人经验和娴熟的技巧将这些普通的符号重新结合起来,将寻常的意象崇高化、高度概括化,形成诗歌中独特的思维结晶,展现了作者独特的生命意识和思考。庞德认为,正是意象“这种‘复合体的突然呈现给人以突然解放的感觉,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的感觉,一种我们在面对伟大艺术时经受到的突然长大的感觉。”[2]这种感觉来自于诗人内在情思与艺术形象和语言形式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的力度显示出作者的独特的生命意识和艺术震撼力。

作为“珞珈诗派”的一名独特个体,诗人洪烛的诗歌不可避免地陷入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之中,他的诗作深刻地反映了对大众文化的省思。DFE53511-96B4-4767-8BF3-0D275D15C0EA

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初以来,市场经济大潮提倡的消费文化一路高歌猛进,但也造成了文化精神上的空虚。洪烛提出,“即使作为商品的以小说为代表的那部分文学死了,一直作为非卖品的诗却是不死的。”[3]有感于时下人文精神的困境,洪烛通过创作一系列以民族传统民间故事为题材的长诗,以呼吁人文精神的复归。

在长诗《白蛇传》中,诗人洪烛运用简洁又富有张力的语言,将古典的爱情《白蛇传》翻江倒海推到现代舞台上,通过现代人的视角赋予古典文化符号现代的内涵,来丰富诗歌的意义。以《白蛇传》为例,诗歌中的“白娘子”,她历尽千年的磨难,经历脱胎换骨,改朝换代,就为了跟意中的许仙在一起。这其中也隐喻了诗人对传统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所受到的创伤与破坏的担忧与敬意。诗人由一部古代传奇爱情故事,打开一层层想象的翅膀,每首诗连接起来后,古今穿越,千姿百态,柔情万种。同时,这也说明了诗人对江南文化中阴性元素的认可。江南古典文化标榜男权中心的礼教,而女性角色的压抑哀婉是长久的抒情元素。这种文化上的单一性造成了江南文化精神内核的阴柔婉转。这种文化需要母性温和孕育成分的包容。江南才子洪烛的诗歌作为一种故乡文化传承的话语回归,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吴越文化的底蕴。

在诗歌《白蛇传》中,这种带有阴性特征的江南文化就演绎成了温柔美丽而又不乏坚贞勇敢的白娘子。诗人的想象力极其丰富,由蜕皮的蛇扭动的姿态联想到汹涌澎湃的钱塘江潮水缓缓退去,又由潮水舒缓的姿态联想到白娘子在优雅与娴静中褪去衣物,这种无缝的转换呈现出一种奇妙的时空变换能力,也给读者一种柔和的张力。但是这种阴柔的文化因素不是一种麻痹民族神经的靡靡之音,而是呈现出一种刚性和韧劲,一种冲激的力量。

里尔克说,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下,“新归来诗人”的作品继续着“古老的敌意”。作为“新归来诗群”中的一员,洪烛坚持在当下芜杂的世界显现出高贵的气质,始终在现实中点亮内心的灯盏。

洪烛的诗歌是在确证灵魂的高贵,越来越关注于信仰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深入人类应有的灵魂内核,表达人类应有的生命内涵。在《仓央嘉措心史》中,诗人追寻这一种真爱与宗教融合的纯粹精神。这种信仰在诗中体现为对爱情的书写。洪烛认为,《仓央嘉措心史》和《仓央嘉措情史》也追求这种效果,既歌颂爱情,又歌颂神圣的信仰。在诗人看来,爱情本身也许就是一种信仰,就是一种宗教似的博大关爱。在《佛与佛像》[4]里,“佛像”与“佛”犹如世界的表和里,有形的佛像受到尘世的膜拜,而真正的“佛”却不一定蕴含在佛像之中。因此受苦的“我”即使痛的裂开,也只能求助于世俗的冷酷的毫无“大爱”佛像,却并不能接触到真正的“佛”。因此“我是更像佛,还是更像佛像呢”,表达了一种对精神信仰的发问,是要通过物质的满足还是追求精神信仰上的解脱,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又如书写苦恋的短诗《苦果留给我》[5],爱情与生活的两难成全犹如信佛与信佛像的两难选择一样,都是关乎哲学信仰之问,但是,这里作者给出了答案,“如果一个故事有两种结果/毫无疑问:给你更甜蜜的那一个/苦果留给我。”这表明了诗人没有完全在追寻宗教信仰的过程中沦为仓央嘉措的“代言人”,而是采用一种间离的手法,以仓央的口吻表达了自己豁达的精神信仰态度。

组诗《巴山夜雨:从李商隐到舒婷》中有一首《巴山,今天为朦胧诗女王苏婷下雨》,写得幽默而又风趣。这是诗人洪烛参加“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巴山”活动的一个灵感收获。诗人和朦胧诗人舒婷、傅天琳等人一起,来到晚唐诗人李商隐创作诗歌《夜雨寄北》的巴山采风。李商隐写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李商隐的诗歌含蓄而深沉,运用象征意象,想象奇特,虚实之间抒写了对远方红颜知己的无限思念。诗歌借用对着巴山雨水和西窗红烛的倾诉,来想象与心上知音未来相遇时的欢欣与美好。但诗人在创作这首诗时,面对的是巴山夜雨绵绵不绝,内心充满孤独,正如古今诗人的写作,知音难觅,心灵孤单寂寞,充满艰辛。今天的朦胧诗人舒婷女士来寻根问祖:世间所有的诗人都互为知音,并不会感到孤单。

诗歌《阿依达》书写了诗人对艺术至美和精神恋爱的无限向往。阿依达是诗人到新疆采风时邂逅的一个维吾尔族少女,她非常美丽,距我们很近而又十分遥远。在诗歌中,“阿依达”变成诗人洪烛对艺术美的精神想象。诗人把她想象成心中热爱的王后,成为美的终极化身,只可远望而不可近观。这实际上已经把这个少女的形象进行了艺术的梦境化,或者是神化。阿依达的美是超凡脱俗的美,她鲜活生动,具有灵动的气质,这正是世俗人间永远无法抵达的艺术美的化身,是诗人艺术追求与现实邂逅中的柏拉图爱情融合想象的产物。

诗评家李犁曾说,“洪烛是一个赤子,也是物质时代里最后一批浪漫主义的骑士。”“人生的体验和经验让他的诗歌在拨乱找正,去伪存真着;并凝聚着,直到挤出生活所有的水分,直到抵达生命的本质和根。”[6]斯人已逝,把他放在“珞珈诗派”的群体中,品讀他那深挚孤独的生命体验、创作人生的寂寞艰辛、柔婉动人的家园之思、江南文化的阴性张力、爱与宗教的高贵灵魂、执着热忱的诗歌信仰,正是为了忘却的纪念。[7]

参考文献

[1]吴投文.珞珈诗派的过去和现在进行时[J].写作,2018(2).

[2]蒋登科,王鹏.“新归来诗人”初论[J].当代作家评论,2017(4).

[3]慧骐,洪烛:为文学而生[N].中华读书报,2020-04-08.

[4]洪烛.仓央嘉措心史[M].东方出版社,2013.

[5]洪烛.仓央嘉措情史[M].东方出版社,2014.

[6]李犁.洪烛:物质时代活着的诗歌烈士[A].祁人.阿依达——洪烛诗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20:218-219.

[7]陈锐彬硕士参与了本研究的资料整理工作。

任毅,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博士毕业,福建省写作学会副会长,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学和鲁迅传播研究,在《光明日报》《当代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小说评论》《中国文艺评论》《鲁迅研究月刊》《福建论坛》《诗刊》《诗探索》等报刊上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专著《百年诗说》《0596诗篇》等多部,入选福建省闽南师大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洪烛(1967—2020),原名王军,当代著名诗人、作家。代表作有诗集《南方音乐》《仓央嘉措心史》等,散文《母亲》《游牧北京》《我的灵魂穿着草鞋》等,长篇小说《两栖人》等。九十年代掀起散文热的现象作家之一,被《女友》杂志评为“全国十佳青年作家”。曾获徐志摩诗歌奖、老舍文学奖等若干奖项。DFE53511-96B4-4767-8BF3-0D275D15C0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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