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半生缘》中的人性书写

陈欣智

内容摘要：《半生缘》作为张爱玲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依旧延续了张爱玲探索人性的主题。作品通过展现顾曼桢、顾曼璐、沈世钧、祝鸿才四个人的悲剧人生，进而探索悲剧背后的人性因素及其造成悲剧的原因，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性的深刻领悟和反思。

关键词：张爱玲 《半生缘》 人性 人性面面观

张爱玲是文坛上享誉盛名的作家，她留下了无数令人回味的作品。《半生缘》是张爱玲最为特殊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最先是以《十八春》的名字发表在亦报上，但作家本人对这部小说并不满意，在晚年移居美国时对它进行重新改写，于是才有了现在广泛流传的极具张氏“倾城之恋美学特色”的《半生缘》。《半生缘》这部作品延续了张爱玲一贯解读人性的悲凉风格，本文将从作家的生平经历入手，探析作品中的人性因素，寻找其对人性的描写，这将会对理解阅读张爱玲的其他作品提供新思路。

一.《半生缘》中的人性面面观

1.勇敢而懦弱的新时代女性顾曼桢

豫瑾这样评价曼桢“她是最有朝气的，她的个性也有她沉毅的一面，一门老幼都依赖着她生活，她好像还余勇可贾似的，保留着一种娴静的风度。”顾曼桢是新时代女性的标杆新时代——刚毅、沉勇与顽强。父亲离世后，姐姐沦落为风尘女子。曼桢大学毕业后就选择出去赚钱，完全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了整个家庭。在小说中，曼桢处处表现出想要主宰自己人生的决心，她拒绝让母亲决定她的婚姻，不愿意让女性成为男权主义下的附庸，在与世钧的交往中处处守着自己家庭的底线，不愿意使自己的家庭成为世均的累赘和包袱。曼桢显现出当代女性的独立与反抗，她不仅冲破了门当户对的藩篱，并且将保持女性的自我尊严做到极致。曼桢无谓是新时代女性的先锋。

但当读者去观望她的一生时，难免会发现她身上的一丝怯弱。在恋爱中，曼桢面对世钧的求婚却心怀顾忌、心生胆怯。顾曼桢被自己姐姐陷害失身，从此丧失生活的斗志，为了自己的孩子，她选择回归家庭，陷入了生活的泥潭。而曼桢也陷入了一种无止境的堕落与沉沦中，她原可以摆脱祝鸿才重新过上新的生活，但她没有勇气直视过去的伤痛。这说明顾曼桢作为新时代的女性的身份仍然具有不稳定、易动摇、脆弱的特点，她并非是坚不可摧的，遇到生活的羁绊与坎坷，她反弹性地退缩与自暴自弃。

2.富有担当而自私自利的长女顾曼璐

顾曼璐的人生被张爱玲赋予了浓重的悲剧，她作为家里的长女，在父亲去世之后，很早就肩负起家庭的重任，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实质上移到曼璐的肩头上。她既要供自己的妹妹曼桢读书，又要抚养她的年迈的母亲。她为了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投掷自己的未来，牺牲青春年华去做了舞女。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舞女被当做商品贱卖，通过性来实现社会交易，从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而其实，这是被主流的价值观所不容的。17岁的曼璐被迫成为舞女，学会风月场所的技能以换取妹妹的生活费，连所住的房子也是她和男人同居时所得。在与男人的“殊死搏斗”中，她彻头彻尾地牺牲了自己。这份代价往往是酸苦的，而正是由于这一份酸苦，助长了曼璐的专断与精明，滋生了她的不平与报复，并将曼桢作为她利益牺牲的代替品。在小说的叙述进程中曼璐的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生着变化，曼璐人性的扭曲和社会现实密不可分。

3.善良而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沈世钧

沈世钧和顾曼桢的结合属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恋爱，他们互相尊重对方，并自食其力。沈世钧没有顾忌曼桢的复杂破碎的家庭，屡次向曼桢表达自己想要结婚的愿望。但一个柔和的人身上也难以避免具有软弱的特质。虽然沈世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一份新式青年的胆量与勇气。他努力冲出旧式家庭， 放弃了自己的家族企业，切断了与父亲沈啸桐的联系，在上海自力更生找到一份工作，并且勇敢与顾曼桢相爱。但这份胆量和勇气不够，或者说他无法从根本上切断自己与封建家庭的联系。父亲病重，世钧毅然辞掉自己在上海的工作，重回家庭，当父亲提到顾曼桢的姐姐是舞女时，世钧黯然神伤，他无力辩解，甚至劝说曼桢远离曼璐。在婚姻问题上，他一面向曼桢求婚，一面却向父母隐瞒自己与曼桢的恋爱关系，畏畏缩缩，不敢承认。他受封建势力和父权所迫的压力太深，在婚姻和家庭中彷徨、踌躇，最终落入家庭所编织的大网中，与石翠芝结婚。然而，世钧的软弱不仅是受外部世界的裹挟的结果，更是与他自身性格的软弱密切相关。他看见曼桢与豫谨相处和谐，心生自卑，伤心离开。爱人遭受强暴，需要他伸出援手的时，世钧却中了曼璐的话语陷阱，轻信曼桢与豫谨相结成亲。世钧对爱情的不坚定，对曼桢的不自信，对自己能力的怀疑疑造成难以挽回的悲剧。懦弱的世钧没有勇气让个体生命与永恒相抗衡，面对这永恒，读者看到了他内心的微小与卑微，他与自己爱人的相遇只能是悲剧的回声。

4.丑恶粗陋而卑琐的暴发户祝鸿才

祝鸿才贪淫好色、卑劣无耻，空有一副镀满金钱的皮囊。当他得到顾曼璐后，却因为曼璐无法再拥有子嗣，将她抛弃在一边。对顾曼璐的妹妹曼桢起了兴趣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在她身上祝鸿才感到了一丝畏惧和冷峻，是“妄想中又带着一份敬重”，这份“得不到”的渴望让他不择手段的占有了顾曼桢。他在不断地满足自己欲望过程中，伤害了一个又一个女性。终其最后，只落得满手虚空。他是上层社会残忍的“刽子手”，是上海极度物质化的产物。但祝鸿才身上依然存有值得同情的一面，曼璐的不幸离世让他痛哭一场，仿佛整个家的支柱坍塌了。他想亲近自己的孩子却又无能为力。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的最初本性的流露，拨开层层奸诈虚伪皮囊后一丝善良的温存。张爱玲的筆下没有极好极坏、极恶极善的人物，而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因此能够探索人的复杂性以及感知她文章的意义。

二.乱世中人性的逼问与考察

1.社会封建旧制度的苟延残喘

封建社会中，男性在社会中拥有至高的地位，男权居上的思想一直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从一个方面来说，男权主义规定着家庭的运行秩序。自古以来男子就被赋予了生产报国、娶妻生子、事业有成的责任。而女人在家庭中充当着养育子女、规正家风、秉持操守的角色。这导致了女人在家庭地位中举无轻重，也自然而然形成了女人顺从男人、依仗男人的家庭风气。男人对女人的重要性，在家庭的地位可见一斑。曼璐也正是深知这一点，在自己的父亲死去之后，她急迫地想要寻求另一个男人来支撑整个岌岌可危的家庭，而当舞女是一条看似可行的捷径。但曼璐却忽视了封建家庭贞洁观念对她压倒性的伤害，以及无法生育带给她的危机。我们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封建社会所存在的矛盾性，它一面贬低着女性的家庭地位、社会价值，一面却又高歌着女性的三从四德、洁身自好，这使得女性始终处于社会的夹缝中不得伸展。曼桢是张爱玲小说中一个点睛式人物，她独立自主，勤勤恳恳，但因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曼桢虽不同于曼璐，但她的结局却也落得凄凉，这太符合“张爱玲式风格”。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谈起“娜拉或许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曼璐处心积虑地寻求着令他“堕落”安全地，而曼桢就在“回来”的路上。

中国人的门第观念自古就有之，《半生缘》中的门第观念几乎贯穿了整个小说的情节，世均的父亲芥蒂顾曼璐的舞女身份，在看见顾曼桢的第一眼就自由地想起一个李璐的舞女，得知真相后愈加地反对世钧与曼桢的交往。叔惠与翠芝相爱，但却因为叔惠的出身低微，翠芝的父母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世均。曼璐与豫谨本是门当户对，但是当曼璐的身份改变，成为了舞女后，豫谨极力地推开了关于曼璐的记忆，快速地与另一女子成婚。门第似乎成为了家族婚姻的唯一衡量标准，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审视新婚姻与爱情的关系。

2.光怪陆离都市中的畸形社会

金钱和权力在大上海中被赋予了别样的魔力，贫富差距成为了社会最显著的一道鸿沟。祝鸿才和顾曼璐住在大公馆里，他们的生活是顾曼桢无法企及的。祝鸿才轻松自由地游走在社会的上层，他挥金如土，腰缠万贯，盛气凌人，甚至能摆布女性的命运。而曼桢一家却是底层百姓的代表，曼桢一个人日以继夜地做著三个人的工作，也难以养家糊口。由此可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想要自力更生的行走道路尤为艰难，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发展不完善时，他们举步维艰。而对于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人而言，他们更容易成为为金钱的奴隶。小说中的顾母便是典型代表。

当封建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交融时，人总是处在一种不平衡的自我矛盾与交错中，这导致了人对自己身份的怀疑。这种怀疑带来了人心里的焦虑，小说中的顾曼桢实际上处于一种女性的严重焦虑中，她在新旧思想的分界线上徘徊，她一面想要顺应时代潮流彰显新女性的形象，追求全新的生活，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做回自我。另一面却又顾忌着她不太光彩的家庭，时刻警惕着外人对她家庭的拷问。她一次又一次将“家庭”作为拒绝世钧求婚的挡箭牌。曼桢焦虑的真正原因，是她无力摆脱家庭观念的影响，她对家庭的避讳成为她始终无法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新式女性的真正原因。中国社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之深，注重伦理道德，形成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结构，这迥然异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风尚。家庭在社会中承载千钧万鼎的重量，面对父亲的猝然离世，面对母亲的无形压力，面对姐姐的难言的自我牺牲，曼桢无法将这一切置之于外。

三.《半生缘》——张爱玲自我世界的展现

1.女性悲剧意识的延续

张爱玲笔下的故事无一不具有悲剧色彩，《半生缘》亦是如此。正如张爱玲在《天才梦》提到说“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本是一个悲观的人，她的笔下溢满了一个又一个悲剧。最相爱的人并没有在一起，甚至他们要与自己不爱相恨的人在一起生活。叔惠去往国外，世钧和翠芝走上了冷淡的婚姻道路，曼桢一人带着的孩子生活，曼璐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张爱玲用上帝视角悲悯的目光俯视着这世间的不幸，仿佛这剩下的一切都冥冥消逝在上半生的缘分中。但那亲情的缘分、爱情的缘分、友情的缘分无论有深，都无法承载起这悲凉的一生。

张爱玲认为悲剧是美丽的，“她把悲哀、美和人性三者统一起来，认为苍凉的悲剧美才是最富有人性的，又因为它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不属于特定的时代，而是一种永恒的人性，才具有一种回味悠长的美，才具有启发性。”无论曼桢和世钧有多么相爱，但人性的复杂、世界的复杂，使得在走向真善美的世界中也不可避免有遗憾和叹惋，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它不仅上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古典文化的苍凉意味的继承，更是以一种独特的审丑的目光来审判复杂的人性，以此展现人们在生存困境和生存欲望下悲剧性的冲突，引发读者深沉的思考。

2.作者自身经历和人生态度的折射

作家的创作永远离不开作家的自身生活环境，张爱玲的家庭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张爱玲的创作。张爱玲的身世仿若一个哀婉苍凉的女性传奇：父亲是封建遗少，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的涵养。母亲可谓是新式女性，两次赴欧留学。张爱玲就是在这样一个封建文化和西洋文化融合的家庭度过的。所以张爱玲的笔下的各类人物都是她生活的映射：遗少的封建与古板，如沈世钧的父亲沈啸桐。新式青年的大胆与勇敢，如顾曼桢、叔惠。旧式女子的安分保守，如石翠芝、沈母。他们都是张爱玲生命中跳跃的因子。

张爱玲的婚姻观对她的写作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对男女题材上的反复勾勒与摹写，更体现出张爱玲对待爱情的态度和感触。父母的婚姻，自己的爱情纷纷以失败告终，加上张爱玲幼年时母爱父爱的缺失，这些痛彻心扉的经历使张爱玲褪去了罗曼蒂克般狂野的幻想，笔尖下毫不吝啬地抒写着女性命运的坎坷与多舛。在她的笔下，从没有出现过爱情的理想主义者，爱情不过是女性能够藏身的狭小阁楼，一旦有人离开，它就变成了一所废弃的破旧的屋子。

张爱玲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对于金钱的喜爱，她曾说：“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张爱玲的“拜金主义”是社会的缩影，张爱玲在上海，这个孤岛城市生活了很久，上海也就成为了张爱玲文字下的常客。她对于上海这个城市尤为的情有独钟。在这个资本主义侵蚀，殖民化极高的地方，张爱玲通过文字，描绘了旧时代崩盘、新时代到来的畸形社会。她在目睹于上海繁华进步的同时，仍不忘挖掘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反映社会现实。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无一不是圆形人物，他们身上有着丰富的、耐人寻味的性格。正是因为他们身上显现出的复杂的，多变的一面，他们才具有极高的文学的价值。并且作家立足于现实社会，以写实的方式冷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逼真地再现出特定历史时代的生活环境。她小说中的诸多细节，对人物的话语、神貌、动作的展现哪怕是服饰、房屋的修饰的描绘都是具体而细致地展现。在上海这个繁华但封建习气仍未完全褪去的典型环境中，出现了一批典型人物，祝鸿才、顾曼桢、顾曼璐等，他们的出现并不具有偶然性，而是具有必然性。在这些人物身上，都凝聚着时代的影子，潜伏着作者对整个社会预见性。这使张爱玲的作品具有了极高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半生缘[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社，2009，第26页

[2]张金玲.试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美[J]，社科纵横，2000年第6期，第37页

[3]张爱玲.流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第99页

[4]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4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