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昆德拉的小说观

廖楚宣

一.小说对存在的探寻

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将“存在”这一哲学命题与小说这一文学体裁联系了起来，并认为后者“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①

对“存在”这一话题的讨论，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到现代的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都没有停止过讨论。昆德拉的“存在”思想深受现象学的影响，但是又包含着他自己独特的思考。在胡塞尔于1935年提出“欧洲人类危机”后，海德格尔提出了“存在的被遗忘”这一判断，指出人被各种社会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历史力量）超过、超越和占有，而“（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的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没有任何价值和利益：人被隐去了，被遗忘了。”②这里的“存在”之思带有先验的本体论色彩，而昆德拉则将目光对准了当下时空中人的生存境况，在沿用海德格尔“世界中的存在”（in der Welt sein）这一说法的同时,指出人与世界之间并不是一种互相对立和分离的主客关系，而是连接在一起的。他用蜗牛和蜗壳这一比喻巧妙地形容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世界是人的状态。随着世界的变化，“存在”（世界中的存在）也在变化,而小说正是挖掘和显现人“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的工具。

昆德拉认为，小说注重探索人类的具体生活，并如实地展示人类存在的境况，正如昆德拉在文中所引用的扬·斯卡采尔那首诗一样：“诗人没有创造出诗/诗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很久以来它就在那里/诗人只是将它发现”。换言之，小说“发现”的是已有的存在，而非用虚构手法去“创造”出一种新的存在，但这里的“存在”并非客观发生过的现实事件，而是一种人类可能性、人的境遇或是生存状态，它包括“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③小说家通过小说中的一些处境，去揭示什么是人，揭示那些早已在人身上的东西以及人的可能性。

二.存在维度上的小说创作

（一）对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改变

从“存在”这一角度出发，小说所表现和展示的对象就变成了人类存在的历史范畴，而非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事件。昆德拉小说创作的中心始终聚焦在人的存在和人的可能性之上，而非在政治—历史—社会这一传统小说创作维度上进行。

在他看来，人类所存在着的这个世界自巴尔扎克的时代开始具有了历史性的特点，人们的生活开始处在一个充满了日期的时光空间之内，而这之后的任何小说都无法摆脱对这一历史性进性记录和描述的惯性。但是依照昆德拉的看法，小说并不是为了表现这些“非小说的知识”而存在的，它有着自己的使命。昆德拉反复宣称，小说必须传达出只有小说才能说出的东西，小说写作的目的就是抓住对存在的思考，他是从“敞亮被遮蔽”的人的存在的角度进入历史本身的，因而他的小说创作与以巴尔扎克小说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拉开了距离，同时也更多地弱化了政治与社会维度上的意义，也正是基于此，昆德拉认为小说创作的重点不是记录历史事实,而是展示人类的存在处境,还原历史事件在人本以及存在维度上的价值，并在小说中展示一个人如何抓住和把握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昆德拉所说的历史环境并不等同于存在处境，后者并不是传统小说中对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环境的描述，比如法国大革命、苏联的集体化进程或是布拉格之春等，就算它们最终出现在小说中，也并不是以它们的政治、历史、社会范畴作为先决条件。昆德拉认为，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小说展示的只是“一种小说化的历史记录”，但这并不代表他排斥小说中出现历史环境，只是产生于对历史的“剥离”中的历史情境才为昆德拉所认可。为此，昆德拉对小说中历史问题的处理列出了以下四条原则：第一，以最简练的方式对待历史境况，而非用历史学家的方法去放大历史中的细枝末节；第二，停止对历史作无止境的描绘和想象，只对那些能够为小说人物“营造出一个显示出他们的存在处境的背景”；第三，讲述那些常被历史遗忘了的“人的历史”而非传统的社会历史，从而体现对人的个体存在的关注。如在昆德拉的小说作品《生活在别处》中，雅罗米尔的内裤就被作者选取成为进入那段历史的存在道具。第四，从某一独特角度重新审视和理解历史，将历史本身作为存在处境来理解和分析。

（二）独特的人物展示方式

米兰·昆德拉将自己的小说与传统意义上的心理小说作了区分，但并不反对在小说中对自我的内心生活进行细致的探究。他认为：“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您一旦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人，一个小说人物，您就自然而然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自我是什么？通过什么可以把握自我？这是小说建立其上的基本问题之一……”④

早期的欧洲小说通过人物行动展示其形象，但昆德拉用宿命论者雅克的例子（自我与行为表达之间存在偏差和缝隙）宣告了这一方法的失败；后来，小说又试图从内心生活中去探寻自我，但昆德拉又让我们从乔伊斯的例子中看到，自我及其惟一性通过抓住时间中某个转瞬即逝的瞬间被分解了开来，反而无法自证，形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悖论。因而昆德拉将目光转向了别处，即对人的存在问题的追问。他认为，把握自我其实就是意味着抓住自我存在问题的本质，把握自我的存在密码。对于小说家而言，人物并不一定要和某一历史或者某一事件联系在一起，成为后两者的奴隶和附庸，而完全可以看作是存在之可能性的一种表征。因此，小说人物不需要有着传统小说中事件、性格或是历史的连续性，无需遵从悠久的写实主义传统构建出完整的人物形象，而只需涉及某一个或某几个存在的主题，为小说家阐释其关于存在的思考即可。也正因如此，昆德拉将其笔下的小说人物称为“实验性的自我”，它们身上展示着人类的某种可能性，而例如眩晕、软弱等被昆德拉称作“存在编码”的语词，就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人物的基本生存情境。

三.小说的危机与未来

小说是人类艺术地掌握这个世界的方式之一，而在现代社会，小说的处境却变得越发艰难。昆德拉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技术、政治、理性工具开始大行其道，一切都被工具化了。这一工具化的结果就是，人类在工具理性中失去了自身的丰富性，人类社会随之堕入被昆德拉称之为“简化的旋涡”之中：人的生活被简化为其社会职责；一个民族的历史被简化为几个带有明显倾向性阐释的事件……同时，传媒、机械复制的简一化、政治的共同精神、意识形态的一统性等发达的现代社会产物也使得小说日渐失去其怀疑和对话的基础，尽管每日都有数目可观的小说被出版和阅读，但它们不再像昆德拉所说的那样能发现任何新的存在，只是在进一步确证那些已经存在的东西以实现其社会功用。

小说所具有的那种和斯卡采尔所说的诗一样的“彻底自主性”在现代社会失去了容身之地，而被附加了越来越多的小说本不具备的工具意义。昆德拉曾以卡夫卡的小说为例，指出了小说的“非介入”特点，他认为任何试图将卡夫卡小说作政治或意识形态解读的行为都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他看来，卡夫卡实际上只是通过展示一些前所未见的处境，偶然揭示了人或世界的一种可能性而已。也就是是说，小说从一开始都不是为了揭示和讽刺某一现实为目的的，它不是任何宗教、道德或是意识形态发表观点的工具。在宗教和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善与恶是被明确区分开的，中间不允许任何暧昧且具有模糊性和相对性的地域存在，它们主张为小说下一个绝对的判断，必须分出错与对，所以就有了昆德拉所说的：在《安娜·卡列宁娜》和《城堡》这两部作品里，“或者安娜·卡列宁娜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暴君的牺牲品，或者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牺牲品；或者无辜的K是被不公正的法庭压垮的，或者在法庭的背后隐藏着神圣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这样一来，小说中的探询被抹掉而变成了道德评判，小说被扭转成了非小说的样子，与专制和绝对达成了站到了同一边，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这种倾向在现代变得越来越明显。因而昆德拉说：“小说的死亡并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它已经发生了”。⑤这不是说不再有小说，而是说那种以怀疑和发现为基础的小说精神已经开始衰落了，而当怀疑、发现精神最终断裂和终止，小说的历史也将在那里停滞，此后的小说只是日复一日重复制造着已经失去了小说精神内核的形式，这就是小说在现代所遭遇的危机。

昆德拉的这一论断透露出一种对现代社会及其政治生活的强烈批判性，突出了一种反思、疑问与关怀的哲学精神。他所推崇的小说是那种有着自己独立的精神和智慧的小说，它指向存在，是关于存在的一种诗性的沉思，并且在这一沉思中又包含着对对现实世界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一元化力量与专制主义以及人类思维中的逻辑力量和道德惯性的拒斥和否定。可以说，昆德拉对小说的反思其实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反思，他对现代小说精神断裂所发出的叹息，更多的是出于对人类社会反思精神和探索精神的一种呼唤，而当人类从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中回过头来，反思和反抗这种模式化和一元化的思想力量时，人类自身的存在才会被重新发现，那已断裂的小说的历史才会重新被接续起来，重新焕发出生机。

注 释

①[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四版，第3页。

②[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四版，第2页。

③[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四版，第47页。

④[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四版，第23页。

⑤[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四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