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与清末新政

欧阳萦雪

《官场现形记》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者李伯元（1867-1906）,字宝嘉，别号南亭亭长。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李伯元认识到晚清政局的腐败，放弃科举，1896年到上海创办《指南报》，1897年创办《游戏报》，1901 年创办《世界繁华报》。他办报“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先后在报纸上连载《庚子国变弹词》《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中国现在记》《活地狱》等作品，对清朝末年种种腐朽现象，以嬉笑怒骂之笔，揭露无遗。《官场现形记》1903年开始在《世界繁华报》连载，1906年出版单行本。

《官场现形记》首开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全书共写了三十几个官场故事，往往以上一个故事的某个人物带出下一个故事，将众多故事缀连起来，覆盖了大半个中国的11 个省份，涉及的大小官吏多达百人以上，上自皇帝、太后、军机大臣、太监总管，下至府、州、县官以及佐杂小吏，无不应有尽有。同时，《官场现形记》小说的背景时间，又与清末新政改革第一阶段的时间正好重合。

《官场现形记》第一回开篇，方必开见赵温中了秀才，瞧着眼热，“有几家该钱的，也就不惜工本，公开一个学堂”。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上谕：“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自此，全国各地开始增设中小学堂，故小说的背景时间至少始于1901年。

第五十八回，为了抵制出洋学生进翰林院，“就同他们上海抵制美约一样，总要弄得他们不敢进这个衙门才好”。1894年，美国迫使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表面声称保护寓美华侨，实际是使美国行之已久的限禁华工、歧视虐待华人的做法具体化、合法化。1904年十年期满，国内舆论和各界民众均要求废约，美国政府拒绝中国修约要求，执意继续保持原约。1905 年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严厉谴责美国的排华政策，提出若美国仍不允修改条约，则抵制美货。这次运动坚持了半年之久，终于迫使美国和清政府未能续约。所以，小说的背景时间至少终于1905年。1906年，单行本问世，所以小说结尾的背景时间可以定于1905年。

1901-1905，正好是清末新政的第一阶段。清末新政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及《辛丑条约》签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情况下，清政府为挽救其统治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01-1905，慈禧太后下诏宣布变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二阶段1906-1908，预备立宪；第三阶段1908-1911，积极筹备立宪。清末新政的改革，比戊戌变法更为彻底。然而，《官场现形记》小说中描写的种种乱象，注定了这场改革不能成功。本文拟从1901-1905年光绪朝的部分上谕和《官场现形记》小说内容进行对比，来解读这部晚清谴责小说的开山之作。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清政府下诏变法，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三日（1901年4月21 日）发布上谕，成立以奕劻、李鸿章、荣禄等6人负责的督办政务处，正式实行新政。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

一.政治上，改革官制，整饬吏治，改革刑律。

总理衙门是清统办洋务的中央机构，总掌外交、通商、海关、海防、订购军火、派遣公使等事，并管辖北洋通商大臣与南洋通商大臣。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九日（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可以说，清政府是想改革的，“现当重定和约之时，首以邦交为重，一切讲信修睦，尤赖得人而理”[2]，然而，第十回陶子尧的姊夫却道：“外国人的事情是没有情理讲的，你依着他也是如此，你不依他也是如此。职道自从十九岁上到省，就当的是洋务差使，一当当了三十几年，手里大大小小事情也办过不少，从来没有驳过一条。”第五十四回，文制台的宗旨是“见了洋人无论这洋人如何强硬，他总以柔媚手段去迎合他，抱定了‘衅不我开’四个字的主义，敷衍一日算一日，搪塞一朝算一朝。制台如此，道府自不得不然；道府如此，州县越发可想而知了”。晚清的中国列强环伺，国家贫弱，官员本职工作无法进行，只得敷衍一日算一日，搪塞一朝算一朝。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1901年6月12日）上谕整饬吏治：“惟闻各省院司书吏亦多与部吏勾通，其各府州县衙门书吏又往往勾通省吏，舞文弄法，朋比为奸，若非大加整顿，不能弊绝风清。……嗣后无论大小衙门，事必躬亲。书吏专供抄缮，不准假以事权，严禁把持、积压、串通牟利诸弊。”[3]第五回，王梦梅一万二买了个玉山县，上任时弄到一个带肚子的师爷，一个带肚子的二爷，因为这二人都是带肚子的，凡事总想挟制本官，渐渐的这个官竟像他二人做的一样。但这王梦梅又不是个好人，任凭他二人胡作胡为，只指望有一天闹出事来，翻转面孔，干没他二人的钱财，并且得到好名声。这与朋比为奸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基层官员的腐败，黑暗到底。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1901年9月11日）上谕：“捐纳职官，本一时权宜之政，近来捐输益滥，流弊滋多，人品混淆，仕途冗杂，实为吏治民生之害。现在振兴庶务，亟宜加意澄清，嗣后无论何项事例，均著不准报捐实官，自降旨之日起，即行永远停止。统限一个月内截数报部，毋得再请展限。其虚衔封典翎枝贡监及现行常例准捐各项，究竟有无妨碍，著该部核议，奏明办理。”[4]小说中，捐班出身的人比比皆是，如刘大侉子（第十九回）、黄三溜子（第十九回）、贾大少爷（第二十三回）、萧占才（第四十七回）、尹子崇（第五十二回）。至于报捐实官，也没有停止。第二十八回时筱仁错攀了舒军门，一个人自怨自艾道：“我有了这许多钱，早知如此，一个实缺道台都可以到手了。只为捐班不及保的体面，所以才走了他的门路。”还可以变通，第三十五回，何师爷将赈济的劝捐改为劝人报效，这样就能“专折奏请奖励”，“将来一奉旨就是特旨班，人家又何乐而不为呢？”“赈济多少，有甚凭据？”“抚台有了好处，一定没别的说话。”第三十四回，作者有持平之论：“这些做大善士的人，一年到头捐了人家多少银钱，自己吃辛吃苦，毕竟那被灾户口也着实沾光，若无此辈更不知要死掉多少人，有了此辈，到底救活性命不少”，“既然有了这种人这等事，做书的人拿他描画出来，也不算得刻薄了”。应该赈济百姓的银钱竟先肥了那些办事的人，还要帮他们歌功颂德，还说是不算得刻薄了。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1902年2月24日）和四月初六日（1902年5月13日）的上谕关于官吏考核：“著各堂官于各衙门司员，除掌印主稿各员每日自有应办事件随时考核外，其余各员，不分满汉及笔帖式，均令检阅例案，俾得专心考究。遇有应办应议奏咨事件，即令学习拟稿，并准其各抒所见，将说帖呈堂查阅，以备采择。一切要差，即由此选派。务使司员皆能亲身治事，书吏等自无从蒙蔽揽权。”[5]“优者留补，劣者斥罢，平等者再勒限学习。”[6]“破除情面，严行甄别，不准虚应故事，稍涉瞻徇。”[7]第五十六回提到，因捐例大开，各省候补人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位都老爷便上了一个折子，请旨整顿吏治，甄别贤愚，好的留省当差，坏的咨回原籍，或是责令学习。然而，应对考核，《宦乡要则》“这书竟同我们做时文的所读的《制艺声调谱》一样，只要把他读熟，将来出去做官，自然无往不利了”。考试那天，捉到了枪手，但因找枪手的是抚台二少爷的妻舅，最后落得个虎头蛇尾。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读熟一本《宦乡要则》，照样可以做官。种种表现，还是虚应故事，官场还是以前那个官场。

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 月27日）上谕：“中国官民隔绝痼习已深，颇闻各省、州、县官多有深居简出，玩视民瘼，一切公事漫不经意，以致慕友、官亲朦蔽用事，家丁、胥吏狼狈为奸，公款则舞弊浮收，刑案则拖累凌虐。种种鱼肉，为害无穷，小民何辜受此荼毒?”[8]第四十回，瞿耐庵坐堂审案，“一桩事到手不问有理无理，但是前任手里占上风的，他总得反过来叫他占下风，要是前任批驳的，到他手里一定批准”。若不是前任手里的事，打了被告打原告，民怨沸腾，只好息讼，他还自诩“可见道政齐刑，天下无不可治之百姓”。第二十二回，贾臬台倒是事必亲理，轻易不肯假手于人。但是那些需要他过堂的已经审实的案件，被他轻轻挑上一句，又得重新审理，一干原告见证一起提省，不到一月，司里府里县里三处监牢都已填满。等的日子久了，当光卖绝不能回家的，所在皆是。借做官的职权祸害百姓，小民所受的荼毒日益沉重。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1901年10月2日），慈禧太后亲自发布懿旨：“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生民之转机。……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9]第五十八回，巡抚窦世豪请了外国人喀先生来做师爷，“用外国人去对付外国人，而且以后永无难办的交涉”。但是到了具体练兵、办警察、开学堂时，喀先生说这几项都是专门的学问，“即以练兵而论，陆军有陆军学堂，水师有水师学堂。就以学堂而论，也有初级有高级。我不是那学堂里出身，不好乱说。”法律方面，他虽有政治法律的高等文凭，但“你们中国的法律本是腐败不堪的，现今虽然说改，亦还没有改好。要我拿了你们的法律去办事，我可不能。我要用我们敝国的法律，大帅你又怕部里要驳。”政治改革，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做后盾，是不能成功的。

教案，清末指因外国教会欺压人民而引起的诉讼案件，也指人民反抗教会欺压而引起的外交事件。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1902年1 月14日）上谕：“历年以来，召见内外大小臣工，必以讲求时务，联络邦交为训勉。每于州、县、等，官，必谕以朝廷于教堂、教士，一视同仁，务须加意保护。并劝导百姓，常使民教相安，切勿猜嫌多事。”[10]第五十回，刁迈彭为了得到张军门的遗产，百般设计，张太太被他骗的含恨而死，一班搬出来的姨太太也被骗的几乎倾家荡产，最后只能入了教，“若要不受官的气，除了吃教竟没有第二条路”。因官员怕闹出教案，小民因而能够自保，真是一个极大的反讽。第五十四回，梅飏仁经历了前任制台的古板和后任制台的媚外，矫枉过正，将回子的在教当成外洋的教士，备了猪头三牲上祭死去的老师父，闹了个大笑话。

二.经济上，提倡振兴商务，奖励创办实业。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1903年4月22日）的上谕是制定商律，振兴商务：“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11]然而，第七回陶子尧上的商务条陈是从书院课艺《整顿商务策》上抄下来，把头尾些须改了几个字，又添上两行，就成了自己肚子里做出来的，大得抚台赏识，派他去上海采办机器。到上海又与露天掮客沆瀣一气，串通洋人欺骗上司，政府的公款就这样进了他自己的私囊。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1903年5月23日）上谕：“著各省将军、督抚于商部议设各项公司，会同筹画，悉心经理。并饬该管道府州县，随时认真保护。”[12]第五十二回，徐大军机的女婿尹子崇办了个矿务公司，募股六十万，已收的三十万烂嫖烂赌花了个干净，又想借抚台干预，将剩下的三十成再收上来，好供他挥霍。幸亏抚台有所警觉，没有让他得逞。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1905年9月15日）上谕是清厘矿产以保利权：“总期权自我操，利不外溢，是为至要。”[13]尹子崇将股本亏空之后，同洋人勾结，骗了他老丈人徐大军机的签字，安徽全省矿产被轻轻卖掉。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1903年10月20日）上谕力行保商之政：“中国自互市以来，商务日盛。现在设立商部，正宜极力整顿，相与维持。”[14]第五十四回：“上头的公事是叫地方官时时接见商人，与商人开诚布公，联络一气。地方有事商为辅助，商民有事官为保护。总令商情得以上通，永免隔阂之弊。”但梅飏仁却从“地方有事，商为辅助”这一句总结出“捐钱”二字，用商人的捐款办了几件维新事情，自己升了官，与政府恤商保商的初衷背道而驰。

三.军事上，改革兵制，扩编新军。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1901年9月12日）上谕：“著各省将军、督抚将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认真训练，以成劲旅。”[15]第三十回，羊统领管辖的有护军正营、护军副营、新兵营、常备军、续备军，一共有好几个名目，但所有的兵丁大半是吃粮不管事。他的前任已经有两成缺额，到他接手便借裁汰老弱为名，又一去去了两三成。却是旧的虽去，新的却没有补进一个。阅操时有的是临时招人，有的还是前后接应。譬如一营之中本是五百个人，他倒吃了三百名的额子，实实在在只有二百个人。等到制台阅操的时候，前头一排点过名，赶紧退了下来改换衣服军械，跟着后头的人再上去应名。调换营官更是统领一件生财之道，倘然出了一个缺，一定预先就有人钻门路送银子。统领是非钱不行，替他经手过付的人所赚的钱，亦都不在少处。第二十八回，广西舒军门手下有四十个营头，人数只有倒六折。扩编不成，反而减少，这样的兵丁，怎么能期望成为劲旅？

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1903年12月11日）上谕：“据称江西内河水师积弊甚深，如孱弱充数，短雇应名，擅离炮船，上岸滋事，久已习为故常。”[16]第三十回，冒得官买了一个饬知奖札，找门路做了炮船管带，看操的时候不小心滑到水里，由此得出结论水深五尺，因为若是再深些，他们就不敢跳了。甲午海战之后，内河水师都如此孱弱，建设海军就更遥远了。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1904年1月25日）上谕：“现在时局众艰，国势积弱，各直省伏莽未靖，蠢动堪虞。非练兵无以卫国，亦非练兵无以保民。”[17]清政府设立练兵处，“惟练兵实为急务，筹饷尤属艰难”[18]。但练兵处在做什么呢？第五十六回，搭拉祥是练兵处的兵部主事，单管画到，除了给自己画外，还要帮别人画，天天上这一趟衙门，倒也很忙，但这样的人竟能出洋考察，做上一本日记就能升官发财。练兵处好不容易筹的饷就这样被消耗殆尽。

第五十五回，有外国兵和中国兵的对比：“外国的兵腰把笔直，步代整齐，身材长短都是一样，手里托着洋枪打磨的净光雪亮，耀人的眼睛。等到到了法场上一字儿摆开，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及看中国的兵，老的小的，长长短短，还有些痨病鬼鸦片鬼混杂在内。穿的衣裳虽然是号褂子，挂一块，飘一块，破破烂烂，竟同叫花子不相上下。而且走无走相，站无站相，脚底下踢哩搭拉，不是草鞋便是赤脚，有的袜子变成灰色，有的还穿一双钉靴。等到到了法场上，也有说笑的，也有骂人的，痨病鬼不管人前人后随便吐痰，鸦片鬼就拿号褂子袖子擦眼泪，掮的刀叉一齐都生了锈了。比起人家的兵来，真正是天悬地隔。”清政府的军事改革又注定失败了。

四.文化教育上，废科举，兴学校，多次派遣留学生出国。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上谕：“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19]但第一回，王老夫子教的不是纲常大义，而是为了中举、中进士、拉翰林，“拉了翰林就有官做，做了官就有钱赚，还要坐堂打人，出起门来开锣喝道”。缺少正确的启蒙，哪里还能找到“心术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用”[20]这样的人才？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2年2月1日）上谕：“交涉事宜，最为重要。现在振兴庶政，尤京博采所长。出洋游历人员若能于各国政治、工艺潜心考究，切实讲求，庶几蔚为通才，足备国家任使。”[21]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四日（1901年9月16日）上谕，选派学生出洋游学，凡学成回国，考验后择尤奏请奖励。并鼓励自费游学，学成回国后与派出学生待遇相等[22]。十二月二十三日（1902年11月1日）上谕，更是遴择八旗子弟给资遣赴各国游学[23]。第五十三回，安庆府知府饶守因为上头提倡游学，自告奋勇自备资斧叫儿子出洋。安庆连剪辫子这点小事都不在行，不像江南无辫子游学的人很多，可见沿海和内地大有不同。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四日（1902年10月5 日）上谕，为广开风气，著各省督抚，选择明通端正之学生赴西洋游学[24]。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三日（1905年9月1日）上谕，著再多派学生分赴欧美，俾宏造就[25]。第五十八回，在保和殿考试出洋毕业学生，等到引见下来，朝廷破格用人，顶高等的都赏了翰林，其次用主事、知县，京官外官都有。不料甲班出身的官员认为这些学生“一点苦没有吃着，止作得两篇策论就要来当翰林，以后无论什么人也可以当翰林了”，处处抵制他们。这些学生没有办法，只好各自出京另外谋干。“八股出身者，泥法先王，不通时务”[26]，通过出洋游学“蔚为通才，足备国家任使”，成了一条死路。

《官场现形记》这部小说揭露了晚清社会的黑暗，作者从各个场景描述了清末新政改革的败象，“如颊上之添毫，纤悉毕露；如地狱之变相，丑态百出”[27]，小说中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从这个角度解读，《官场现形记》批判现实的意义就会更进一层。

无名氏叙云：“昔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圣人以教世为心，固不避宵小辈大奸慝之仇之也，而一意孤行，为若辈绘影绘声，定一不磨之铁案，不但今日读之，奉为千秋公论，即若辈当日读之，亦色然神惊而私心沮丧也。”[28]欧阳钜源序云：“昔严介溪敬礼能作古文之人，人或讶之。介溪愀然曰：‘我辈他日定评，在其笔下。’是知古今来大奸大恶，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惟窃窃焉以身后为忧，是何故哉？盖犹末忘‘耻’之一字也。”[29]迟云序云：“方今官场缪丑之形，神禹不能象，道子不能画。隐居放言之士，仿《小雅》之怨诽，为通人之木铎，犹冀百尔之一悟，风俗之一改。”[30]作者寄希望于人自身内心的知耻，寄希望于人自身从内而外的改革，于是结尾有了一个梦：“上帝可怜中国贫弱到这步田地，一心要想救救中国。然而中国四万万多人，一时那能够统通救得？因此便想到一个提纲挈领的法子，说中国一向是专制政体，普天下的百姓都是怕官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所谓上行下效。为此拿定了主意，想把这些做官的先陶镕到一个程度，好等他们出去整躬率物，出身加民。又想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狠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因此就悟出一个新法子来，摹仿学堂里先生教学生的法子编几本教科书教导他们，并且仿照世界各国普通的教法，从初等小学堂一层一层的上去，由是而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等到到了高等卒业之后，然后再放他们出去做官，自然都是好官。二十年之后，天下还愁不太平吗？”

但是对于那个时期的人们来说，一切都太难了，所以梦里《官场现形记》就只剩下指摘他们做官的坏处的前半部，教导他们做官法子的后半部却被烧掉了。但他们还是希望这前半部能像半部《论语》治天下一样，“虽不能引之为善，却可以戒其为非”。苦辣甜酸遍尝滋味，嬉笑怒骂皆为文章，作者用滑稽的言语警醒世人，“不意有一救世佛焉，为之放大千之光，摄世界之影，使一般之嚅嚅而动、蠢蠢以争者，咸毕现于菩提镜中，此若辈意料所不到者也”[31]。

无名氏序云：“戊戌庚子之间，天地晦黑，觉罗不亡，殆如一线。而吾辈不畏强御，不避斧钺，笔伐口诛，大声疾呼，卒伸大义于天下，使若辈凛乎不敢犯清议，虽谓《春秋》之力至今存可也，而谁谓草茅之士，不可以救天下哉？”[32]迟云序云：“昨日炎炎今日灭，前者既偃后者蹶。负此肢体，负此灵明，何如存其夜气，力挽犒亡，猛省人生朝露，现在之形即过去之形，誓不与草木同腐，效外人之坚强，思同种之祸迫，绝自私自利之萌芽，为磊落光明改过不吝之君子。”[33]当时社会如此黑暗，仍有一群人在不停努力前行，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能够伟大的前提。这也是《官场现形记》小说的意义。

注 释

[1]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9页

[2]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5页

[3]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4页

[4]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8页

[5]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14页

[6]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15页

[7]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14页

[8]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26页

[9]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11页

[10]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11-12页

[11]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20页

[12]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21页

[13]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33页

[14]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21页

[15]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9页

[16]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22页

[17]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25页

[18]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25页

[19]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9页

[20]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9页

[21]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13页

[22]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10页

[23]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13页

[24]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17页

[25]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点校本》（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1，第31页

[26]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9，第819页

[27]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9，第815页

[28]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9，第815页

[29]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9，第818页

[30]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9，第819页

[31]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9，第816页

[32]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9，第815页

[33]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下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9，第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