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黑孩子》中语言行为对主体意识的建构

黄馨文

内容摘要：理查德·赖特的自传性小说《黑孩子——童年与青年时代的记录》中主人公“我”的语言行为以其个性鲜明的特征和反映主体意识的特性成为“我”构建主体身份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根据心理语言学对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能力理论的阐释，小说中“我”的语言行为既是语言能力的外化表现，又承载了“我”在时代和种族背景下特殊的心理。在语言理解、接收和输出的三个层面上，“我”故意曲解父亲的言语、从聆听到阅读以及开展写作实践是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反映了主体意识萌生、主体能力提升和主体身份确定的三个方面。语言行为的尝试与调整推动“我”最终成功构建起美国黑人作家的个人身份，也使得“我”的语言实践成为全体美国黑人作家成长的经典写照。

关键词：理查德·赖特 《黑孩子》 美国非裔成长小说 语言行为 主体建构

“借助语言（words）成长为作家和真正的人”（Porter 80）是对《黑孩子——童年与青年时代的记录》（Black Boy：A Record of Childhood and Youth，1945）中主人公“我”最贴切的概述之一。继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的第一部小说《土生子》（Native Son，1940）后，赖特将自己的早年成长经历整理为《黑孩子》出版，与其去世后发行的《美国饥饿》（American Hunger， 1977）共同构成了赖特全部的自传性小说。布鲁姆称“赖特对他重生为作家的娓娓道来是影响最深远的部分”（7-9），即主人公的语言行为是推动人物发展的重要因素。乔姆斯基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1965）从语言使用者个人的心理角度出发的对语言能力理论加以阐释，指出语言使用在特殊情境下对语言能力具有个性的表现。在《黑孩子》这部艺术家成长小说（Künstlerroman）中，主人公“我”的语言行为既是语言能力的外化表现，又承载了“我”在时代和种族背景下特殊的心理。在语言理解、接收和输出的三个层面上，“我”故意曲解父亲的言语是主体意识萌生的标志事件、从聆听到阅读的信息接收方式的改变促进了主体能力提升，开展写作实践则是主体作家身份确定的充分条件。对这三个层面逐步地分析，可以观察到语言行为的尝试与调整是“我”最终成功构建起美国黑人作家个人身份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我”的语言实践能够成为全体美国黑人作家经典写照的必要前提。

一.语言理解的叛逆与主体意识的觉醒：言语上反抗父亲

在语言行为的全部实践中，语言理解是语言有效接收和有效输出的前提。对语言含义叛逆性地理解并执行是《黑孩子》中主人公“我”自我意识萌发的开端：六岁时，“我”故意歪曲父亲盛怒时“把那死玩意宰了！”（赖特10）的言语意图而杀掉了小猫，虽然违背了社会伦理，但“我”因此第一次摆脱了父亲的规训并避免了肉体上的惩罚。故意曲解语言的含义是“我”对“有切身利害的圈子”（同上9）深思熟虑的结果。由父亲的这句话引出的“我”的思考至少涉及到了三个层面：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核心地位、自己在家中被父亲管制无法自由玩耍的处境以及改变父亲与自己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可能性。正是在对他人、自己和人际关系的考量中，“我”的个人主体意识第一次以较为极端的行为展现出来。面对父亲的咒骂，“我”又一次在父亲简短却充满愤怒情绪的话语中感知到了他的权威地位，并对父亲的蛮横态度和缺乏关心的做法既畏惧又反感。畏惧的主要来源是违背父亲的命令所带来的肉体上的挨打，而反感的原因则是听从父亲的命令所带来的心理上的不自由与压抑。在对自身处境的理解中，“我”认识到自己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在院子里玩耍，可这个愿望被父亲阻止了，因此欲解决这个矛盾要么继续保持沉默要么反抗父亲。在考量父亲与自己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时，“我”又进一步认识到自己不愿继续处于沉默和被管教的地位，但要反抗父亲就必须发挥才智，才能躲避肢体上比自己强壮的父亲的暴力惩罚，因此篡改父亲的言语意图并继续执行父亲的命令便成为了“我”的最佳选择。由此，“我头一回战勝了爸爸。我叫他相信我是原原本本照他的话办了的……他要是因为吊死小猫的事抽我，那他再说话我就决不会当真了”（同上11）。在语言理解上的叛逆行为使我达到了尽情玩耍却不受肉体惩罚的目的，进而第一次强化了“我”作为独立的人，拥有权力且拥有捍卫权力的能力时的主体意识。虽然牺牲无辜小猫的生命固然是不妥当的且将在心理上惩罚“我”，但这次叛逆在建立并强化主体意识层面上是成功的：这使得“我”通过语言理解上调整在与父亲的交往中确立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同时深刻体会到了语言行为能够产生的力量。

二.语言接收方式的改变与主体能力的提升：从被动聆听到主动阅读的进步

语言是信息的承载物。从童年过渡到青年的阶段，主人公赖特的主体意识与其语言意识共同飞速发展，二者间的矛盾逐步被调和，呈现出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态势。

当种族意识在幼小的赖特心中被唤醒时，语言便承载了赖特不断抛出的关于自身的问题。W.E.B.杜波依斯所提到的美国黑人的“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在此刻的赖特身上体现为“双重的童年”：一个是自己主动掌控的童年;另一个是被他人定义、不可怀疑、不可挑战、必须接受的童年。当他充满求知欲学习识字时，他逢人便问问题让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黑孩子”与“白孩子”的差别。火车上的种族隔离的车厢、浅色肤色的外婆却是黑人都是他始终在问的问题，却始终得不到母亲的回答。起初种族的“黑”与“白”对于赖特来说仅仅是两个抽象的概念，同他尚未形成的身份意识一样抽象。小说中甚至有一段提到赖特和街区里的其他黑孩子一齐唱着打油诗去捉弄杂货店的犹太老板。随后赖特说：“这不仅仅是种族偏见，而且也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同上66）。在青春期赖特单纯的想法中，哥们义气的基础便是黑孩子们同仇敌忾，仇视白人，自称为“黑鬼”（“nigger”）以展现自己的种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在赖特的“双重的童年”中，无论是嘲讽犹太人、仇视白人还是以自己的种族为骄傲本质上都是语言层面的认知与建构活动，借助其他种族认识自己的种族、借助种族概念认识自己;而认识活动的必然结果便是将外部信息内化为自身的力量，构建起自身的价值观和知识系统。于是这些或质疑或戏谑或激烈的言语成为此阶段赖特自身主体意识的反映：语言推动其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反之，自我意识同时又塑造了语言行为。

阅读，是另一种重要的获取信息的途径。此时语言的力量通过阅读印刷的文字展现，增加着赖特各式各样的知识的同时将他引入文学的世界。赖特在阅读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阻碍便是禁止一切非宗教作品的外婆，但也正是在这极度压抑的氛围中，赖特第一次听到了寄宿女教师埃拉讲给他的故事。文学作品唤起了赖特儿时蕴藏在语言中的丰富的想象力，也激发起他继续阅读的热情和珍视自己想象力的动力。文学世界的绚丽多彩激发出他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渴望：“因为我渴望一种不同的生活，渴望某种新的东西。”（赖特146）当他独立工作拥有提升自我的相对自由时，对文字的渴望等同于对自身发展的渴望，两种渴望的集聚将从他身上激发出巨大的思想的力量。当赖特终有机会伪造便条到图书馆借书时，他的阅读视野一下子被扩大了：从美国到世界，从文学到社会科学。从听故事到主动阅读、从报纸增刊到正式的图书、从美国作品到世界作品，赖特的阅读经历的不断丰富标志着他的主体意识的逐步发展与成熟。对文学世界的观察让他学会反思自己所处的现实环境、分析自身的利弊，在不断地产生疑问、自信阅读、观察社会的反复过程中，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美国黑人的复杂处境以及自己的局限性。阅读作品教会了他如何认识与观察现实中的事情和人物，而在崭新的认知过程中碰撞出的新思想成为他精神上的巨大财富，也演变成日后他成为作家的坚实基础。

三.语言输出的实践与主体身份的确立：在写作中探寻人生价值

赖特拿起笔开始创作以表达思想成为他主体意识渐入成熟阶段的标志，此时自我意识经阅读训练后得以用书面的文字表达。赖特成为作家经历不仅仅是杜波依斯所说的美国人与黑人双重身份的斗争，更是作为美国黑人作家担负责任的斗争：一旦语言承担起思想的意义，那么更为重要的思想便解构了语言的形式。

赖特的创作初尝试实际始于消磨在外婆家祈祷的时间，是不经意间的语言尝试。是一个关于印第安姑娘的“没有什么情节，只有氛围、渴望和死亡”（同上136）的故事。虽然故事并不成熟，唯一的听众也并没有评价的能力，但邻居脸上的惊讶和迷惑依旧带给了赖特作为文学创作者的满足。也是这个起始点让赖特不仅看到自己創作的力量，也开始快乐地畅想自己的作品能够影响他人。接下来的创作是一次投稿，并且成功地被发表。赖特要冲破的不仅仅是极端传统的家庭宗教氛围，更是更广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种族偏见。而除去语言与思考能力一无所有的赖特想要冲破这些束缚，实现他“去北方，写书、写小说”的梦想，唯有用自己的思想武装自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语言更好地展现自己的思想，将二者的力量统一起来才能转化为更大的力量。

当语言与思想一同发声，写作者本身的语言便被解构了，因为此刻思想才是作家最想要展现给读者的东西。在小说接近尾声时，赖特特意提出他想要表现的是一种细微的无人了解的情感，这种情感不被“南方的白人世界”与他“生活的南方”所了解（同上301）。此处的表达方式值得深思。在谈及目的地的北方时，赖特说的是他所不了解的“未知的天地”，这里“赖特”自己作为句子的主语，承担起追逐梦想的责任，代表的是充满主动性的个人;而在“南方的白人世界”与他“生活的南方”面前“赖特”成了被动的不被了解的对象，暗含着赖特对自己艰难处境的深刻认知和无能为力。艰难是双重的，意味着他的目标也是双重的：他需要让白人听到自己的声音，同时也需要黑人种族内部听到他的声音。于是，深知成为被人理解的作家困难重重，赖特仍期许让自己的语言与思想引起一种共鸣，即传达出能够被人理解的黑人种族的情感与他所扎根的南方文化的情感。寻找能够传达此思想情感的语言方式并非易事，但寻找的过程对于年轻作家来说也是磨练意志、加速成长的过程：

……对于我来说，由于我的愚昧无知，由于我身处黑人的地位，这（成为作家）似乎是一件不能完成的任务。现在我明白了做一个黑人的意义。我能够忍饥挨饿。我早就学会了含恨而生。一想到我得不到同情，对自已的命运无能为力，这比任何事情都更使我感到受了伤害而痛苦万分。我产生了一种新的饥饿。（同上290-291）

“新的饥饿”便是赖特励志成为作家，代表自己的种族和南方传达思想与情感的使命感。而阅读与写作的力量则是引导他在北方追逐梦想也始终铭记自己南方之根的“无形的光体”（同上300），是逆境中的指引、是注入动力的梦想也是永远的希望。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曾将文学作品中的种族、社会、性别等一系列无法逾越的障碍称为“无法言表的事情”（“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但在《黑孩子》中，赖特正是通过自己的语言为人们留下线索，给人们以可能去窥见他想要通过作品呈现给黑人、白人、南方、北方以及全人类的细腻的思想与情感。

四.结语

“赖特为了掌握语言而进行的不懈努力，是与他[赖特]对个人存在和表达的热切追求紧密相关的。”（Porter80）语言是《黑孩子》中赖特主体意识发展的直接体现，也是他作为作家的特长所在。语言活动从孩童时的叛逆发展为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尝试，直至与主体意识融合迸发出巨大的思想的力量，这展现出的是赖特作为一个黑孩子在面对成长、种族困境与追逐作家之梦时遇到的艰辛与不懈的奋斗。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曾评论说：“在《黑孩子》中，他[赖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探索需要具备怎样的意志、想象力和才智，南方的黑人才能够在美国拥有生活的意义。”对于赖特，这生活的意义存在于语言之中，他在语言的探索中成长，在阅读中完备思想，在写作中将思想传递给世人。在20世纪40年代激进的平权运动中，赖特同千千万万用语言文字做成武器的非裔美国作家们用文字书写美国非裔的成长之痛、种族之痛与追逐梦想之痛，用一部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彰显他们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力”。同时他们如门肯启发赖特一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不分种族、不分性别的年轻人开始文学创作，用文字捍卫自由的思想、开辟新的未来。

参考文献

[1]Barksdale，Richard; Keneth Kinnamon，eds..Ralph Ellison，“Richard Wrights Blues”[A]，Black Writers of America：A Comprehensive Anthology [C].The Macmillan Company，1997：686-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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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orrison，Toni.“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The Afro-American Presen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J].7Oct.1989.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6 Aug2019.

[5]Porter，Horace A.“Richard Wrig-ht and the Power of Words” [A]， Ed.Harold Bloom，Blooms Guides： Richard Wrights Black Boy [C]. Infobase，2009.80.

[6]理查德·赖特.黑孩子——童年与青年时代的记录[M].王桂岚译.长春：吉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9，10，11，66，136，146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