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树青 “乞丐馆长”的天堂

赵佳月

坐在钱江新城杭州图书馆书法室内，回看3年前那场关于“乞丐与流浪汉能否进入图书馆”的讨论，褚树青让这个问题变成了理所当然的共识。

杭州图书馆办公区入口，一副装帧古朴的书法，“市民大书房”几个字是褚树青新的追求。除去大场景的阅读区域，杭州图书馆的角角落落被分隔成了居家“书房”，它们各成一体，落地玻璃书柜前的沙发上，三两读者正在暖光灯下翻书。

这是一处以“平等、免费、无障碍”服务著称的“平民图书馆”。硬件设施上，杭州图书馆却丝毫不“平民”：国内图书馆中，杭州图书馆对公众的开放面积位列第一，温馨的家居式阅读风格是国内首例，便捷的软分隔、无障碍空间布局也长期领先。

透亮的落地玻璃窗外压着厚厚的云层，褚树青的目光跃过书法室摆满古籍的花格，投向在灯光里安静阅读的人们。弥漫整层大厅的静气让偶然的咳嗽声变得突兀，这让褚树青安心，如同巡视庄稼的老农看着菜苗长势正常之后的安心。

2011年，突然间的网络走红，让褚树青有些莫名其妙。

那年的1月18日晚，褚树青的手机突然成了“热线”，似乎全国的媒体都在找他。事缘杭州图书馆不拒绝乞丐、拾荒者入内读书，引来了其他读者的投诉，馆长褚树青回答：“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

这是杭州图书馆多年来秉承的原则，褚树青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都已经视若平常，不想却因为一条微博成为话题。有人夸赞，也有人忧虑：能容纳乞丐和流浪汉的图书馆是否还能安然读书。

议论也让官方感到紧张，“不知道什么来头，领导也怕会被拍砖板。前几年是旧馆，任何人想进来就进来，但现在是新馆，万一大多数人不同意，不是很被动？”褚树青被要求冷处理，躲几天看看情况，直到网上民意多数肯定，褚树青才得以露面回应，也因此获得了“乞丐馆长”的称号。

这当然也不是外人以为的作秀。“作为图书馆服务，不仅仅杭州图书馆在做，国内许多大型图书馆都这样做。虽有些图书馆不那么做，但也是一种管理方式，希望能够进馆不影响别人阅读情绪和阅读环境，有一些对人的着装要求，实际上也是正常的。”

褚树青看了白岩松对芝加哥图书馆的采访，那是一个所有人群都可以自由穿行的图书馆。见白岩松感慨：什么时候中国也有这样的图书馆！褚树青也很感慨：其实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为什么外界都不知道呢？“那次微博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让大家了解了国内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公共属性，就是要服务所有人群，特别要服务底层人群。我们常说信息社会要缩小信息鸿沟，一部分人是信息爆炸，一部分人信息贫乏，我们就是解决信息贫乏这部分人的问题。信息贫乏的人中有低收入者，有弱势群体，也有拾荒者，他们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这次事件之后，国内的公共图书馆更清晰了“公共”两字的含义，“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发展，总会有不同的阶层和不同的社会等级。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不仅为学科和精英服务，更多应该关注社会的弱势人群，为他们服务，来解决在知识和信息面前的平等问题。”

向所有人群开放，自然给图书馆管理带来麻烦。有人进图书馆的卫生间洗澡、洗头发，把公共区域弄得满地是水，物业压力很大。褚树青的解释是：至少他也知道在这个环境下要把自己收拾整洁。“所以我们的观点是，他在这里整洁了，让他坐半天甚至一天，在这里接受熏陶，也是对一个人教育的推进。社会教育分两种，一种是学历教育，一种是终身教育。我们这种机构就是终身教育机构，就是扮演学历教育结束以后的终身学习这个角色，这部分人可能是接受了学历教育后去拾荒的，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接受过学历教育，但不管怎样他能到图书馆来，他能看报、看书，听讲座，看展览，都是一种接受教育的方式，都是推动他往前走。”

位于钱江新城的图书馆，因为周边工地围绕，一度也是工地工人理想的栖身之所。每天下班后，大量的农民工涌入新图书馆。褚树青观察过一阵，发现农民工的素质并不低，“他进来以后非常遵守规矩，很小心，可能觉得这么漂亮的地方竟然让他免费进出，有空调、有沙发、有书看、有电视、有电影、有戏看……”

进入图书馆的建筑工人更喜欢看连环画，他们常常走进儿童阅览室，跟孩子们一起看书。最初也担心，后来发现父母们也很宽容，工人和孩子一直都安静地看书，和平相处。

有网友看到衣衫褴褛的读者翻着书，一转身又翻检起垃圾桶里的塑料瓶；有白发老人进图书馆时一身落魄，准确读出英文书名时目光坚定。音乐室因为有优质的视听设备和舒适的沙发，一度也成为人们休息午睡的场所……

褚树青对这些都习以为常：“公共图书馆就跟公园一样，不能说什么人可以进去，什么人不可以进去。一段时期以来，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对公共图书馆的公共属性认识是不清楚的，但我们对公园的公共属性认识却是非常清楚的。这实际上就是知识从精英阶层走向平民阶层，从少数人群走向众多普通人的过程。”

褚树青与图书馆的缘分有三四十年光景了。读小学时，他即已是图书馆的成员。母亲从事教育工作，把他带到少儿图书馆，跟馆内工作人员打招呼：“这是我儿子，他来看书。”

带他进图书馆的两个工作人员，现在是褚树青的老同事。他们觉得，既然孩子来看书，也可以顺带帮忙做点事。褚树青开始跟着工作人员修缮书籍：把连环画封面拆下来，装上牛皮纸，贴书带，打书根，做书根卡，打上图书馆的印章……这些工作本来只有两三人，忙不过来，褚树青就成了帮手。“那时不叫志愿者，叫小小红领巾服务员。”

每天下课后，课业负担重的时候，就选周三和周六下午没课的时候去帮忙。一来二去，褚树青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熟络起来。稍长大些，他仍在杭州图书馆做志愿者，整理图书。

“那时对书的爱护要超过现在，我们现在书旧了就把它贴一下，”那时一本书旧了可要花去不少心思：想着怎么换封面，里面怎么粘好，在书边角翘起来的地方用水抹平，再压平，然后才继续外借。有些书散了，要用针线缝起来。

这些传统图书馆的状态，现在几乎已经消失。“都转向数字化、多媒体。那时，因为要满足一个读者有8本书的选择，所以藏书越多，借书证增发就可以越多。”如此背景下，对书的爱护变得很重要，传统图书馆所谓的“馆藏量”决定了发证量，而发证量又决定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

或许是从小的图书修缮工作，让褚树青对考古产生了兴趣，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他参加高考时。那年他的志愿是考古，但是他高考失利了。

1981年，第一届大学生尚未毕业，而杭州已经是一个风景旅游城市，许多外宾到来。岳庙等景点，在“文革”后相继开放。这时，文管会需要人介绍岳庙的历史，却苦于招不到人，没有考上大学却热爱历史的褚树青被招了进去。

当时的文管会主任对褚树青很赏识，因为“他竟然还知道岳飞是南宋的”，“这在今天听来像是笑话，那时他觉得我懂一点历史，说得出朝代，还能看懂古汉语，竟然也知道苏小小、岳飞，谈四大名著，他觉得很了不得。”

等到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出来时，褚树青已经是文管会的骨干了。

在文管会做讲解几年后，又逢图书馆需要古籍整理的人。1980年代末，褚树青被划到图书馆，从此就没有离开过。

“文革”结束后的图书馆都有古籍文献收藏，但是整理程度不一。老一辈中懂古籍的人越来越少，但整理压力却越来越大。“经过文革，一些从民间收来的古籍，它还没有编目，没有鉴定，这里面良莠不齐，有的是珍本，但有的可能是伪本，需要鉴定。”

“文革”对民间古籍造成了摧毁性的破坏，但却给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文物商店带来了丰收。“那时候抄家物资是分配的，图书给图书馆，字画、古董给博物馆，他们认为是垃圾的给文物商店，所以图书馆、博物馆在那个时代，馆藏量大幅增长。”但是收回来的古籍鉴定、整理却成了艰难之事。

长期以来，中国的古籍收藏、修复、鉴定跟西方不同。西方通过科学分析来学习和继承，国内则更多是通过老师或者师傅传帮带，“他教你怎么调浆糊、怎么识别纸张、怎么增加手感，浆糊调到什么程度也没有科学比例，但靠能力和经验，调到这里他说可以了。修复也是这样，古纸和古纸怎么对、洞怎么修复、是否粘住，全部都是凭经验。”

褚树青加入古籍整理这一行时，更多强调的是非物质技术传承。古籍鉴定也是这样，“鉴定古书往往是通过工具书，先通过纸张，再通过版刻的艺术形式，然后再从艺术形式上看，有没有传承，再看版画里面有没有皇帝壁绘……一项一项比对下去，对到最后才能确定这本书的真伪，如果它是有很多藏书章的、流传有序的就放心一点，如果没有藏书章的，就要很小心，要查许多资料。有藏书章的要考证出来，历史上有什么记载……”

整理一本书在那时压力重大，因为写出来的鉴定要经受历史检验。碑帖被称为“黑老虎”，“因为要鉴定出它是什么年代拓的，除了依赖工具书，还要看它真伪，有一些是以前就做伪的。书法也一样，我们曾经在整理古籍中发现了清代翁同龢的书法，很激动，觉得捡到宝贝了，整理好、裱拓好，最后要入账鉴定时，发现它不是真的，是别人临的仿真版。”

褚树青接过这个工作时，觉得压力很大，挑战也很大，但是在真伪上博弈却令其充满刺激。杭州图书馆从社会上聘用了一批老先生，为了改变青黄不接的局面，也起用了一群年轻人，褚树青便在其中。

老先生们在古籍方面的修养深深吸引了褚树青，他称之为“吸鸦片一样的瘾”。“老先生在文字学、经学、史学方面的修养，现在我们还是追不上的，他们带我们很轻松，但我们从他们那边学到的就多了，还都是从闲谈中得来。”他这样在老先生身边跟了许多年，得到古籍版本目录专家、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廷龙和浙江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何槐昌等专家学者的倾囊相授，成为这一行业的薪火传人。

顾廷龙的人格力量对褚树青产生了巨大影响。那时候从杭州到上海路途遥远，每一次见面都变得不容易，见面后顾廷龙几乎手把手教他，告诉他该去看哪些书。

这些学问很深、饱读诗书的老先生，有的一辈子郁郁不得志，受过很多运动冲击，谨小慎微。褚树青和他们在图书馆古籍部，“学会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宽厚、从容。”躲到古籍部修书的老人，人生深受运动冲击，“但从没有说过恶言，也从没有埋怨过。”

褚树青听他们讲起历史运动中的经历，“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很淡定。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从来没有埋怨，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思考问题，去解释问题。他们这一代人的学养不一样，他们对这个社会打过来的厄运的理解也不一样，会化解。”

这些老人现在大多九十多岁还很健康，头脑清楚，毛笔字写得精致，“我们现在说贵族精神，在他们身上真是有，不因为受到冲击或者贫困，就发生变化，始终很淡定，保持很好的心情，这就是一种贵族精神。”

1980年代末，全民经商的经济热潮汹涌，在杭州图书馆古籍部小院子里，褚树青跟着老先生专注于修缮一页页承载着深厚文化的古籍，“不会去想外面的事情，好像外面的世界跟我没什么关系，我们里面整天讨论的是这些东西，兴趣也在这些东西。我感觉它是一种鸦片，吸进去以后很难扔掉。”

这样“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工作，一度让出任图书馆行政工作的褚树青有些不适应。开始懵懵懂懂的，“因为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下子要面对整个数字化的社会、经营型的社会，一年以后，才慢慢调整过来。”

1998年，褚树青第一次到深圳参加数字化培训班，坐在那里听得晕晕乎乎，“他在讲什么根本都不知道，那个时候什么电子图书馆、多媒体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实际上讲的人也不是很清楚。”

回来后褚树青跟馆长讲：“外面的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老馆长说，“你别去听他的，到下个世纪会不会变都不知道。”

5年以后，图书馆全部实行了自动化管理。

人物周刊：杭州图书馆目前的样子离您印象中的“天堂”概念还有多远？

褚树青：杭州本身就被称为天堂，在这样的背景下图书馆又是天堂中的天堂，实际上体现了质量。我们现在这个图书馆从质量上讲，无论是馆史还是馆藏，还是服务能力，以及在市民中的口碑……我们在实践着图书馆作为天堂的方向和事业，但不是说我们已经是天堂了，我们在朝这个方向践行着。

人物周刊：您从民国的一些典籍中发现，当时的图书馆已经是非常亲和平民化的了？

褚树青：那时中国的图书馆，特别是我们称为通俗图书馆的，相当于现在一般城市图书馆。那一代人很多通过平民教育、通过办民众教育馆推广识字。他们想改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改变中国人很多不识字、文盲的状态，从推行百字文、千字文，认识一百个字、一千个字，就可以自己写信、看报，识了字以后不看就忘掉，所以要办通俗图书馆，让人有地方去看书、看报，把学的文字掌握巩固下来了。通过不断看报掌握新的情况，民智慢慢开了。所以办图书馆就是为了开民智的。

最典型的是，现在留下来一些图书馆。腾冲那边有一个一百多年的图书馆在农村里面，地耕好以后就去看书，一百多年了，还是那么典雅、漂亮。这就是在民智识字运动中产生的，前辈们就是想通过识字来普及教育，通过普及教育来提升国人素质，最终让中国走向现代化，图书馆一直就是这样一个发展脉络过来的。

人物周刊：在看了《后天》之后，你感叹：图书馆是人类文明最后的避难所。你是如何理解的？

褚树青：我是想说两点意思：第一，图书馆是人类自身的储存器，无论人类碰到多大的灾难，自然灾难或者是人为灾难，只要这个储存器在人类就不会灭亡。表达这个概念，强调图书馆的重要性，不要在现代社会忽视了图书馆，这和网络发展没有关系。

另外想说图书馆对人的精神影响，灾难也可能是人为灾难，但是人类都可以在图书馆找到精神慰藉。美国每一次经济危机到来，最暴涨的就是图书馆的阅读人群，因为没有地方去，又很空虚。甚至有的人失业了，但不想让家人知道，于是每天正常出入图书馆，通过阅读来增强信心、增强自信。同时图书馆也是免费技能培训地，通过读书学习获得。

人物周刊：你觉得杭州人的精神气质是怎样的？

褚树青：杭州人的精神气质很难形容，你说平和吧，又有一点敢于挑战权威，不服强暴或者强势。但另一方面，又有很自得其乐的一面，小富即安，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但也存在着心胸不够宽广的一面，比如说杭州人以前跟上海人老合不到一起去。

人物周刊：你最喜欢去杭州的哪个地方？

褚树青：我以前最喜欢西泠桥畔的草坪，对着湖山。看不到城市，但是湖山之美，桥和水、水和山和建筑等，形成很好的旷野情趣。所以说杭州既有城市的繁荣，又有自然景观的野趣，那里是最好体现这个野趣的地方。但这个野趣又有士大夫文化、传统文化的精神在里面，它不纯粹是自然之野，所以那个地方是我最适合、最喜欢的地方。我们以前还没工作时，经常早上骑着自行车到那边去，在西泠桥那边，背英文，锻炼身体。